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言

近代是中国秘密社会发展的膨胀时期，各种教门与帮会组织遍及城乡基层社会，它们依附于主流社会而生存、繁衍，成为近代中国“亚”社会系统的“暗流”。秘密社会与近代社会变迁交互，“传统意义上近代中国的三大高潮竟是与秘密结社密不可分的” 。与传统秘密社会相比，近代秘密社会从组织结构形式、资源获取方式、社会交往模式和内部聚合机制等各方面发生了嬗变，生存模式的适应性调整是其组织膨胀的重要原因。秘密社会的生存模式是秘密社会组织及其成员在主动适应自然和社会生存环境过程中形成的相对稳定的生存方式。生存模式的适应性调整及其带来的组织膨胀，是近代秘密帮会与秘密教门的共同点。分析近代社会变迁中秘密社会组织生存模式的适应性调整过程，可以揭示近代社会转型期间秘密社会组织膨胀背后的社会学意义，并能够为当代社会治理有组织的犯罪行为提供历史借鉴。

秘密社会史自20世纪80年代进入社会史研究领域以来，受到了历史学、政治学、社会学、民俗学等多领域学者的关注，取得了大量研究成果，产生了蔡少卿、秦宝琦、戴玄之、庄吉发、赫治清、胡珠生、酒井忠夫、周育民、邵雍等诸多海内外研究专家。21世纪初，随着学界对秘密社会研究的深入，综合性研究著作不断出现，例如，秦宝琦的《清末民初秘密社会的蜕变》，秦宝琦、孟超的《秘密结社与清代社会》，邵雍的《中国近代会党史》，谭松林的《中国秘密社会丛书》，等等；高水平的研究论文也十分丰富，2000年来，在CSSCI期刊发表的以“秘密社会”为主题的研究论文近百篇，内容涉及秘密社会史研究的各个领域。秘密社会史的研究趋势集中在三个方面：一是区域史研究方兴未艾，例如，路遥的《山东民间秘密教门》（2000年于当代中国出版社出版）从历史学与社会学角度梳理与分析了山东秘密教门的形成与发展的历史概况，彭先国的《湖南近代秘密社会研究》（2001年于岳麓书社出版）研究了近代湖南秘密社会的发育及其与太平军、湘军的关系，雷冬文的《近代广东会党：关于其在近代社会变迁中的作用》（2004年于暨南大学出版社出版）系统论述了以天地会为代表的广东秘密社会的传播发展及其在近代社会变迁中的角色变化与影响，等等；二是专题性研究成果丰硕，例如，刘平主编，刘平、孙昉、李恭忠、欧阳恩良等学者撰写的《洪门与辛亥革命丛书》以洪门的发展及其与辛亥革命的关系为线索，并从新的视角出发细化了洪门史的研究，吴善中的《晚清哥老会研究》（2003年于吉林人民出版社出版）着重研究了晚清哥老会的起源、发展及其成员构成、组织体系，高鹏程的《红卍字会及其社会救助事业研究（1892—1949）》（2011年于合肥工业大学出版社出版）从传统社会救助事业和晚清义赈的角度专题研究了红卍字会的社会救助过程及其所结成的社会救助网络，布赖恩·马丁的《上海青帮》（2002年于上海三联书店出版）论述了上海青帮在适应近代社会经济与政治秩序中如何成为都市社会有机组成部分的历史过程；三是研究视角与方法创新成为趋势，例如，刘平的《文化与叛乱——以清代秘密社会为视角》（2002年于商务印书馆出版）从文化角度研究了清代秘密教门的文化内涵及其长期存在并经常发动叛乱的原因，梁景之的《清代民间宗教与乡土社会》（2004年于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出版）运用宗教学、人类学和民俗学等多学科的理论对秘密教门进行了历史透视与现实思考，欧阳恩良的《形异神同——中国秘密社会两大系统比较研究》（2004年于贵州人民出版社出版）用比较研究的方法研究了民间教门与秘密会党的关系，等等。

但是最近十多年来，关于秘密社会史的研究一直处于相对停滞状态，有影响力的专著或者研究论文不多。以新视角系统化总结已有研究成果，是当前研究的主要趋势，其中比较有代表性的专著包括：秦宝琦、孟超的《秘密结社与清代社会》（2008年于天津古籍出版社出版），邵雍的《中国近代会党史》（2009年于合肥工业大学出版社出版），《中国近代会道门史》（2010年于合肥工业大学出版社出版），《秘密社会与中国革命》（2010年于商务印书馆出版），刘平的《中国秘密宗教史研究》（2010年于北京大学出版社出版），等等。近代是中国秘密社会发展的膨胀期，近代社会的变迁不仅使得秘密社会组织传统的“南会北教”格局发生了嬗变，而且产生了不同于传统秘密社会组织的近代会道门和青帮。但是，相比于秘密社会史研究的其他领域，传统与近代秘密社会比较研究的成果不多，尤其以社会学的视角、以生存模式的变迁为主线，分析近代秘密社会嬗变、探究社会变迁与近代秘密社会发展之间的关系的研究，学术界尚未系统涉及。

基于此，本书主要从梳理近代社会变迁所引发的社会生存环境的变化出发，探究近代秘密帮会与教门的生存模式的变化，并在此基础上分析生存模式适应性调整与近代秘密社会发展膨胀的关系，揭示近代秘密社会嬗变的社会学的意义，进而探索在社会转型中遏制有组织犯罪的方式。本书研究的意义主要有两个方面：一是近代是中国秘密社会发展的膨胀时期，各种教门与帮会组织遍及中国的城乡基层，它们依附于主流社会生存、繁衍，与社会变迁交互。本书运用组织社会学的理论框架，系统研究近代秘密社会组织的生存模式，对拓展秘密社会史研究领域和从更深层次理解和把握近代中国基层社会的变迁过程，具有重要的理论意义。二是当今中国社会仍处于转型期，秘密社会生存的土壤仍然存在，有组织的犯罪，尤其是黑社会性质的组织犯罪短期内还很难根除。在社会转型期，要控制或打击带有黑社会性质的犯罪组织，必须弄清其生存模式，通过各种措施挤压其生存空间，这样才能最大限度抑制其繁衍。因此，本书的研究成果可以为综合治理当代社会治安与维护社会稳定提供借鉴。

本书的基本研究思路是：在系统梳理传统秘密社会生存模式的基础上，从社会学视角出发研究在近代社会转型过程中，近代秘密社会的组织结构形式、资源获取方式、社会交往模式和内部聚合机制等显性要素的变化，并分析这些变化对近代秘密社会组织生存与发展的意义，进而为当下社会治安的综合治理提供借鉴。

本书的研究思路如图1所示。

图1　本书的研究思路

由此本书在内容结构上分成六章：

第一章是社会变迁与秘密社会的近代重组，主要研究社会变迁与秘密社会的构成。在系统梳理帮会和秘密教门的基础上，本章分析了在传统社会变迁过程中秘密社会构成的变化；重点研究了传统社会转型与生存环境变迁的关系，以及探究了会教融合与秘密社会的近代重组问题。

第二章是近代秘密社会内部组织结构的调适，主要研究近代秘密社会的组织结构形式变迁。本章探究了在近代社会变迁过程中秘密社会价值取向的变化及其引发的组织结构的变迁；重点分析了近代主流社会所尊崇的制度文化与价值取向的变化对秘密社会的影响，并研究了由此引起的其组织结构调整的相应问题。

第三章是近代秘密社会资源获取方式的转换，主要研究近代秘密社会的资源获取方式的变迁。本章分析了近代社会群体获取资源的渠道的变迁，探究了这种变迁对秘密社会的资源获取方式的影响；重点研究了秘密社会“正式途径”与“非正式途径”资源获取方式的交互变化，以及对拓展其组织生存空间的意义。

第四章是近代秘密社会内外交往模式的嬗变，主要研究近代秘密社会的社会交往模式的变迁。本章从交往的目的、交往的形式、交往的内容、交往的层次和交往的手段等多个层面出发，分析了交往模式变迁对秘密社会组织拓展生存空间的影响；重点研究了秘密社会与不同社会群体的交往模式问题。

第五章是近代秘密社会内部聚合机制的演进，主要研究近代秘密社会的内部聚合机制变迁。本章分析了在秘密社会聚合过程中价值引导与利益激励之间的关系变化，探究了这种变化对组织扩张的影响；重点研究近代社会的观念变迁和环境变化对传统的以价值引导为主的聚合机制产生的影响，进而探讨了秘密社会基于利益激励的聚合机制问题。

第六章为本书的结语，探讨了近代秘密社会生存模式变迁带来的启示，从防范和遏制有组织犯罪的视角，研究了社会转型期如何挤压有组织犯罪的生存空间，进而探究了其对当代加强与改善社会综合治理的借鉴意义。

本书坚持以辩证唯物主义与历史唯物主义为指导，结合历史学、历史社会学、政治学、管理学的理论，以中时间段为主，长时间段和短时间段相结合，宏观和微观兼顾，运用多学科方法进行综合研究。具体而言，本书的研究方法主要有以下三种：

一是历史学研究方法。本书主要采用的是历史学的实证研究方法。本书通过对近代秘密社会组织的相关史料进行分析，洞悉近代社会政治、文化变迁对近代秘密社会构成的影响，以此来论述近代秘密社会组织在近代的继承、发展和变化。在具体的研究过程中，为避免庞杂的历史内容叙述，本书采用长时间段与短时间段相结合的叙述方式，即在注重整个清代特别是近代社会变迁与观念变迁的同时，在具体论述时，以短时间段的具体个案史实来证明或者论述相关主题。

二是历史社会学研究方法。历史社会学就是在历史背景下探讨社会如何运作与变迁的学科，揭示的是人类社会延续和转型的机制，以及人类社会行为和制度的形成原因及模式。历史社会学实际上是一种研究方法，而非一种总体理论，它注重归纳分析历史事件和社会演化的结构，多运用社会学的概念和研究方法对事件进行概括和解释。本书运用历史社会学的分析框架，将秘密社会组织的嬗变置于近代社会变迁的大背景下进行社会学分析，在理解整体进程或微观事件的基础上，对社会组织行为的过程及其结果予以合理的解释。

三是政治学研究方法。本书的研究吸收了政治学的许多理论与研究方法，特别是政治学的历史制度主义的研究方法。历史制度主义即新制度主义的研究范式之一，它强调关注历史进程中的一些重大问题，并在宏观背景下分析社会政治演进过程展开的组织与制度序列，从而对这些重大历史事件进行解释。在历史发展过程中，历史制度主义倾向于强调路径依赖，强调把制度同其他影响因素联系起来分析政治结果。

本书在研究中也存在诸多难点和不足。研究资料的搜集、整理较难，明清以来的实录、政书、地方志的文献资料相对容易检索，但是涉及秘密社会的大部分原始史料保存在历史档案馆中，这些档案具有很高的价值，很难准确、全面地获取，因此本书在原始史料的应用方面明显不足。本书的研究涉及历史学、社会学、法学、政治学等多学科领域，同时要具备这些学科的知识积累实非易事，笔者虽然非常努力，但囿于自身学术背景，其中定然有许多不足之处。基于以上原因，还请相关专家学者及读者对本书的不足之处进行批评指正。

陆勇
2023年4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