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汉初王国问题放在秦这一节里，与近二十年来秦汉史研究的推进有关。汉初尤其是在汉武帝之前这六十年，实行的郡国并行制与秦有着密切的联系，故而放在这一讲中更为合适。
首先来看看楚汉战争和西汉初年的分封。前文已述，分封制是从西周开始的，已经实行了近千年，秦废分封，推行郡县制，但二世而亡，在秦末之人看来，分封是具有合理性和正当性的，因此在楚汉战争中，项羽就已封王了。在项羽（前232—前202）和刘邦（前256—前195）之间，还有一些关键性的人物，韩信就是其中之一，当时武涉就对韩信说“当今二王之事，权在足下”，二王指的是刘邦和项羽，“足下右投则汉王胜，左投则项王胜”。蒯通也讲“当今两主之命悬于足下，足下为汉则汉胜，与楚则楚胜”（《史记·淮阴侯列传》）。韩信在楚汉相争中处于举足轻重的地位，后来韩信支持刘邦，打败了项羽。在功臣韩信、彭越等人的要求下，刘邦分封了七位异姓王，分别是楚王韩信、赵王张敖、韩王韩信、梁王彭越、淮南王黥布、燕王臧荼、长沙王吴芮。图3.8是一张异姓王的分布图，和战国地图比较的话，就可以很清晰地看到，这时异姓王所居的地区就是战国六国的旧地，从某种程度上可以说，战国格局在汉初以分封异姓王的形式再次出现了。因此，把战国末年到汉初的历史，放到这样一个单元中来看，是有其合理性的。
由于分封制传统的存在，六国的旧贵族要求重新分封，这就促成了异姓王的形成。刘邦对这些异姓王当然是放心不下的，不久就平定了燕王臧荼的叛乱，后来又杀掉了韩信等异姓王，最终只剩下了一个地处边远的长沙王吴芮。剪除异姓王之后，刘邦推行郡县制也存在障碍，陈苏镇研究认为，“秦以郡县治东方，用秦吏秦法经纬天下，移风濯俗，结果激起东方社会的反抗，其中楚人表现得最激烈，齐人、赵人次之，其间包含着区域文化差异与冲突。而在刘邦重建帝业的过程中，这种区域文化的差异与冲突又一次显现出来，且仍以楚、齐、赵三地最为明显。由此我们看到，在东西文化尚未充分融合，战国时代的文化布局依然存在的情况下，刘邦建立汉家帝业，一方面必须‘承秦’，包括承秦之制，另一方面又必须尊重东方社会的习俗”，这“是汉初实行郡国并行制的深层背景”，“郡国并行的本质可能是东西异制，主要意义则是允许东方王国在一些方面和一定程度上从俗而治”。
在刘邦除掉异姓王后，六国旧地和秦旧地的差距仍然存在，推行以秦法为基础的汉法仍然存在问题，所以在除掉异姓王之后，刘邦并没有马上推行郡县制，而是在异姓王的旧地接着分封了同姓王。这是分封同姓王的重要因素之一，另外还有一个因素，就是通过对秦二世而亡的反思，统治者普遍认为还是需要分封宗室拱卫皇权。
图3.8 西汉初年异姓诸侯王国示意图
西汉从因功封王变成了因亲封王（表3.1），地盘仍然是六国的旧地。在分封之初，同姓王的地盘相当大，当时汉朝共有54个郡，诸侯国占据了39 个，而且《汉书·诸侯王表》说大的王国，“夸（跨）州兼郡，连城数十，宫室百官同制京师”。诸侯国经济上也有相当实力，各王国统治的人口总数，将近中央直辖地区人口的一倍。人口在古代史上是极其重要的资源，而汉初这种现象就意味着，诸侯国的力量要强于中央，这对中央地区无疑构成了一种潜在的威胁。另外，在王国内，诸侯王也有相当大的自主权。诸侯王“自置吏，得赋敛”，政治上，除了王国相由皇帝任命，剩下所有的官员由诸侯王自己任命；经济上，有置税权和征税权，需要征的税和征税方法都由诸侯王自定。诸侯王“自为法令，拟于天子”，诸侯国法律用的不是汉律，而是以六国习俗、旧律为基础的法律。
表3.1 汉初同姓王
因此，西汉前期诸侯国的存在，是在经济权力、政治权力、法律权力上对皇权的分割。面对此种局势，中央十分忌惮。贾谊的《新书》谈到，“建武关、函谷关、临晋关者，大抵为备山东诸侯也”，这些关隘的设置就是为了对付山东的诸侯国势力。这个山东，还是指崤山以东地区，即关东地区。“天子之制在陛下，今大诸侯多其力，因建关而备之，若秦时之备六国也”，贾谊已经清楚地看到了汉初和战国格局的相似性，“禁游宦诸侯及无得出马关者，岂不曰诸侯得众则权益重，其国众车骑则力益多，故明为之法，无资诸侯”，要限制一些战略物资从关中地区流入关东地区。辛德勇对此也有论述：“西汉初年，沿承秦制，严厉限制关中与关东地区的人员往来。秦汉时期在地缘政治意义上，有一更为强烈的‘关中本位政策’，其核心内容是区别对待关中和关东地区，依托关中，控御关东，特别是中原地带。”
不论是汉人的论述，还是现代学者的讨论，都指明了一点，这个时期，地处秦关中旧地的中央对东方的势力是颇为忌惮的，而这种格局也是战国格局的延续。
对这样的情况，西汉文帝、景帝后开始着手处理。文帝即位初年，发生了淮南王刘长和济北王刘兴居的叛乱，虽然叛乱很快就被镇压，但是诸侯王对中央造成威胁的萌芽已经出现，当时就有人提出应对策略，比如贾谊上《治安策》，分析了当时的形势，说“天下之势，方病大瘇，一胫之大几如要，一指之大几如股”，意思说，现在天下的形势就像一个人得了肿病一样，人的小腿肿得跟腰一样粗，一个指头肿得跟大腿一样粗。“失今不治，必为锢疾”，现在不去管它，以后更管不了。“后虽有扁鹊，不能为已”，即使有扁鹊这样的神医，都医治不了。因此，他给汉文帝的建议是“众建诸侯而少其力”，某个诸侯去世了以后，他的地盘要分给他的若干个儿子。这样诸侯的数量增多了，每一个诸侯的力量就变得小了。汉文帝采纳了他的建议。汉景帝时，御史大夫晁错意识到诸侯国对中央威胁的加剧，上《削藩策》，说按照现在的形势来看，诸侯国“削之亦反，不削亦反。削之，其反亟、祸小；不削之，其反迟，祸大”，现在削藩，诸侯王可能马上就会出现动乱的局面，但是造成的影响比较小；如果现在不削，诸侯王迟早还会反叛，等到了那个时候，动乱的影响就会更大。晁错提出削藩的建议，相对于“众建诸侯少其力”来说，是一种更激进的措施。“众建诸侯少其力”只是把诸侯的地盘一分为二，一分为三，总的地盘没有变化，而削藩是直接把诸侯国所属的郡县直接归属中央，自然是更为激进的措施。当汉景帝按照晁错的建议实行了削藩以后，也正如晁错所预料的那样，爆发了诸侯国的叛乱，是为“吴楚七国之乱”。战乱爆发以后，中央派周亚夫率兵镇压，过程比较顺利，因为汉文帝的“众建诸侯少其力”政策已经发挥了作用，除了吴、楚以外，剩下的势力都不堪一击。
从景帝平定叛乱到武帝时期，中央又进一步做了制度上的调整，景帝五年（前152）下诏，“诸侯王不得复治国，天子为置吏”，中央任命诸侯国的官员。到了汉武帝时期，进一步推行了“推恩令”“左官律”“附益法”等等，经过这样的措施以后，“诸侯惟得衣食租税，不与政事”（《汉书·诸侯王表》），诸侯王只剩下经济上的特权，政治上已经没有什么权力，王国的问题基本得到了解决。
这里想推荐一部近二十年来秦汉史研究中很有影响的著作，李开元的《汉帝国的建立与刘邦集团》，前述内容也多参考此书。李开元提出，“西汉二百余年，以武帝期为界，前后之历史状态差异极大。汉初之六十余年间，其历史状态具有相当的独特性，而此种独特性，又在很大程度上是战国末年以及秦楚汉间历史特征的延伸”
。他清晰地指出，汉初的历史放在战国末年至秦、楚、汉初这段历史来看的话，更能成为一个完整的历史单元，便于我们理解这段历史。为此，他提出“后战国时代”的概念，认为汉初这段历史是战国格局的复活。此概念揭示了时代特性，对深入地理解这段历史，有重要价值。书中还提出了另一个更具学术张力的概念——“马上天下”，此概念有不同的层次。一方面，中国古代国家的建立通过战争完成，战争形成了一个军功的受益集团，此集团的发展影响了国家的发展。另一方面，李开元还从“马上天下”概念，引申到中国古代王朝的循环问题。把思考引向了中国古代史的基本问题。
近二十年来，秦汉史研究领域一个相当重要的推进，就是注意到：秦在政治上统一之后，文化上还没有统一，政治统一和文化统一是不同步的。以前学界重视政治统一，对文化统一这方面重视不够，所以在解释秦亡的历史时，多强调秦的暴政。但是如果我们仅仅以暴政角度，就难以解释汉初六国格局复活的历史状态。若从文化的角度，从政治、文化统一不同步的角度来谈，对形成整体的解释更有益处。这里再引用陈苏镇的研究，“刘邦虽已称皇帝，其实仍是项羽式的‘霸王’。此后出现的刘邦消灭异姓王以及文景削弱同姓王的过程，既是楚汉之争的继续，也是承秦立汉的继续，这一过程完成之际才是汉家帝业真正建成之时”
。各地区，特别是秦旧地与六国旧地之间文化的差异减小了，统一才能真正地建立起来。汉帝国继承的秦制，才能够在此基础上完善起来。胡宝国也有类似的论述，“极而言之，政治上结束战国是秦代，而文化上结束战国却是在汉代。只是政治的演变往往有明确的界标，而文化的变迁却没有清晰的标志”
。以上三位学者都是从不同的角度，关注到汉初这段历史的特殊性，使我们对这段历史，有了更深刻的认识，对秦的速亡，以及汉初的实行郡国并行制，也有了更深入的理解。
本讲内容强调了战国时代秦和六国的差别，秦国固有的戎狄性与法家的治国方略有相契合之处，这使得秦的变法后来居上，富国强兵，最终完成了统一。而政治的统一和文化的统一，是不同步的，秦完成了政治统一以后，把秦政强行推行到六国，由于文化差异存在，引起了六国强烈的不满和冲突，这是秦二世而亡的重要原因之一，同时也是汉初实行郡国并行制的深层背景。当文化上的统一渐渐完成之时，汉代的帝国体制才真正地建立起来。在这个时期，也发生重要政治地理格局的变化。本讲一直在强调秦与六国之间的差别，也就是一个东西并立的问题，而在秦汉之际还有一种新的政治地理格局正在出现，就是南北对峙。所谓的北，指的是秦始皇统一中国之际出现的匈奴帝国，这是一个统一的游牧帝国。游牧帝国和农耕帝国之间、游牧文化与农耕文化之间的对立和冲突，影响了此后中国两千年的历史。
李学勤《东周与秦代文明》第十四章、第十五章，上海人民出版社，2007年。
阎步克《士大夫政治演生史稿》（第三版）第六章、第七章，北京大学出版社，2015年。
李开元《汉帝国的建立与刘邦集团：军功受益阶层研究》第三章、第六章，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0年。
陈苏镇《〈春秋〉与“汉道”：两汉政治与政治文化研究》第一章，中华书局，2020年。
陈苏镇《研究中国古代政治文化的力作——读〈士大夫政治演生史稿〉》，《北京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1998年第1期。
陈侃理《读〈《春秋》与汉道〉》，《读书》 2012年第7期。
叶炜《自觉的理论意识——读李开元先生〈汉帝国的建立与刘邦集团〉》，《北京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1年第1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