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春秋战国时代，政治制度变化的指向也是很清晰的。概括地说，是从宗法分封制发展到专制官僚制。
这可以从几个方面来看：第一，是从“世卿世禄”到俸禄制度的变化。西周的分封体制形成了天子、诸侯、卿大夫、士的等级贵族制。在周的王畿和各诸侯国中，世袭的卿大夫按照声望和资历担任官职，并且享有一定的采邑收入，采邑大小由其爵位和职务的高低决定，他们以此方式获得一定数量的土地，以及土地上的劳动者，这就是世卿世禄制。近年李峰的研究表明，世袭继承是西周获得政府职位的重要途径之一，世袭任命多集中出现在西周中期，随着时间的推移，周王任命的官员中，非世袭性的所占比例越来越高，即使一个人凭借其家族的服务史获得了任命，也不能保证他担任其祖、父曾经服务的职位。
春秋延续了西周的世卿世禄制，官职是由贵族世袭的，但并非父子官职的严格世袭，只是按贵族的等级地位轮流担任差不多的官职。也就是根据父、祖的地位，子孙也可以获得相应的职位并保持他们的贵族身份，这是世卿世禄制的特点。在世卿世禄制下，官员的地位和荣耀主要来自于其父、祖。
俸禄制与世卿世禄制相对，通俗地说，俸禄制就是由国君给官员发工资。先秦的典籍对俸禄制度有很形象的描述，《荀子》里面讲俸禄制是“佣徒鬻卖”之道，具体如《韩非子》所言，“主卖官爵，臣卖智力”，国君提供官爵，官员为国君服务、出力。《韩非子》又说：“明主之吏，宰相必起于州部，猛将必发于卒伍。”这是说在俸禄制下，实际上也是在一种雇佣制度之下，更多的平民有机会获得显赫的位置，并不像春秋时期父一辈、子一辈那样了。战国时期君主朝廷中的大臣有许多已经不是名门显贵，而是平步青云摄取公卿者。这样的大臣在朝廷中的位置多由君主好恶决定。
战国与春秋的差异，体现于战国时代社会流动性的增强，平民可以通过不同的方式进入到统治阶层中。世卿世禄制下，官员的荣耀主要来自其父、祖，而俸禄制之下，官员的地位则来自国君，这是从世卿世禄制到俸禄制的一个很重要的变化，也体现出国君权力的增强。童书业在《春秋左传札记》中说：“封土赐民之制，实为造成割据局面之基础。及谷禄制度兴，臣下无土地人民以为抗上之资，任之即官，去之即民，在上位者任免臣下无复困难，乃有统一局面出现之可能。故谷禄制度之兴，实春秋战国间政治、经济制度上一大变迁。”
君主权力的上升过程，直接指向了秦汉以后的皇帝制度。
相应地，君主也在制度安排上做文章，希望建立有利于维护、加强君主权力的制度。
符玺制度是保证君主权力的一种技术性手段。公文用玺，发兵用符，出使用节，官员都是代表君权的，辅助君主行使他的权力。举一个例子，图2.12是秦国的杜虎符，是20世纪70年代出土的，是现存的三枚秦虎符之一。杜虎符左右两半，上面刻有铭文“兵甲之符，右在君，左在杜，凡兴士披甲，用兵五十人以上，必会君符，乃敢行之，燔燧之事，虽毋会符，行殹（也）”。这个虎符一半在国君手里，另一半是在杜这个地方领兵将领手里，如果要调动五十人以上的军队，需要两半虎符能够合上才行。这是用技术手段保证发兵权掌握在国君手里的制度。这样，我们就能理解为什么有信陵君“窃符救赵”的故事了。虎符的使用也一直延续到了后代。
图2.12 秦杜虎符
官员管理的水平和技术也有了进展，出现了对官员的考核制度，即上计、考课制度。上计是地方行政官员定期向上级汇报地方治理情况，并且由中央加以考察。战国后期的《睡虎地秦墓竹简》中有一篇《为吏之道》，其中讲吏有五善，“一曰忠信敬上，二曰清廉毋谤，三曰举事审当，四曰喜为善行，五曰恭敬多让，五者毕至，必有大赏”。对官员提出了五个方面的要求，主要着眼点在于官员的工作态度和工作作风。“五善”之外还有“五失”，“一曰夸以迣，二曰贵以泰，三曰擅裚割，四曰犯上弗知害，五曰贱士而贵货贝”。所谓夸以迣，指这些官员奢侈而没有限度；贵以泰、擅裚割，指没有得到上级的允许，擅自作为。以上要求也就成为日后考察官员的依据。明文规定考察依据，有利于君主加强对官员的管理和监督。传世文献当中也有类似的记载，《荀子·王霸》篇说“岁终奉其成功，以效于君。当则可，不当则废”。“当”是称职之意。以工作是否称职作为赏罚的依据。
国家对地方官也有一些具体要求。《商君书·去强》记载：“强国知十三数，竟内仓口之数，壮男壮女之数，老弱之数，官士之数，以言说取食者之数，利民之数，马牛刍藳之数，欲强国，不知国十三数，地虽利，民虽众，国愈弱至削。”这就是说国家对基层一些具体的数字要有所掌握，包括人口及其构成等情况，它们实际上也是国家要求地方官掌握的数字。以这些数字对地方官的政绩加以考核，这就是考课制度。
从春秋到战国的种种变革中，最能体现从宗法分封制到官僚制发展现象的是郡县制的建立。郡县制建立以前，地方实行的是等级贵族制下的体制，卿大夫作为采邑主有自己的宫室、朝廷，甚至还有宗庙和社稷，并且掌握着一支独立的军队。春秋时代的卿大夫之家，是诸侯之下相对独立的政治组织。到战国时期，这种贵族等级制便向郡县制变化。郡县制不是一下子推行起来的，县最早出现在春秋初期，原来是国君直接统治的领邑，它的特点是国君直接控制，和国君分赏给卿大夫的采邑不同。在采邑上，卿大夫作为采邑主拥有比较完整的权力，而县的长官却没有，县是国君直接控制的地区，这是两者最主要的差别。此后，在春秋末年又出现了郡。郡开始设置在边地，与军事、边防有一定关系，其特点是地盘比县大，但是地位并不高。《左传》记载“克敌者，上大夫受县，下大夫受郡”，可以看出郡的地位比县还要低一些。
县与卿大夫的采邑不同，县内有一套集中的政治和军事组织，特别是有整套的征赋系统，便于国君集中统治，郡的存在又加强了边防，它们渐渐地就取代了贵族的采邑。战国社会变动剧烈，一些贵族没落，其土地为国君没收，不再进行分封，而是变成了郡和县。《左传》里就记载“晋韩宣子卒，魏献子为政，分祁氏之田以为七县，分羊舌氏之田以为三县”。随着国君权力的扩大，实施郡县制的范围也在扩张，这是相辅相成的过程。原因在于，郡县的长官由国君任免，不得世袭，郡县领域由国君控制，不作封赏，因此郡县组织渐渐成为国家权力直接支配的国土区域，成为各国加强中央集权制的重要步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