汉初王国问题放在秦这一节里,与近二十年来秦汉史研究的推进有关。汉初尤其是在汉武帝之前这六十年,实行的郡国并行制与秦有着密切的联系,故而放在这一讲中更为合适。
首先来看看楚汉战争和西汉初年的分封。前文已述,分封制是从西周开始的,已经实行了近千年,秦废分封,推行郡县制,但二世而亡,在秦末之人看来,分封是具有合理性和正当性的,因此在楚汉战争中,项羽就已封王了。在项羽(前232—前202)和刘邦(前256—前195)之间,还有一些关键性的人物,韩信就是其中之一,当时武涉就对韩信说“当今二王之事,权在足下”,二王指的是刘邦和项羽,“足下右投则汉王胜,左投则项王胜”。蒯通也讲“当今两主之命悬于足下,足下为汉则汉胜,与楚则楚胜”(《史记·淮阴侯列传》)。韩信在楚汉相争中处于举足轻重的地位,后来韩信支持刘邦,打败了项羽。在功臣韩信、彭越等人的要求下,刘邦分封了七位异姓王,分别是楚王韩信、赵王张敖、韩王韩信、梁王彭越、淮南王黥布、燕王臧荼、长沙王吴芮。图3.8是一张异姓王的分布图,和战国地图比较的话,就可以很清晰地看到,这时异姓王所居的地区就是战国六国的旧地,从某种程度上可以说,战国格局在汉初以分封异姓王的形式再次出现了。因此,把战国末年到汉初的历史,放到这样一个单元中来看,是有其合理性的。
由于分封制传统的存在,六国的旧贵族要求重新分封,这就促成了异姓王的形成。刘邦对这些异姓王当然是放心不下的,不久就平定了燕王臧荼的叛乱,后来又杀掉了韩信等异姓王,最终只剩下了一个地处边远的长沙王吴芮。剪除异姓王之后,刘邦推行郡县制也存在障碍,陈苏镇研究认为,“秦以郡县治东方,用秦吏秦法经纬天下,移风濯俗,结果激起东方社会的反抗,其中楚人表现得最激烈,齐人、赵人次之,其间包含着区域文化差异与冲突。而在刘邦重建帝业的过程中,这种区域文化的差异与冲突又一次显现出来,且仍以楚、齐、赵三地最为明显。由此我们看到,在东西文化尚未充分融合,战国时代的文化布局依然存在的情况下,刘邦建立汉家帝业,一方面必须‘承秦’,包括承秦之制,另一方面又必须尊重东方社会的习俗”,这“是汉初实行郡国并行制的深层背景”,“郡国并行的本质可能是东西异制,主要意义则是允许东方王国在一些方面和一定程度上从俗而治”。
在刘邦除掉异姓王后,六国旧地和秦旧地的差距仍然存在,推行以秦法为基础的汉法仍然存在问题,所以在除掉异姓王之后,刘邦并没有马上推行郡县制,而是在异姓王的旧地接着分封了同姓王。这是分封同姓王的重要因素之一,另外还有一个因素,就是通过对秦二世而亡的反思,统治者普遍认为还是需要分封宗室拱卫皇权。
图3.8 西汉初年异姓诸侯王国示意图
西汉从因功封王变成了因亲封王(表3.1),地盘仍然是六国的旧地。在分封之初,同姓王的地盘相当大,当时汉朝共有54个郡,诸侯国占据了39 个,而且《汉书·诸侯王表》说大的王国,“夸(跨)州兼郡,连城数十,宫室百官同制京师”。诸侯国经济上也有相当实力,各王国统治的人口总数,将近中央直辖地区人口的一倍。人口在古代史上是极其重要的资源,而汉初这种现象就意味着,诸侯国的力量要强于中央,这对中央地区无疑构成了一种潜在的威胁。另外,在王国内,诸侯王也有相当大的自主权。诸侯王“自置吏,得赋敛”,政治上,除了王国相由皇帝任命,剩下所有的官员由诸侯王自己任命;经济上,有置税权和征税权,需要征的税和征税方法都由诸侯王自定。诸侯王“自为法令,拟于天子”,诸侯国法律用的不是汉律,而是以六国习俗、旧律为基础的法律。
表3.1 汉初同姓王
因此,西汉前期诸侯国的存在,是在经济权力、政治权力、法律权力上对皇权的分割。面对此种局势,中央十分忌惮。贾谊的《新书》谈到,“建武关、函谷关、临晋关者,大抵为备山东诸侯也”,这些关隘的设置就是为了对付山东的诸侯国势力。这个山东,还是指崤山以东地区,即关东地区。“天子之制在陛下,今大诸侯多其力,因建关而备之,若秦时之备六国也”,贾谊已经清楚地看到了汉初和战国格局的相似性,“禁游宦诸侯及无得出马关者,岂不曰诸侯得众则权益重,其国众车骑则力益多,故明为之法,无资诸侯”,要限制一些战略物资从关中地区流入关东地区。辛德勇对此也有论述:“西汉初年,沿承秦制,严厉限制关中与关东地区的人员往来。秦汉时期在地缘政治意义上,有一更为强烈的‘关中本位政策’,其核心内容是区别对待关中和关东地区,依托关中,控御关东,特别是中原地带。”
不论是汉人的论述,还是现代学者的讨论,都指明了一点,这个时期,地处秦关中旧地的中央对东方的势力是颇为忌惮的,而这种格局也是战国格局的延续。
对这样的情况,西汉文帝、景帝后开始着手处理。文帝即位初年,发生了淮南王刘长和济北王刘兴居的叛乱,虽然叛乱很快就被镇压,但是诸侯王对中央造成威胁的萌芽已经出现,当时就有人提出应对策略,比如贾谊上《治安策》,分析了当时的形势,说“天下之势,方病大瘇,一胫之大几如要,一指之大几如股”,意思说,现在天下的形势就像一个人得了肿病一样,人的小腿肿得跟腰一样粗,一个指头肿得跟大腿一样粗。“失今不治,必为锢疾”,现在不去管它,以后更管不了。“后虽有扁鹊,不能为已”,即使有扁鹊这样的神医,都医治不了。因此,他给汉文帝的建议是“众建诸侯而少其力”,某个诸侯去世了以后,他的地盘要分给他的若干个儿子。这样诸侯的数量增多了,每一个诸侯的力量就变得小了。汉文帝采纳了他的建议。汉景帝时,御史大夫晁错意识到诸侯国对中央威胁的加剧,上《削藩策》,说按照现在的形势来看,诸侯国“削之亦反,不削亦反。削之,其反亟、祸小;不削之,其反迟,祸大”,现在削藩,诸侯王可能马上就会出现动乱的局面,但是造成的影响比较小;如果现在不削,诸侯王迟早还会反叛,等到了那个时候,动乱的影响就会更大。晁错提出削藩的建议,相对于“众建诸侯少其力”来说,是一种更激进的措施。“众建诸侯少其力”只是把诸侯的地盘一分为二,一分为三,总的地盘没有变化,而削藩是直接把诸侯国所属的郡县直接归属中央,自然是更为激进的措施。当汉景帝按照晁错的建议实行了削藩以后,也正如晁错所预料的那样,爆发了诸侯国的叛乱,是为“吴楚七国之乱”。战乱爆发以后,中央派周亚夫率兵镇压,过程比较顺利,因为汉文帝的“众建诸侯少其力”政策已经发挥了作用,除了吴、楚以外,剩下的势力都不堪一击。
从景帝平定叛乱到武帝时期,中央又进一步做了制度上的调整,景帝五年(前152)下诏,“诸侯王不得复治国,天子为置吏”,中央任命诸侯国的官员。到了汉武帝时期,进一步推行了“推恩令”“左官律”“附益法”等等,经过这样的措施以后,“诸侯惟得衣食租税,不与政事”(《汉书·诸侯王表》),诸侯王只剩下经济上的特权,政治上已经没有什么权力,王国的问题基本得到了解决。
这里想推荐一部近二十年来秦汉史研究中很有影响的著作,李开元的《汉帝国的建立与刘邦集团》,前述内容也多参考此书。李开元提出,“西汉二百余年,以武帝期为界,前后之历史状态差异极大。汉初之六十余年间,其历史状态具有相当的独特性,而此种独特性,又在很大程度上是战国末年以及秦楚汉间历史特征的延伸”
。他清晰地指出,汉初的历史放在战国末年至秦、楚、汉初这段历史来看的话,更能成为一个完整的历史单元,便于我们理解这段历史。为此,他提出“后战国时代”的概念,认为汉初这段历史是战国格局的复活。此概念揭示了时代特性,对深入地理解这段历史,有重要价值。书中还提出了另一个更具学术张力的概念——“马上天下”,此概念有不同的层次。一方面,中国古代国家的建立通过战争完成,战争形成了一个军功的受益集团,此集团的发展影响了国家的发展。另一方面,李开元还从“马上天下”概念,引申到中国古代王朝的循环问题。把思考引向了中国古代史的基本问题。
近二十年来,秦汉史研究领域一个相当重要的推进,就是注意到:秦在政治上统一之后,文化上还没有统一,政治统一和文化统一是不同步的。以前学界重视政治统一,对文化统一这方面重视不够,所以在解释秦亡的历史时,多强调秦的暴政。但是如果我们仅仅以暴政角度,就难以解释汉初六国格局复活的历史状态。若从文化的角度,从政治、文化统一不同步的角度来谈,对形成整体的解释更有益处。这里再引用陈苏镇的研究,“刘邦虽已称皇帝,其实仍是项羽式的‘霸王’。此后出现的刘邦消灭异姓王以及文景削弱同姓王的过程,既是楚汉之争的继续,也是承秦立汉的继续,这一过程完成之际才是汉家帝业真正建成之时”
。各地区,特别是秦旧地与六国旧地之间文化的差异减小了,统一才能真正地建立起来。汉帝国继承的秦制,才能够在此基础上完善起来。胡宝国也有类似的论述,“极而言之,政治上结束战国是秦代,而文化上结束战国却是在汉代。只是政治的演变往往有明确的界标,而文化的变迁却没有清晰的标志”
。以上三位学者都是从不同的角度,关注到汉初这段历史的特殊性,使我们对这段历史,有了更深刻的认识,对秦的速亡,以及汉初的实行郡国并行制,也有了更深入的理解。
本讲内容强调了战国时代秦和六国的差别,秦国固有的戎狄性与法家的治国方略有相契合之处,这使得秦的变法后来居上,富国强兵,最终完成了统一。而政治的统一和文化的统一,是不同步的,秦完成了政治统一以后,把秦政强行推行到六国,由于文化差异存在,引起了六国强烈的不满和冲突,这是秦二世而亡的重要原因之一,同时也是汉初实行郡国并行制的深层背景。当文化上的统一渐渐完成之时,汉代的帝国体制才真正地建立起来。在这个时期,也发生重要政治地理格局的变化。本讲一直在强调秦与六国之间的差别,也就是一个东西并立的问题,而在秦汉之际还有一种新的政治地理格局正在出现,就是南北对峙。所谓的北,指的是秦始皇统一中国之际出现的匈奴帝国,这是一个统一的游牧帝国。游牧帝国和农耕帝国之间、游牧文化与农耕文化之间的对立和冲突,影响了此后中国两千年的历史。
李学勤《东周与秦代文明》第十四章、第十五章,上海人民出版社,2007年。
阎步克《士大夫政治演生史稿》(第三版)第六章、第七章,北京大学出版社,2015年。
李开元《汉帝国的建立与刘邦集团:军功受益阶层研究》第三章、第六章,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0年。
陈苏镇《〈春秋〉与“汉道”:两汉政治与政治文化研究》第一章,中华书局,2020年。
陈苏镇《研究中国古代政治文化的力作——读〈士大夫政治演生史稿〉》,《北京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1998年第1期。
陈侃理《读〈《春秋》与汉道〉》,《读书》 2012年第7期。
叶炜《自觉的理论意识——读李开元先生〈汉帝国的建立与刘邦集团〉》,《北京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1年第1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