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经济：从井田到小农

首先在经济上，重要的发展，是从井田制过渡到了小农制。井田制在中国古代文献中有所记载，但在考古资料中，还得不到很多佐证，学者们对它的认识存在一定分歧。大体上可以这样来理解，图2.2是一张井田制的示意图，中间是公田，四周是私田。井田制的基本原则，就是公田和私田的划分。私田是由每户农民来耕种的，收获归自己所有，公田是由大家通力合作来完成的，它的收成归国家或者贵族。这样的区分实际上也体现了古代村社制的意味。井田制是一种在公田和私田区分下的劳役制地租，正如《孟子》里所说的“同养公田，公事毕，然后敢治私事”，就是说大家在公田上劳动，劳动的收获是归贵族的，私田上耕作的收获是归自己的。随着生产技术的进步、生产力的提高，井田制受到冲击。

商周时代，特别是商和西周，是青铜器鼎盛的时代，基本生产工具是石、骨、角、蚌质制品，青铜工具所占比例很小， 更没有铁制的工具出现。与铜的利用情况类似，人类用铁也是从天然铁开始的。 考古发现的商代遗物中，见到了少量的铁制武器，如图2.3、图2.4所展示的两个铁刃铜钺。它们的共同点，是其刃部都是由天然陨铁制成的，并不是完全由人力来开矿冶炼。中国古代冶铁技术的发展并不算早，就现在所知而言，掌握冶铁技术、使用铁器最早的是小亚细亚的赫梯，时间大约是在公元前1400年。

中国冶铁技术的发展后来居上。从春秋中晚期到春秋战国之际，中国的冶铁技术取得了两项十分重要的革新：一项是铸铁冶炼技术。简单地说，就是由于鼓风炉的出现和改进，使炉温得以升高，可以炼制出质量比较好的生铁。另一项是铸铁柔化技术，就是将硬度比较高但韧性不够的生铁，经过柔化来增强它的韧性，便于作为武器和农具。这两项技术，大约比欧美要早1900年到2000年。 新技术的发明固然十分重要，其推广则更具实质意义。铁制农具在战国时代得到了比较广泛的应用。图2.5为战国时期的铁双镰范，是铸造镰刀用的。此类模具的出现，意味着像铁制镰刀这类农具在战国时期已经广泛使用了。这在文献中也可以得到佐证，《睡虎地秦墓竹简·厩苑律》中有一段记载，“假铁器，销敝不胜而毁者，为用书，受勿责”，意思是说，借来的铁器由于使用了很长时间，已经比较破旧了，如果再使用受到了损坏，只要书面向上报告就可以了，不用自己赔偿。据统计，战国铁器的出土地点已超过350处，遍及今天23个省、自治区 。学者认为在战国时期各国都有重要的冶铁手工业地点，一些冶铁的中心也涌现出来，比如赵国的邯郸、楚国的宛等。在当时的长江下游地区，从考古发现来看，青铜农具的数量、种类仍然比较多。

农业水平的提高，除了工具进步，还有赖于农学和技术的发展。战国末期成书的《吕氏春秋》中《上农》《任地》《辨土》《审时》四篇，被学者称为战国末年农学的代表性著作，是对当时农业技术的总结和推广。其中《上农》篇讲到“上田夫食九人，下田夫食五人，可以益，不可以损，一人治之，十人食之”，这反映了随着生产力的提高，一个人耕种可以养活的人更多了。这就为春秋战国时期的其他变革奠定了重要的经济基础。生产力的提高，对于井田制也产生了直接冲击。

如前文所述，井田制的特点是公田和私田分开，采取劳役地租的形式。农民耕种公田以后再来耕种私田，公田的收成归于贵族或国家。随着生产力的提高，个人耕作能力加强，农民更愿意把精力放在耕种私有土地而不是耕种公田上，即《吕氏春秋·审分》所谓“今以众地者，公作则迟，有所匿其力也；分地则速，无所匿迟也” 。由于农民不愿意耕种公田，或者不愿意把更多的精力放在公田耕作上，从而造成了公田荒芜的景象。 井田制是劳役地租，贵族的收成来自农民的劳作，如果农民出工不出力，贵族和国家的收入，当然会有所下降。这种情况推动了国家和贵族对相关制度进行调整。

齐国从公元前685年开始，采取了“相地而衰征”的政策，根据土地的好坏和等级来征收数量不同的赋税。此后有晋国的“作爰田”，之后还有更著名的鲁国的“初税亩”等。一般认为，初税亩的实行，标志着鲁国正式废除了公田和私田的划分。“税亩”就是履亩而税，一切按田亩多少来征收实物税，劳役地租变成了实物地租，成为君主、政权的主要财源，意味着井田制完全瓦解，从而废除了井田制。此后又有楚国的“书土田”、郑国的“作丘赋”、秦国的“初租禾”，与初税亩意义大致相同。提供实物地租的人，就是所谓小农。

随着井田制的瓦解与小农的出现，社会结构也发生了相应的变化。吴荣曾认为：“在井田制下面是‘庐井有伍’，即田地和农民都是有组织的，组织即村社，国家通过村社来控制农民。战国则不然，井田上的村社这一中间层次没有了，国家直接把小块田地颁授给每户农民。”

国家把土地颁授给农民，并收取农民以实物上缴的地租，这要求国家对人口和土地有比较清晰的掌控。因此，随着经济上由井田到小农的变化，国家制度也发生了重要的变革，“编户”出现，也就是户籍制度由此产生和发展。

中国的户籍制度渊源已久，按照《汉书》颜师古注的说法，“编户”就是列次名籍，政府以户为单位，登记成员的名字身份。《周礼》有一段记载，“司民掌登万民之数，自生齿以上皆书于版，辨其国中与其都鄙及其郊野，异其男女，岁登下其死生”，就是说司民官需要将百姓从出生开始的内容记录下来，要记录他的住所是在国、野、都、鄙，还要记录他的身份、性别，每年还要统计家庭中是否有人去世了，或者有没有新出生的人口。司民就是国家设立的管理人口的专职官员，从一家一丁到全家人口，国家都要了解清楚。户籍制度的确立不晚于战国前期，实际上是从春秋后期开始逐渐形成的，其目的是在井田制瓦解以后，有效地控制人力资源，掌控国家收入。文献也可以与之相应，这里举两个例子，一是《商君书·境内》篇：“四境之内，丈夫女子皆有名于上，生者著，死者削。”人出生以后就要在户籍上登录，死了以后要去除。又《睡虎地秦墓竹简·秦律杂抄》说：“匿敖童，及占癃不审，典、老赎耐。百姓不当老，至老时不用请，敢为诈伪者，赀二甲。典、老弗告，赀各一甲。伍人，户一盾，皆迁之。《傅律》。”“傅律”指这个律文的名称，跟户籍有关。敖童就是成童，秦国规定，17岁以上就要给国家服役。如果到了17岁不向国家汇报或虚报残疾以逃避赋役，典、老等基层管理人员要判以耐罪的处罚。秦国制度，60岁为老，此后就不用给国家服役。若某人年龄未到60岁而谎称60岁，或者到了60岁不汇报，也要处罪，罚相当于两副铠甲的钱。基层管理人员如果知情不报，也要处罪赀一甲。秦人有什伍连坐制度，伍人就是邻居，即该人的邻居每户要罚价值一块盾牌的钱，还都要被流放。可见，秦国对人口的控制是相当严格的。经济上从井田到小农的变迁，推动了国家户籍制的建立与发展，国家得以更严格地控制人口。这就是春秋战国时代经济上的变迁，以及经济变迁带来的制度上的革新。 vj/468/v3RzUd7lvtsBMzumNGtzxTMnf66XhwvyX7HBNPel+O7HktQ7R2hrpsVdY