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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秦二世而亡的讨论，自古就有。唐代柳宗元《封建论》说，秦“不数载而天下大坏，其有由矣。亟役万人，暴其威刑，竭其货贿。负锄梃谪戍之徒，圜视而合从，大呼而成群。时则有叛人而无叛吏，人怨于下而吏畏于上，天下相合，杀守劫令而并起。咎在人怨，非郡邑之制失也。……酷刑苦役，而万人侧目。失在于政，不在于制，秦事然也”。大体上是说秦的灭亡，不是由于秦始皇奠定的这套以专制皇权为核心的官僚帝国体制，而是因为秦的暴政。
柳宗元认为秦的速亡和其暴政有着直接的关系。这样的分析是有见地的，史料也确实揭示出秦国在民力上的巨大滥用。《史记·秦始皇本纪》记载，秦国“隐宫徒刑者七十余万人，乃分作阿房宫，或作丽山。发北山石椁，乃写蜀、荆地材皆至。关中计宫三百，关外四百余”。参与劳作的人数量很大，工程很多，牵涉的地域范围也很广。“始皇初即位，穿治郦山，及并天下，天下徒送诣七十余万人，穿三泉，下铜而致椁，宫观百官奇器珍怪徙臧满之。令匠作机弩矢，有所穿近者辄射之。以水银为百川江河大海，机相灌输，上具天文，下具地理。以人鱼膏为烛，度不灭者久之。”这段文字是对秦始皇陵墓的描述，他动用了巨大的人力物力，建设规模巨大、豪华无比的工程。虽然目前并没有对秦始皇陵地宫进行挖掘工作，但据探测，始皇陵地宫范围内的汞含量是相当高的，和文献记载的“以水银为百川江河大海”相吻合。
图3.7为2001年在始皇陵区的7号坑发现的铜仙鹤，与动物本身一样大，十分精美，也从侧面反映出始皇陵的奢华。
图3.7 秦始皇陵铜仙鹤
中国古代的帝王陵墓有两种：一种叫作覆土为陵，就是在地面上建一个坟包。还有一种是依山为陵，从山上挖进去建造墓室，著名的唐高宗、武则天之乾陵，就是依山为陵的。而在覆土为陵的陵墓当中，规模最大的就要数秦始皇陵了。规划中的秦陵封土高度不低于115米，受战争影响并没有完成，却也已经达到了50多米，是中国古代封土墓葬中最高的。封土堆下发现墓圹周围有一组环绕墓圹周边、上部高出地表30米左右、体量巨大、夯土厚约6—8厘米的台阶式夯土台，可以想象始皇陵是规模多么浩大的工程。工程都是由刑徒完成的。与浩大工程相应的，是在秦始皇陵以西赵背户村发现的32座秦代墓葬。这里共发现了骨架100具，基本上是二三十岁的青壮年。M41出土的一仰身直肢葬者，头骨上有刀伤痕迹，腰部残断。M33出土的8具骨架中，有1具有刀伤痕迹，俯身作挣扎状。M34出土骨架5 组，计11 具。其中第二组的3 具骨架身首异处，四肢骨与躯干骨分离，堆置叠压，显系肢解。始皇陵的奢侈，赵背户墓葬群的悲惨，可以说是秦代社会的一幅缩影。
秦对民力的过分压榨，是造成秦速亡的一个重要原因，《淮南子·汜论》记载道：“秦之时，高为台榭，大为苑囿，远为驰道，铸金人，发适戍。入刍稿，头会箕赋，输于少府。丁壮丈夫，西至临洮、狄道，东至会稽、浮石，南至豫章、桂林，北至飞狐、阳原，道路死人以沟量。”由于秦对民力榨取的苛酷，百姓疲于奔命，有的死于奔赴的路上。对秦的人口以及刑徒的数量，历来学者的估计有比较大的差别。有估计1000万、2000万者，而葛剑雄推测有4000万左右
，他是结合前人研究并参考相关史料后做出的审慎判断。李开元认为，仅阿房宫、骊山陵、长城、南越两疆的人力动员就已经达到900万，按一家五口计，连累家属就已超过了4000万。因此他说，秦的这些大的工程，包括战争，几乎牵动帝国的全部人口。
这是对秦滥用民力的一个直观认识。
秦要实施大的公共工程，加上对外战争，对百姓经济上的汲取也是比较强的。《汉书·食货志》称，秦“力役三十倍于古；田租口赋，盐铁之利，二十倍于古”。
从暴政角度、滥用民力角度理解秦的速亡，是有道理的。近些年来一些新的研究，推进了对此问题的认识。比如对区域文化差异的揭示，有利于从更为广阔的时空来思考这个问题。这实际上回到了秦与六国的差异问题上来。前文已述，在六国人眼中，秦是虎狼之辈，其文化面貌和六国的差异较大。秦统一全国，需要统一制度，其中就包括法律的统一，还致力于移风易俗的工作。《睡虎地秦墓竹简》的《语书》说：“南郡守腾谓县、道啬夫：古者，民各有乡俗，其所利及好恶不同，或不便于民，害于邦。是以圣王作为法度，以矫端民心，去其邪僻，除其恶俗。法律未足，民多诈巧，故后有间令下者。凡法律令者，以教导民，去其淫僻，除其恶俗，而使之之于为善也。”《语书》是在秦统一六国的大局已定时发布的，这里“乡俗”被斥为“恶俗”而加以否定，让地方官做移风易俗的工作，清除各地原有价值体系下存在的风俗习惯，目的是彻底贯彻秦的法律。
如此，就引发出了新的问题。秦在政治上统一了全国，但各地在文化上的差异仍相当大。在这种情况下，把适合在秦地实施的法律强力推行到六国以后，加剧了六国旧地人民对秦政的不满。从这个角度就可以理解，为什么这些法律在秦国实施已久，使秦走上了富国强兵的道路，最终完成了统一，但同样的制度推行于六国，却造成了秦的速亡。对于这个问题，代表性论著是陈苏镇的《〈春秋〉与“汉道”》，陈苏镇指出，秦之“法律令”与关东文化存在距离，特别是与楚俗之间存在较大距离。由文化差异与冲突引起的楚人对秦人的反感，及齐、赵等地人民对楚人反秦战争的同情，是导致秦朝灭亡的重要原因之一。这种文化的因素是有解释力的，不仅能够解释天下苦秦和秦速亡的问题，而且和随后的汉初历史也有密切联系，能够帮忙我们理解汉初的历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