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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口与经济问题早在人口学正式诞生之前就作为治国理政的重要问题而被先贤所关注。在人口学、经济学正式成为显学之后，其更是被广大学者研究讨论。因此，在这方面国内外均有较为丰富的积累，本节将其分为国外研究综述、国内研究综述和老年人影子贡献研究相关文献综述三个部分，对人口变动和经济增长之间的关系研究进行梳理。
中等收入陷阱的概念最早由基尔（Gill）等人于《东亚复兴：关于经济增长的观点》中提出，用于指代中等收入国家在摆脱低收入水平以后，出现经济增长停滞，不能实现经济可持续增长从而迈入高收入国家的现象（Gill et al.，2007）。在此之后，中等收入陷阱的概念就被广泛讨论和应用，用于描述和研究各个经济体的增长困境。
尽管该概念被广泛使用，但是学界对这一概念的理解上存在争议。首先，表现在“中等收入国家”的标准上存在争议。例如有的学者认为其指的是按照人均PPP GDP排名处于中部的40％的国家，即属于中等收入国家（Ye et al.，2016）。还有的学者也使用人均PPP GDP来对中等收入国家的发展门槛进行定义（Eichengreen et al.，2013；Eichengreen et al.，2012）。还有的学者使用的则是世界银行关于中等收入国家的分类，首先依据人均GNI进行排名，从中划出的中低收入国家和中高收入国家都算作中等收入国家（Gill et al.，2007）。其次，对于“中等收入国家陷阱”中“陷阱”和“中等收入国家”之间的关系存在争议，有的学者认为两者之间的关系是“专属”关系，即中等收入国家相比于低收入和高收入国家来说，更容易陷入经济增长停滞的问题（Robertson et al.，2013；Ye et al.，2016；Aiyar et al.，2013），因此“中等收入陷阱”是一个专门的名词；也有的学者认为两者之间只是个“修辞”关系，即“中等收入”仅仅是对“陷阱”的修饰，用来指代中等收入国家所容易遇到的经济增长困难，但低收入和高收入国家也有各自容易遇到的经济增长“陷阱”，中等收入国家相比于低收入和高收入国家并不会更容易遇到经济停滞的问题（Gill et al.，2015；Bulman et al.，2017；Im et al.，2013）。
同时对于“中等收入陷阱”这个概念是否能在严格意义上存在，不同学者也有各自的观点。很多学者通过自己对国际数据的经验观察和实证研究，认为确实存在着中等收入陷阱。例如，叶（Ye）和罗伯特森（Robertson）（2016）在其论文中提出了一个中等收入陷阱的统计学定义，并用其对过去的各个国家数据进行检测发现确实有较多的中等收入国家符合其所作的统计定义。埃伊尔（Aiyar）等人通过对比低收入国家、中等收入国家、高收入国家的增长模式，发现相对于低收入和高收入国家，中等收入国家更容易遇到经济增速放缓的问题（Aiyar et al.，2013）。艾森格林（Eichengreen）等人的研究通过对比多个国家的增长模式，发现中等收入国家陷入增长减速停滞的现象确实存在，在其之后的研究中，常见的两个区间是人均GDP 1万美元和人均1.5万美元，并且拥有较高教育水平和高科技出口水平的国家相对不容易落入陷阱之中，其意味着一个国家要尽量位于科技产业的上游阶梯才能规避增长停滞的风险（Eichengreen et al.，2013）。虽然这些学者的关于中等收入国家的界定存在一定差异，但对于该概念均持肯定态度。
另一方面也有诸如布尔曼（Bulman）等人认为虽然存在处于中等收入区间并经济停滞的国家，但是相对于高收入国家和低收入国家，这些停滞的发生并没有特别显著的规律（Bulman et al.，2017）。因此在中等收入国家特别容易陷入经济停滞这个意义下，其认为“中等收入陷阱”并不成立。不过同时其也承认低收入国家和高收入国家所依赖的策略是不同的，因此中等收入国家确实会面临经济增长策略转变的独特问题。皮利切特（Pritchett）和萨默（Sumners）（2014）对于中等收入陷阱也持怀疑态度，认为其部分经济快速增长国家的经济增速回落与其说是陷入了增速陷阱，更像是从高于平均的增长率回归到世界平均增长速度。艾姆（Im）和罗森博尔特（Rosenblatt）（2013）分别用绝对收入和相对收入来定义中等收入陷阱并带入实证数据，发现总体上结果并不支持存在严格意义上的“中等收入陷阱”。
无论是否肯定中等收入陷阱的存在，众多学者仍然对中等收入国家经济增速放缓或停滞的原因做出了分析。例如艾森格林等（Eichengreen）实证发现85％的快速增长的经济体遇到增速放缓问题是由于全要素生产率（TFP）遇到问题（Eichengreen et al.，2012）。而多德（Daude）通过对拉丁美洲国家的研究发现工业生产效率提升乏力是其无法进入高收入国家的原因（Daude et al.，2010）。菲利普（Felipe）等人发现能进入中高收入的国家的出口商品更复杂且具有差异化（Felipe et al.，2012）。欧诺（Ohno）则以泰国为例举证了人力资本升级是进入中等收入之后经济继续保持增长的重要原因（Ohno，2009）。布尔曼（Bulman）等人的实证研究并没有发现能够支持中等收入国家更容易陷入经济停滞的证据，但是证实了中等收入国家面临从低收入国家策略向高收入国家策略进行转型的需要，指出能否顺利完成这种经济增长策略和方式的转型是中等收入国家能否保持经济增长的重点（Bulman et al.，2017）。可以看出，虽然对于中等收入陷阱这一概念所持态度不同，国外学者始终是将这一问题放在国家地区经济增长的框架下来进行研究的。这种研究角度对于本书的研究具有较大的启发意义，即不必过多地进行预设去研究中等收入陷阱的存在与否，而只需要从经济增长的角度进行研究即可。
一般认为物质资本、劳动力和技术水平是对于经济增长的最重要的三个因素。人口数量作为和劳动力直接相关的要素，贯穿了经济增长理论的始终。外国经济增长理论的发展在最开始的阶段就是从劳动和资本这两个最基本的要素的角度开始的。
20世纪40年代哈罗德（Harrod）和多玛（Domar）提出了哈罗德-多玛（Harrod-Domar）模型，其中假设单位产品的生产过程中需要固定比例的资本和劳动，因此劳动和资本两者相互不可替代（Harrod，1939；Domar，1946）。同时劳动力的供给按照一个外生的固定速率不断上升。这种固定的比例要想在经济增长过程中保持平衡很难，因为会出现越来越严重的失业或资本过剩，因此整个模型的平衡非常脆弱。为了改进哈罗德-多玛（Harrod-Domar）模型的缺陷，之后的50年代里，索罗（Solow）和斯旺（Swan）提出了索罗斯旺（Solow-Swan）模型，其中最大的修改在于采用了新古典的生产函数，这让资本和劳动存在了相互替代的可能，但同时由于报酬递减效应，从而出现了最佳资本劳动比的选择问题，同时劳动力本身以固定的外生速率不断增长（Solow，1956；Swan，1956）。不过该模型下一旦进入稳态，就不再存在人均意义上的经济增长，整个经济规模也就随着人口规模的自然增长而增长。再之后为了解决缺乏内生的增长动力的问题，阿罗（Arrow）在1961年又提出了CES模型，其中最主要的变化是打破了资本边际产出趋向于零的条件，将其修改为趋向于大于零的常数（Arrow et al.，1961）。之后为了解决储蓄率外生决定造成的模型缺乏解释力问题，库普曼斯（Koopmans）和卡丝（Cass）极大地扩展了拉姆塞模型（Ramsey model），其最重要的改变就是将储蓄率的内生决定机制引入模型，从而解决模型由于储蓄率外生而导致的与真实经济观察不一致的问题（Koopmans，1963；Cass，1965）。
之后布罗恩（Braun）通过将移民选择当作家庭的最优化决策的一部分，从而将其引入了经济增长模型的分析之中（Braun，1993）。但是由于移民问题涉及不同国家的政治经济文化差异问题，其为了模型可控做了很多简化假定。但是这些简化假定在真实的国际社会中很难实现，因此其模型的解释力度存疑。同时其本国的人口增长仍然使用的也是外生的固定人口增长率，并没有解决之前模型中不能解释本国劳动力增长的问题。贝克尔（Becker）等人通过引入父母对子女的利他主义机制，让消费和子女综合决定的父母的总效用，从而父母的生育决策和经济增长联系在了一起，将人口的再生产纳入了经济增长模型之中。但是该模型的关注角度集中于经济对于人口的作用，用于解释人口对于经济的作用时并不适用（Becker et al.，1988；Becker，2009）。
在此基础上很多作者继续深入对模型进行改进，让其更加符合实际经验的观察结果。例如加洛尔（Galor）和韦伊（Weil）（2000）沿用贝克尔（Becker）的世代交替的模型，用类似的效用函数构建了一个包含三个不同阶段的模型。在第一个阶段，人口增长会抑制所有人均意义上的增长，国家的财富体现为居民的人数；在第二个阶段，人口增长只部分抵消掉了人均增长，但增加的财富仍通过增加的人口来体现；在第三个阶段，则进入现代模式，经济的增长会抑制人口的增长。在其假设中，值得注意的是其认为人口数量对于技术进步起到促进作用，进而推导出了该数理模型的各阶段性质。
实证研究中，关于人口数量是否能通过规模效应、市场效应等对经济增长产生影响及产生怎样影响的问题，有的作者认为人口数量并不能带来有效的经济增长。例如，贝卡思（Backus）等人在对多个国家的数据进行分析后，发现人口数量所带来的规模效应对于人均增长的作用并不显著（Backus et al.，1992）。但也有持相反实证结论的学者，例如克里姆尔（Kremer），其通过对长跨度的世界历史数据的研究，认为有理由相信人口的规模效应对于经济增长存在明显正面作用（Kremer，1993）。
关于人口数量的增速与经济增长之间的关系同样在学者之间存在分歧。有的学者的实证结果指向人口数量的增速提高，哪怕是劳动年龄人口增速的提高都会不利于经济增长，例如，鲍德里（Beaudry）和科勒德（Collard）（2003）按照其提出的模型对1960年到1997年的经济增长进行实证，发现在1975年以后具有较低劳动人口增长率的国家在劳均产出上具有更好的表现，即劳动人口的增长速度对于劳均增长起负作用。而有的学者通过研究则发现人口的增长在不同时段、不同国家和区域具有不同的表现。例如科里（Kelley）和施密特（Schmidt）（1994）通过对世界各国的面板数据的分析，指出在欠发达地区，较高的人口增长率会对经济增长带来显著的负面效应，但是在发达国家中人口增长有时就会表现出对经济总量和人均增长的正面促进作用。且其结果在20世纪六七十年代的结果和20世纪80年代的结果并不一致，在20世纪六七十年代表现不显著的人口增长率，到了20世纪八十年代的时候开始表现出显著的负面作用。为了深入研究为何会产生这种变化，其后科里（Kelley）和施密特（Schmidt）（1995）将人口增长分解成了出生、死亡、劳动力增长三个部分，并证实这三个组成部分变化在20世纪80年代发生的结构性转变。根据结果，其认为整体的人口增长对于经济增长既有正面作用、也有负面作用。如果笼统地将人口增长作为实证对象就会因研究的国家和时间段不一致而得到不同的结果。
关于人口数量的增长速度与全要素生产率之间的关系问题，有的作者认为人口数量的增长速度对于全要素生产率的存在负面的影响，例如鲍德里（Beaudry）和克劳德（Collard）（2003）认为较低的人口增长率对于资本密集型的技术普及更加有利，从而解释其所观察到的工业化国家中工作人口增长率较低而国家的经济增长较好的现象。
也有的学者认为两者彼此之间不存在相关性。例如贝卡思（Backus）等人通过对多国的贸易和经济增长历史数据进行实证，并没有发现经济理论所预期存在的规模效应（Backus et al.，1992）。之后为了解释该结果，佩利托（Peretto）（Peretto，1998）将人口规模和人口增长同时纳入经济增长模型，让人口数量增加导致的规模效应和由此带来的研发投入的分散效应互相抵消，从而构建出一个工业规模对于全要素生产率有正面促进作用，但是全要素生产率和人均收入的增长率却不取决于规模效应的内生经济增长模型，从而为贝卡思（Backus）的实证结果提供了理论模型的支持和解释（Peretto，1998）。
同时也有学者认为人口数量有利于提高全要素生产率。例如波塞尔普（Boserup）就认为需求是刺激技术创新以及普及技术创新的重要原因，因此只有更多的人口才能刺激技术的进步和普及，从而提高生产效率（Boserup，1976；Boserup，2014）。有的学者则从历史数据的经验分析中得出人口对于技术进步的正面作用，例如前文提到的克里姆尔（Kremer）就认为人口数量对于技术进步存在明显的正面作用（Kremer，1993）。
人口质量的水平可以通过人力资本来进行衡量。不过学者间对于人力资本的定义并不完全一致。有的学者认为人力资本是独立于人的基本生物条件提供的劳动力以外所形成的积累。例如凯思立（Caselli）等人就在研究时就将劳动力分成了单纯劳动力和带技能的劳动力，这种分类方法强调了人力资本不同于人所天然具有的劳动能力的意义（Caselli et al.，2002）。
有的学者则认为人力资本是包括人健康等自然属性在内所共同构成的。例如库默（Kumar）和库伯尔（Kober）（2012）将人力资本分成了教育形成和健康水平两个方面来进行研究。而如布鲁姆（Bloom）、诺里斯（Knowles）、麦克凯斯（McCarthy）等学者也类似地将健康列为人力资本的内涵之一（Bloom et al.，1998a；Knowles et al.，1995；McCarthy et al.，2000）。
有的学者则认为教育培训所形成的人力资本内部也应该进行区分。例如温登布斯彻（Vandenbussche）等人在其研究中根据初等教育和高等教育分别进行回归，指出对于处在技术前沿的国家来说，高等教育所形成的人力资本才具有稳定和显著的意义（Vandenbussche et al.，2006）。林奇（Lynch）和布莱克（Black）（1995）则将人力资本分成了学校教育形成和公司培训形成两类。恩格尔布莉切特（Engelbrecht）则将一般教育形成的人力资本和研究与试验发展（R＆D）形成的人力资本进行了区分，指出两者并不能任意转换（Engelbrecht，1997）。
人力资本涵盖人口的健康、教育培训以及认知能力多个方面。在经济增长领域使用较多的是健康和教育方面的度量。
健康指标的衡量国外学者根据需要有过众多的尝试。例如，诺维斯基（Lvovsky）使用伤残调整寿命（Disability Adjusted Life Year）来对居民的健康状况进行衡量。该指标主要反映了由于疾病所造成的负担大小（Lvovsky，2001）。寇莉（Cole）和诺伊迈尔（Neumayer）（2006）在研究健康与生产率关系时分别使用了营养不良率、疟疾率和水生疾病三个不同的指标来衡量发展中国家的人口健康情况。预期寿命作为健康指标也有较多学者使用，如布鲁姆（Bloom）、塞韦拉（Sevilla）、高鲁普（Gallup）等使用的都是预期寿命作为健康指标（Bloom et al.，2009；Bloom et al.，2004；Gallup et al.，1999）。也有的学者使用自己转换后的指标，例如诺里斯（Knowles）和欧文（Owen）（1995）就用80岁减去预期寿命后的对数来代替直接使用预期寿命作为健康指标。
教育形成的人力资本衡量指标的衡量指标同样多样。例如，乔根斯（Jorgenson）使用和费劳梅尼（Freumenr）（1992）终生收入来对其所受教育形成的人力资本进行度量。拜索普（Bishop）则使用智力测试成绩对劳动力所携带的人力资本进行衡量，根据其引述的PSID的研究测试分数与工资收入以及生产效率有显著正向关系（Bishop，1989）。哈努舍克（Hanushek）和金（Kim）（1995）则使用了平均受教育年限和认知能力测试成绩两个指标。奇波拉（Cipolla）等更早期研究则会选用文盲率来对教育和人力资本进行衡量（Cipolla，1969）。
对于人力资本和经济增长之间的关系，学者多持正面观点。巴罗（Barro）为解释新古典经济增长模型中由于资本回报率递减而做出的预测与实际观测不符，而引入了人力资本对于经济增长的正面作用（Barro，1991）。哈努舍克（Hanushek）和金（Kim）（1995）在实证中加入认知能力测试作为指标，指出人力资本可以对人均增长产生稳定且明显的影响。巴罗（Barro）和李（lee）（2013），则通过对146个国家在1950—2010年间的数据分析，指出在经济增长过程中，人力资本，特别是从教育中获得的人力资本，扮演着重要角色。麦卡锡（McCarthy）等人验证了失去健康人力资本将对经济产生显著的负面作用（McCarthy et al.，2000）。琼斯（Jones）回应并解释了伊萨克森（2002）发现的教育形成的人力资本在经济增长回归不显著现象，再次肯定了人力资本在经济增长中的重要作用（Jones，2003）。格莱瑟（Glaeser）等学者将政府因素加入分析之后，仍然得出了人力资本对于经济增长起核心作用的结论（Glaeser et al.，2004）。其他的还有恩格尔布雷什（Engelbreche）、曼奇（Mankiw）等人的研究结果均认为人力资本对于经济增长具有显著的正面作用（Engelbrecht，2002；Mankiw et al.，1992）。
同时有的学者则对人力资本在经济增长中的作用表示怀疑。例如，克莱诺（Klenow）和罗德里格斯（Rodriguez）（1997）通过对比98个国家的增长数据，认为相对于人力资本，生产率对于人均经济增长更应居于中心位置。伊萨克森（Isaksson）根据其实证结果认为人力资本对于经济增长所能起到的作用较弱，且不同状况下回归所得到的正负关系也不稳定（Isaksson，2002）。其他也有些学者的研究中则认为人力资本和经济增长的相关性不大（Steven et al.，2001；Knowles et al.，1995）。比较极端的如卡塞利（Caselli）等的研究则认为人力资本的普遍提升甚至可能会由于技术选择效果（appropriate-technology adoption）而降低无技能劳动力的生产效率，从而对于经济增长带来部分负面作用（Caselli et al.，1996）。
对于人力资本作用是否显著的争论，有的学者试图通过细分人力资本的构成来回答问题。例如，昂（Ang）等人则将人力资本分为高等教育人力资本和初等教育人力资本，认为高等教育人力资本在中高收入国家才能发挥对经济的促进作用，在贫穷国家不能起到多大作用（Ang et al.，2011）。
人力资本对经济增长的作用路径也有不同的理解，如本哈比卜（Benhabib）、霍尔（Hall）等人认为人力资本对于经济增长的作用来自其存量（Hall et al.，1999；Benhabib et al.，1994）。其中本哈比卜（Benhabib）和斯安格尔（Spiegel）通过本土技术创新和吸收外来技术两条路径考察了存量和增量对经济增长产生的作用，得到人力资本应该通过存量发挥作用的结论。而克鲁格（Krueger）、曼奇（Mankiw）等人则更倾向于人力资本的增量与经济增长之间具有显著相关性（Krueger，1968；Mankiw et al.，1992）。而扬恩（Young）通过对东亚各国的研究，则认为人力资本的聚集效应才是其对经济增长起作用的主要路径（Young，1994）。
关于人力资本指标在实证模型中应如何使用，不同学者也有一定的区别。琼斯（Jones）认为对于经济增长的分析中人力资本统计量使用错误是造成回归结果不稳定或违背预期的原因。其认为使用教育年限作为指标加入回归方程时，首先应该使用绝对受教育年限或者其差值，不应使用增长速度这类比率。其提出将居民受教育年限当成了一种对于人力资本的投资，而不是将其理解成了一种人力资本的积蓄多少的衡量。这样就可以解释受教育指标明明上下限都非常有限，但为何却能同可以无限积累的物质资本一样产生如此显著的作用（Jones，2003）。本哈比卜（Benhabib）和斯皮格尔（Spiegel）（1994）则认为在对经济数据的分析中不应该使用平均受教育年限增加的百分比，而应使用教育水平的变化。
一般认为人力资本对于社会的全要素生产率起到正面促进作用。例如，本哈比卜（Benhabib）等人通过模型实证人力资本是创新的引擎，是落后国家接受技术转移实现全要素生产率追赶的促进剂（Benhabib et al.，1994）。之后2005年本哈比卜（Benhabib）和斯皮格尔（Spiegel）（2005）从落后国家追赶领先国家的角度对过去的多国数据进行了实证，指出人力资本是落后国家生产效率能否持续提升，从而追赶上领先国家的必要条件。在其验证的27个不具备足够人力资本的国家中，有22个在之后的35年间都饱受经济增长停滞问题的困扰。其研究为人力资本在落后国家中的重要地位提供了有力支持。斯蒂文斯（Stevens）等人和克纳勒（Kneller）将人力资本和R＆D投入对生产率提高的作用进行对比，认为人力资本具有更加基础的作用（Stevens et al.，2003；Kneller，2005）。瑟琳奈斯（Salinas）等人通过对欧洲国家在1980年到1997年的经济增长研究，认为物质资本和人力资本的聚集是全要素生产率提升的最主要因素（Salinas-Jiménez et al.，2006）。布朗齐尼（Bronzini）和皮塞利（Piselli）（2009）则通过对意大利各区域的全要素生产率、人力资本和研发投入之间的数据研究发现在各区域的发展中，人力资本对生产率具有最大的决定性。这些研究则表明人力资本在发达国家中同样起着很重要的作用。
但有的学者则对此表示怀疑或否定，例如米勒（Miller）和优佩德雅（Upadhyay）对非洲较为贫困的国家进行研究，发现人力资本对于这些国家的全要素生产率增长作用不显著，甚至有时呈现负作用（Miller et al.，2000；Miller et al.，2002）（2000；2002）。霍尔（Hall）和琼斯（1999）发现在低收入国家中人力资本对于生产效率并不能起到正面的提高作用。卡斯特罗等人（del Barrio-Castro）对较为发达的OECD国家进行研究，却发现人力资本对于全要素生产率的影响很小（del Barrio-Castro et al.，2002）。
学界普遍认为技术进步对全要素生产率的提高起到重要作用。由于现代国家间的全要素生产率差异很大程度上来自于能否顺利消化吸收新技术，因此很多学者着重研究了人力资本对于技术进步的影响。例如，康明（Comin）和霍比扬（Hobiyh）（2004）从技术吸收的角度对二战后20个主要的工业国家的发展进行了考察，发现这些国家的技术发展过程中人力资本、人均收入和经济开放程度共同起到了重要作。尼尔森（Nelson）和菲尔普斯（Phelps）（1966）强调人力资本是通过提高技术水平的方式影响全要素生产率从而促进经济增长的。
有的学者研究中发现人力资本对于全要素生产率的影响在不同类型国家效果不同。米勒（Miller）和优佩德雅（Upadhyay）（2000）发现人力资本在贫穷国家的作用路径和在富裕国家中的作用路径不同，作用效果的一致性和稳定性也不同。范登布舍（Vandenbussche）等则对19个同属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OECD）的国家展开研究，发现处于技术前沿的国家对于人力资本更加依赖（Vandenbussche et al.，2006）。
前面这些学者多从国家地区的对比层面进行研究，也有的学者从公司的级别对人力资本对于生产效率的影响做了侧面的印证。例如，巴雷特（Barrett）指出公司内部培训对于生产效率的促进作用和康内尔（Cohuell）（2001）。林奇（Lynch）和布莱克（Black）（1995）发现学校教育和公司培训对于生产效率都有促进作用。
人口的年龄结构对于经济增长的作用很早就引起了外国学者的注意。很多经验研究偏向于支持年龄结构对于经济增长具有显著的影响的结论，例如莱夫（Leff）通过经验数据对比认为经济增长和储蓄率正相关和抚养比负相关（Leff，1969）。马拉穆博格（Malmberg）对瑞典1950年到1989年的经济数据进行分析，发现年龄结构解释了绝大部分该时期瑞典的经济增长数据（Malmberg，1994）。在1998年布鲁姆（Bloom）和威廉姆森（Williamson）（1998b）在既有研究基础和自己对亚洲经济奇迹的研究中提出亚洲此前的经济崛起受益于年轻化的人口结构所带来的充足劳动力和极低的社会抚养比。布鲁姆（Bloom）等人在模型中加入年龄结构，用1960年到1980年的数据估计参数，并用1980年到2000年的数据进行验证，发现加入年龄结构改善了模型的预测性，从而再次肯定了人口结构的作用（Bloom et al.，2007）。费勒（Feyrer）对比1960年到1990年间OECD和部分低收入国家人口年龄结构和生产效率的数据，认为人口年龄结构与生产效率间存在明显关联性，至少解释了四分之一的长期效率差异（Feyrer，2007）。布鲁姆（Bloom）和芬利（Finlay）（2009）在2009年再次通过自己的研究肯定了人口年龄结构因素对于1965年到1990年间东亚经济腾飞的作用，并对截至2005年的东亚多国经济增长和人口结构数据也做了进一步分析，肯定了人口结构的老龄化对于经济增长的负面作用，这种人口红利期过后的老龄化和快速攀升的社会抚养比，作为人口红利一体两面的存在可以成为人口负债。卡特吉力（Katagiri）对日本老龄化的经济影响进行研究，发现日本的老龄化对于通货紧缩、失业率以及1990年到2000年的GDP增长均有影响（Katagiri，2018）。米斯特斯（Maestas）等人对美国各州的老龄化数据展开研究，发现60岁以上老人占比每上升10％，则人均GDP增速下降5.5％。并且导致人均增速下降的主因首先来自生产效率的下降，其次才是劳动力供给的短缺（Maestas et al.，2016）。
但也有的经验研究对一般理解的人口结构对于经济增长的作用方式表示怀疑，例如（Gersovitz，1988）。福格利（Fougère）和梅雪特（Merette）（1999）对OECD国家的老龄问题进行研究，认为老龄化会促进未来对人力资本的投资，从而促进经济增长。其间虽然储蓄率有可能下降，但是这是由于物质资本回报率降低、人力资本回报率提高、最优储蓄率下降所导致的，因此总体看老龄化对经济增长以正面作用为主。埃斯莫格卢（Acemoglu）指出从1990年早期或2000年以来的数据并不支持发现老龄化会导致经济停滞的说法，甚至近几十年来经历快速老龄化的国家都有着更好的经济增长（Acemoglu et al.，2017）。
微观领域的研究较多地支持年龄结构对经济增长具有显著影响，如卡罗尔（Carroll）、德顿（Deaton）、帕克森（Paxson）等学者通过各自对微观数据的观察，认为年龄结构对于储蓄和人均增长具有显著影响（Paxson，1996；Deaton et al.，1997；Carroll et al.，1991）。费勒（Feyrer）在跨国研究中也发现了年龄结构和生产效率提高的显著相关性（Feyrer，2007）。
也有很多学者认为虽然年龄结构对于经济增长存在影响，但是其作用不应被过分夸大。例如李（Lee）通过对比多国人口年龄结构和经济增长情况的相关性，认为年龄结构对于经济的作用被夸大了（Lee，1980）。但是其研究视角是只关注当前多国之间年龄结构和经济增长的对比，并不关心对于一个国家本身的年龄结构的变化对应经济增长的影响程度。
而有的学者则对年龄结构对于经济增长影响的方向和机制进行研究。例如德顿（Deaton）和帕克斯森（Paxou）（2000）研究中国台湾人口结构，以及人口结构的变化对储蓄率的影响。其发现与传统的生命周期理论不一致的是，总的储蓄率单纯地随着年龄的增长而增长，并没有出现预期中的年轻的时候多储蓄，到了老年就开始逐步降低储蓄的情况。即便是排除其他因素后，老龄化对储蓄的正面作用虽然较低，但仍是正值。这和一般生命周期理论认为的老年倾向于不储蓄的理论是不一致的。汉恩（Han）和孙（Suen）（2011）着重讨论了年龄结构和工业部门增减之间的关系，发现工业部门在成长期时，就会出现平均年龄降低的情况；而工业部门进入下降时期后，就会出现从业者平均年龄增大的情况。其认为之所以出现这种现象是由于年轻人更愿意对新行业进行人力资本的投资，而老人则因为舍弃过去的行业专属人力资本的成本问题而不倾向于转换行业。但是其研究局限于本国的各个工业部门之间的起落变化，部门之间的这种年龄结构和产业周期的关系并不能推论出人口结构对于总的经济增长具有何种作用。鲁兹（Lutz）等人发现同样的人力资本在不同的年龄组内对于经济增长的作用不同，因此强调人力资本对于经济增长的作用需要结合人口年龄结构考察（Lutz et al.，2008）。
有的学者虽然肯定了人口年龄结构对于经济增长具有一定的作用，但认为这种来自年龄结构的影响并不巨大，是可以被消除的（Banister et al.，2012）。而博尔施（Börsch）从跨国数据研究对比出发，认为过去研究中对老龄化对于经济的负面影响过分夸大，并对老年人的生产效率质疑和排挤年轻人工作机会等常见的解释做出了批判，认为通过劳动力市场和资本市场的改革手段，老龄化并不会对国家的经济增长带来负面影响，经济增长本质上还是一个经济决策问题，而不是人口问题。不过其同样承认面对人口变动至少需要采用必要的手段才能避免人口的不利变动对经济增长带来的负面影响（Börsch-Supan，2013）。
在学界提出中等收入陷阱的概念后，中国学者就应用该概念分析中国的情况。例如，蔡昉从收入分配的角度，借鉴世界上其他国家的经验，讨论中国应该如何应对才能更好地抓住机遇实现经济持续增长（蔡昉，2008）。马岩通过比较国际上跨越中等收入国家的成功和失败案例，指出中国需要在国际贸易模式、国际游资管控、技术创新和产业衔接、城市化及工业化、收入公平、政府正确定位六个方面着力才能更好地跨越中等收入陷阱（马岩，2009）。马晓河、孔泾源等不同作者都采用类似的思路，通过对比借鉴东亚、拉美等国的经验教训，论述中国跨越中等收入陷阱，实现经济持续增长的道路（马晓河，2010；孔泾源，2011；郑秉文，2011；全毅，2012）。
有的学者认为并不存在严格意义上的“中等收入陷阱”的概念。例如，王绍光对中等收入陷阱概念在学术论文中的使用进行了跟踪，指出作为起源的格瑞特（Garrett）和世行（Garrett，2004；Gill et al.，2007），其实后来都澄清“中等收入陷阱”只是一种说法、一种预警。其中前者甚至没有提及“中等收入陷阱”这个词，而后者则在2015年（Gill et al.，2015）的文章中表示，其在2007年所发表文章中所用的“中等收入陷阱”概念，只是“中等收入国家所容易落入的陷阱”的缩写，并不是指中等收入国家相较于低收入和高收入国家更容易陷入经济停滞的“陷阱”。当年格瑞特和世界银行所用的收入划分方法也不是学界常用的国家收入划分方法。按照世行2007年报告的划分方法，那就会得出我国从1960年开始到现在一直都在遭受“中等收入陷阱”困扰这样的结论（王绍光，2018）。
我国一些学者则从可能导致中等收入国家增速放缓的原因上展开理论分析和实证研究。例如，张德荣通过国际历史数据的比较指出中等收入国家存在一个越来越难以迈入高收入国家的国际趋势存在，在一定程度上算是对中等收入陷阱存在的肯定（张德荣，2013）。蔡昉认为应将中等收入陷阱放在经济学分析框架内予以解释，从低收入均衡的角度分析了中等收入陷阱。并由此引出当前中国面对突破刘易斯拐点和人口红利消失带来的增长瓶颈，要从过去以来要素投入为主的增长模式转变为以生产率提高为主的增长模式，如果不能顺利完成这种增长方式的转变则存在经济增长停滞的风险（蔡昉，2011），并且将中等收入陷阱解释为中国度过二元经济增长阶段迈向新古典增长过程中所面临的增长方式转变和由此孕育的潜在风险（蔡昉，2013）。
国内学者对中等收入陷阱的讨论多置于经济增长理论框架的大背景下，彼此的区别在于关注的侧面和给出的应对中等收入陷阱的手段有所不同。例如，蔡昉在2011年的文章从打破中等收入均衡的角度对此进行了论述（蔡昉，2011）。蔡昉和王美艳（2014）的文章中则着重从缩小社会收入差距、保持社会公平的角度进行了对比研究，指出社会公平对于经济持续增长的影响。全毅则从科技进步的角度进行分析（全毅，2012）。孔泾源从体制改革和制度创新角度进行研究（孔泾源，2011）。马晓河从需求结构和产业结构调整的角度展开讨论（马晓河，2010）。张德荣则对不同经济增长阶段中要素作用大小的区别进行实证，认为随着国家从中等收入区间进入高收入区间后，制度和技术创新两者将成为新的增长引擎（张德荣，2013）。
很多机构和学者试图找到劳动力数量对于经济增长的影响到底有多大。例如，世界银行出版的《2020年的中国：新世纪的发展挑战》将中国GDP增长的构成按照资本、劳动力数量、劳动力质量以及跨部门转移等因素进行拆分后，其提供的指标显示劳动力数量解释了1978年到1995年中国年均GDP增长25％的重要因素（Nehru et al.，1997）。蔡晳和王德文（1999）对中国1982年到1997年的数据分析，得到劳动力对于经济增长的贡献率为23.7％（蔡昉，王德文）。沈坤荣对1978到1997年的数据进行估算，劳动力的贡献率则为18.8％（沈坤荣，1999）。郑小勇对1980年到2000年我国华东六省的数据分别进行分析，其所得到的劳动力对于经济增长的贡献依省份不同在3％到9％之间浮动（郑小勇，2004）。其与世行以及蔡昉等人二十多的贡献率差异可能是由于其计量方法以及模型设定不同而造成的。任志娟则对1978年到2002年的全国数据进行测算，其所得到劳动力对经济增长贡献率为0.26％~0.34％（任志娟，2005）。可见对于劳动力在经济增长中作用的大小，不同作者之间的估算结果存在较大的差异。而像徐瑛等人的研究则将目光聚焦于劳动力对经济增长作用大小随时间的变化上，其通过分析1987年到2003年的中国经济数据，计算出了历年经济增长中资本、劳动力和广义技术进步的贡献大小。发现从趋势上看，单纯的劳动力对于经济增长的作用呈现一种逐步缩小的态势（徐瑛等，2006）。
有的学者对我国人口数量变化所带来的劳动力供给与需求之间的关系做出了研究。例如齐明珠对我国2010年到2050年间的劳动力供给和需求变化做出预测，其认为2106年后我国的劳动力供需关系将从过去几十年间的供大于求变为供小于求（齐明珠，2010）。不过其预估时所做的最低的总和生育率预估也在1.6的水平，而当前我国放开生育限制政策以后，实际的总和生育率是远低于此的。而夏伦则认为我国在2015年之后，劳动力市场就将开始出现供不应求的状态，并且这个缺口将在未来不断扩大（夏伦，2014）。
由于我国人口历史政策的特殊性，对于人口导致的劳动力数量供给变化，很多学者专门从老龄化的角度进行了讨论。例如，王德文指出彼时中国劳动力已经处于转折点，到2017年左右是我国劳动力供给形势仍相对较好的区间，之后就可能会逐步显现不利影响（王德文，2007）。童玉芬从人口老龄化对劳动力供给影响的角度进行了分析，认为我国未来劳动力数量的总体供给虽然处于下降通道，但是直到2030年前整个下降趋势还是很平稳的，不会出现劳动力数量急剧下降的问题（童玉芬，2014）。郭瑜（郭瑜，2013）也得出类似结论，认为虽然老龄化确实会带来劳动力供给的负面影响，但由于人口变化的长期性，并不会给经济发展带来灾难性的影响。
有的学者则在研究中特别关注中国劳动力的城乡结构特性。例如，刘强在研究我国不同地区的经济收敛性时就发现，我国大规模的劳动力转移使得资本劳动比率的变化脱离了新古典理论的假设，导致在中国未能观察到新古典理论中的地区收敛效应（刘强，2001）。该文献反映出我国劳动力对经济作用的研究中，劳动力迁移视角的重要性。因为我国的城乡二元的经济结构，因此劳动力表现出很强的从农村迁往城市的倾向，而这种迁移伴随着巨大的经济社会作用。又比如，盛来运对农村劳动力向城市流动所带来的影响进行分析，发现虽然我国农村劳动力在向城市流动，但是并没有降低我国农业产出，同时这种流动对于农村和城市发展具有积极意义（盛来运，2007）。
按照新古典经济增长理论，在各个国家地区之间应该存在条件趋同的趋势，即落后地区的增长率高于发达地区的增长率，从而实现最后各个国家的经济水平之间的平衡。但是这种趋势在我国的各地区经济增长数据的观察中却并没有呈现，例如林毅夫、王绍光等人就发现自改革以来中国各区域的经济差距不仅继续存在，而且有扩大的趋势（王绍光等，1999；林毅夫等，1998）。为了解释这个理论和实际观察的不一致，很多学者认为需要引入以人力资本为内生的增长动力的理论。
对于人力资本和经济增长之间的关系，有些学者持中立或怀疑态度。例如，钱晓烨等按照人力资本促进技术进步创新，进而促进经济增长的研究路径进行了实证。对中国1997年到2006年间的省级数据进行分析，虽然确证了人力资本对于创新活动的决定性作用，但最后结果却并没有支持我国技术创新与经济增长的相关性。由此也就对人力资本对于经济增长具有正面作用提出了怀疑（钱晓烨等，2010）。当然其结果可能是专利质量或转化存在问题，也可能与其研究阶段时中国的增长方式有关，但至少说明人力资本是否能对经济增长起到积极作用是受其他条件影响的。
很多学者对人力资本在经济增长中的作用持正面评价。而人力资本对于经济增长正面作用的产生方式，既可以是通过人力资本本身直接或间接投入生产过程来促进技术进步的方式实现；也可以是通过发展中国家承接来自发达国家的先进技术转移和创新的方式来实现。
有的学者从前一条路径展开论述，例如沈利生和朱远法（1997）从人力资本、物质资本对于经济增长作用路径不同的角度进行对比，认为增加教育经费、提高人力资本对于促进经济增长具有正面作用，且越早投入越有利。从国家长期投入的角度看，教育投资的投入产出比是固定投资的2倍以上。（沈利生等，1997）。其不但肯定了人力资本的正面作用，而且明确地将其放到了效能比优于物质资本投入的位置。
有的学者从后一条路径展开论述，例如邹薇和代谦（2003）指出人均人力资本水平是发展中国家通过先进技术模仿实现对发达国家赶超的决定因素。认为国际社会上很多发展中国家之所以不能实现模仿和赶超是由于先进的技术和其低下的人力资本不匹配造成的。代谦、沈坤荣等人也从发展中国家承接发达国家外商直接投资（FDI）的角度，论述了发展中国家发展人力资本的重要性（代谦等，2006；沈坤荣等，2001）。杜伟等人则通过对中国省级面板数据的分析发现，就全国而言人力资本对于经济增长的直接作用并不明显，其主要通过技术创新的和模仿的方式间接促进经济增长（杜伟等，2014）。赖明勇等人（赖明勇等，2005）从技术转移吸收的角度，对1996年到2002年间30个省市自治区的样本数据进行分析，支持了人力资本对于经济增长的显著正面作用。
也有综合视角的研究，例如李建民认为人力资本与物质资本具有较高的互补弹性，这是以现代技术进步为动力的经济增长模式的自然属性。对于人力资本的投入有助于经济的长期增长，因为其既是科技进步的源泉，又是承接技术转移扩散的必要条件，并且人力资本的生产过程本身就从要素供给和消费需求两方面对经济增长起到促进作用（李建民，1999）。李平等人则根据中国1985年到2004年的数据，对比人力资本、自主研发、FDI等因素在我国技术创新上的作用，发现中国较低的人力资本水平对于自主创新形成了阻碍（李平等，2007）。
有的学者，虽然也肯定了人力资本的正面作用，但是认为物质资本投资作用占据更主要的地位。例如姚先国和张海峰（2008）对1985年到2005年的中国东部和西部分别进行了实证研究，其认为教育形成的人力资本虽然对于经济增长有显著的促进，但相比于物质资本仍处于次要地位。王小鲁等人通过对改革开放以来中国数据的研究认为，2000年到2009年的中国TFP的提高主要由市场化与城市化、人力资本与科技研发、基础设施改善三者承担。而投入增长方面，已经由过去对劳动力数量简单扩张的模式，逐步切换到了依赖人力资本质量的模式（王小鲁等，2009）。
由于我国农村城市的二元经济结构，因此有学者对两者分别进行研究。例如，钞小静和沈坤荣（2014）通过对1995年到2012年间省级数据进行分析，发现城乡收入差异不利于农村居民进行人力资本投资，从而影响了我国长期经济增长和沈坤荣。周晓和朱农（2003）对1989年到1995年间中国各省农村地区的数据进行分析，肯定了人力资本对于我国农村地区经济增长的作用。同时发现即使同样都是农村地区，但是沿海的农村地区的人力资本比物质资本重要，而内地则表现为物质资本比人力资本重要（周晓和朱农等，2003）。这昭示了人力资本与物质资本在不同发展阶段，其重要性不同的特点。由于沿海地区往往较为发达，可以理解为在脱离较低的生产发展阶段之后，人力资本将扮演越来越重要的作用。
对何种人力资本对于经济增长更加重要的问题，学者间存在一定争论。例如，刘海英等人对我国30个省市数据进行分析，其关注点在于人力资本的平均程度和总量之间的关系，其认为人力资本的平等程度决定了积累的总量和速度。因此其建议将受教育机会更多地给予人力资本较低的普通劳动力（刘海英等，2004）。而钱晓烨、沈利生等人的实证结果则更加支持高等教育对于经济增长有着更大的作用（钱晓烨等，2010；沈利生等，1997）。
人力资本对全要素生产率的促进作用路径，可以是通过技能熟练等直接提高产出水平，也可以是通过促进技术进步和创新提高产业水平。对此也有学者做出了研究，例如，夏良科对中国国内的大中型企业进行了考察，发现如果控制了人力资本和研发的交互项之后，人力资本的系数就失去了显著性，这就说明至少在大中型企业里人力资本对于全要素生产率的促进作用需要通过对研发的影响来产生（夏良科，2010）。而岳书敬和刘朝明（2006）对1996—2003年中国省级行政区的整体数据进行研究时，则指出人力资本加入模型后让效率提升在TFP进步中所占比例上升。其结论说明人力资本也是可以通过提高技能熟练度的方式提高产出水平的。
除上述从教育培训角度的人力资本外，国内也有学者从健康的角度衡量人力资本水平。例如，余长林就从健康投资和教育投资共同构成总的人力资本的角度，构建了一个包含人力资本结构的经济增长模型（余长林，2006）。王弟海以福格尔的健康人力资本为基础，构建并分析了包含健康在内的经济增长模型。该模型的分析指出虽然福格尔的健康人力资本不能促进内生经济增长，但是可以放大来自技术进步的增长作用（王弟海，2012）。罗凯则用中国省级数据进行的实证，通过预期寿命和健康之水两个指标分别衡量健康水平对于经济增长的作用，均得到显著的正向作用（罗凯，2006）。骆永民通过数值模拟的方式指出政府扩大了在医疗卫生方面的支出，其可以提高稳态的人均产出和人均资产，并且用1998年到2008年的中国健康投资作为健康人力资本的代理变量进行实证，验证了健康人力资本对于地区经济增长的显著促进作用（骆永民，2011）。杨建芳tffu通过构建生产函数将教育和健康资本进行结合，形成了包含教育和健康两个方面的人力资本指标，将该指标纳入模型，并指出积累速度和存量都对经济增长产生影响。杨建芳等还使用1985年到2000年的中国29省市数据通过其模型进行实证，结果发现其综合人力资本指标对于经济增长具有显著且很强的正面作用。不过由于人力资本的积累速度远不如物质资本，因此其研究时段中人力资本对于经济增长的实际贡献仅为物质资本的28.8％（杨建芳等，2006）。范柏乃和张电电（2014）从健康人力资本理论出发，基于1997—2012年的省级数据证实医疗卫生财政支出对经济增长具有显著的正面影响。
也有学者的结果不完全支持健康人力资本始终对经济增长起到正面作用的说法。例如，王弟海等用中国1979年到2003年的省级数据验证其理论模型，发现健康人力资本增长虽然与经济增长成正比，但是健康人力资本与物质资本之比却与经济增长呈负相关（王弟海等，2008）。
关于我国人口年龄结构与经济增长之间的关系，我国学者有很多研究。早期如陈卫、刘贵平、黑田俊夫分别以亚洲地区的老龄化问题或者我国未来可能出现的老龄化问题为导向，对人口年龄结构与经济社会的关系展开研究（陈卫等，1990；刘贵平，1992；黑田俊夫等，1993）。而2000年后逐渐逼近的老龄化问题，促使我国学者对年龄结构的关注日渐密切。大部分学者认为人口年龄结构对于经济存在显著的影响。
首先，很多学者认为过去一段时间中国经济的高速发展受益于人口红利。例如，袁志刚和宋铮（2000）根据两期迭代模型，从理论上考察了人口年龄结构变动对于最优储蓄率的影响，发现人口老龄化带来了居民储蓄增长。蔡昉则从理论和过去经验的角度论述了人口红利在我国经济增长中的贡献，并警示我国的人口红利即将逐步减少乃至消失（蔡昉，2004）。王德文认为从1960年起中国就在享受人口红利所带来的好处，但是人口红利会在2015年前后消失，逐步转向不利的人口年龄结构（王德文等，2004）。昉（Fang）和王（Wang）（2005）在2005年的文章中则估算1982年到2000年间人口红利对于中国经济增长的贡献比率达到了25％。而王丰等则通过有效抚养比的计算认为我国从1982年到2000年的人口红利对经济增长的贡献在15％左右（王丰等，2006）。王金营使用我国数据，从人口年龄结构和劳动力供给的角度进行测算，发现在2016年以前我国的劳动力始终处于上升区间，这就为经济生产提供了充足的基本要素（王金营等，2006）。张晓青使用山东的县域数据，分年龄组考察了劳动力对经济增长的作用，其结果表明在我国15—29岁年龄组对于经济增长的作用最大，此后正面效应逐步减小（张晓青，2009）。王金营和蔺丽莉（2010）2010年的实证所得结果与蔡昉之前的估算接近，认为1980年到2010年间，人口红利带来的经济增长占比在27.23％。
当然越是肯定中国早年经济发展中人口红利的正面作用，就越是担心随着年龄结构变化，人口红利消失以后对我国经济增长的负面影响。例如，王维国等从年龄结构变动影响劳动力数量的路径，研究其对经济增长的作用，单就普查年份而言，人口老化使得1990年和2000年的GDP分别下降了0.45％和1.49％（王维国等，2004）。彭秀健和浮士滕（2006）则从劳动年龄人口内部的老龄化影响劳动参与率的路径展开研究，指出在当前分年龄劳动参与率不变的情况下，劳动年龄内部的老龄化将通过降低总的劳动参与率的形式削减有效劳动力供给，并且即使中国能将老年劳动年龄的参与率提高到世界先进水平也很难扭转劳动力供给缩减的总趋势。齐传钧根据联合国2008年的预测数据，认为老龄化会从劳动力供给，资本形成和全要素生产率三个方面对经济增长产生不利影响（齐传钧，2010）。杨雪和侯力（2011）从宏观和微观两个角度，用理论和直观经验论述了我国老龄化带来的经济社会影响。王霞根据生命周期假说构架了模型，对2002年到2008年的省际数据对年龄结构和消费之间的关系进行分析，指出对于全国综合的消费数据来说，少儿抚养比有促进作用，而老年抚养比具有抑制作用。在当前我国面临老龄化程度不断加深的背景下，这就会抑制对于经济增长具有拉动作用的消费活动，从而不利于经济增长（王霞，2011）。郑伟等人根据将人均GDP分解，使用反事实分析方法指出若中国1960年到2005年的人口结构与2005年到2050年的人口结构相当，则年均GDP增长率将下降1.23％（郑伟等，2014）。
对于我国未来必须面对的老龄化趋势，有的学者提出二次人口红利的说法。例如，蔡昉认为当前我国年龄结构的老龄化趋势有利于教育扩展和深化，由此可以从人力资本的层面创造出第二次人口红利（蔡昉，2009）。而王丰等则从老龄化预期对于储蓄的促进作用来讲第二次人口红利的问题（王丰等，2006）。孟令国与王丰类似，也从老龄化对储蓄的促进作用进行论述，其对广东省1978年到2011年间的数据进行分析，现实少儿抚养比与储蓄呈负相关，而老年抚养比与储蓄呈正相关。而这由于老龄化预期而带来的储蓄率提高，则可以作为投资的来源，产生第二次人口红利，从而继续促进经济增长（孟令国，2013）。但是对于第二次人口红利的说法也存在质疑，例如，汪伟按照生命周期理论构建模型，通过1989年到2006年的省际数据，指出在分离出经济增长对于储蓄的正面作用之后，此段时间中老龄化对于储蓄的作用其实是负面的。因此其对老龄化会通过高储蓄而带来第二次人口红利的说法提出了质疑（汪伟，2010）。
同时也有学者对于人口年龄结构对于经济增长的作用持怀疑和批判态度。例如，王颖等从劳动力质量对劳动力数量的替代、国内大量劳动适龄人口的失业现状、以及历史上国际和国内低抚养比与高增速时期的错位等角度，对人口红利对经济增长的作用提出质疑。其认为对于我国人多地少的基本国情而言，过去人口红利并没有起到多少作用，未来也不会因为其消失而成为经济增长的瓶颈（王颖等，2010）。车士义和郭林等人通过把城乡结构、产业结构转变和制度变迁纳入模型对历史数据进行分析，认为综合各要素来看，过去我国的经济增长对人口红利并没有多强的依赖，从经济发展的趋势来看，伴随着经济的发展人口红利发挥作用的基础条件也会逐步消减，故而不必太过担心人口红利的问题（车士义等，2011；郭琳等，2011）。
虽然老年人确实存在需要照料的情况，但也不应该完全忽略老年人自身的生产性。对于老年人的生产性关注，一般集中于老年人退休后再就业等直接劳动参与的形式。但这与实践情况不一致，一方面具有足够技能完成再就业的老年人只是少数；另一方面按照社会习俗，步入老年以后更倾向于颐养天年，具有意愿再次重返劳动市场的人数有限。除了数量上的局限外，老年人直接参与生产劳动的实际效率往往不高，按照刘传江和黄伊星（2015）的研究，不同年龄的人口对经济增长的贡献效率呈现倒U形的关系，人在年轻时低，之后逐步上升，到中年时最高，之后开始逐步下滑。
因此老年人直接从事劳动生产，从效率上看是低效的。故而无论从数量还是效率的角度，老年人对经济的直接贡献都将是较为有限的。
不过这种对老年人退休后返聘的研究倾向可能更适应于欧美的文化，因为其文化中往往更重视核心家庭，父母往往不与成年子女同住，也不会对成年子女提供过多的帮助。但是在亚洲文化的国家中，直系家庭成员之间往往有着程度更深的社会和经济联系。例如杨菊华和李路路（2009）通过2006年对东亚社会调查数据的分析，发现在东亚国家里，现代化的进程并没有导致家庭功能的衰落，代际之间的劳动、经济、情感互动依然密切。这种代际之间的紧密联系，不仅体现在子女对于父母负有赡养的法律义务和社会普遍的舆论道德制约，而且也体现在老年人对于子女有更多的劳务和经济帮扶上。例如我国年轻人买房问题上多有祖辈的经济帮扶，祖辈与子女经常地住在一起，因此其也会提供家务帮扶。甚至当祖辈与子女不同住时，祖辈有时也会以在家乡照料孙子孙女的方式，提供对孙子孙女的隔代照料。而佐崎（Sasaki）和小川（Ogawa）和波拉克（Pollak）（2014）分别独立对同为东亚国家的日本相关数据进行了研究，同样发现与父母公婆同居会显著地增加已婚女性的劳动参与率（Sasaki，2002；Ogawa et al.，1996）。
在西方同样存在代际间的支持，例如康普顿（Compton）等人通过对美国数据的研究发现有年幼小孩的妇女如果和母亲或者婆婆住得很近，则会明显增加4％~10％的劳动参与率。德尔博卡（Del Boca）等人对于意大利数据研究同样观察到工作的女性多有来自祖辈的隔代照料支持，并且意大利的家庭文化也具有较强的作用，会提供超出照顾幼儿以外的代际支持（Del Boca，2002）。
这说明在西方同样存在代际支持，但是总的来看西方的家庭联系强度相对来说还是要弱一些。从研究对象上看，其实证研究多局限在已婚且有年幼孩子的女性。而作为对比，对于东亚，特别是国内的研究在样本选择上不仅包含女性，还包含男性。
因此，我国的老年人除了可以通过返聘等再就业形式直接参与劳动做出经济贡献，还可以通过帮助年轻子女照料家务和带小孩等方式，让年轻子女可以有机会更多地参与劳动。根据卢洪友、沈可等人的研究，我国祖辈的隔代照料和家务帮扶对年轻子女的劳动参与率和劳动时间均有正面促进作用（卢洪友等，2017；沈可等，2012）。根据劳动人口年龄与效率的倒U形关系，子女直接参与经济的效率是高于祖辈的。因此这种通过代际间的支持促进子女就业，从而间接对经济做出贡献的方式更加适合老年人。
较早对老年人与子女劳动参与关系做出的研究多从关注女性劳动参与和社会平等的视角出发。例如，杜凤莲从儿童照料成本的角度出发探讨女性劳动参与率下降问题，结论发现与父母公婆居住距离越近则女性的劳动参与越高（杜凤莲，2008）。而沈可等人则通过对改革开放以来女性劳动参与率下降原因的分析，认为我国较多的多代同堂居住方式是中国女性相比其他国家女性，能够维持较高劳动参与率的现实基础，因而自1990年以来多代同堂家庭结构的逐步消亡就造成了我国女性劳动参与率不断减少的现象（沈可等，2012）。之后卢洪友等在2017年的文章中，对老年父母隔代照料和家务活动对儿子和女儿的劳动参与的影响做了测算，发现隔代帮扶不仅对于女性的劳动参与存在显著影响，虽然女性所受影响更大，但是对男性的劳动参与也是存在正面影响的（卢洪友等，2017）。再往后邹红等人针对青年女性的劳动参与也做了类似研究，同样发现祖辈的代际支持对子女的劳动参与有显著的正面影响，根据其测算祖辈照料会显著增加青年女性的13％~21％的劳动参与率以及5~7.3小时的每周劳动时间（邹红等，2018）。
国外对于父母与子女劳动参与情况的研究开展得更早。例如，欧格瓦（Ogawa）和埃尔米施（Ermisch）（1996）在1996年对日本的16岁到49岁的已婚女性做出研究，发现与父母同住显著提高了其参加全职工作的可能性。之后科罗丁斯基（Kolodinsky）和席瑞（Shirey）（2000）在2000年针对美国的25岁到64岁且至少父母中有一人健在的女性样本做出研究，发现了同样的趋势。而之后佐佐木（Sasaki）在2002年的研究则更加关注育龄期妇女的劳动参与情况，因此其选择的样本是日本25岁到34岁的已婚女性，结论同样支持与父母同住对子女劳动参与率的正面作用（Sasaki，2002）。在之后毛雷尔—法齐尔（Maurer-Fazio）等人在2011年，对中国过去的数据进行了研究，发现老人在家庭中的存在显著增加了城市已婚女性的劳动参与率，并且其明确提到这里的老人是任何年龄段和关系的老人，既包括父母，也包括公婆，即使祖辈超过75岁效果也同样显著（Maurer-Fazio et al.，2011）。
不过也有些研究得出相反的结论，例如袁兴意和齐海源（2014）对中国农村和城市青年劳动参与和家庭结构关系的实证结果，认为多代同堂的家庭结构会对青年的劳动参与决策会产生负面影响和抑制作用，并且多代同堂结构对于男性的劳动参与抑制作用大于对女性的抑制作用。但总的来看，支持这一结论的相关研究较少，就该文章而言，其得出该结论可能和其关注的问题和样本选择存在关系，该作者将从事农业劳动视为未就业。而在中国农村有“养儿防老”传统，因此会优先把男孩留在家乡从事农业劳动，这在一定程度上可以解释为何其实证结果中多代同堂的家庭结构会对男性子女造成更大的负面影响。同时由于其样本中包括了农村青年，同时又把从事农业生产视为未参与就业，这种劳动参与的定义方式，就在有“子承父业”传统的中国造就了一大批“不事生产”的样本。因此会出现其实证结论中，多代同堂对男性子女劳动参与造成负面影响的结论。
由于老年人的代际支持对育龄期人口的影响是最大的，因此确定育龄期人口的劳动生产率，以及其和其他年龄段的差异，就是确定育龄期人口产生变动对经济影响大小的前提。
对于劳动适龄人口内部不同年龄组生产效率的差异的研究存在不同结论。有的学者偏向认为劳动人口内部的劳动生产率呈现一种先上升再下降的倒U形曲线，比较典型的是汪伟等人通过对数次普查年份分省分年龄数据的分析，发现就我国适龄人口整体上的生产率，在青年阶段（15—29岁）不断上升，到了中青年阶段（30—49岁）达到最高，然后在中老年阶段其边际效应降为0（汪伟等，2019）。任明和金周永（2015）则通过对韩国数据的分析也支持劳动年龄人口内部的老龄化会导致劳动生产率的下降。
有的学者则对老龄化对于劳动生产率的作用进行细分。例如赵昕东和陈丽珍（2019）将行业分为智力型行业和体力型行业，分别考察劳动力内部老龄化对于劳动生产率的影响，结果发现在智力型行业劳动生产率不仅没有随着劳动力的老龄化而减少，反而出现了上升趋势；而在传统的体力型行业，劳动生产率则表现出典型的倒U形。
有的学者则认为劳动人口年龄和劳动生产率之间的关系并非线性的确定关系，例如徐升艳和周密（2013）对第五次人口普查和2005年1％人口抽样数据和城市数据分析发现，在中部和东部城市中劳动生产率在60—64岁组反而有一个提升，其高于15—19和20—24岁年龄组的生产率，因而其认为不能简单地认为劳动生产率必然会伴随老龄化而不断下降。
从本节关于老年人影子贡献的相关文献梳理中可以看出，虽然老年人的直接生产性伴随年龄的增长而有所下降，但是老年人，特别是在代际关系较为紧密的中国，仍旧有可能通过为子女提供代际支持的方式，促进子女参与就业，从而间接地为经济做出贡献。因此老年人是仍可能具有间接的生产性的。
通过对国内外文献的梳理可以发现，目前已有文献对人口的数量、质量、年龄结构与经济增长之间关系进行研究，并且其在理论、模型以及实证上都已经较为深入，各个学者从不同的研究角度出发对人口的数量、质量、年龄结构及其变化和经济增长之间的关系进行研究和分析，在理论和实践的螺旋上升中不断进步，为人口与经济发展之间关系提供了丰厚的内容，从而为本书对人口转型与经济增长关系的研究提供了值得借鉴的基础。这首先体现在，提高了本书对于人口变动、人口数量、人口质量、人口年龄结构、经济增长、产业结构、全要素生产率的知识积累；其次，确认了人口与经济之间存在的密切联系；同时，加深了笔者对人口变动中数量、质量、结构对经济增长的影响的了解；最后，加深了笔者对于人口变动对于经济增长影响机制的认知和把握。
虽然国内外对于人口与经济增长之间关系的研究已经相当深入，但是仍然存在可以改进和突破的地方，具体表现在：第一，已有研究大多侧重于人口的某个方面，例如人口老龄化、刘易斯拐点等，对于经济增长所带来的影响进行讨论，而中国由于极快的经济发展速度，再加上计划生育政策的影响，当前所面临的人口变动是数量、质量、结构全方位的变化，同时相关实证研究随着研究对象、研究时间段、研究方式和切入角度的不同，结论还存在争议。本书试图在该问题上继续做一些有益的探索，从人口变动对经济增长影响的角度出发，将人口的数量、质量、结构的变化纳入统一的分析框架，综合分析人口变动对于经济发展的影响，特别是联系到中国当前人口老龄化的趋势对中国经济可持续增长的影响，并通过实证对人口变动的三个方面所带来贡献进行了定量的测算。第二，已有的经济增长研究在讨论人口变动，特别是人口老龄化对中国经济的影响较为悲观，往往忽视了老年人的生产性，这在理论研究中表现为将老年人视为单纯的消费者，简单地将老人和儿童视为同样的社会抚养负担，认为老年人对于产出没有任何贡献，在实证中则表现为在指标选择时多将与老年人相关的指标作为负担引入模型，但实际上老年人可以通过社会家庭纽带，通过代际时间转移的方式对经济产生积极影响。而有的学者虽然关注到老年人通过代际支持对于成年子女的劳动促进作用，但是这些学者没有进一步分析这种效果对于经济增长的影响。因此本书引入老年人影子贡献的概念，将其纳入年龄结构与经济增长关系的数理模型，试图从比较积极的角度评估人口老龄化对于中国经济的影响，并通过实证的方法定量测算了老年人的影子贡献对于中国经济可持续增长的积极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