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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中国成立以来，我国在促进人口健康和提高医疗保障水平方面都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就。目前，我国基本医疗保险覆盖率已经达到95％以上，参保人数与基金规模不断扩大，福利水平不断提升，显著降低了居民的医疗负担，建成了世界上最大的医疗保障网络。同时，我国人民健康水平不断提升，人均预期寿命由2015年的76.3岁提升至2022年的77.9岁，婴幼儿死亡率也实现了下降，由2000年的28.8‰下降到2022年的4.9‰。但不容忽视的是，随着工业化、城市化的不断发展与经济模式的快速转型，自然环境、社会环境与个人生活方式对人民健康的影响也日益加重。目前，我国医疗服务领域出现了医疗费用过快增长、人口老龄化形势严峻、疾病谱变化、环境污染等问题。在人民健康方面，我国呈现出快速和深度老龄化的趋势，出现了慢性病高发等一系列健康问题。2022年我国人均预期寿命为77.9岁，但人均健康预期寿命为69岁左右，失能和部分失能老人数量超过4 000万。在医疗卫生领域，我国现有医疗基础设施仍旧薄弱，医疗费用过快增长、人口老龄化形势严峻、疾病谱变化、环境污染等问题导致我国居民健康水平仍无法达到理想水平。除此之外，我国仍旧存在大型三甲医院挂号难、医生检查时间短、诊疗周期长等问题
，“看病难”的现状难以满足人民群众长期、连续性的医疗需求，居民集中到大型医院就诊也不利于医疗服务可及性的提高与医疗资源配置的优化。此外，群众健康意识不足，医疗保健、健康教育等医疗服务供应不足，医疗系统难以提供多样化、个性化的医疗服务。
健康是促进人的全面发展的必然要求，是经济社会发展的基础条件。人民健康是民族昌盛和国家富强的重要标志，也是全国各族人民的共同愿望。2015年，国务院政府工作报告首次提出“打造健康中国”，初步确定了健康中国的内涵与实现路径。2016年，习近平总书记在全国卫生与健康大会上指出“要把人民健康放在优先发展的战略地位”，并对健康中国建设做出了全面部署。中共中央、国务院印发《“健康中国2030”规划纲要》，这是推进健康中国建设的宏伟蓝图和行动纲领，提出了普及健康生活、优化健康服务、完善健康保障、建设健康环境、发展健康产业五项发展重点。2017年，习近平总书记在党的十九大报告中指出，实施健康中国战略，要完善国民健康政策，为人民群众提供全方位全周期健康服务。推进健康中国建设，是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基本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的重要基础，是全面提升中华民族健康素质、实现人民健康与经济社会协调发展的国家战略，是积极参与全球健康治理、履行2030年可持续发展议程国家承诺的重要举措。
随着工业化的发展与人口老龄化的加剧，我国民众面临的主要健康风险已经由传染类疾病转变为慢性非传染性疾病，亚健康人群规模迅速上升
。根据《2022中国卫生健康统计年鉴》数据，心脏病、慢性心血管病、糖尿病等慢性疾病已成为我国居民的主要致死疾病种类。这既需要我们建立覆盖全民的公共卫生健康体系，完善疾病预防措施、慢性病管理措施，提供居民所需的各项健康医疗服务，也需要我们从微观层面入手，培养居民个人的健康生活方式，从根本上预防慢性疾病的发生。相关研究表明，不良生活方式更易导致亚健康状态，相对于健康生活方式，其致病率高出43倍
。因此，我国仍需要不断普及健康知识、提高人民群众的健康意识，引导并鼓励居民形成良好的生活方式，这也是建设健康中国的基本要点。
健康已经成为人民群众最为关注的问题。我国已经建成了覆盖全体民众的医疗保障体系，但医疗服务的个性化、多样化不足，难以满足人民日益增长的健康需求。目前，我国健康服务模式不够成熟，疾病预防、慢性病护理等方面的医疗服务供给模式较为单一，医疗资源与患者均集中于大型医院，基层医院的影响力较低，医疗服务供给体系不完善、不均衡。因此，我国需要优化健康服务的供给模式，增加健康服务的类型，发展医养结合，注重疾病预防，丰富健康服务的内涵并从多方面提高居民健康水平。
目前，我国医疗卫生资源分布不均衡，区域、群体间差异极大。碎片化的医保体制损害了医保制度的公平性，使得部分弱势群体难以享受正常的医保权益，如农民工群体，在外务工导致的流动性和医保权益的不可携带性将其长期置于尴尬境地，医保的保障作用几乎无法实现，从而损害了其维护健康与提升健康水平的权利，也降低了医保运行的效率。实现社会健康水平的提高，建立全面、有效的健康保障体系是必经之路，保障居民在面对衰老、伤病时能获得相应的医疗服务，是促进居民健康水平提升的关键要素
。因此，我国需要整合城乡资源，建立覆盖居民全生命周期的健康保障体系
，健全医疗保障体系和药品供应保障体系，提高医保系统的健康保障能力，建成公平、统一、可持续的医疗保障体系。
世界卫生组织的相关研究指出，环境因素是导致健康问题的重要因素。近24％的疾病是因为环境因素，23％的死亡病例受到了环境问题的影响，同时环境污染也提升了儿童的死亡率
。目前，我国的大气污染、水污染问题较为严重，损害了居民的健康生活，也阻碍了健康中国的建设。因此，我国需要牢固树立健康发展理念，加强对环境污染的治理与食品、药品安全方面的监督管理，营造健康环境，最大限度地减少环境对健康的危害，提升居民的生活质量与健康水平。
随着居民健康观念的建立与经济水平的提升，我国居民对健康服务的需求也在不断增加，医疗产品、保健用品、营养食品、医疗器械、保健器具、休闲健身、健康管理、健康保险、健康咨询等生产和服务领域具有良好的发展前景。因此，要大力发展健康产业，将社会力量与政府力量有机融合，既要不断优化医疗市场结构、提升医疗保障能力，又要通过健康产业的不断发展，实现促进就业、拉动内需的经济目标。
公平的医疗服务对实现社会公平具有重要意义。Rawls（1971）在《正义论》中提出了正义社会遵循的自由与平等两大原则。其中，平等原则一方面要求社会去除带有歧视性质的准入壁垒，保证机会对所有人平等；另一方面允许个体间存在一定程度的不平等，并通过积极措施矫正劣势群体的处境。Daniels将Rawls的正义理论扩展到医疗健康领域，提出人们在生命周期内能够充分发挥其正常的生理功能，免遭疾病、残疾或过早死亡等风险，这是正义原则得以成立的必要前提。医疗通过预防、治疗疾病与残疾，保障了人们充分参与社会政治、经济生活的能力，进而促进机会公平的实现。健康是最基本的民生，建设健康中国，要让所有人共享社会发展成果，并享受健康生活。
环境因素是导致健康问题的重要因素。要实现全方位、全周期地保障人民健康，不仅需要医疗卫生部门提供相应的医疗卫生服务，更需要从影响人民健康水平的各项因素入手，将健康要素融入所有社会政策中。习近平总书记指出，“推进健康中国建设，是我们党对人民的郑重承诺。各级党委和政府要把这项重大民心工程摆上重要日程，强化责任担当，狠抓推动落实”，从健康产业、健康环境、健康服务等方面入手，引导广大人民养成良好的生活习惯，积极改善医疗服务质量，助力健康中国战略的实现。同时，习近平总书记要求，“坚持正确处理政府和市场关系，在基本医疗卫生服务领域政府要有所为，在非基本医疗卫生服务领域市场要有活力”，正确处理政府和市场的关系，坚持政府在建设健康中国过程中的主导地位，市场补充为辅助，建立起高效、可持续的医疗卫生机制，建成具有中国特色的医疗保障体系。
随着经济与社会的发展，人民对健康的要求也日渐提高。在医疗资源日益丰富、医疗技术水平不断发展的当下，健康保障不应该局限于事后治疗，而应该做到主动出击、积极预防。2016年，习近平总书记在全国卫生与健康大会上进一步明确提出了“大健康、大卫生”理念，指出要注重疾病预防工作并积极拓展健康服务的范围，尤其要关注尚未患病的老人、儿童、亚健康人群等疾病易感人群。“十四五”规划强调“保障人民健康处于优先发展的战略地位，坚持预防为主的政策”，指明了我国医疗健康发展的方向。只有加强疾病预防，将疾病消灭在萌芽状态，人们才能更好地发展出有利于健康生活的模式，形成更好的经济社会发展模式和治理模式，最终实现健康和经济社会的健康协调发展。
目前，健康中国已成为国家战略，加强疾病预防应该是全社会的共同责任。推进健康中国战略，要求我们改革健全疾病防治制度，提高公众长期医疗水平，关注问题和新挑战，增强早期预警能力，努力全面提高疾病预防供给和服务水平，控制疾病，满足人们对美好生活的需求。同时，加大宣传力度，开展爱国主义健康运动，增强公众的疾病预防意识。此外，我们应该学习疾病防控的科学知识，坚持健康的生活方式，从根本上提高自身的卫生知识水平。
医疗保障体制改革是深化医疗卫生体制改革和落实健康中国战略宏伟目标的重要环节，是优化医疗资源配置和提高医疗服务质量的重要杠杆。目前，我国人民群众的医疗卫生和健康需求日益增长、人口老龄化进程加快、人均医疗费用日益增长，我国的医疗卫生体制的保障能力面临严峻挑战，因此，医患保三方的利益平衡和医疗体系的可持续健康发展要求我们不断优化制度设计和政策支持。医疗保障体系设计要求不断优化医疗费用支出结构，合理保障不同群体的医疗需求，降低人民群众因病致贫和因病返贫的风险。同时，我国基础医疗体系之中仍存在较为明显的医疗资源分配不均的问题，这种情况制约着我国健康中国战略的推进。据统计，我国80％的医疗卫生资源集中在城市，其中，城市中80％的资源又集中在大、中型医院（如三甲医院）。这种不合理的分配现状导致了“大医院人满为患、小医院无人问津”的社会现象，从而使得大、中型医院“看病难”的问题尤为严重。因此，合理优化分配有限的医疗资源是践行健康中国战略，满足人民美好生活需要的必然要求。
目前，我国天津、河北、山西、内蒙古、江苏、浙江、安徽、福建、山东、河南、贵州、云南、陕西、青海14个省（自治区、直辖市）明确提出实施医保总额预付制医共体（医疗服务共同体）或医联体（医疗联合体）
。总体而言，医共体是在一定的医疗区域内整合各级医疗机构的分工协作机制，其以二、三级医院为龙头，以乡镇卫生室与村卫生室为基础，形成区域内的医疗服务体系并统一管理。在具体实施过程中，各地区的医共体模式存在细微差距，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第一，医保支付方式方面。浙江省实行医保资金总额预算管理模式，在实行过程中以上一年度的医保基金收支情况为基础，参考区域内的经济发展水平、医疗服务能力、政策目标或政策调整等因素，由各级医保、财政、卫生部门共同商定本年度医保基金总额预算。云南省则将医保基金收入的90％～99％打包至医共体，剩余资金作为调剂或奖励基金。
在具体的支付方式上，浙江省试点县域建立并推广与医共体模式相适宜的疾病诊断相关分组（diagnosis related groups，DRG）系统，住院服务按照DRG模式支付，家庭医生所提供的门诊服务按人头支付，并逐步探索适合其余门诊病例的支付方式。安徽省实行统一的打包支付模式，新农合医保基金需要承担当年新农合参保居民的门诊费用、住院费用、家庭医生签约费用以及县域外住院费用等，医共体内部则大力推行按病种付费和按临床路径付费模式。
在资金分配方面，不同省市的分配方式存在一定差别。浙江省建立了医共体内机构一体化体制，并不具体划分各级医院的基金比例，仅以实际发生的医疗费用占比分配资金。云南省试点地区为了防止上级医院过度吸纳资金，规定了拨付给基层医院的最低比例。山西省则确定了各级医院的具体拨付比例。
第二，资源整合方式方面。首先，在医疗资源方面，在医共体内建立统一的管理中心，统一基本建设、物资采购、设备配置等，规范医共体内的管理机制，降低管理成本。其次，在人力资源方面，医共体内建立统筹使用机制，由医共体统一招聘医务人员并进行统一分配、管理，设计合理的轮岗制度，鼓励县级医院的医生积极支援基层医疗机构，适度在薪酬、晋升等方面向基层倾斜。最后，在财务管理方面，医共体内部拥有统一的财务管理中心，实行集中核算、统筹运营。
第三，监管激励模式方面。医疗机构深化医务人员薪酬制度，使其付出与薪酬水平相符合，打破医院级别、职级限制，从做得多不多、做得难不难、做得优不优三方面展开评价；按照框架体系的设计维度，针对医院发展过程中关注的管理指标，引导医务人员诊疗行为，实现“优劳优得、高质量发展、效率优先”，调整医院收入结构，追求公益性和经济性的平衡。同时，各地均允许将结余资金留用，由医共体自主将结余资金分配给医务人员，实现有效激励。
医疗市场具有信息高度不对称的属性，患者所需医疗服务的种类和数量并不能由其决定，而要通过医务人员专业化的知识技能衡量，因此极易出现医疗服务的供给方利用信息优势谋求利益最大化的行为。一般而言，作为市场中最主要的参与者，需求方与供给方之间可以通过竞争市场直接交易。但在我国的医疗市场中，医疗服务的供给需要经过四方主体来实现
。第一，患者并不直接为自己所享有的医疗服务买单，而是作为医疗保险的缴费者委托政府职能部门购买医疗产品，同时，患者通过缴纳各项税费委托地方政府对医疗市场进行管理。第二，作为医保资金的运营管理者，地方政府无法直接为患者提供医疗服务，而是需要委托医疗机构诊治患者。第三，医疗机构受政府监督为患者提供医疗服务这一过程需要依托医务人员完成。因此，政府、患者、医疗机构与医务人员四方主体间形成了复杂的利益传输机制，并通过相互之间的委托代理关系实现医疗服务的传输
。但在实际运行过程中，由于地方政府对医疗机构的财政投入不足，地方政府与医疗机构之间出现了利益不一致的现象。地方政府需要医疗机构保持一定的公益性并控制资金消耗，医疗机构需要提供公益性的医疗产品却无法得到足够的经济支持，难以维持其正常运作
。同时，由于在医疗服务的提供方面，医疗机构不具有控制医疗服务数量的动力
，其更倾向于提高自己的市场份额，即通过提供过量的医疗服务以维持自身的高利润，因此极易出现大型医院过量吸纳人才、设备资源，基层医疗机构难以发展的情况，从而阻碍医疗体系的有效运行。除此之外，医疗机构出于经济压力在委托医务人员进行诊疗活动时会希望其能通过诱导医疗等方式来增加收入。加之我国医疗市场中，医疗费用存在较大程度的价格扭曲，导致医务人员的劳务价值难以体现，医务人员被迫通过增加不必要的医疗成本来获得与其付出等价的经济收益，从而进一步损害了医疗服务的公益性，导致医疗市场委托—代理关系的失效
。
从理论与实践方面而言，整合医疗是解决医疗市场委托—代理关系失效的重要手段，其通过一体化的手段来解决医疗市场中由于信息不对称而导致的各项道德风险与逆向选择行为，尽量使医疗市场中的各方主体利益一致，从而达到效率结果。具体而言，整合医疗有纵向整合和横向整合两种模式。纵向整合指将不同环节的医疗服务综合起来，从预防到护理，为患者提供一套完整的医疗服务。横向整合指将处于同一诊疗环节的医疗机构综合起来，使其形成一个利益共同体，根据患者的具体需求和医疗机构的自身优势科学分配患者，最大程度地发挥各个医疗机构的优势并节约医疗资源
。医共体则是横向整合的具体实现形式，其将区域内县级医院与基层医院联合起来，实现区域内医疗资源与信息的互联互通，从而促进基层医疗机构诊疗能力的提升，引导患者下沉，实现分级诊疗格局的形成。其具体影响机制主要包括以下几个方面：
第一，医院层面。首先，医共体能有效提升基层医疗机构诊疗能力。组建医共体后，龙头医院可对基层医疗机构实行帮扶，并进行统一的人力、财力、物力管理。县级医院能够定期下派资历较高的专业医务人员到基层医院进行会诊等医疗活动，通过定期举办讲座和接纳进修、培训基层医生的方式实现医共体内部的人员流转，从而促进区域内基层医疗机构的技术进步，协调区域内医疗资源。其次，医共体可以促使县级医院主动下转病人。长期以来，提供高利润率项目的医院会比提供低利润率项目医院的竞争力更强。由于医院等级评审制度的施行，原本具有资源优势、区位优势的医院得以迅速发展，但某些缺乏优势的医院，特别是基层医院难以获得资源，形成了医疗界的“马太效应”，从而造成医疗资源分布不均，医疗资源与患者过度集中等问题。但在医共体体制下，医保基金实行总额预算管理制，超支风险由医共体内医疗机构共同承担，结余资金也可以自行分配，医疗机构就具有了主动控费的动力。龙头医院由于规模大、医疗成本高，在常见病例的诊疗上并不具有成本优势，因此，其会更多地选择接收重症患者，使轻症病例、常见病例流向基层医疗机构，从而促进医疗效率的提升和分级诊疗制度的实现。
从我国各地试点情况来看，医共体的实施促进了基层医疗机构的发展。例如，福建省三明市医共体成立后，县级医疗机构共投资了1 500多万元用于乡镇、村等基层医疗机构的建设，并定期组织医师到乡镇卫生院进行诊疗培训与急诊手术援助
。江苏省江阴市在实行医共体战略后，县级医院开展培训、讲座的次数显著增多，下级医院参加培训的人数也呈现明显的上升趋势
。
此外，医共体模式也显著促进了各级医疗机构的转诊次数的增长。江苏省江阴市在实施医共体后，乡镇卫生院上转患者数量不断增多，2017年上转患者人数是2016年上转患者人数的2.1倍；同时，县级医院下转患者数量也有显著增加，2017年下转患者人数达到了2016年下转患者人数的1.8倍，打破了长期以来下转不足的僵局。2020年江苏省常熟市共实现向下转诊21 322人次，其中门诊下转18 347人次，住院下转3 975人次，总转诊人次较2019年增长0.8％
。
第二，医务人员层面。医共体可以有效盘活县域内人员流动，有效促进分级诊疗政策的落实。技术下沉是落实分级诊疗制度的关键，医共体在绩效机制、晋升机制等多个方面激励县域医务人员积极帮扶基层医疗机构。多地试点县域根据地区内的需求制定了相应的下沉规划，要求龙头医院下派医务人员到基层医疗机构并根据完成情况给予医务人员劳务补贴。同时，部分医疗机构给予下沉人员优待，其在职称晋升等方面可以享受一定的加分，激发了医务人员支援基层医院的积极性，最大限度地发挥了龙头医院人力资源的作用。此外，医共体内多实行工资总量核定办法，同时多地允许将各项基金扣除成本后的剩余用于医务人员奖励，自主分配的薪酬机制减弱了医务人员诱导医疗的可能性。
在实际运行过程中，医共体显著促进了居民首选基层就医。在医共体建设后，2017年三明市乡镇卫生院门诊就诊人次较2016年上升15.7％，手术次数上升12.9％，家庭医生签约覆盖率也达到了30％，重点人群覆盖率达70％。安徽省试点地区的家庭医生签约率也上升至20％，患有糖尿病等慢性疾病的重点人群覆盖率达30％
。2021年，浙江省慈溪市基层首诊率达到71.1％，县域就诊率达到87.9％，其重点人群的家庭医生签约率也增长了近12.4％
。
第三，患者层面。在疾病诊疗方面，患者在基层医院就诊的便捷性能够克服大型医院距离遥远而导致的患者出行不便问题，从而有效地促进患者的医疗服务利用。在心理方面，患者更加倾向于由熟悉自己病情的医生为自己进行全程健康管理
。社区卫生服务具有公益性质，与大型医院相比价格更为低廉，能有效减轻患者经济负担。同时，通过家庭医生接受诊疗的流程相对简单，能够有效避免患者长途奔波
。
此外，社区在医疗诊治之外，还能广泛开展疾病预防、康复服务等医疗活动，为患者群体建立健康档案，将其纳入健康管理的关注对象，形成长期连续的疾病监测体系，为患者提供个性化、综合性的医疗服务
。因此，兼具便捷性、综合性的基层医疗机构的发展可以有效提高患者群体的依从度，从而提高居民在基层医院接受首次诊疗的意愿
，通过双向转诊平台和新型就医链条的建立，极大地促进医疗资源的合理配置
，逐步培养起“社区首诊、双向转诊、逐级就诊”
的良好就医习惯，促进居民就医模式向“小病在社区、大病在医院”的方向进行转变
，极大地促进了分级诊疗体系的形成。
医共体建设促进了居民良好就医习惯的形成。在医共体建成后，2016年安徽省定远县农村居民在县域内住院的比重达到80.3％，较医共体模式实施前增加了3.3％，县域内门诊比重达99％。其中，乡镇卫生院接诊人次涨幅超过28％，且高于县级医院涨幅，证明基层医院首诊率出现明显提升
。与之类似，浙江省德清县2019年基层门诊就诊人次增长8.2％，县级医院门诊就诊人次增长率仅为1.7％；2020年其医共体内基层门诊就诊率达到69.7％，分级诊疗成效明显
。
目前，在推进健康中国战略实施的过程中，我国面临着国民健康认知水平低、危害国民健康因素多、医疗保障制度不健全、医疗卫生资源供给不足且分布不均衡等多重难题，亟须多部门、多主体协同治理解决。建立分级诊疗制度是合理配置医疗资源、促进基本医疗卫生服务均等化的重要举措，也是实现健康中国战略的必经之路。要实现普及健康生活、优化健康服务、完善健康保障、建设健康环境、发展健康产业五项发展目标，必须从顶层设计入手，改变多级委托代理关系失效的现状，从根本上解决问题。
第一，均衡区域医疗资源，实现协调发展。目前，我国各级医疗机构之间资源差距极大且难以相互流动，县级与基层医疗机构之间资源的严重不平衡导致了医疗体系整体效率的不足。因此，除需要为基层医务人员提供必需的技术培训外，政府也应向目前发展较为薄弱的基层医院实施适度的资源倾斜，促进其诊疗能力的提升。同时，各级医疗机构间医保目录的差异也是阻碍分级诊疗政策实施的重要因素。未来可以通过建立中心药房的方式，由县级医院统一进行药品、器械等的议价、采购与配送，使医共体内药品报销目录保持一致，促进转诊过程中诊疗效率的提升。
第二，完善分级诊疗制度，落实疾病预防工作。引导患者有序就医是实现分级诊疗政策的关键，其有效实施既需要政府打造合理的诊疗机制，也需要基层社区医院积极提升自身的诊疗能力与服务态度。其中，家庭医生是基层医疗服务的重要组成部分，其服务价值与效率直接影响着患者的依从性与满意度。因此，持续提升家庭医生的服务质量对于医保目标的实现具有重要意义。未来仍需要不断引进与培养全科医生，积极开展相关培训，在诊治患者的同时做到主动出击，如定期为老年居民测量血压、血糖，监测、预防慢性病等，做到防治结合，不断提高老年居民的健康水平。同时，各级医疗机构需明确自身的定位与职责，构建良好的协作关系，完善转诊标准与流程，并加大监管力度，保证落实。
第三，建立信息共享平台，完善整合式医疗体系。信息不对称是造成医疗市场代理人问题的主要原因
，在医共体内建立良好的医疗、管理信息同步平台，是有效提升医共体医疗效率的关键。医院相关部门可以加大对大数据应用的研究，建立医共体内部的信息共享平台，实现基本医疗信息的互通共享，如患者基本资料、病史、诊疗情况、相关检验报告等，减少患者检查次数，从而提升医疗质量与医疗效率。
第四，激励各级医务人员，提升医疗效率。医务人员是医疗服务的直接供给者，实现对医务人员的有效激励是实施健康中国战略的关键。首先，政策设计需要实现对县级医院的医务人员的合理引导，促使其提高自身诊疗水平并不断支援基层医疗机构建设。在绩效考核方面，可以纳入主治病例病种难度系数、支援基层医院情况等考核指标，综合评定县级医院医务人员绩效，激励其主动接收、诊治疑难病例与帮扶基层医疗机构。其次，我国存在基层医生难招、难留的困境。未来政府可通过补贴、优待等方式灵活招聘基层医生，激励其长久留在基层医疗机构工作。政策上可以对基层医务人员实行适度优待，如提供相应的交通补贴、住房补贴、进修机会等，不断提升基层医疗机构的诊疗能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