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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过四十余年的高速发展，当前中国的经济和人口处于一个关键的变化时期。在经济方面，经济增速从2012年开始结束近20年10％的高速增长并开始进入“新常态”，而国际上其他中等收入国家在冲击高收入门槛的过程中的种种挫败反复地向我们敲响警钟；而人口方面，当前老龄化问题已高悬于顶，人口数量（特别是劳动力数量）也面临负增长的压力，这些对我国未来的经济增长可能带来不利的影响，并且人口质量的提升是否能为经济可持续增长带来足够动力尚且存疑。下面分四个侧重点来阐述当前中国要想实现经济可持续增长所面对的情况和问题。
世界银行近年来的数据显示很多国家的经济长期停滞，不能突破中等收入区间，甚至出现衰退震荡。例如，俄罗斯自1998年摆脱巨变带来的衰退之后迎来了一个近十年的快速发展阶段，以2015年不变价美元计，其人均GDP从开始的4 516美元迅速成长到2008年的9 094美元，但之后的十余年间其经济增长再次陷入震荡，截至2020年其人均GDP也仅为9 714美元，和其之前十年的增速大相径庭。在南美板块，巴西也是非常典型的例子，其从2000年以来经济增长一直较为稳定，但当2013年其人均GDP达到峰值9 216美元以后就陷入了震荡衰退，到了2020年其人均GDP跌回了2008年的发展水平
。
这些国家或从过去继承了丰厚的遗产，或是地区性的政治经济强国，他们都具有各自的比较优势和发展机遇。但是在其经济发展过程中都未能突破中等收入区间，而是遭遇了较长时间的停滞，其原因值得我们深思。
根据国家统计局的数据，如果按照65岁及以上老年人占总人口的7％的标准，中国在2000年就已经步入了老龄化社会。之后老年人在全社会占比不断增加，到2022年时，65岁及以上老年人占比达到14.9％。从成因上看，中国的老龄化既受到过去和现在的计划生育政策影响，又受到经济社会发展所必然带来的人口寿命延长和再生产方式转变的影响，这两方面影响最终让我国人口年龄金字塔呈现出朝着“上大下小”的形状变化的态势。从1982年计划生育正式成为我国基本国策到1990年，我国人口少儿抚养比虽然在快速降低，但整个人口金字塔仍呈现出典型的上小下大结构；从1990年到2010年，生育高峰一代随年龄增长来到人口金字塔中部，同时新生儿进一步减少，老年人口占比虽有上升但速度缓慢。这三方面的共同作用使得该阶段的人口金字塔呈现出纺锤形；之后2010年至今，我国人口结构进一步变化，老年人占比增加速度变快，少儿抚养比在低位徘徊。这种变化让我国的人口金字塔逐渐呈现出“上大下小”的形状。
在1990年到2000年的十年间，我国65岁及以上老人占比上升了1.4％，之后2000年到2020年的十年间，65岁以上老人占比又上升了1.9％。而从2010年至2020年的十年间，中国的老年人占比就已经攀升了4.6％。因此我国的老龄化速度是在逐步加快的。预计到了2050年前后，我国老年人口数量将达到峰值4.87亿，占总人口的34.9％
。由此中国将在未来面临老年人数量多、全社会老龄化速度快、未富先老等一系列问题，这给中国经济可持续增长带来了重大挑战。
自改革开放以来伴随着经济发展，教育投入不断增加，从2000年到2020年间我国的教育经费持续快速增长，虽然近年增长速度有所放缓，但仍在以8％左右的速度继续增长。从人民受教育的角度看，我国人口质量在之前水平上进一步提高，根据2020年第七次人口普查的数据，我国15岁以上人口的平均受教育年限达到9.91年，每万人大学生人数更是从新中国成立初期的每万人21.22个大学生上升到每万人1 821个大学生
。但若和美国相比，则仍然存在较大差距。根据王广州的测算，要到2050年中国的平均受教育年限预期为14到15年，均值14.5年，那样才能接近美国2000年时平均受教育年限14.7年的水平（王广州，2017）。
除此以外，需要研究的是我国人口质量的经济红利转化机制问题。过去我国多依赖要素积累的方式实现增长，而在未来则更多地需要创新驱动。这种过去惯性和未来需要的矛盾，在近期看可能导致我国就业结构不合理、人力资本利用不充分、自主创新体系不完善等问题。此种情况下，需要明确两个问题：一是我国人口质量是否对经济产生促进作用；二是我国人口质量在多大程度上对经济产生促进作用。
根据王丰等人的研究，中国从1990年开始人口的内在增长率就已经由正转负，并且之后持续的低生育率一直在积累人口负增长的惯性（王丰等，2008）。所谓人口增长惯性指的是一种由于人口发展势头而积累的趋势，其产生的原因是死亡的发生集中于老龄组，而生育的发生集中于育龄期并且新生儿添加于人口金字塔的底部。从效果上看，多年的高生育会积累起特定的人口结构势能，该势能会使得人口在之后的一段时间内顺势惯性增长，这就是为何我国实行严格的计划生育政策以来，人口仍逐年增长的原因；同样地，多年的低生育也会积累起对应的人口结构，逐步累积人口减少的势能，当其释放时则会让人口出现持续的负增长趋势。
从图1-1中可以看到在1990年以前人口增长率基本稳定在14‰，自1990年开始中国人口的增量开始进入稳定的下降区间，截至2021年中国人口相对上年的增长降至0.34‰，已经耗尽了过去的人口增长势能。到了2022年全国人口为141 175万人，比2021年减少85万人
，我国正式进入人口下降通道，开始释放过去积累的人口负增长势能。
图1-1 中国历年人口数及增长率
资料来源：历年《中国统计年鉴》。
本书较为全面地分析了人口在数量、质量、年龄结构三个方面的变动对于经济可持续增长的影响。
首先，本书从作用机制上说明了人口数量、质量和年龄结构与经济可持续增长之间的关系，指出了人口数量会通过劳动力供给路径、物质资本路径、公共基础设施路径和技术进步路径对经济可持续增长产生影响；人口质量则会通过影响技术创新和模仿、影响要素本身的生产对经济可持续增长产生影响；人口年龄结构中少儿抚养比、老年抚养比以及劳动年龄内部年龄结构变化则会通过影响劳动力供给、物质资本积累以及技术进步的方式对经济可持续增长产生影响。在该部分中通过数理模型的方式进行了建模和分析，引入了老年人代际支持对于劳动适龄人口劳动参与率的促进因素，从而使得模型可以反映老年人代际支持对经济可持续增长产生的影响。
然后，从影响因素分析的角度，对我国各省面板数据进行了实证，验证了机制分析中所提出的人口数量、质量和结构对于经济可持续增长的影响，特别地在结果中再次验证了老年抚养比对于经济的正面促进作用，由此提出了老年人影子贡献的概念。
最后，在理论上说明了老年人影子贡献对经济可持续增长产生影响的原理机制，然后通过中国家庭追踪调查的数据估算了老年人影子贡献对于16岁到50岁成年子女就业率的影响水平，并由此进一步推算出我国自2000年来，历年老年人影子贡献所占GDP的占例。本书通过老年人影子贡献的概念，从家庭社会纽带的角度对老年人的生产性研究进行了补充，为从更加积极的角度认识我国的老龄化问题提供了支持。
当前我国面临产业转型升级保持持续经济增长的情况，而众多过去冲击高收入区间失败的例子则反复提醒着我们中等收入陷阱的威胁，这引起了舆论的关注和担忧。因此对我国经济可持续增长的研究，有利于回答当前我国经济所面临的问题和挑战，为制定相关政策提供依据。
同时，与我国经济可持续增长面临风险所并行的是我国全面的人口变动。自2013年以来我国的劳动适龄人口数量开始逐渐下降，而老年抚养比出现加速增长的趋势，过去为我国经济增长带来贡献的人口数量红利逐步消失。这在一定程度上加重了人们对于中国经济可持续增长所面临风险的担忧。
应该说人口作为经济社会的重要组成部分，对于经济可持续增长起到的是基础性的作用。无论是经济所关注的生产角度，还是消费角度，都离不开人口作为分析和研究的基石。从生产角度而言，人口和生产所必需的三大要素（资本、劳动、技术）均有密不可分的联系。例如，人口数量所带来的劳动力本身就是生产的三大要素之一，无论是资本还是技术，都只有和一定数量的劳动力结合以后才能发挥作用。而人口质量则作用于技术创新和技术应用，是决定劳动生产率的重要指标，并在一定程度影响了资本有机构成，从而间接影响了物质资本的投入产出效率。人口的年龄结构则反映了当下和未来的劳动力供给情况以及全社会的抚养负担情况，而抚养负担情况则会对物质资本的积累造成影响。从消费角度而言，人口的数量决定了市场规模的大小，而庞大且统一的市场则有利于企业收回科技创新所必要的成本，从而促进研发投入和技术进步。
从学界的过往研究来看，人口与经济之间的关系是复杂的。单以人口数量而论，有的研究就通过对很多发展中国家的观察认为人口数量的增长对于经济增长会产生负面作用，而有的研究则又指出人口增长对于经济增长具有正面作用。这些结论往往都跟其所研究的具体国家，具体时间段有较大的关系。因此简单地因为人口面临变动就担忧其对于经济可持续增长的影响，往往会反应过度，从而夸大影响、甚至产生错误的认知。
本书通过对当前中国所面临的人口变动的三个主要方面进行分析，在理论上厘清概念，避免误用；对我国经济发展的历史和现状进行分析，讨论了人口各要素对于经济的影响；从实证上，进行定量研究，确定人口各要素变动对于经济所带来具体影响大小和方向；并通过老年人影子贡献的概念和实证，指出老年人自身所具有的生产性，为我国当前退休政策的决策提供了一个新的参考角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