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虎狼之秦”：法家思想与秦军国主义发展特色

先看第一个问题。首先，需要引入两个概念帮助我们理解秦的发展道路。这两个概念一是综合国力，二是国家能力。综合国力是指一个国家在一定时期全部可以动用的物质力量的总和，国家能力是指国家实现自己意志的能力。这两个概念既有一定关系，又存在一些差异。综合国力强的国家，并不代表国家能力也一定强。相较于综合国力，国家能力的强弱，是决定战争胜负更加重要的因素。从这个角度来说，秦国塑造了强大的国家能力，它使秦国能够在比较短的时间内，迅速把国家的人力、物力、财力集中起来。关于这一过程，可以从秦国的发展历程角度进行考察。

秦地处西部，相对于东部诸国来说，秦是一个后起国家，西周末年方列为诸侯，秦地处戎狄之间，与戎狄的战争是秦的立国根基，这相当深刻地影响了它的社会风貌，造就了秦人尚武、剽悍之风。秦国社会历来具有比较浓厚的军事化色彩，因而秦国比较早就发展出了专制君权以及相当高的政治控制力和强大的社会动员能力。 这些正是构成国家能力最重要的部分。《商君书·兵守》载，秦国有三军，“壮男为一军，壮女为一军，男女之老弱者为一军”，秦国军队数量是比较多的，在人口中占的比例是比较大的。《吴子·料敌》称：“秦性强，其地险，其政严，其赏罚信，其人不让。”性强、地险、政严，说的正是秦地的政治文化特色。

在东方国家看来，秦属于异类。东部国家对秦国的评价多是“秦与戎、翟同俗，有虎狼之心，贪戾好利而无信，不识礼义德行。苟有利焉，不顾亲戚兄弟，若禽兽耳。此天下之所同知也” 。这里说“秦与戎、翟同俗”，戎是西戎，翟是北翟，即北狄。西戎和北狄是当时华夏族对西部、北部少数族的称呼。这便是说，秦地处西陲，和西部、北部少数族的风俗相差无几。其风俗是“有虎狼之心，贪戾好利而无信”，贪戾指的是贪婪、暴虐。秦“不识礼义德行”，而讲究礼义德行正是西周以来东部国家的政治文化色彩。“苟有利焉，不顾亲戚兄弟，若禽兽耳”，类似的描述，在华夏历史文献对北方少数族的描述当中，时常出现。

《战国策·韩策一》还记载：“山东之卒，被甲冒胄以会战，秦人捐甲徒裎以趋敌，左挈人头，右挟生虏。夫秦卒之与山东之卒也，犹孟贲之与怯夫也。”这条材料做了更加形象的对比。请注意，此“山东”与今天所说的山东省不同，先秦的文献中“山东”是指崤山以东，与当时流行的另一概念“关东”，即函谷关以东所指是差不多的。大体上说，这个“山东”指的就是战国时期的六国地区。将六国的军队和秦国军队做对比：六国之卒打仗的时候是穿甲戴胄的，而秦国的士兵把铠甲扔掉，光着膀子就上了战场。秦国士兵左手提着敌军的人头，右胳膊夹着俘虏，十分勇猛。《战国策》说“秦卒之与山东之卒也，犹孟贲之与怯夫也”，孟贲是战国时期有名的武士。秦国的士兵勇猛异常，相比之下，六国的军队就像懦夫一样了。由此可见，在六国人眼中，秦和六国的差距是巨大的。

“虎狼之秦”也是当时六国人对秦的一个普遍看法，对此现代学者也有研究和讨论。刘文瑞认为：秦文化具有浓厚的功利和实用色彩。与关东六国相比，它没有严格的宗法约束，缺乏人工的礼义雕琢，具有粗犷、剽悍乃至野蛮的西北风味。同时，它又处于狭隘闭塞的关隘之中、膏壤沃野千里而又视野狭窄，自春秋时农业生产就居于先进之列，“好稼穑，殖五谷”使其注重实际，不尚幻想，具有朴实、淳厚乃至蒙昧的民情乡俗。在行为准则和价值取向上，秦人是重农耕、讲实用、非道德、不浪漫的。秦文化的这种功利性和实用性，自秦穆公时已经滥觞。

春秋五霸的构成有不同说法，其中一说就包含秦穆公，也就是从春秋时期开始，秦功利性和实用性的政治文化就已经初步获得了成功。在这样的政治文化背景之下，我们首先看到的是秦孕育出了比较强的王权。秦公一号墓遗址（图3.1）是至今所发现最大的先秦墓葬，其面积有5000余平方米，其180多个人牲、人殉也是先秦墓葬中数量最多的。在早期历史上，大型的公共工程往往是与集中化的强大王权相联系的。秦在春秋诸国当中并不是最富有的，技术也并不是最先进的，但是只有秦国出现了规模如此庞大的公共工程。可以理解为秦国的王权相当地强，能够集中全国的人力、物力建造如此巨大的工程。魏特夫在《东方专制主义》里提及，在早期国家当中，集权的君主往往是伟大的建设者，在君主权力集中的国家里，往往能够出现规模巨大的建筑工程。学者推测秦公一号墓的主人是春秋时期的秦景公（？—前537），可见在春秋时期，秦国君主的集权程度就相当高了。

秦孝公时期（前361年—前338年在位）的商鞅变法，是秦国发展史上的重大事件。商鞅变法以前，战国变法已经开始了。魏有李悝变法，楚有吴起变法。商鞅到秦国以后，与秦孝公先后谈了几次。先谈帝道，又谈王道，再谈霸道。秦孝公对霸道最感兴趣，商鞅就以此为基础进行变法。商鞅变法的目的，与其他国家变法的目的一致，就是以法家思想为主导的富国强兵。

秦政治文化所具有的功利性、实用性色彩与法家的治国方略不谋而合。上一讲谈到，先秦诸子学说具有一定的地域性，孔子和儒家出自鲁国，道家出自南方，而法家出自三晋。蒙文通指出：“法家之士多出于三晋，而其功显于秦，则法家固西北民族之精神，入中夏与三代文物相渐渍，遂独成一家之说。”法家萌芽的地方就是今天的山西一带，在地域上跟秦有着密切的关系。蒙文通还讲：“古今言者，胥以为商君变秦，为废仁义而即暴戾，若由文而退之野。是岂知商君之为缘饰秦人戎狄之旧俗，而使渐进于华夏之文耶？凡商君之法，多袭秦旧，而非商君之自我作古。” 蒙文通认为，并不是商鞅以一套先进的制度去改造了秦国，商鞅这些变法的内容往往与秦的所谓戎狄旧俗吻合，是在秦的戎狄旧俗基础上发展出来的。从这个角度就更容易理解，为什么法家的变法在秦最为成功。

商鞅变法的核心是建立军功爵制。《史记》卷六八《商君列传》记：“有军功者，各以率受上爵……宗室非有军功论，不得为属籍。明尊卑爵秩等级，各以差次，名田宅臣妾衣服以家次，有功者显荣，无功者虽富无所芬华。”《韩非子·定法》也说：“商君之法曰：‘斩一首者爵一级，欲为官者为五十石之官；斩二首者爵二级，欲为官者为百石之官。’官爵之迁与斩首之功相称也。”爵位和军功直接挂钩，是激励百姓去战场杀敌、立功的有效手段。

在商鞅变法措施的激励之下，秦国的社会结构也发生了变化。杜正胜提出“军爵塑造新社会”：“封建制度的君子小人分野取消了，万民同站在一条起跑线上，凭借个人在战场上的表现缔造自己的身分地位。……爵不仅是秦人的第二生命，甚至比生命还宝贵。它是个人社会地位的权衡，田宅产业的凭依，职官权力之所出，名誉荣辱之所系，若欲出人头地，则非具备高爵不可。……商鞅军爵制之树立正因此势而利导之，终于塑造成一个有别于封建阶级的新阶级社会。” 西周以来建立的等级贵族制社会，人们的地位、财富来自其父祖。商鞅变法则对其进行了改革，人的财富、地位来自军爵，而军爵来自战场上的功勋。所以说军爵塑造新社会，塑造的是一个不同于等级贵族制的新社会。秦由此渐渐地走上了“军国主义”的道路。

这里的“军国主义”，主要指某个国家穷兵黩武，以对外扩张为目的，其他的政治、文化、经济等政策，都服务于军事。秦国就是走向了这样一条道路。《商君书·画策》说：“民之见战也，如饿狼之见肉，则民用矣。凡战者，民之所恶也，能使民乐战者王。强国之民，父遗其子，兄遗其弟，妻遗其夫，皆曰：‘不得，无返。’”这就是法家学者希望在国家政策的引导之下塑造出来的社会情景。百姓希望通过战争改变自己、改变家族的社会地位，故民之见战，如饿狼见肉。上阵之前，父亲对儿子、哥哥对弟弟、妻子对丈夫都说，打不了胜仗就不要回来。这体现了国家政策对社会心理和社会行为的影响和塑造。《商君书·赏刑》里讲：“富贵之门必出于兵，是故民闻战而相贺也，起居、饮食所歌谣者，战也。”百姓的地位、荣耀来自战争，因此听说要打仗都兴奋无比。生活中大家热衷谈论的，都是关于打仗的事。国家政策都是围绕战争而设置，营造出了全民好战的社会氛围。经过商鞅变法，秦走上了军国主义道路，构造了强大的战争机器。东汉王充在《论衡》中这样评价：“商鞅相孝公，为秦开帝业。”

秦走上了富国强兵的道路，与六国之间的差异也越发明显。梁云从考古学角度比较了六国与秦的不同，在墓葬等级序列上，六国是多阶层、小间隔的，这与等级贵族制、宗法制塑造的社会相适应。秦国君主自身权力较大，变法以后，君权进一步上升，同时贵族的权力被压抑，在墓葬等级上反映出来就是严重的两极分化。国君墓和卿大夫墓的规格、规模的落差是特别大的。城址等级序列也反映了类似的情况，在六国城址中是有大、中、小城市，国都以下逐级递减的。而秦国的情况同样两极分化，国都之下直接为自然村落，缺乏中小城市。这都反映了君主和万民的二元结构。梁云对此做出总结：“东西方在器物群演变、器用制度变化、都城形态演化方面的差别，主要属于文化发展道路的差别。在墓葬及城址等级序列方面的差别，则属于社会结构的差别。战国中期商鞅变法直接导致了秦器物群总体风格的突变，也从根本上废除了原来沿袭已久的用鼎和用圭制度。都城的新形态，充分体现了变法独尊君权的精神。” 君权的独尊以及君主和万民的二元结构，也是秦汉以后中国两千年的特点。在君主制的发展和社会结构的演变上，秦与六国相比是先行一步的。这个角度有助于理解为什么秦能够统一六国。

经过变法，秦建立了强大的军队，其战斗力可以从秦兵马俑上看出端倪。虽然对兵马俑所属军队的性质尚有不同看法，但是兵马俑所显示的不同兵种组合、明确的等级、精良的装备还是能够体现秦军的组织水平与战斗力。图3.2左为二号坑的一尊彩绘俑，现在大家在秦陵博物馆看到的兵马俑都是灰色的，但是在刚出土的时候，有些兵马俑是彩绘的，只不过彩绘很快就风化掉了，现在已经看不到它本身的颜色。右边的是两柄青铜剑，青铜剑出土的时候并没有生锈，依然很锋利，表面有一种灰黑色的光泽。研究显示，青铜剑剑身加工工艺精湛，组织细密，没有沙眼。剑的表面可能经过铬盐氧化处理，具有良好的抗腐抗锈性能。秦陵还出土了4万多个三棱锥形铜箭簇，簇首呈三棱锥并带有流线型弧面的造型，具有导向性好、穿透能力强、加工容易等优点。对若干出土铜簇的测量表明，所有铜簇的三个棱脊的长度几乎完全相等，显示了秦始皇时代的兵器制造工艺水平的高超。 另外还值得注意，秦的战车和马具，很多部件是可以互换的，是一种标准化的产品，便于战斗时随机利用、互换。这些都反映了秦国军事力量的强大，构成了“虎狼之秦”的利爪（图3.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