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中华文明起源问题的新认识

本讲的时间跨度较大，主要围绕中华文明的起源、夏商周三代两个问题展开。由于近代考古学发展所带来的新认识，在20世纪中国古代史的研究领域中，先秦史领域的研究进展最大，所以这些问题也从学术史的角度开始谈。

首先来看看古史传说与疑古思潮的问题。我们一般对中国古史的认识来自古书的记载，这种记载其实是慢慢形成的。古人对古史的传说也有着不同的认识，比如孔子是信而好古的，对古代的传说抱有一种信任、肯定的态度。这些古史传说到了汉代，特别是到了司马迁撰写《史记》以后，便基本定型，构成了以“三皇五帝”为核心的古史体系。“三皇五帝”具体是指谁，历来说法不一。就三皇来说，大概有神农、伏羲、女娲，也包括有巢、燧人等；关于五帝，影响比较大的说法来自《史记》，将五帝定为黄帝、帝喾、颛顼、尧和舜。对于这个古史体系，清末以来，学者开始有所质疑，比较著名的人物包括崔述（东壁）、康有为等。崔述指出古史传说存在“世益晚则其采择益杂”“世愈后则其传闻愈繁”的现象，康有为《孔子改制考》的第一篇即为《上古茫昧无稽考》。

明确提出“疑古”理念的是顾颉刚。受崔述、康有为等前辈影响以及当时胡适倡导的科学方法之启迪，加之观赏民俗戏曲的心得，20世纪20年代以后，顾颉刚对于古史传说体系产生了更为深刻的怀疑 。顾颉刚发现，在古书当中，对禹的记载是在西周时期出现的，对禹之前的尧和舜的记载是春秋末期出现的，对比尧、舜更早的黄帝的记载是到了战国时期才出现的，开天辟地的盘古在中国古史传说中年代最早，但其产生却恰恰最晚，是到了三国时期才出现的。在此发现基础上，顾颉刚提出了“层累地造成的中国古史”的说法，其主要内容为：时代愈后，传说中的古史期愈长；时代愈后，传说中的中心人物愈放愈大。所以他得出结论，认为以前所信奉的古史传说体系，不过是后人层累地编造出来的。顾颉刚于1926 年将其“层累造成说”发表在《古史辨》中，对当时的学界产生了极大的影响。刘起在《顾颉刚先生学述》中认为，顾颉刚的观点一出，把人们一向不认为有任何问题的、绝对可信的我国皇皇古史系统，来一个从根本上的推翻，等于是向史学界投了一枚原子弹，释放出了极大的破坏力。各方面读过些古书的人都受到了这个问题的刺激，因为在人们的头脑里，向来只知有盘古以来三皇五帝，忽然听到没有盘古，也没有三皇五帝，像晴天霹雳一样太出于意想。

从信古到疑古，顾颉刚是疑古思潮的开创者。他不仅指出层累历史现象的存在，还指出了这种层累历史所产生的背景，他推测，这种情况始于秦始皇，“秦始皇又成了统一的事业。但各民族间的种族观念是向来极深的，只有黄河下流的民族唤作华夏，其余的都唤作蛮夷。疆域的统一虽可使用武力，而消弭民族间的恶感，使其能安居于一国之中，则武力便无所施其技。于是有几个聪明人起来，把祖先和神灵的‘横的系统’改成了‘纵的系统’”，“他们起来喊道：‘咱们都是黄帝的子孙，分散得远了，所以情谊疏了，风俗也不同了。如今又合为一国，咱们应当化除畛域的成见！’这是谎话，却很可以匡济时艰，使各民族间发生了同气连枝的信仰”。“这种说法传到了后世，便成了历史上不易消释的‘三皇五帝’的症瘕，永远做真史实的障碍。” 这就是疑古思潮，在疑古派看来，东周以上无信史，即认为文献上所记载的东周以前的历史都是不可信的。

随着近代考古学的发展，疑古的观点也受到了冲击。王国维利用安阳殷墟出土的甲骨文材料，写了《殷墟卜辞中所见先公先王考》，证明了《史记·殷本纪》记载的确切，向东周以上无信史之说提出了挑战。被疑古派批判成伪书的一些书，比如《尉缭子》《六韬》等，也在后来的西汉墓葬考古工作中被发现，这就给疑古派及其疑古思想带来了更致命的冲击，由此学术渐渐从“疑古”走向了“释古”。

所谓“释古”，就是把文献资料和考古材料相结合进行解释，李学勤在《走出“疑古时代”》中提出：“把文献研究和考古研究结合起来，这是‘疑古’时代所不能做到的。充分运用这样的方法，将能开拓出古代历史、文化研究的新局面，对整个中国古代文明作出重新估价。”

下面，我们就结合中国考古学的发现，来谈谈中华文明的起源问题。

著名的北京猿人头盖骨距今大约50多万年，属于旧石器时代。这些年学界讨论比较多的问题，是生活在大约50万—20万年前的北京猿人究竟是不是现代中国人的祖先。这其实是人类“多地区起源说”与“非洲起源说”的争论。以前这是不太成为问题的，从旧石器时代到新石器时代，在北京地区，从北京猿人到山顶洞人有一个发展脉络。但是这个结论随着分子生物学的发展而受到了挑战。其中比较重要的，是1987 年美国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的学者，通过对147个胚胎的线粒体DNA的研究，发现女性的始祖可以追溯到一个大约20万年前的非洲女性个体，这个非洲女性个体及其后代走出了非洲，走到了世界各地，成为各地人类的祖先。这项研究的结论，有力支撑了“非洲起源说”。十年以后的1997年，美国斯坦福大学的学者通过对男性Y染色体的研究，得出一个近似的结论，认为现代男性的始祖也是出自非洲的某一个体，这就是所谓的“亚当说”。而之前那个女性始祖说则被称为“夏娃说”，这就是“夏娃理论”。

夏娃理论对“多地区起源说”造成了很大冲击，不过学者也并不都赞成。2000年，美国犹他大学和密执安大学的学者通过对澳大利亚蒙戈湖附近发现的古人类头骨进行研究，认为澳大利亚的早期现代人并不是来自非洲古人类，而是起源于东南亚的爪哇。中国的学者吴新智也曾提出过质疑，他指出，中国古人类所具有的颜面较扁、铲形门齿等体质特征，是从旧石器时代到新石器时代直到现代的中国人都具备的特点，可以认为中国从旧石器时代到现代的发展有一贯性，并不是后来外来的人种代替了以前存在的人种。夏娃理论认为，目前没有在中国发现处于大约距今10万—5万年前时期的化石，此期间是一寒冷期，非洲祖先的后代来到了现在的中国，成为现代中国人的祖先。吴新智则提出，首先，我们不知道这个空白期是不是能一直空白下去，有可能有新的发现。其次，在寒冷期旧的人口生活不了，那么新的人口进来，是不是能够存活也成问题。不过目前，总的来看，夏娃理论在一定程度上还是得到了更多的支持。也就是说，北京猿人真的不一定是现代中国人的祖先，我们的祖先可能是来自非洲。关于这一问题的研究还在不断推进，最近十几年来，随着湖北黄龙洞、广西智人洞等年代在大约10万年前的具有现代人形态的人类化石的发现，非洲早期现代人在6万年前进入中国、此前中国没有现代人的观点又受到了有力挑战。

对中国旧石器时代文化的研究成果较多，严文明在《中国史前文化的统一性与多样性》中做了总结。他认为，中国旧石器时代的文化，自始至终都具有独特的风格，具有一些共同特征，例如：石片石器远多于砾石或石核石器；各类石器的加工往往是单面的；石器类型始终以刮削器和尖状器为主，未曾有以砍砸器为主的时期和地区。这三点既表现了中国旧石器文化的统一性的一面，也是其区别于外国旧石器文化的基本内容。同时，中国国内不同地区的旧石器时代文化又有明显的差别，首先是华北和华南这两个大区的差别，两区内部又有较小的差别，从而形成互有联系又相互区别的不同谱系。 在对中国旧石器时代石器传统连续性认识的基础上，中国学者又提出了“连续进化，附带杂交”的假说，即东亚地区从直立人到智人的进化过程是连续的，其间存在外来人口与土著人群的杂交和基因流动。

说到文明起源，更多的还是着眼于新石器时代。距今大约一万二三千年以前，中国的史前文化进入了早期新石器时代。以前我们对新石器时代了解是很不够的，随着考古学的发展，到目前为止，在中国的土地上，发现了万余个新石器时代遗址。对这么多的材料，如何去理解，就是摆在学者面前的问题。学者不仅有资料的积累，也有理论的阐释，在诸多理论当中，苏秉琦的理论影响最大。

我们可以参考苏秉琦《中国文明起源新探》， 具体来说就是他提出的中国考古学的“文化区系类型”理论，其中“区”是块，“系”是条，“类型”是分支。他把目前所发现的新石器时代遗址，按照各自的发展脉络分成六个区，分别是以燕山南北长城地带为中心的北方，以山东为中心的东方，以关中、晋南、豫西为中心的中原，以环太湖为中心的东南部，以环洞庭湖与四川盆地为中心的西南部和以鄱阳湖至珠江三角洲一线为中轴的南方。在这六大区系当中，苏秉琦尤为强调的一点是，这些文化区域有各自的文化渊源、特征和发展道路。

下面就六大区的一些特征性文物做一简单介绍。第一个是燕辽文化区，是从兴隆洼文化、红山文化到小河沿文化。图1.1是红山文化“女神”像，图1.2是红山文化孕妇陶塑像，被认为是生殖崇拜的体现。红山文化的另一代表，是辽宁凌源牛河梁第二地点的积石冢和祭坛（图1.3），积石冢和祭坛的出现也就是宗教因素的出现，就是比较典型的文明因素了，值得重视。另外还有红山文化的玉猪龙，头部似猪，躯体作蛇形（图1.4），也是红山文化有代表性的玉器。山东文化区，其大体的发展脉络是从北辛文化、大汶口文化到龙山文化。图1.5是大汶口文化的代表性器物，龙山文化蛋壳陶的黑陶杯。中原文化区，是从磁山文化、仰韶文化到中原龙山文化，其中代表性的器物是小口尖底陶瓶。江浙文化区是河姆渡文化、马家浜文化、崧泽文化和良渚文化，其中特别值得一提的是良渚文化。良渚文化出土的最典型的器物，就是图1.6的这种玉琮，它呈现为一个方圆结合的形象，学者认为这是中国古代天圆地方观念的体现。“琮”既是天地贯通的象征，也是一种贯通天地的法器，谁能够掌握它，谁就能够掌握贯通天地的权力，这样的法器以及权力的凸显，也是文明产生的重要因素。长江中游文化区，是从城背溪文化、大溪文化、屈家岭文化到石家河文化。甘青文化区是从仰韶文化、马家窑文化到齐家文化，马家窑文化的彩陶瓶（图1.7），也是很有特点的器物。

苏秉琦在《中国文明起源新探》中总结说：六大区系并不是简单的地理划分，而是各有自己的文化渊源、特征和发展道路。中原地区是六大区系之一，中原影响各地，各地也影响中原。这同以往在中华大一统观念指导下形成的黄河流域是中华民族的摇篮，中国民族文化先是从这里发展起来，其他地区的文化比较落后，只是在中原地区影响下才得以发展的观点有所不同，从而对于在历史考古界根深蒂固的中原中心、汉族中心、王朝中心的传统观念提出了挑战。其学术意义不言而喻。

下面我们就结合刚才所谈的新石器时代考古学的成果，来谈中华文明起源问题的新认识，学术的推进表现在两个方面，一是从外来说到本土说，二是从一元论到多元论。

“外来说”就是中华文明西来说，这个观点是20世纪的瑞典学者安特生提出来的。安特生是瑞典地质学家，大约在1914年，他受北洋政府的邀请来中国进行地质调查，特别是进行铁矿的调查，他也对中国新石器时代考古的发展起了重大的推动作用。1921年，安特生在河南省渑池县仰韶村发现了中国第一个新石器时代的遗址，安特生将其命名为仰韶文化。安特生是中国近代考古学的开创者、奠基者之一。

仰韶文化的典型特征是彩陶文化，几年后同样是被安特生发掘的甘肃齐家文化，也是一种彩陶文化。在当时的考古学成果背景下，安特生认为，齐家文化是仰韶文化的上游，因此齐家文化影响了仰韶文化。与当时发掘比较多的中亚彩陶文化相对照，安特生于是提出了一个两河流域的彩陶文化影响了齐家文化，齐家文化又进一步影响到仰韶文化的发展脉络和线索，这就是中华文明西来说。平心而论，在当时发现不多、研究尚不充分的学术条件下，这样的观点是有道理的。但随着学术发展，外来说受到了冲击，这个冲击还是来自考古发现。学者通过发掘比齐家文化更早的裴李岗文化遗址，发现实际上是仰韶文化影响了齐家文化，而非齐家文化影响仰韶文化，澄清了安特生认识上的错误。学者们也意识到，彩陶文化并不是高科技的文化，只要有陶土，各地都可以生产彩陶，所以这种彩陶文化，不必以安特生的文化传播说来解释。我们现在可以说，中华文明起源的“本土说”，基本上是为国际学界所承认的，即中华文明有它自身的独立起源。

中华文明起源问题认识上的第二层推进，是从一元论到多元论。简单地说，“一元论”就是中原中心说，也就是前面说的古史传说体系，认为中华文明的发展是从中原开始的。20世纪以来，它已陆续地受到学者的质疑。顾颉刚的疑古派就打破了一元论。此后王国维、傅斯年、蒙文通和徐旭生，从各自角度分别提出了自己的说法。王国维的殷周差异论，就认为商和周族属不同、文化有异。傅斯年提出了夷夏东西说，同样提出了东西两系的发展脉络。蒙文通和徐旭生注意到了南方，分别提出了“河洛、海岱、江汉”和“华夏、东夷、苗蛮”三系发展脉络，这都是从一元论到多元论的发展。

随着考古发现的增多，苏秉琦用“满天星斗”来形容中华文明的起源，他认为中国各地的新石器时代文化，有很多都已经站到了文明的门槛上，这是典型的多元论的说法。但是我们也需要注意到一个现象：虽然很多文明都已经站到了文明的门槛上，就要步入文明了，但是从国家产生的状态来看，目前我们已知的最早的国家还是在中原地区产生的，中原地区国家等级政体的发展最终明显领先于其他地区。对此现象，严文明用“重瓣花朵式结构”这一形象的观点来解释：中原文化区是“重瓣花朵”的“花心”，其余文化区是“花瓣”。中原地区易于受到周围文化的激荡和影响，能够从各方面吸收有利于本身发展的先进因素。同时，包括中原地区在内的整个大北方地区内部集团、族群竞争激烈，冲突、战争频繁，而战争是促使国家产生的一个重要的因素，这也有可能是中原地区最早产生国家的原因和背景之一。

2019年7月，杭州的良渚古城遗址被列入《世界遗产名录》，这标志着中华五千年文明史的实证被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和国际主流学术界广泛认可。包括良渚古城、古城外围大型水利工程在内的一系列新发现，大大丰富了对良渚社会发展状况的认识，学界开始对于良渚国家形态的讨论。 今天中国境内最早进入国家形态的地区可能不在中原。但良渚文明并未延续下去，它的衰落也是有意义的话题，新的发现与讨论必将带来对中华文明起源新的认识。 efgqFwvS3H8C5qcFbOCkddFuvOcirCHo7Rh4RFqtTH5ir9ZiKmu73LnWJF+85ISi