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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国春秋、战国时期的游学和“百家争鸣”就带有教育国际化的特征，可算是我国高等教育国际化的萌芽阶段，至少就高等教育的区域国际化来说是这样的。唐朝时期的各国遣唐使、玄奘西行、鉴真东渡等可算是高等教育国际化现象。
在近代洋务运动中，“西学东渐”，逐步发展出了我国真正意义上的高等教育。虽然洋务运动的指导思想为“中学为体，西学为用”，但当时的高等教育制度都是模仿西方的。其后，国内学生赴日求学的规模空前，政府也派官员赴日考察、聘请日本教习、翻译日语书籍，从多种途径学习日本，大学教育制度也主要仿效日本。
北京大学校长蔡元培积为推崇德国大学模式
，推出一系列改革措施，使得德国大学模式受到广泛关注，其中的“学术自由”“教授治校”“大学自治”
影响深远，成了我国其他大学纷纷效仿的榜样。19世纪20年代以后，留美学生大批回国，尤其是杜威等美国教育家来华讲学，反响极大，我国大学的日本模式逐渐被美国的教育体制取代。
新中国成立后，全面学习苏联经验的高潮迭起，我国此时的高等教育制度照搬苏联模式，高等教育国际化成为全面“苏联化”。
改革开放后，我国逐渐恢复高等教育国际化，国家逐渐出台各种全新的高等教育国际化政策，开启了高等教育国际化的黄金时代。1983年，邓小平同志提出“教育要面向现代化、面向世界、面向未来”，为教育国际化指明了发展方向。从此，我国教育事业积极探索，建立和健全管理体系，高等教育国际化水平得到了全面提升。
20世纪90年代以来，中国高等教育国际化事业更是迈开大步，进展迅速，“国际化”成为各高校办学发展的重要战略目标之一。2010年7月，国务院印发《国家中长期教育改革和发展规划纲要（2010—2020年）》（下文简称《纲要（2010—2020）》），明确提出要“加强国际交流与合作”；“适应国家经济社会对外开放的要求，培养大批具有国际视野、通晓国际规则、能够参与国际事务和国际竞争的国际化人才”。2015年10月，国务院印发《统筹推进世界一流大学和一流学科建设总体方案》
，进一步对推进高等教育国际交流合作提出明确的要求。2016年4月，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印发《关于做好新时期教育对外开放工作的若干意见》
，对新时期高等教育对外开放工作进行重点部署。2016年7月，教育部印发《推进共建“一带一路”教育行动》
，强调高等教育国际化服务国家“一带一路”倡议，将高等教育国际化与国家重大发展战略相结合。2017年2月，中共中央、国务院印发《关于加强和改进新形势下高校思想政治工作的意见》
，首次在国家层面把“国际交流合作”新增为大学的第五项职能。党的十九大报告指出，加快“双一流”建设，实现高等教育内涵式发展，对高等教育国际化提出了更高的要求，旨在扩大对外开放程度，借鉴国际先进理念和经验，引进境外优质资源，多层次、宽领域提升国际合作交流，最终提升我国教育的国际竞争力和影响力。党的二十大报告指出，要进一步深化高等教育国际化，深入实施人才强国战略。
我国高等教育国际化呈上升发展趋势，现在进入到提质增效的内涵式发展阶段，以服务于我国的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和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
在中国，龚放和赵曙明最早提出了高等教育国际化的概念
。杨会良、王悦欣认为，20世纪90年代之后，高等教育国际化已经成为高等学校的第四职能
。2000年，随着我国加入WTO，高等教育国际化成了高等教育研究的热点，诸多学者深入研究，涵盖了概念、内涵、特征、模式、动因、路径及趋势等多方面
。另外，魏腊云等认为，高等教育国际化旨在探索真理、发展知识，是没有国界的事业
。刘兰芝持个人发展说，主张以人的全面发展和人类共同发展为其推动力
。
陈飞宇、单春艳认为，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及“一带一路”倡议等对我国大学国际化深入推进提出了迫切要求
。伍宸、宋永华认为，国际化是世界一流大学的基本特征，世界一流大学在培养本国和区域国际化发展所需人才方面有着强烈的使命感
。任友群指出，当代高等教育国际化，不仅是办学主体将国际化、跨文化与全球性维度整合进高等教育的目的、功能或过程，也是办学主体在全球范围内拓展和配置教育要素资源；应深入到专业、课程、教学、实践等各种核心要素中，渗透到教育教学的全过程
。
周连勇提出，“双一流”建设应该尤其注重以高等教育国际化积极适应经济全球化的纵深发展，实现二者的互动共进；在“双一流”建设背景下，要想推动高等教育的国际化发展，就一定要重视学科、专业建设的国际化
。任友群指出，东、中、西部地区高等教育国际化要因地制宜，东部地区对标世界一流，中、西部地区扩大广度和深度，形成各自的区域特色
。伍宸、宋永华提出了“双一流”建设背景下高等教育国际化价值取向，并构建了其绩效评价体系
。陆小兵等指出，我国高等教育深入国际化是其满足拔尖人才培养的需要，应积极推进学科国际化建设、课程国际化建设、外语教学改革等，服务于“双一流”建设
。侯淑霞和韩鹏（2019）审视了“双一流”建设背景下高等教育国际化的必要性与存在的问题，并提出了高等教育国际化的相应思路与发展路径
。马艳等探讨了陕西省高等教育国际化等指标体系构建与绩效评价
。吴海燕分析和评价了美国、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OECD）、日本高等教育国际化评价指标体系，并就我国高等教育国际化提出了建议
。
《纲要（2010—2020）》明确指出：要培养适应国家经济社会对外开放要求的国际化人才。2020年，国家八大部门再次发文《关于加快和扩大新时代教育对外开放的意见》
，强调加快培养现代化建设人才和具有全球竞争力的人才。可见，我国当前的国际化人才供给远不能满足国家发展所需。
自2013年国家主席习近平提出“一带一路”倡议以来，我国与东盟各国展开了广泛合作，我国对一流国际化人才的需求猛增。中国与“一带一路”沿线65个国家和地区的贸易持续增长，2014—2019年累计贸易额突破44万亿元人民币，年均增长6.1％，成为其中25个沿线国家的第一大贸易伙伴
。根据《中国青年报》2010年7月8日的报道
，在全国范围内，能熟练运用外语和法律知识与外商谈业务、签合同的人才不到2000人；每5000名律师中，懂外语、熟知国际贸易和WTO规则的律师只有50人。因此，我国急需跨国贸易、跨国投资、跨国金融、跨国仲裁、跨国营销、跨国谈判人才的国际化、复合型国际化一流人才。
华为5G事件以及美国出台政策对我国芯片断供、制裁我国大学和高科技实体等行为，都充分说明我国迫切需要高科技创新人才，面临着突破“卡脖子”技术的迫切需要，也涉及完成“双一流”建设目标，成为世界教育强国的远期战略目标的人才需要。人才尤其是国家急需国际化一流人才的培养，对我国高等教育国际化提出了时代要求，成了我国高等教育国际化的急迫需求。
党的十八大以来，高等教育出现坚持扎根中国大地与对外开放两大办学大战略，高等教育在地国际化应运而生。我国传统的高等教育国际化跨境流动不强，全方位发展不足，要求转型深化，尤其是在地国内涵式国际化的转化。此转化并非否定传统，而是填补空白，促使传统高等教育国际化与转型国际化互相促进、共兴同荣。后疫情时代充满了不确定性，也要求我国高等教育国际化寻求转型，推进高等教育在地国际化建设势在必行。
2014年5月4日，习近平总书记在北京大学师生座谈会上第一次提出“扎根中国大地办大学”的重要指示
。高等教育在地国际化立足中国本土、面向世界，扎根中国与对外开放是辩证统一的。
在疫情防控背景下，高等教育在地国际化更能积极响应“扎根中国大地办大学”和“加快和扩大新时代教育对外开放”。我们应该深刻总结其中的经验，针对不足进行弥补，在后疫情时代办好在地国际化，使之成为推动我国高等教育的引擎。
世界面临百年未遇的大变局，我国正在努力推进高校“双一流”建设并着力实现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迫切要求我国高等教育国际化适当转向并加快发展，使得我国高等教育国际化呈现出一定的特征和相应的不足。
第一，虽然当前我国高等教育国际化呈现出四大特征：规模不断扩大，意识日益增强，正由“单向流动”和“单线合作”转向“双方互动”和“多校合作”模式，国际科研合作正在快速推进，但“双一流”时代的我国高等教育国际化建设仍然存在国际化理念有效落实不足、国际交流合作全员参与度不高、实质性国际交流与合作开展不够、国际化建设进程受限于经济发展水平等诸多问题。
第三，缺乏“引进—输出”双向互动的国际化发展理念。长期以来，我国高等教育国际化以学习外国经验为主，引进为主，输入远远多于输出。应该在平等互利的基础上，坚持“引进”和“输出”双向互动、合作共赢的国际化才有可持续性。我国本身有着优秀的历史文化传统，科技发展也曾长时间占据世界首位，并不缺乏优质丰富的国际教育资源。经过多年的建设，我国高等教育的一些专业已经跻身世界一流，对外输出的国际化合作项目也取得了较大的成果，一些专业领域获得了“国际教育援助国”地位。如华东师范大学的国际教师教育中心所承担的“发展中国家教育硕士”项目，为非洲部分地区培养了面向未来的基础教育领导者
。
总之，我国高等教育国际化既有成功之处，也有不足，既有机遇又有挑战。国家发展战略赋予了我国高等教育国际化的新使命，需要各级部门和主体学校迎难而上，积极应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