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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何驱动农村绿色发展，学者们主要从两个方面展开了一些探讨。
学者们首先站在不同视角上，对如何驱动农村绿色发展提出了诸多有建设性的对策和建议，如基于发展机制视角（Barbier E B，2010）、基于绿色消费方式视角（Hing，2012）、基于政策保障视角（Maike S et al.，2013）、基于全球视角（Feng C et al.，2017）、基于碳足迹视角（Elfriede P，2018）、基于创新产业模式视角（孔源，2016）、基于强化农村生态系统和环境系统的质量问题视角（于法稳，2018）、基于法律法规制度视角（王允华等，2018）、基于农村发展的经济制度视角（黄祖辉，2020）、基于法律法规可行性和新道德规范的参与式习得相结合的视角（李全鹏等，2020）、基于农村反贫困视角（王金等，2021）、基于农村绿色金融视角（赵慧娥等，2022）等。还有学者认为生产力发展陷入瓶颈期、要素市场面临多重困境以及生产关系面临调整等多重因素的制约都在不同程度上影响了农业农村现代化发展，因而需要从顶层设计层面、政策层面、意识层面和发展方向等领域综合考虑农村发展问题（陈燕，2021），并且要做好中长期建设的准备，因为农村发展的长期目标是实现现代化（陈燕，2021）。此外，农村发展需要系统深化当前政策制度，处理好多重主体、多个目标、多方任务之间的关系，因而抓好“三农”发展面临的问题需要有系统性的思维。为此，张红宇等（2019）从十个方面提出了如何搭建农村优先发展的体制机制与政策体系；李晨和缑荣（2022）以乡村振兴战略为背景，重新明确了农村绿色发展的战略意义，并通过对农村绿色发展的目标界定和要求规划，提出接下来在乡村振兴战略中应该考虑的重点方向是综合协调制度、生产、文化和社会等方面的关系。当然以上部分学者主要是从定性角度进行的探索，而且综合来看，这些研究视角均较为单一，也没有得到经验论证和现实支持。
基于不同视角的分析，学术界也量化了农村绿色发展的驱动因素，通过实证研究来解析了农村绿色发展的实践路径。农村发展首先需要有健全的可持续发展体系，而农村绿色发展应该在粮食安全、能源使用和技术创新等方面得到全面统筹（Koohafkan，2012）。如Rick（2013）指出，绿色发展的途径应该多关注政策带来的影响，以政府为主体发放环保研发补贴并加强碳税征收，同时鼓励清洁生产，将有助于驱动农村绿色发展。余威震（2018）等从地区经济发展水平、城镇化水平、农业科技发展水平、生态保护社会投资能力以及农户投资能力等方面进行了实证考察，并基于FGLS法得出的结论发现不同驱动因素对全国以及区域农村绿色发展具有差异性影响。
不少学者认为，当前阶段，我国城乡经济发展仍存在不平衡的情况，在城乡二元结构背景下，要素流转存在阻碍，推进城乡一体化建设并逐步实现农业市场化，将极大地提升农业资源的配置效率和农村环境的保护力度（杜雯翠，2016）。推动农村经济发展所需的基本要素在二元结构背景下出现了供求失衡，农村经济全面均衡化发展必须紧密联系乡村振兴战略，加速城市反哺农村，走城市工业带动农村农业发展道路，是打破农村绿色发展障碍、实现农村经济协调化发展的重要手段（周桔，2021）。因此，诸多学者认为确保农业要素的有效投入（侯俊东等，2012）、深入推进农业要素市场化（杨肃昌等，2021），都具有极为重要的意义。
此外，考虑到农户是农村经济的主体，在参与农村发展建设以及推动农村环境治理方面都可以发挥主动作用，因而如何调动农户积极参与环境治理的意识和效果，在学术界也有了大量的研究。例如Schultz et al （2004）、 Scannell和Gifford （2010）首先探讨了农户在保护环境方面存在较强的亲环境意识和亲环境行为，农户愿意为推动农村绿色发展做出相应的贡献。 Bohr（2014）强调了政府在农户心中的信任度，认为农户对政府的信任度如果得到提高，将在很大程度上增强农户保护农村环境的意愿。杨肃昌和范国华（2018）等学者就我国2000—2016年的省级面板数据进行了实证分析，发现农户同时从事农业和非农业活动，将增加农业生产活动的资本要素投入，从而直接对农村地区的生态环境造成较大影响，并且这种影响是显著的。马鹏超和朱玉春（2020）等学者认为公众参与农村水环境治理有四种模式，即村庄磋商小组、以河养河、民间河长、互联网＋河长制，而每种模式的参与类型、理论基础、参与主体、模式优势和弊端以及适用条件都各有差异，只有同时发挥政府和公众的作用才能有效推动农村环境治理。唐林等（2021）从农户参与农村环境治理角度探索了农村绿色发展的途径，并重点分析了环境政策在其中发挥的作用，结果发现用行政手段来推动环境政策实施，要比用经济手段来推动环境政策实施的效果更好；他们还发现，环境政策更能推动大农户在农村环境治理方面的作用。许佳彬等（2021）论证了农户认知在影响农村绿色发展方面的理论机制，同时以环境规制作为基础调节变量检验了农户认知的作用，反向激励性环境规制和约束性环境规制在不同环境下对农业绿色生产意愿有着显著的正向调节作用。进行了类似研究的还有Wells（2010）、 Hurst （2013）、齐琦等（2021）、祁凡骅（2021）等。
还有一些学者为了实地了解农户在农村环境治理方面发挥的作用，采取示范村或田野调查的方式针对特定农户进行了实际调研，尝试通过一手资料来寻找农户治理农村绿色发展的模式。这方面的成果主要包括李建琴（2006）以浙江省长兴县为样本研究了如何创新农村环境治理体制机制，杜焱强等（2018）从我国传统三大区域选择若干案例来探讨了PPP参与农村环境治理的模式，汪红梅和惠涛（2019）对全国7个省市进行了实地调研，王微和刘世华（2020）通过梳理浙江省“千村示范、万村整治”的成功经验为农村绿色发展指明实践路径，王建华等（2020）对江苏和安徽两个省份共413份数据展开了调研，张童朝等（2020）对冀鲁皖鄂四省共1372份农户的数据展开了实际调研，唐林等（2020）调研了628份湖北省农民在参与环境治理方面的数据，苏淑仪等（2020）调研获取了山东省16个地市共160个村的数据，黄振华（2020）从全国24个省市当中选择211个村庄进行了农村环境治理的调研工作，运迪（2020）就沪滇闽三个地区的农村环境治理案例展开了分析，甘黎黎和吴仁平（2021）针对615份政策文本进行了统计分析，苏淑仪等（2021）以山东省临沂市兰山区为实践样本进行了调研分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