春秋战国时期是中国古代学术的活跃期之一,“百家争鸣”局面的出现,为后人津津乐道。在这个时期,学术从贵族到民间,这也是“百家争鸣”出现的重要基础之一。孔子(前 551—前 479)(图2.13)是春秋末的教育家。在孔子以前,学在官府,教育是贵族的专利。教育的主要内容就是所谓“六艺”,即礼、乐、射、御、书、数。春秋末年,孔子宣扬“有教无类”,提倡人人都有读书受教育的权利,奠定了教育、学术平民化的基础。若再往后看一点儿,也可以说是奠定了日后“布衣将相”的基础。
图2.13 南宋马远绘《孔子像》
教育普及的直接结果,是“士”阶层的崛起。在西周和春秋时期,士是贵族中等级最低的一级,到了战国以后,其意义发生了变化,士成为知识分子的代称,士的数量迅速增加,社会地位也显著提高,并成为当时社会上最活跃的一个阶层。战国时期,游说和从师是士进入仕途的两个主要途径,当时一些有名的知识分子都有很多徒弟,他们周游列国、游说君主,有的人就可因此进入仕途。当时社会对这些知识分子也是比较重视的,典型的现象是在战国中期以后,各国有权势的大臣都养士为食客,著名的战国四君子,平原君、孟尝君、春申君、信陵君,以及战国后期的吕不韦等,身边都食客众多,聚集了大量人才,当然其中也不乏鸡鸣狗盗之徒。
总的来说,这个时期,士成为一个活跃的社会阶层,其在政治、社会上的影响也逐渐扩大。正是由于士的发展,文化学术的繁荣景象才得以出现,形成了“百家争鸣”的局面。所谓“诸子百家”,“子”是古代对人的尊称,“诸子”就是这些士人当中的佼佼者。《汉书·艺文志》对诸家的来源有一些探讨,说这个时期“王道既微,诸侯力政,时君世主,好恶殊方,是以九家之术蜂出并作,各引一端,崇其所善,以此驰说,取合诸侯”,面对当时社会的变革,各国都有富国强兵的追求,知识分子们纷纷利用自己的学识和能力迎合各国君主的要求,参与到这场社会变革中来,各家学说也纷竞而起,其中著名的、影响比较大的有儒、墨、道、法、名、阴阳等等。
儒家的创始人是孔子,仁是其学术的核心因素之一。但与后代的儒家相比,孔子的儒家学说更加偏重个人道德的修养。孟子、荀子以后,儒家学说渐渐地与国家治理相结合,孟子提出了“仁政论”“性善论”,荀子则走出了更重要的一步,主张“礼法并重,德主刑辅”,这对后代儒家学说的发展,特别是在促使儒家成为国家政治学说的过程中,起到了关键性作用。当时与儒家齐名的墨家,影响也比较大,他们主张兼爱、非攻和尚贤。道家则分成老子、庄子两派。老子一派与国家的学说有一定的关联,称为“黄老之说”,以至于后来在汉初成为国家的重要指导思想。相对于老子,庄子一派更强调相对主义和个人主义,更强调个人方面消极自由的人生观。此外,名家主要强调逻辑问题,产生过一些著名的逻辑命题,如合同异、离坚白、白马非马等。
诸家学说除了内容不同,还有一些地域上的差异。儒家兴起于鲁国,墨家兴起于宋国,道家主要开始于南方,法家兴起于三晋地区,在秦尤其得到发展。这些学说与各地的文化传统有一定联系,出现了色彩缤纷的百家争鸣的局面。这里就引发出一个问题:战国时期如此活跃的学术和学说,为什么到了西汉就成了“独尊儒术”?除了汉武帝个人的推动以外,有没有其他原因?诸子的学说有无共同性?战国末年成书的《吕氏春秋》说“王者执一,而为万物正。军必有将,所以一之也;国必有君,所以一之也;天下必有天子,所以一之也;天子必执一,所以抟之也。一则治,两则乱。今御骊马者,使四人,人操一策,则不可以出于门闾者,不一也”
,就是说,国家要有统一的管理者,就像驾马车,如果四人同时赶车,车是无法前进的,这就强调了君主的权力。以色列学者尤锐在《展望永恒帝国》中提出,战国诸子思想中的共性,在于他们对君主权力的肯定。他说:“作为君主集权思想并不明显的孟子,和极端王权主义的法家学者,其思想的交汇并不是偶然的。事实上,没有任何一个文献,对君主垄断行政管理权力提出质疑。”
这个结论是有说服力的,也是和我们对这个时代大趋势的认识是一致的。
总之,春秋战国之际是古今一大变革之会,从此废去了以礼制为核心的贵族统治,建立了编户齐民体制,开始走向秦汉以后大一统的历史进程。春秋战国时代,如果我们把它放在中国古代史发展的总体中去考虑的话,是处于中国古代中央集权的专制君主官僚制国家的萌芽时期。这个定位强调了春秋战国变革的指向,即秦汉以后君主专制的官僚制国家体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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