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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传统史学认识中，夏商周三代是纵向的关系，“殷因于夏礼”“周因于殷礼”，即商代夏、周代商。从疑古派开始，就有学者对此提出了不同见解。顾颉刚提出，商周两族自己不以为同出于一系。此后，王国维结合文献和甲骨文写了一篇《殷周制度论》，他谈到，“殷周间之大变革，自其表言之，不过一姓一家之兴亡与都邑之转移；自其里言之，则旧制度废而新制度兴，旧文化废而新文化兴”，强调了商周差异。傅斯年的《夷夏东西说》也说，夷与商属于东系，夏与周属于西系，认为商周之间的差异，是东西之间的两个种族、两个文化的差异。张光直在现代考古成果基础上进一步指出，夏商周三代的关系，不仅是前仆后继的朝代继承关系，而且一直是同时的列国之间的关系。从全华北的形势看，后者是三国之间的主要关系，而朝代的更替只代表三国之间势力强弱浮沉而已。
（图1.19）
图1.19 夏商周三代关系示意图
夏商周之间有差异，但也有共同之处。张光直指出，从社会组织特性和发达程度来看，夏商周具有基本的共同特点，就是城邑式的宗族统治机构，夏代是姒姓的王朝，商代是子姓，周代是姬姓，姓各不同，而以姓族治天下的原则是一样的。另外，从国家结构来看，包括商朝在内的夏商周三代都属于复合制国家结构，只是其发展的程度，商代强于夏代，周代又强于商代。在夏代，其复合制国家的特征主要是由夏王乃“天下共主”来体现的；而到了商代，除了商王取代夏而成为新的“天下共主”外，其复合制国家结构更主要是由“内服”和“外服”制来构成的；到了周代，周王又取代商而为“天下共主”，其复合制国家结构则通过大规模的分封和分封制而达到了鼎盛。
因此，从国家制度的演进的角度看，夏商周三代之间，也有一定的连续性。所以在前引张光直的文章中，他讲到，“夏商周三代的文化大同而小异。大同者，都是中国古代文化，具有共同的大特征；小异者，代表地域、时代与族别之不同”。这样在一定程度上，人们的认识似乎又回到了以前，不过经过了一百年的研究，这个认识更为精确了，既看到了夏商周的相似，又看到它们代表不同的地域、时代、族别，具有不一样的特质。
对三代的认识，当然是和考古学的发展密切相关。进入21世纪以来，西周考古又有重大的发现。2004年，北京大学考古文博学院于岐山县城西北7.5公里的凤凰山南麓发现周公庙西周大型墓葬。钻探的大型墓葬有22座，其中首次发现带4条墓道的墓葬10座，3条墓道的墓4座。先秦时代，墓道的多少反映了墓葬的等级，4条墓道就是最大型、等级最高的墓葬了，因此学者推断这是周公家族墓或西周王陵。到了2011 年，又发现了周人灭商以前的宫殿建筑的遗址。从2004年至今，在这个地区出土了包括大量刻辞甲骨在内的近万片西周甲骨，而且可辨识的西周甲骨文字，也达到了2500多个。这不仅比全国其他地区发现的西周甲骨文总和的两倍还要多，而且其中也反映了一些很重要的信息，包括王季、文王等周王的称谓。在周公庙遗址研究刚刚开始的时候，邹衡就指出，周公庙遗址和西周大型墓地的发现，从学术价值上说堪与20世纪初安阳殷墟的重大考古发现相媲美，是新中国堪称第一的、最重大的考古发现。周公庙遗址的价值现在得到越来越多学者的重视，这也推动了学界对于西周的认识和研究。
本讲一开始就强调，近一百年以来，在中国古代史各个领域当中，发展最快的就是对先秦史的研究，其核心就在于考古发现。这些考古发现是前代学者看不到的，先秦史研究的面貌发生了很大改变。张光直说，过去的考古学经验告诉我们，新材料在不久的将来一定会出现，而建立在老材料上的假说，一定会坍塌。随着考古的发现，学界对夏商周三代的认识，还会不断推陈出新。
高星、彭菲、付巧妹、李锋《中国地区现代人起源问题研究进展》，《中国科学：地球科学》 2018年第1期。
苏秉琦《中国文明起源新探》第四章、第五章，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99年。
严文明《中国文明起源的探索》，见严文明《农业发生与文明起源》，科学出版社，2000年。
张光直《从夏商周三代考古论三代关系与中国古代国家的形成》，见张光直《中国青铜时代》，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99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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