下载掌阅APP，畅读海量书库
立即打开
秘密社会是具有秘密宗旨与礼仪，秘密从事宗教、社会或者政治活动的社会组织。传统中国社会中所谓的“教匪”和“会匪”就属于秘密社会序列，但是“秘密社会并不是中国特有的社会现象，差不多世界各地都存在。在亚洲，中国的秘密社会最为突出，它是清代以来特别是近代中国的一个严重社会问题”
。秘密社会的源起及流变与社会变迁密不可分。
秘密社会起源于基层社会，是社会控制弱化和生存资源匮乏的产物。基层社会的控制力与秘密社会的产生之间存在内在关联性，但是这种关联性并不意味着社会控制的强化可以消弭秘密社会的繁衍，相反可能使秘密社会在适应性调整过程中产生更强的生存能力。秘密社会产生以后，其流变过程取决于其所处的生存环境及所采取的相应的生存模式。
社会控制是一种有意识、有目的的社会统治，“是通过各种社会或文化的手段对个人或集体的行为进行引导和约束，使其符合社会传统的行为模式，以维持社会秩序的过程”
。由于社会秩序的形成是基于社会整合，而促进社会整合的主要工具或者手段是社会制度；因而，社会控制的主要依托是社会制度，包括官僚体系、道德观念、法律制度等，其价值取向是维护社会规范，清除或矫正社会成员的越轨行为。社会制度崩溃或者瓦解会使社会控制弱化，从而造成社会规范体系的崩坍，形成社会失范现象。在社会失范的生存环境下，基层社会就会缺乏可以共同遵守的行为规范或者可以参照的行为模式。在剧烈的社会动荡之中，无从依靠的社会成员只能从体制外寻求庇护或者自保，这就为秘密社会的产生创造了条件。
传统中国是“大一统”社会，拥有相对完整且稳定的社会制度，社会控制是维持传统社会稳定的基本手段。传统近代中国的社会控制工具主要包括严酷的法律制度体系、传统的封建道德伦理、森严的宗法等级制度和遍及基层社会的乡约民规等。在社会相对稳定的环境下，基层社会群体聚族而居，男耕女织，在既定的社会秩序与宗族组织中，安于现状，心甘情愿地服劳役、纳赋税，以维持整个封建统治的有效运行。但是，一旦出现王朝更替或者民族纷争时，社会控制就会迅速弱化，传统的社会秩序就会遭到破坏，基层社会动荡不安，许多民众被迫从传统的社会网络中游离出来，成为社会“脱序”阶层。“脱序”阶层主要包括游民与流民群体。他们为了适应无序杂乱与艰辛苦难的生存环境，“就要组织与主流社会相对抗的隐性社会，甚至要藉此发展自己，并彻底改变自己的一切。这一切都促使他们要产生一套有别于主流社会人们的思想意识以应对自己社会地位的变化”
。因此，游民与流民的大量出现形成了秘密社会产生的社会基础。
但是，流民与游民的大量出现只是秘密社会产生的必要条件。在传统中国社会，流民与游民问题被认为是影响基层社会秩序稳定的主要因素，是困扰执政者的严重社会问题，但是流民与游民阶层并不必然产生秘密社会。事实上，在社会秩序重构后，流民重新获得土地，游民也各有所业，这样，秘密社会便很少有产生的空间了。
战争、自然灾害等所导致的社会秩序混乱，以及由此引发的基层社会群体的生存资源匮乏，是秘密社会产生的另一个重要条件。社会控制弱化是导致社会分配不公和引发基层社会冲突的重要原因。社会控制就其功能而言，就是促进社会的协调发展与良性运行，但是社会控制弱化，会使社会在“失范”的环境下运行，一些社会成员违反既定的规则，以实现自身的利益，“当这些行为影响了其他社会成员所享有的、由既定的社会关系规定的利益时，就可能引发冲突”
。如果社会控制弱化的前提是长期的战争或者自然灾害，一般社会群体在既定的社会规则下就会面临生存或生计问题，此时抱团取暖与相互协作，在体制外获取原本匮乏的生存资源，就成为许多基层社会成员迫不得已的选择。所以，秘密社会就其外在表现形式而言，通常为追求特定利益、获取生存资源的神秘组织，甚至是暴力团体。例如，帮会组织按照江湖社会的“血酬定律”
参与社会财富的分配方式，典型地反映出基层社会因生存资源匮乏所引起的社会冲突问题。
社会控制按照其实现方式，可以分成外在控制和内在控制。依托社会制度，维护社会规范，清除或矫正社会成员的越轨行为，此属于外在控制，具有刚性与强制性的特点；将价值观念内化为社会成员的行为规范，以约束或者指导其行为，此属于内在控制，具备内化的、自觉性的特征。仅仅是外在控制的弱化并不足以导致秘密社会产生，内在与外在控制的全面弱化，才是秘密社会产生的根源。在社会变迁过程中，社会控制的弱化，以及由此导致的传统价值观念的崩坍，如果没有新的价值观念去及时填充，往往会引起社会群体的迷茫，而秘密社会组织正是在这样的环境中滋生和蔓延的。
在传统中国社会中，“教化”是对社会成员思想控制的主要方式。
社会“教化”体现在宗教、礼仪、制度、习俗等不同的层面上，主流社会的价值观念经由“教化”而内化为社会成员自觉遵守的基本规范。秦汉以降，以儒家思想为核心的传统价值观念，包括封建纲常伦理与忠孝节义思想，在历代的教化过程中，逐渐内化为传统社会共同遵循的行为规范，成为维护传统社会秩序的思想工具。因此，在传统中国社会，流民与游民阶层的大量出现，以及社会资源匮乏而引起的生存环境的恶化，并没有直接导致秘密社会的出现，其中基层社会坚守传统价值观念及其内化的行为规范是重要原因之一。而这种“坚守”大致在宋代出现了变数。
秘密社会就其主要特征而言，应该是“源”于宋代。秘密社会的主要特征，按照蔡少卿先生的理解应当包括四个方面，即组织的秘密性、秘密的宗旨或者教义、从事非法活动，以及一定条件下的反政府行为。
而宋代的诸多民间秘密结社组织大都具备这些特征，因此，传统秘密社会当“源”于宋代，不仅如此，明清以后的秘密社会最初源头或者主要特征都可以追溯到这一时期。
例如，宋代出现的白莲教、明教这类秘密教门和没命社、亡命社、霸王社之类的秘密会党，都曾对明清秘密社会的流变与发展产生重大影响；秘密社会的“标签”性描述，如“夜聚晓散”“男女混杂”和“吃菜事魔”等在两宋时期开始普遍流传。显然以这三个词语指代与社会秩序相悖的秘密社会现象，“实系有意为之，而从来都不是对事实的客观描述”
。
当然，这一时期的秘密社会还处于形成期，秘密社会组织与行帮组织或者民间宗教结社的界限并不十分清晰。北宋时期的一些流氓组织，如“没命社”“亡命社”等，都有自己的魁首，会众皆以游民为主，他们为侠乡里，巧取豪夺，以偏僻之术为业，“或不如意，则推一人以死斗，数年为乡人患，莫敢发”
。这显然与近代秘密会党相差无几。也有一些带有行帮性质的秘密组织很难明确被界定为秘密社会，如把持民间诉讼行业的“业嘴社”，有公推的讼棍为盟主，组织不为外人知，成员“粗晓文墨，自称士人，辄行教唆，意欲骚扰乡民，因而乞取钱物”
。这类组织黑白通吃，很难判定是否属于秘密社会。尽管如此，在宋代，秘密社会已具组织雏形是不争的事实，其形成的原因与宋代基层社会生存环境的变迁密切相关。
一是土地兼并的推力和城镇发展的吸力，使基层社会的流动不断加速。北宋时期，政府实行“田制不立”和“不抑兼并”的土地政策。该政策促进了全国范围内的荒地垦辟，但同时也为豪族富家的土地兼并打开了方便之门，以至于各地“势官富姓，占田无限，兼并伪冒，习以成俗，重禁莫能止焉”
。到南宋时，豪族富家拥有的土地往往能绵亘数百里，“阡陌绳联，弥望千里，囷仓星列，奚啻万斯”
。乡村土地的大量兼并将许多农民“推出”赖以生存的土地，使其成为流民；与此同时，城市畸形发展所带来的商业“繁荣”吸引失去土地的流民进入城市。两宋时期，国内外贸易和商品经济的发展，带来城镇的发展，尤其是海外贸易的发展，促进了沿海工商业城市的形成与发展。城镇发展所产生的“吸力”加快了城乡人口的流动，“游食”于城市成为流民重要的谋生手段。但是，两宋的城镇发展是畸形的，城镇“繁荣”的主角是在土地兼并中获利的城居地主，“地产、商业和高利贷三结合的发展，正体现了宋代商品经济发展的时代特征”
，享受性、炫耀性、精神性、发展性的高消费所形成的城镇畸形发展，在吸纳流民的同时也造就了城镇基层社会庞大的游民阶层。
二是天灾人祸的袭扰和民间结社的膨胀，使基层社会控制趋于弱化。两宋时期，自然灾害频繁，
加上辽宋夏金政权对峙，战争不断，基层社会动荡不安。天灾人祸的持续袭扰，以及两宋时期财政与军事上的“积贫积弱”，使得基层民众转而寻找体制外的力量以求“自保”。因此，两宋时期的民间结社较以往历朝历代都要更发达。在城镇，“民间开始流行举行社、会，各行除参与宗教社邑外，尚以行会为单位，组织各类社、会”
，而乡村社会则流行互助性社团，包括各类武术团体，例如，河北的弓箭社。据苏轼调查，澶渊之盟以后，河北“百姓自相团结为弓箭社，不论家业高下，户出一人，又自相推择家资武艺众所服者为社头、社副录事，谓之头目，带弓而锄，佩剑而樵”
，再如，北宋末年抗金自保的忠义巡社。忠义巡社推举豪右为首领，自备枪杖器甲，成员寓兵于农，在动荡环境下具有了维持基层社会秩序的功能。研究表明，当时的忠义巡社“遍及山西、河北、河南、山东诸省，发展规模甚大”
。基于乡社而产生的民间结社遍及乡村，民间结社的膨胀既是基层社会寻求自保的产物，也是当权者对基层社会控制弱化的表征。
三是佛教异端的传播和江湖文化的崛起，使传统价值观念出现嬗变。宋代佛教结社盛行，念佛往生极乐世界成为当时社会普遍的精神寄托。正统的佛教结社，如净行社、念佛施戒会等，通常只能满足社会上层的需求，而对于社会下层民众而言，世俗化的佛教可能是最好的选择。因此“两宋之际，社会风习在佛教信仰领域大致有两种趋势，一是正统，一是异端”
。佛教异端在下层民众中迅速传播，传统的弥勒教及其宣扬的造反救世观念充斥基层社会，许多佛教异端，如孔清觉的白云宗、茅子元白莲宗及以金刚禅、二会子、摩尼教等名目出现的“吃菜事魔”等，成为此后明清秘密教门的前身。在佛教世俗化的同时，两宋时期传统庙堂文化呈现江湖化趋势。
依托日益兴盛的民间私塾，高居庙堂的儒家伦理，借鉴佛教白话宣讲的传播方式，使江湖化的庙堂文化逐渐渗透到基层社会。基层大众在有选择地吸取过程中，形成具有亚文化特征的江湖文化，如“忠义”“侠义”“好义”等。所以有学者将宋代作为近代侠文化的形成期，并将秘密社会与武林、绿林共同定义为近代侠的“三种形态”。
伴随佛教异端的传播和江湖文化的崛起，传统价值观念出现嬗变。基层社会的多元信仰动摇了传统道德伦理的权威，基层社会的江湖化逐渐使下层民众的意识形态呈现多样化的发展趋势，社会控制的内在机制日渐式微。
如前所述，社会控制弱化可能导致秘密社会的滋生，而社会控制的强化并不能抑制秘密社会的繁衍。宋元以后的秘密社会进入了滋长蔓延时期，从明代秘密教门的到处繁衍到清代秘密会党的异军突起，传统秘密社会逐渐成为影响基层社会的不可忽视的力量，防范和打击秘密社会活动也成为国家加强基层社会控制的重要手段。社会变迁以及由此造成的下层民众社会生态失衡，成为传统秘密社会滋长蔓延的主要原因。
社会变迁是社会发展与停滞、进步与倒退、整合与解体等一切社会现象或者社会过程的总称。按照帕森斯的社会功能理论，处于常态下的社会系统是平衡的，社会系统的各个子系统在功能上相互依赖。但当社会系统的内外条件发生变化时，平衡就会被打破，子系统会进行适应性调整，这就是社会变迁。因此，社会变迁是社会系统由“失衡”达到新的“平衡”的过程，“系统内部的紧张、偏差行为和社会控制，构成系统的变迁，系统变迁的方向是适应性增强”
。社会生态是社会群体与生存环境所组成的特定结构及其功能关系，既包括体现为国家意志的政治制度、机构设置、法律法规，也包括不同层面的社会行动或者人际关系，以及由此体现出的社会伦理、社会公德、乡规民俗等。
任何社会群体的生存都离不开其特定的社会生态，社会变迁所引发的社会生态“失衡”，要求包括民间结社、秘密社会等在内的社会群体，进行适应性调整以维持群体生存。
从明朝洪武元年（1368年）到鸦片战争（1840年）前，明清时期的传统社会共持续了约470年。其间，只有明清之际不到60年的社会动荡，整体社会大体维持了相对平和的“大一统”格局。从传统中国农耕文明的发展过程来看，“商周时期是中国农耕文明的萌芽期，春秋战国时期是形成期，两汉时期是完善期，隋唐时期是繁荣期，宋元是稳定期，明清是衰落期”
。明清时期，生产力的提高，商品经济的繁荣，导致了明清时期社会生产关系的变化，也导致这一时期成为传统封建社会危机积聚与爆发的时期。
明清时期持续的“大一统”格局虽然暂时缓解了阶级矛盾与民族矛盾，但是经济危机与社会纷争却暗潮涌动，基于农业经济的传统社会，其内部各系统由于生产关系的变化而日趋“失衡”。明清时期传统社会具有从“渐变”到“巨变”的社会经济特征
，傅衣凌先生将这种社会经济特征概括为四个方面，即自然经济与商品经济的争斗；新旧因素的并存；没有崩溃但有分化的征兆；地方对经济的严密控制。
尤其是明朝后期，整个社会的基本特征就是“变”，“兵变、士变、儒变、民变、‘妖’变、佃变、奴变到处爆发，此起彼伏，连绵不绝”
。明清社会变革与动荡所形成的下层社会生态的“失衡”，为秘密社会的滋长蔓延提供了生存的土壤。
首先，明清时期，社会生产力发展与人口不断增长，社会分工的细化、社会分化的加剧及人口流动的加快，改变了传统的社会经济结构。明清社会呈现“多元经济结构”，无论城乡，“社会关系由对人的依附关系向对物的关系转移”
，新的社会分层开始出现，基层社会的原有均衡亟待重构，下层社会生态处于“失衡”状态。伴随农业生产的商品化与农民赋役的货币化，传统的乡村生活方式发生变化，“特别是明中后期和鸦片战争前夕，这种变化就更加明显，主要表现为自耕农生产日益商品化，自耕农生活的贫困化和自耕农的不断佃农化”
，自耕农日益贫困和不断破产，使明清乡村社会动荡不安，秩序混乱。
其次，明清时期国家对基层社会控制的式微以及民间结社功能的增强，动摇了中央政权的绝对权威，政府职能部分下移到民间社会。歇家势力在城乡社会异军突起，并成为与里甲、士绅、宗族相比肩的社会存在，改变了传统的基层权力结构。
尽管在基层社会权力结构中，官府仍然是表面上的“中轴”，“但权力的施展往往要借助各类民间社会组织，在所有各类民间组织中商业组织尤为重要，尤其在市场化后，官商社会性质更为凸显”，下层社会生态趋于复杂。
最后，明清时期，“三教合一”思想逐渐成为思想界的主流，“弃儒就贾”现象的普及及重利重商的社会风尚，推动了精英文化平民化与学术组织的社团化，传统的价值观念出现变迁。
此外，自明晚期以后，商业出版业迅速发展，又进一步促进了精英文化的下移和大众文化的形成：许多流行的历史演义小说家喻户晓、妇孺皆知；世情小说“关注市民阶层的心理和情感诉求，市井生活反映市民大众的生存状态、价值观念和审美情趣”
。从这个意义上而言，传统的道德观念和价值取向自晩明以后出现了嬗变，这是完全有可能的。
当然，明清社会变迁是缓慢的过程，除了明清之际出现的剧烈的社会动荡与观念变化，整个社会秩序相对平稳，下层社会生态的“失衡”更多体现为动态之中的不稳定，秘密社会在不断的适应性调整中滋长蔓延，进而形成“河出伏流”之势。
明清时期秘密社会沿着教门与会门两条相对独立的脉路在基层社会传承与蔓延。明清不同时期，秘密社会的发展各具特点：明代是秘密教门的形成与滋长期，而清代则是秘密会党的崛起与膨胀期。鉴于普遍意义上的秘密教门和帮会的研究成果丰硕，相关研究专著较多，此处不再赘述，现仅就明清时期秘密社会的脉路进行简要的梳理，并就其流变从社会学的角度进行阐述。如前所述，秘密社会的雏形是在宋代，因此，梳理秘密社会发展脉路的逻辑起点是在宋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