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艺术品作为一类特殊商品，它的价值是通过作为精神性产品供给得以呈现的，这与普通商品的消费非常不同。换句话讲，购买者在购买普通商品和艺术品时，其思考维度、价值取向、功能释放状态等，都存在巨大差异，这是艺术品价值管理需要探索的方面。
从艺术品媒材物的角度讲，“分类论值”的方式能够便捷地呈现其价值构成。比如玉器、瓷器、金银器等类别的艺术品，它们能够凭借其自身材质特性而充分呈现价值要素。因为这类艺术品的价值构成比较直观，购买者在购买时便有初步的价值判断。然而，书法类、绘画类艺术品就不是那么直观了。
基于艺术品市场的供需两端的“分类论值”，从艺术品价值管理角度来讲，首先，应该实现艺术品本体价值的充分释放，即立足于艺术品所处时代氛围的主流价值观，进行价值发现的文本建构，梳理艺术品本体存有的各类价值信息，并再次分类，进而发现其中不曾释放的价值要素。其次，要充分应用互联网科技及大数据信息，有效归纳统计与艺术品本体价值相干的要素，持续地对艺术品价值要素进行数字化建构。通过对价值要素的模块化建构来充分地、透明地释放本体价值。比如，以明代宣德时期一件青花瓷艺术品的本体价值为例，即便在拍卖交易前已经对其做了充分的价值展现，也做了丰富的价值文本描述，但是如果没有在数字化空间中将其充分展示，那么它的价值也并未有效地展示在公共视野，也难以被充分传递到需求者消费意识中。由此产生的实际效果，就是价值发现文本涵摄的价值要素受到了一定程度的消解。所以，对艺术品本体价值来讲，无论价值发现文本的质量如何，关键在于它是否被充分展示在数字化网络空间中，是否具备公开性。
事实上，如果艺术品本体价值仅仅是存在于纸质文本上，确实很难实现其价值的公开性，也很难改善艺术品本体价值要素的释放语境。即便如此，在过去数十年或数百年的历史进程中，也只能以纸质文本这样的形式，参与者也只能通过这样的方式来实现消费以及获得价值判断。从艺术品市场发展的角度看，由于互联网的发展，社会结构呈现扁平化发展的趋势，而艺术品消费或价值呈现就会在这样的扁平化趋势中无界限、无时限、无层级地存在。但即便是在目前的扁平化、数字化消费场景中，艺术品价值呈现的方式也会基于纸质文本而存在。
科技的发展、社会关系结构的网络化、扁平化，使得中国传统存量艺术品价值释放空间存在多元化的氛围，而艺术品消费的群体也具有多层次的客观诉求。因此，这就从需求端倒逼艺术品价值释放端或精神产品供给端的结构优化。艺术品本体价值如果依旧采用纸质文本存在方式，就难以适应当下的现实需求，其公开性建构也就不会充分。
因此，在继承艺术品价值原有纸质文本呈现形式的基础上，尤其需要充分考量艺术品消费的结构性变化，以及市场发展的客观规律。在数字化空间，艺术品本体价值的公开性建构必然会具备两方面的突出效果：一是可在相当程度上获得专业人士对本体价值进行的参与式评说，存证多维度的丰富价值元素；二是能够充分体现中国传统存量艺术品价值消费的穿透力。这两方面的社会化效用，在理论上能够促成精神性消费的觉醒。因为人们在物质消费得到满足的前提下，精神消费就成为其不可或缺的刚性需求。比如，在当下语境中如何满足自我情绪修复以及家庭财富配置和家庭成员持续学习等，都能够通过传统存量艺术品供给的多元化精神性产品消费，从而产生积极的社会协同效用。
艺术品本体价值的公开性建构，在不同历史时期存在相适应的需求维度。这种情况不会被某群体、某机构的单向考虑所影响，而会始终处于一种持续建构的状态。正因如此，艺术品本体价值要得到公开性的呈现，就要面对一个比较复杂的过程。这个过程既存在技术发展因素的制约，也存在个人思维观念以及方法论问题。古董、古玩、老物件、文物等语词所涵摄的“传统存量艺术品”，在它们的流通过程中，基本上是在比较隐蔽的场域内完成交易的。它们的价值信息越神秘，越具有故事性，就越能提高器物的成交概率。这种模式下的主流交易一直存续到 20 世纪末，或者说一直存续到艺术品电商平台未普及应用的阶段。
基于大数据、人工智能、区块链技术应用，以及传统存量艺术品的数字化资产建构，以故事赋予传统存量艺术品神秘性的交易形式虽然还会存在，但已经不是主要形式。由于艺术品市场部分参与者始终存在“捡漏”的心态，对存量艺术品的故事性价值具有一定认可度。因此，无论是拍卖市场、地摊市场，还是各种形式的古玩店，当人们进入这些场域后，首先期盼的就是能“捡漏”，即支付很低的价钱，买到自己认为很值钱的、很喜欢的“艺术品”。正因如此，在中国传统艺术品的存量艺术品交易形态中，赋予其“神秘性”无疑是促使双方达成交易共识的捷径。对参与者双方而言，客观上就存在这样的交易认同，而对艺术品本体价值的追溯也就被这种习惯行为所消解了。在现实中，中国传统存量艺术品本体价值的公开呈现，必然是一个曲折的过程。但在数字化语境中，这又是不可缺失的重要一环。基于艺术品市场的现代化治理进程，如果参与者都继续保持着传统的交易方式，那么传统存量艺术品就难以实现价值发现、价值管理以及价值评估的数字化语境解释。传统存量艺术品虽然本身没有发生根本性改变，但是参与者群体结构却发生了根本性改变。越来越多的参与者群体都接受过较好的教育，其思维意识开放活跃，审美趣味更多元化。他们对于艺术品的神秘色彩并不那么执着，更多的是通过艺术品本体价值要素的考察来权衡对某艺术品的价值投资。他们会更多地思考艺术品的价值投资，理性判断远远大于感性决定。换个角度讲，无处不在的网络，促使传统存量艺术品需要在这种网络空间形态中去释放价值，才能进一步适应参与者群体的结构变化，以及由此产生的新消费需求。此外，由于参与者群体发生了结构变化，他们中的大多数不再继续追逐中国传统存量艺术品，而把艺术品消费投资的目光转移到了当代各类工艺美术品上，以及其他类型的增量艺术品上。如果增量艺术品的创作者还健在，如有必要，购买者是可以同创作者面对面交流的。这就从客观上剥离了艺术品的神秘面纱，把控了艺术品真伪判断的潜在风险。由此看来，艺术品本体价值的公开呈现，是中国传统存量艺术品本体生命得以保持旺盛的必要条件。这是由传统存量艺术品的社会化进程所面对的需求群体结构变化确定的。换个角度讲，如果传统存量艺术品不对自我的展示空间、展示维度进行革新，缺少数字化资产建构及其网络空间互动，那么，艺术品本体价值就难以得到动态建构以及实现价值要素的交易。
艺术品本体价值的公开性建构，客观上为艺术品价值发现创建了一个开放式平台，为艺术品本体价值注入了活化因子。艺术品本体价值及其价值发现是动态的，是创作者、艺术品、鉴赏者、投资者四方融合介入的成果，是艺术品本体价值的“历时性”要素与“共时性”要素同频共振的价值体现。对艺术品价值进行管理，本质就在于建构艺术品本体与艺术品市场之间的链接，活跃艺术品市场，促进艺术金融业态建构，逐渐完善艺术经济产业生态链。艺术品价值管理的公开性原则，既是艺术品市场现代化治理的内在要求，也是传统存量艺术品不断供给精神性产品消费的价值呈现。因此，在大数据、人工智能、区块链应用语境中，艺术品价值管理事实上就是一个开放的综合性服务平台。
艺术品是具有非标特性的特殊商品，它在市场流通过程中同样要遵循市场规则，其交易行为同样存在优胜劣汰。传统存量艺术品流通市场所遵循的法则，事实上比普通商品市场所遵循的法则更严格，即既要适应常规市场交易行为法则，又要遵从艺术品作为精神性产品消费的个性化、公开性原则。这是由艺术品本体价值要素的存在机理所决定的，而不是艺术品市场管理者从主观层面去设置的。正因如此，我们就需要基于方法论视角，独立阐释艺术品价值管理。艺术品价值管理与其他类型的价值管理有很大不同，即便是在艺术品价值管理的总体论述系统内，也会因为存量艺术品、增量艺术品以及媒材物的不同，存在形式上的差异。传统存量艺术品的媒材物、母题意象、“历时性”价值要素、“共时性”价值要素等，都需要基于开放性消费原则才能为市场供给可持续的精神性消费产品。艺术品价值管理涵摄的对象是多元化、丰富的，其结构形式也是比较复杂的。对传统存量艺术品而言，它会随着艺术品交易的活跃度，从一个空间场域转移到另一个空间场域，而且两个空间场域存在不同的场景气氛。这就说明艺术品价值管理是动态的，并且不会因时空转换有重复的场景气氛。基于市场交易，艺术品每转换一次空间，就会面对一种陌生场景，并供给新的精神性产品消费，艺术品就会逐渐适应这个陌生环境，进而与价值管理者展开互动，重塑艺术品本源发生着的构成境遇。艺术品价值管理的公开性促成了艺术品价值发现的有效平台，因为开放平台能够不断重塑价值发现的气氛。换个角度讲，由于艺术品所处前后场景气氛的不同，这就需要价值管理对艺术品存有的价值信息进行再次分类梳理、分析诠释。
如果艺术品存有的价值信息，只是散落在各类书刊、学术著作中，那么，对其进行再次的价值发现在形式上就会被弱化，从整体上讲更不利于其在艺术品市场内的流通。促进艺术品市场的活跃，推动中国传统存量艺术品成为商品并充分释放经济价值和社会价值，这是艺术品价值管理的核心。也就是说，无论从经济价值还是社会价值角度看，艺术品本体价值的公开性建构都是一种必然选择。这样的公开性原则，才能掀开传统存量艺术品的神秘面纱，拨开卖家赋予传统存量艺术品的重重迷雾。因此，立足艺术品本体价值的公开平台，艺术品价值投资才得以健康有序发展。
传统存量艺术品主要都存在于机构投资者、家族收藏爱好者、私人博物馆等空间环境。投资收藏、博物馆建构以及学术研究的传统存量艺术品，事实上都是在不同时空、不同场景、不同状态中，通过卖家以赋予传统存量艺术品神秘故事的方式达成交易。如果此种情形再往下传递，继续成为主流方式，必然会严重影响传统存量艺术品市场的健康有序发展。因此，我们需要立足数字化语境，正视互联网时代艺术品消费群体结构的变化，关注他们的艺术品消费渠道，尤其需要关注艺术品数字化场景的消费渠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