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商代青铜文明

把中国文明史放到世界范围来看，有两个比较特殊或者说独树一帜的地方，一个是下面我们要谈的商周时代，特别是以商朝为鼎盛时期的青铜文化，一个是秦汉以后的制度文明。

由于夏朝的材料特别是明确考古成果比较少，我们对于夏代的认识还比较模糊，相比之下，对于商朝的认识就要清楚多了。除文献记载相对丰富之外，更主要的是近一百年来的考古成果。在此基础上，经过学者不懈努力，我们对商代面貌的认识较清楚了。商朝从公元前16世纪到公元前11世纪，共传十七世三十王，六百年左右。在商代早期，华夏文明已经发展到相当高的程度了，是中国青铜时代的巅峰。为什么说它是青铜时代呢？可以参考张光直的看法，在他看来，无论是出土青铜器的数量，还是出土青铜器的类型，中国境内所出土的青铜器比世界其他地方所出土的青铜器的数量、类型的总和还要多。而且，在早期文明的发展过程中，青铜器在中国文明中所处的地位也是最为突出的。 所以学界以青铜文化或者青铜时代，作为商周文明特别是商朝文明的代表。

《诗经·商颂·玄鸟》记载了一个传说，“天命玄鸟，降而生商”，这是指有娀氏之女简狄吞食了燕子的蛋而生了契，契就是商的始祖。学者认为这则传说反映了这时的商还处于母系氏族的阶段。从契开始，就进入了父系氏族的发展阶段。自契至成汤八迁，就是指其间商的都城有八次迁徙。东汉张衡的《西京赋》记载：“殷人屡迁，前八后五。”前八是指自契至成汤八迁，后五是指汤灭夏建国以后又有五次迁徙。商代迁都的最后一次，就是盘庚迁殷，此后直到商纣灭亡，近三百年的时间商人没有再次移都。

都城的迁徙，是商及其他一些早期国家共同存在且十分突出的现象。根据这些记载可以对商的发展阶段进行划分，从成汤灭夏到盘庚迁殷以前，称为商朝的前期，大约有二百年的时间。盘庚迁殷以后，商朝获得了比较大的发展，特别是商王武丁在位的五十多年，是商朝的鼎盛时期。图1.10反映的是汤建国以后的五次迁徙，这个范围大体上就是今天的山东的西部、河南的北部以及河北的南部。对殷人履迁的原因，从古至今有不同的说法，包括去奢行简、水患、游牧、游农说、军事说、政治说等，至今还难有定论。

目前学界对商代的认识是与考古成果密切相关的，20世纪20年代末，开始对殷墟，也就是盘庚迁徙以后的最后一个都城进行考古发掘，我们因此得以深化对商的认识。殷墟遗址有36平方千米，分成了宫殿宗庙区和王陵区。水管和地下排水设施的发现，反映出当时具有较高的城市规划和建设水平。另外，殷墟武官村大墓也出土了许多器物，比如大家比较熟悉的武丁的夫人妇好墓，虽然只有22平方米，却出土了青铜器468件，重达到1.6吨之多，其中有铭文的更是多达200多件，另外还有755件玉器，可以称得上是商代文物的宝库。

从现有的考古发现来看，大约在公元前3500年以后，我们的祖先已经知道铜，而且制造了一些小的铜件，如1977年在甘肃仰韶文化马家窑类型遗址中发现的一把青铜刀，其年代在公元前2900年左右。青铜器的鼎盛时期则在商代以及西周的前期，出现了巨大、精美的器物，青铜器制造技术水平及艺术水平都很高。而到了西周晚期，青铜器就已经走向衰落。张光直在其《中国青铜时代》中说到，青铜器在文明中的地位是很高的，尤其是在商代的文明中。《左传》有云：“国之大事，在祀与戎。”祀是祭祀，戎是战争。中国青铜时代最大的特征在于青铜的使用与祭祀和战争分不开。换言之，青铜代表了政治的权力。

可以举几个例子，以体现青铜器与当时的国家权力的密切相关性。《左传·宣公三年》记载：“桀有昏德，鼎迁于商，载祀六百。商纣暴虐，鼎迁于周。”桀是夏代的最后一个王，纣是商代的最后一个王。随着三代的更迭，与之一同变迁的是象征着国家权力的鼎。第二条是《墨子》的记载：“九鼎既成，迁于三国。夏后氏失之，殷人受之。殷人失之，周人受之。”同样是说夏商周三代变迁，与鼎的变迁密切相关。“问鼎中原”这个词，也是出自春秋时期。楚庄王带兵打到了洛阳附近，周天子派人来慰劳楚庄王，楚庄王很不客气地向使者打听周天子之鼎的大小和轻重。在当时，这意味着楚庄王对周天子权力的觊觎和挑战。可见鼎是与国家的权力、王的权力密切相关的。图1.11是目前所发现的最大的青铜鼎——后母戊方鼎，这个鼎重达833千克，高达1.3米。铸造这样一个鼎，据估计需要300多人同时工作，这是当时青铜制造规模和工艺的反映。张光直认为，这些青铜器多饰以动物纹样，实际上是通天阶级的一个必要的政治手段，它在政治权力之获得与巩固上所起的作用，是可以与战车、戈戟、刑法等统治工具相比的。青铜器不是宫廷中的奢侈品、点缀品，而是政治权力斗争上的必要手段。因此，对于铸鼎原料铜锡矿的掌握，也就是对通天工具的掌握。从这个角度，张光直提出，三代王都履迁的目的，就是对铜矿和锡矿的追求。

青铜器及其铭文，是我们认识商朝的手段之一，另一重要手段，就是甲骨文。对青铜器的研究价值，从北宋开始就有学者注意到了，而对甲骨文的认识却是比较晚近的事情。甲骨文是商朝后期统治者因占卜记事而刻在龟甲兽骨上的文字，它是 19 世纪末才被发现的。传说国子监祭酒王懿荣在1899年的时候生了一场病，大夫给他开的药里面有一味龙骨。王懿荣对龙骨很感兴趣，后来有机会从文物商手里看到了龙骨，骨上还有刻画，他认为这些刻画是一种文字，并进行了初步的研究，这就是甲骨文的发现。后来随着更多甲骨的出土，学者陆续对其进行了研究。目前在河南殷墟所出的有文字的甲骨已达15万片，另外还有许多没有刻字的。图1.12 所示是20 世纪30 年代，殷墟YH127 甲骨坑起运时的情景，该坑出土甲骨17096片。

所谓甲骨文，是刻在龟甲或兽骨上的文字，龟甲主要是龟的腹甲，另外还有牛或者鹿的肩胛骨。其占卜程序为：先把骨头上的血肉清理干净，在两面分别用小刀或者青铜钻钻出一排一排有规则的小坑，然后由专人用火炙烤，炙烤以后，甲骨表面就会出现一些裂纹，就是图1.13中的这种卜字型的裂纹，这就是所谓卜兆，之后根据卜兆对事进行占卜。所以说甲骨文的文体是比较特殊的，都是占卜性的文字。王懿荣发现甲骨文以后，引起了当时学界的重视，王懿荣搜集的这批甲骨文，在他去世以后就到了《老残游记》的作者刘鹗的手里。刘鹗结合他自己的收集，出版了第一部甲骨文材料的记录《铁云藏龟》，促进了甲骨文的研究。

在甲骨文研究的早期，有四位学者起了相当大的推动作用，分别是罗振玉、王国维、董作宾和郭沫若，合称为“甲骨四堂”。为什么叫“甲骨四堂”呢？因为他们的字或号里面，都带一个“堂”字，罗振玉号雪堂，王国维号观堂或礼堂，董作宾字彦堂，郭沫若字鼎堂。目前的研究共发现了甲骨文的5000多个单字，能够识别的不到三分之一。甲骨文是一种比较成熟的文字，汉字造字的象形、会意等六书在其中都有体现，因此在它之前肯定还有文字，只不过到目前为止我们还不知道而已。

甲骨文主要是占卜性质的文字，占卜记录的文字称为卜辞（图1.14）。一条完整的卜辞由叙辞、命辞、占辞和验辞四部分构成。举《甲骨文合集》的一条来说：“癸丑卜，争，贞旬无祸？王占曰：有祟有梦。甲寅允有来艰，左告曰：又亡刍自益，十人又二。”其中的叙辞就是“癸丑卜，争”，癸丑是干支计日中的一天，争是具体操作占卜的人。命辞“贞旬无祸”就是占卜的内容，“贞”是问的意思，“旬”是计日单位，十天一旬。连起来，就是问这十天里面会不会有不好的事情发生。占辞是“王占曰：有祟有梦”，就是说王做了一个坏梦，意味着可能有不好的事情发生。最后一部分是验辞，“甲寅允有来艰，左告曰：又亡刍自益，十人又二”。这个不好的预兆后来确实应验了，在甲寅这个时间有人来报告，从益这个地方逃跑了十二个畜牧的奴隶。这就是一条完整的卜辞。从这里面大家可以感受到，占卜中占辞是决定一次占卜吉凶最重要的环节，而这是由王来决定的，权力掌握在王的手里。王说吉就可行，王占凶则不可行。

从目前发现的十多万片甲骨来看，商朝占卜有两个特点：第一，占卜涉及的范围很广，商王做任何事情都要占卜，以取得天神的应允和指示。战争之类的大事自不必说，一些天气的情况也被纳入占卜的范围，还要从正反两方面占卜。第二，占卜时神在龟甲或兽骨上的指示，吉则可行，凶则不可行，这是由商王来决断的，就是上文的“王占曰”。可以推测出，商代时王是全国最高的宗教领袖，占卜的内容被选出来，刻在甲骨上的用意，就是为了显示占卜这种行为的正确性和神圣性，以此来加强王权。 从这里我们可以看到，商代的王权和宗教的权力比较紧密地结合在一起。宗教权力支持王权，或者说王权占主导地位，宗教权力只是加强王权的一种手段。这与世界其他文明的发展轨迹相比，具有特殊性，比如玛雅文化的宗教权力就比王权要强。这也许是在文明形成模式上，商文明所能带给世界文明的最大贡献。 商代王权突出的特点，与此后中国古代史的发展有密切关系。

商代的国家有一个内外服制的结构。所谓内服是商朝国家的中心地区，即王畿所在地是商王能够直接控制、治理的地区。在商朝的中后期，也就是到了盘庚迁殷以后，这个地区大致位于安阳至淇县一线，西南至沁阳，最大的范围包括河南北部、山东西部一些地区，不是很大。与此相比，外服则要大得多，包括商代国家的外围地区，亦即四土，为各类地方势力管辖。现在已知的情况是，分封在商代已有萌芽，但还没有成为制度，各地方的势力和中央之间的关系，因时因地有很大差异。从目前发现来看，商代青铜文化的影响面很广，不仅影响了南方地区，还遍及西南地区。这些都反映了中原文化对四周的影响，也就是商文化对它邻近地区的影响。 MMk3+qHmL2TrZFl5ZqdpGVfUKMnk2AHKkdY7T+ZuBJVHR/5sTXRCVIULc0KmCc4Q