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艺术品价值管理是基于艺术品市场语境的管理，它的服务对象是艺术品消费投资的全过程，不仅仅是市场供需两端。因此基于艺术品非标性和补全特性，从精神性产品消费出发，就需要价值管理为市场供给高质量价值要素，因而也就呈现出它的结构性特征。
基于数字化语境探讨艺术品价值管理，事实上是更趋向于本体价值要素的微观层面管理。因而能够充分为艺术品数字化资产建构、要素交易作支撑，所以本体价值要素就需要有结构性方面的适应能力。对传统存量艺术品的价值进行管理，无论是宏观层面还是微观层面，都必然存在与对象相适应的管理结构。事实上，传统存量艺术品市场发展到今天，更需要微观层面的价值管理。因为基于微观价值要素的管理更契合艺术品市场现代化治理，对交易行为更具解释力。无论是从艺术品的媒材物还是它所呈现的精神性产品，以及由此而产生的消费效用来看，其本质上都是非标特性的。也就是说一件艺术品的价值要素，始终都是非标特性的。但是在具体应用这些价值要素时，事实上需要对它进行结构化处理，否则是不可用的。把这种非标特性的价值要素结构化，就对艺术品本体价值的微观管理提出了新要求。这种新要求落到实处，就是它的适应性价值管理结构，具体表现形式就是价值要素统计表。也就是说，价值管理本身其实要用表单结构来量化、分类、统计，最后才能够纳入数理计算。
对传统存量艺术品来讲，从上一次T n 状态再到下一次的T n＋1 状态，价值管理过程就是通过价值发现来提取微观价值要素，并归纳到与它相适应的账套管理，建构与这件艺术品价格性相关的价值要素集合。也就是说，由于艺术品价值管理服务于不同的对象，客观上就对应着差异化的账套结构。那么为什么艺术品价值管理需要这种账套化的管理形式结构呢？这就涉及艺术品本体价值与呈现方式的问题。艺术品市场现代化治理离不开数字化语境，离不开基于艺术品数字化资产的价值管理。因此，对艺术品本体价值的要素化、区块化，就成为微观视域中的基础性话题。而传统意义上的管理模式就必然不能适应这类诉求。在数字化语境中，艺术品价值就需要通过要素化来呈现，需要不断地对价值要素进行系统化、格式化、区块化建构。就像财务账套一样，再复杂的财务数据信息，最终都会通过账套已有的分类栏目而进行归纳。这种情形对艺术品价值管理来讲，在形式结构上具有相似性。
基于结构化账套对价值要素进行归纳分类，不断提升本体价值的要素化、区块化质量。一方面，可阶段性地解决艺术品本体价值的非标特性问题；另一方面从数理统计角度对价值要素进行了结构化处理。有了价值要素的结构化支撑，就能保障艺术品消费投资的一致性、持续性和溯源性，从根本上解决定价机制问题。这个思考观念源自现代化实验室的“质控体系”（质量手册、程序文件、作业指导书），尤其是体系中的“要素化”管理思路。这种质控体系模式对艺术品价值管理而言同样具有实效性，只不过需要基于数字化语境，并且需要以艺术品本体的微观价值要素作为抓手。艺术品价值管理是个案分析特质，管理过程就是对一件传统存量艺术品或“单位传统存量艺术品”价值发现的过程，是微观视域的要素化。基于这段论述，我们用图 4－2 来直观呈现。基于大数据、人工智能、区块链应用，传统存量艺术品的价值管理离不开“要素化结构”“账套化结构”“质控体系结构”的支撑。
图 4－2 艺术品价值管理的基本逻辑结构
无论是艺术金融还是艺术经济，如果没有从方法上寻求艺术品价值管理的结构性调整，也没有对艺术品本体价值进行微观形态的要素化实施，都很难突破原有框架而探索出一种新的管理模式。
为了更好厘清艺术品价值管理结构，笔者提出了侧重于学术研究的艺术品管理三维结构，见图 4－3，然后把图 4－2 与图 4－3 进行比较，勾勒出艺术品价值管理的结构性特征。
图 4－3 艺术品管理三维结构
从艺术品本体价值来讲，它自身并非工业化、批量化产品，而是具有唯一性的精神产品，事实上并不具备类似工业化产品的质控体系结构。但又为什么将“质控体系结构”归纳到这里来进行统一探讨呢？因为这里提出的质控体系结构，是对应着艺术品本体价值的要素化质量控制或管理诉求，为艺术品市场服务。对艺术品管理来讲，侧重于学术研究的艺术品无须质控体系作为保障，因为学术成果是疏离市场化的。也就是说，它的结构模式无须服务于艺术品市场，也不为交易行为提供解释力。
通过比较可知，艺术品管理是宏观视域化、去要素化、疏离市场化的学术型管理结构。因而在管理模式上就表现出来疏离市场的状态。这种管理模式的主要对象，基本上都属于历史性语境文本、艺术史语境文本，以及一些比较原初性的文献资料。
透过媒材物层面来讲，两者都需要对诠释文本进行管理，然而它们纳入的文本在管理结构上却非常不同。从宏观视域角度讲，艺术品价值管理与艺术品管理存在结构上的区别，因而各自产生的社会效用也就非常不同。即便同处于艺术品价值管理体系内，两者也会因为传统存量艺术品媒材物的不同，存在差异化的管理结构。如果体现在应用形式上，就是账套结构差异。
在此论述过程中，笔者并没有供给可直接使用的表单账套，而是提出了一种管理思路。这方面的细节内容，将在另外的论述中呈现。此处，仅仅是阐述彼此间存在的差异、为什么会产生这样的差异，以及如何解决这种差异，是方法层面的探讨。反观艺术品本体的资产属性、金融属性以及投资属性，如果缺乏有效的价值管理、没有结构模型作支撑，这些属性就很难得到显现。换个角度讲，也就是需要把艺术品价值发现文本置于合适的数字化综合管理服务平台，那么它相应的一些属性才会得到合适的释放。这样一来，讨论艺术品本体价值管理问题，事实上就转化到了管理服务平台的架构体系问题。基于不同结构的服务平台，价值管理就会呈现不同的平台服务和平台价值。对传统存量艺术品而言，它所处平台的结构状态会影响自身的价值发现以及公共性消费，因而艺术品本体价值诠释的价值要素差异也就非常不同。像这样的情形，唯有在数字化语境中才能从根本上厘清管理结构的效用问题。无论什么媒材的传统存量艺术品，只要它们参与到市场流通环节中，基于市场交易而被放在“艺术品双价原理图”中来分析，比如从T n 到T n＋1 的阶段时序，它们需要合适的平台结构来产生价值消费，并达成共识机制，推动传统存量艺术品市场的现代化治理。
通过对艺术品价值管理的结构模型比较分析，我们发现了艺术品本体价值的要素结构化，厘清了基于价值要素账套结构的管理单元。尤其是在认知观念上发生转化，是因为“单位传统存量艺术品”本体价值的整体性，在数字化语境中来思考价值要素的平台化、体系化管理。比如一件明代宣德官窑青花瓷器（即“单位传统存量艺术品”），这件瓷器艺术品对持有者而言有两种获得方式：一是通过拍卖市场竞拍而得，二是通过民间藏友之间的私下交易而拥有。三到五年后，如果持有者想通过拍卖市场将其卖出去，往往会感觉非常困难，并不像自己买入时那么容易。对此情形，参与者都有不同程度的感触，并且都有各自的理解维度和阐述观点。这些现象背后潜藏的本质就是艺术品交易缺乏具有解释力的系统理论支撑，也就是缺乏强有力的价值管理平台作为支撑。价值管理平台就是指基于要素结构化的综合服务平台。如果从传统存量艺术品市场消费投资结构来讲，那就是需要为市场提供合适的要素结构化模块，然后才能进行跨平台化、系统化管理。对传统存量艺术品的本体价值要素来讲，这构建了一条可追溯的要素链，为艺术品本体的确真、确价提供了重要保障。艺术品的价值管理只有具备了这种平台结构认知属性，才会为艺术品消费投资带来策略性选择和策略性消费。
中国传统存量艺术品媒材物及其表现形式是丰富、多元化的，因而消费投资更需要进行策略性考量。从价值管理角度看，书法、绘画、玉器、瓷器、青铜器等更具策略性。也就是说，这几类艺术品无论是气韵呈现，还是意境生成，都可以从策略性思维角度来将其本体价值要素结构化，并充分释放它们的金融属性。从要素结构化角度讲，如果单位传统存量艺术品的要素结构化程度越高，那么它的平台效应就会越大，人们投资它的风险要素指标就越清晰，它的价值投资预期就越准确。反之，单位传统存量艺术品越难以实现要素结构化而呈现本体价值要素，即便它处于艺术品价值管理的平台体系内，它的资产属性、金融属性也不会突出。这种情形，在杂项类传统存量艺术品中比较常见。这就是它们难以实现资产化、金融化的重要原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