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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明起源还有一个很重要的问题是国家的产生。20世纪20年代发现了新石器时代仰韶文化遗址，30年代对殷墟的大规模发掘，证明商代文化已经高度发展了，但商代和仰韶新石器时代文化之间是有缺环的。从古史体系来看，夏是最早的国家，其后是商、周，这样的文化缺环，推动着考古学家去寻找商的祖先，此问题也是中国考古学界几十年来的重要追求之一。
这就涉及文明、国家的因素问题，不同的学者从不同的角度都有不同的描述，大体上包括金属的使用、文字的产生、城市的出现、礼仪中心的出现、贫富分化、人牲人殉的发端等等。但是哪些可以总结起来定义国家呢？这就见仁见智了。应该说，到目前为止还不存在这样一套放之四海而皆准的定义国家的文明因素。王震中《中国古代国家的起源与王权的形成》认为，古代国家的特征包括具有强制性的权力，这是国家区别于前国家社会的本质特征，其次是国家产生了阶层分化，以及国家里的国民超越了血缘关系，而被地缘关系结合在一起。这三点是寻找商和仰韶文化的联系，特别是寻找夏文化时可以参考的因素。
对于夏国家的记载可见于先秦的文献中。大家都知道大禹治水的故事。下面两张图就是大禹的形象，一幅是来自于东汉的画像石（图1.8），另一幅是南宋画家马麟的作品（图1.9）。两幅画像的差异也很有意思，第一幅图中的禹还是一个胼手胝足的农民形象，而到了南宋时代却变成一个典型的帝王形象，我想这也是一个“层累造成”的古史。从考古学方面来说，20世纪30年代，考古学家梁思永提出了“后岗三叠层”分期，最下面是仰韶文化，中间是龙山文化，最上面是商文化。越靠近地面，离我们现在越近；越叠压在下面，离我们时代越远，相互间是文化叠压的关系。到了50年代末，邹衡对河南王湾文化做了进一步的分期，在龙山文化与商文化之间，又找到了一个二里头文化。考古学家郑光认为，河南龙山的龙山文化与二里头文化是密切相接的，以至于不能再找到一个文化插进这三者之间了，所以夏文化实际上就是在新石器的龙山文化与早商文化之间的二里头文化当中去寻找。
图1.8 东汉画像石禹像
图1.9 南宋马麟绘禹像
二里头文化遗址的发掘，近年来一直在进行，最重要的是发现了二里头遗址宫殿区中规划缜密、布局严整的道路网络。此类遗址的发现，意味着这个文明已经进入到国家的状态了。但二里头文化本身也是有分期的，这就使具体何时进入国家状态的问题复杂化了。目前来看，二里头文化有四期，对这四期和夏文化的关系，学界有不同意见。第一种观点认为一期是夏文化，二期以后是商文化。第二种观点认为一、二期是夏文化，三、四期是商文化。第三种观点认为，一至三期是夏文化，四期是商文化。还有一种观点认为，一至四期都是夏文化。大家如果有兴趣，可以参考孙庆伟的著作《追迹三代》，
此书梳理了中国考古、历史学界对夏文化的探索过程，分析了各家各派的观点以及它们之间的学术讨论。对了解夏文化、理解考古学都是相当有帮助的。对二里头文化四期的讨论还在继续，大家知道的夏商周断代工程也涉及了这个问题。夏商周断代工程的研究认为一至四期都是夏文化，但也不一定能够认为从一期开始夏文化就进入国家状态了。刘莉《中国新石器时代：迈向早期国家之路》认为，传统上所谓的夏朝在它的早期，即从龙山晚期到二里头文化第一期阶段，可能还不具备国家水平的社会组织。最早的国家水平，见于二里头文化二期，其原因在于宫殿遗址和贵族墓葬的发现，可以据此认为国家的权力突出了，社会的阶层差异扩大了，能够标志夏代国家的产生。这就是目前我们对夏文化的一个认识，当然这个认识还不像对商代的认识那样有更多的明确考古材料的支持。所以说对夏文化的研究和争论，仍然会持续下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