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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避免评价孩子的性格能力，描述见闻和感受。
*倾听孩子简单话语背后的真正含义。
*那些孩子喜欢的语言，我们自己讲起来不习惯怎么办？
*过分使用语言技巧，也会让孩子习以为常。
*学会新的语言，还要完全忘记旧语言。
*为人父母的主要目标应该是帮助孩子成为仁爱 坚强的人。
那些描述性的话语，如同轻吐的莲花，让孩子得到更多自由。
这没有道理。
如果我做得对，那为什么许多事都会朝相反的方向发展？
我曾毫不怀疑，要是我表扬了自己的孩子——让他们知道我有多么珍视他们的每一点努力和每一次进步——他们自然能变得自信。
可是，吉尔为什么非常缺乏自信呢？
我曾相信，如果和孩子们讲道理——冷静地、有逻辑地解释不得不做某些事的原因——他们就会作出合乎情理的回应。
那为什么每次给大卫解释这些事的时候，他总是争论不休？
我曾经真的相信，如果我不逼迫孩子们——如果我让他们做自己力所能及的事情——他们就能学会独立。
那为什么安迪既依赖别人又喜欢抱怨？
情况有点让人抓狂。然而，最让我担心的是我最近的行为，这太讽刺了！我，即将被评为“世纪最佳母亲”的人——我，面对超市中遇到的那些朝着孩子叫嚷、拉扯的“刻薄”母亲们时，总是保有一份优越感的人——我，曾经决心不在自己孩子身上重蹈我的父母覆辙的人——我，曾经觉得自己能够给予别人很多的人——我，温暖的关怀、极大的耐心、对活着的喜悦——我，在今天早晨，走进了孩子们的房间，发现地板上布满了手指画，忍不住发出一声尖叫。顿时，超市中的严厉母亲们，与我相比简直成了天使。但是，更使我本人吃惊的是自己说出的话：“恶心……懒鬼……难道你们一分钟都不让我省心？”这些话正是我童年时听过、也是最讨厌听到的。
我的耐心去哪里了？我准备带给别人的欢乐在哪里？我是怎样远离了最初的梦想的？
怀着这种心情，我在幼儿园里偶然发现一条通知，内容是提醒父母们，今晚有一位儿童心理学家的讲座，虽然已经累了，但我知道自己会去参加的。能不能说服海伦和我一起去呢？
这很难说。海伦经常说她不相信专家，她倾向于依靠她所谓的“常识和自然的直觉”，不像我，作为母亲，她对自己的要求不多，也不会给孩子们设定远大的目标，也许这是因为她是个雕刻家，只对户外感兴趣。无论如何，有时我很羡慕她随和的脾气，还有那种全然的自信。她看上去对一切总是很有把握……虽然最近她也开始抱怨孩子们。显然，最近几周他们吵得挺厉害，无论海伦怎么做都无济于事，看起来常识和直觉都没法帮她控制每日都在蔓延的战火了。
拨打海伦的号码时，我想，发生了最近这些事，她也许能放下对专业人士的偏见，和我一同前往。
但是，海伦相当固执。
她说，就算是西格蒙德·弗洛伊德本人主讲，她也不会去参加儿童心理学讲座。
她说，她听够了虚伪的老生常谈：孩子必须拥有爱、安全、牢固的限制、爱、连贯性、爱、灵活性、爱……
她说，上一次参加这种讲座之后，她绕着房子足足走了3天，焦虑地计算着自己付出过多少“爱”。
她说，在上次的旧伤恢复之前，她不会再冒险参加任何令人紧张不已的讲座了。
电话中海伦那头，传来了一声尖叫。
我要告诉妈妈！我要告诉妈妈！
你告诉她的话我还干！
妈妈，比利朝我扔积木。
她踩到我手指头上了！
我没有。你这个大笨蛋！
“噢上帝，”海伦哀叹道，“他们又开始了！我得随便找点什么事出去躲一躲！”
8点钟，我把她接上了车。
那天晚上的主讲人是海姆·吉诺特（Haim Ginott）博士，他是儿童心理学家，新书《父母与孩子之间》的作者。他的演讲由一个问题开始：“我对孩子们说的话有什么与众不同之处？”
我们茫然地面面相觑。
“我使用的语言，”他接着说，“不会对人作出评价，我避免评价孩子的性格或能力，决不会用诸如‘傻、蠢、坏’之类的字眼，甚至也不使用‘漂亮、很好、真棒’这样的词，因为它们没有用；它们会给孩子制造障碍。我使用描述性的语言，描述我的见闻和感受。
“最近，儿童游戏室的一个小女孩给我一张画，问我：‘画得好不好？’我看了看，回答：‘我看到一座紫色的房子、红色的太阳、带条纹的天空、还有很多花。它让我觉得仿佛来到了乡村。’她微笑起来，说：‘我要再去画一幅！’
“假设我这样回答：‘真漂亮，你是个了不起的艺术家！’我敢保证她那天再也不会画了。毕竟，得到了‘漂亮’和‘了不起’这种评价，谁都会偷懒的。我深信：评价性的语言会阻碍孩子前进的脚步，描述性的语言才给他（她）真正的自由。
“我也喜欢用描述性的词语，”他继续道，“因为它们促使孩子自己找到解决问题的方案。举个例子：如果一个孩子弄洒了一杯牛奶，我会对他说：‘我看到牛奶洒了。’然后给他一块海绵。这样，我就避免了批评他并抓住了重点——让他明白需要怎么做。
“如果我这样说：‘笨蛋，你老是弄洒，永远也学不会，对吧！’我们可以肯定，这个孩子的所有精力都会放在为自己辩解而不是解决问题上面。他可能会说：‘波比推了我的胳膊！’或者‘不是我干的，是小狗弄的。’”
这时，诺布尔女士——她在本社区的大多数话题讨论中享有权威的声望——举起了手。“吉诺特博士，你讲得很有意思。可是，我总觉得，只要孩子知道你爱他，那么你对他说什么就没有那么重要。如果他感觉到你真的爱他，我相信你几乎说什么都可以。我的意思是，归根结底，爱难道不是唯一重要的东西吗？”
吉诺特博士若有所思地听着，他说：“在你看来，只要有爱，语言本身并不那么重要，我却有另外的看法。假设你在派对上不小心弄洒了饮料，我想，如果你的丈夫这样说的话肯定不对劲——即使他是充满爱意的：‘毛手毛脚的，你怎么又弄洒了，如果颁发最佳破坏奖的话，你一定是第一名。’”
诺布尔女士不自在地笑起来。
“我猜，你更喜欢他这样说：‘亲爱的，我看到饮料洒出来了，我能帮你吗？给你我的手帕。’”我们第一次看到诺布尔女士没有接上话。
吉诺特博士接着说，“我不是贬低爱的力量。爱是我们的财富。但是，即使拥有了物质财富，我们也常发现，需要把大笔的资金分割成较小的数额才能使用。在一个电话亭里，一枚10美分硬币比一张50美元的钞票更好用。即使很爱孩子，也必须学习怎样把我们的爱分割转化成能够帮助他们的语言，并时不时地表达出来——比如孩子弄洒牛奶时，或者他们把自己的画拿来给你看时。我们即使在生气的时候，也要使用不会伤害自己关心的人的语言。”
吉诺特博士谈起他提出的概念“不侮辱人地表达怒气”，他肯定地认为，父母不可能任何时候都充满耐心，指出父母怎样表达怒气才能对孩子有帮助——只要他们不侮辱孩子。实际上，他说：“我们真正的愤怒是改变自己行为的最有效的工具之一。”
“怎样才能付诸实践呢？”他问。“还是使用描述性的语言，不能进行人身攻击。例如，如果孩子的房间太乱而让父母伤脑筋，父母应该自由地表达他们的真实感受——但是，不要侮辱也不要指责。有些话是说不得的，如，‘你为什么这么懒？’‘你从来不收拾自己的东西；你把我买给你的所有东西都弄坏了。’虽然你说了这样的话之后，孩子也可能收拾他的房间。然而，他会讨厌自己的父母，也会看轻自己。
“问题在于，父母如何用有帮助的方式表达同样的愤怒？还是使用描述的语言。他们可以说：‘这个房间的样子让我不高兴！’或者‘看到地板上放满了各种东西时，我气疯了！真想打开窗户把它们扔出去！’或者‘我看到了让我生气的事情。书、游戏和玩具应该放在架子上！’”
听众中的一位男士举起了手：“吉诺特博士，”他说，“我觉得你介绍的某些方法更适合训练有素的专业人士使用，我无法想象普通的父母能够运用这些方法。”
吉诺特博士答道：“我对‘普通父母’们非常有信心，还有谁比普通的父母们更在乎孩子？根据我的经验，当父母们掌握了更加有用的技巧时，他们不仅能运用这些技巧，还会赋予它们温暖而独特的风格。”
吉诺特博士的演讲继续进行了半个小时。他提出一种方法，建议父母成为孩子的“律师”，他解释了孩子们如何担任法官、陪审员和原告，还举例说明父母怎样成为“被告辩护律师”，详细地阐释了理解和承认孩子的感受——他们的全部感受——的价值，以及怎样避免和孩子打交道时作出弄巧成拙的举动，如讽刺挖苦、警告和许诺。演讲结束后，吉诺特博士被一群希望和他私下谈话的父母包围了。
我们决定不在人群中挤来挤去，在寒冷的夜色中上了车，引擎预热的当儿，我们沉默无言地坐着。我们都知道自己刚刚被某些东西深深地打动了，可是无法准确地说出那是什么。今晚听到的内容看起来很简单很实用，但是，我们感觉到，这些看似简单的方法却建立在一种复杂的、拥有无限可能的思想基础之上。
回家的路上，我们试着讲出自己的想法：
我们是否有能力运用今晚学到的知识？
它会管用吗？
用新方式讲话会不会很别扭？
孩子们会怎么反应？
他们最后能否注意到不同之处？
现在改变是否太晚？
我们是否已经造成了永久性的伤害？
我们怎样跟丈夫说这件事？
想起今早发现孩子的手指画时自己的叫嚷，我说：“海伦，我想，如果我说：‘我看见地板上有手指画，我们需要点抹布。’的话就可以避免那一幕了。”
海伦看着我摇摇头：“我觉得你说的没有信服力，你今天早晨那么生气，现在看来却不怎么生气了。吉诺特博士说：‘如果你感觉到了，就要表现出来。’”
“好吧，”我说，“这样说如何：‘我看见地板上全是手指画，我真想把所有的手指画颜料都扔进垃圾箱。现在就得打扫干净！’”
“这让我印象深刻，”海伦说：“但是，会对孩子们有用吗？嘿，我刚刚想出一个可怕的主意，让他们再也不胡涂乱画！”我们笑起来，因为我们意识到自己实际上正期待着孩子们惹出点小麻烦，以便尽早尝试我们的主意。
我们没有等待很长时间。每天都有日出日落，牛奶总会洒出来，我们描述事实，孩子们把牛奶擦干净，这简直是一种小小的奇迹。
虽然怀疑自己沾了新手的运气，被成功震撼的我们，知道必须学习更多的方法。我们买来吉诺特博士的书《父母与孩子之间》，很高兴地发现里面有大量的实际建议，可以马上运用。看着印刷出来的字句，反复阅读着某些章节，我们的信念有了依托。
有时，我晚上准备出门时，最小的儿子安迪会拉着我的腿大哭：“妈妈别走，留在家里！”我轻轻掰开他的手，拿起床头柜上的书，把自己锁在浴室里，找出标题是“父母是天生的表演者”那一章，以最快的速度读完。当我走出去时就已经准备好了，我说：“亲爱的，我知道你不想让我们出去，你希望我们在家里陪你……但是你爸爸和我要出去看电影。”这些话可能像死记硬背的台词一样，但是确实能帮我们顺利看成电影而不引起孩子的强烈反对。
我们发现有关“表扬”的章节非常有益。过去，海伦曾经这样夸奖5岁的比利：“你真好、棒极了、你是最好的！”她从未理解比利为什么会这样反对：“不，吉米更好。”或者“别夸我了。”所以海伦使用了吉诺特博士的表扬方式。一天，比利修好了厨房中堵塞的水池，她没有说：“太棒了！你是个天才！”而是描述她的感受和看到的情景：“我原本以为要给水管工打电话了，这时你拿着皮搋子走了进来，两分钟就把堵住的地方疏通了，你是怎么做到的？”接着，比利说出了他能对自己作出的最可爱的评价：“我用了脑子，”他说，“我是个好水管工。”
本地的儿童指导协会寄来一份邮件，宣布吉诺特博士在我们社区组织了一个父母学习小组，给可能有兴趣参加的人附上一份申请表，我们都马上填好寄了回去。
第一天聚会时，小组成员的多元性让海伦和我很高兴，组里女性的年龄包括23岁到50岁，组员家庭的规模也各有不同，子女的数目从一到六个都有，大部分女士都结过婚，有一位离异的，还有一位寡居。我们的职业包括家庭主妇、教师和商业女性，还有一位艺术家和一位音乐家。宗教信仰也不相同，有新教徒、天主教徒、犹太教徒和无神论者。
我们之间的共同之处就在孩子身上。
开始的时候，聚会采取演讲的形式，每次都教给我们新的技巧，我们学会了和孩子打交道的方法和禁忌，知道了跟他们的情绪对话的力量、如何从精神上给予孩子物质上不能给予的东西。
就我而言，我一直在研究合理的方法，它让我获得了深刻的洞察力。开车时，我会耐心地给生气的大卫解释我们为什么会堵车，为什么尽管我们很渴，却没法停下来喝点东西，而且，抱怨无法解决问题，不能让车流移动得快一些……
如今，在这种情形下和儿子说话成了一种愉快的事情，我会说：“嘿，我听说有个小男孩非常渴，我猜你现在一定想喝上满满的一桶冰凉的苹果汁！”
见大卫微笑起来，我便说：“满满的一大浴缸苹果汁怎么样？”我很感谢自己学到的新知识。
给日常生活带来变化的另一项技巧是把威胁转化成选择，把“如果你再在起居室玩水枪，一定会后悔！”变成“水枪不是在起居室里玩的，你可以在浴室或者房子外面玩。你来挑地方。”
我们开始注意到自己也发生了变化。首先，我们意识到自己对孩子说的话少了，显然，吉诺特博士经常重复的名言在我们身上起了作用：“只要有可能，就用一句话代替一段话，用一个词代替一句话，用一个手势代替一个词。”话说得少，就听得多——方式不同。我们开始倾听，在话语背后，孩子究竟想说什么。安迪曾经抗议：“你总是想着大卫——带他去图书馆、看牙医、参加幼童军”，现在，这话在我听来的意思就是：“你太注意我哥哥了，这让我烦恼。”
所以，我不会长篇大论地和他解释，而是直接讨论安迪真正关心的问题：“你是不是想让我多抽出时间陪你？……我也很想这样。”
我们还发现自己和孩子之间发展出一定的情感距离，不再那么容易被孩子或低落或疯狂的情绪所影响。过去，海伦常觉得她仿佛生活在战场前线，如今，她幸运地学会了在“战场”中安之若素、不加过问，不再像以前那样冲过去把打架的孩子们拉开，而是冷静地向孩子们发号施令，最终和平解决矛盾。当孩子们为了抢秋千而吵闹时，她会说：“孩子们，我相信你们能想出一个对你们每个人都公平的解决办法。”真正的效果在5分钟之后出现了，只听见后院中传来一个幼小的声音：“妈妈，我们决定了，我们要轮着玩。”
不是所有故事都有如此完美的结局，还出现了足够多的麻烦提醒我们不要沾沾自喜。实际上，我们还没有完全掌握这套全新的教子之道，海伦使用的那些孩子们喜欢的语言，我们自己讲起来和听起来仍然不太习惯。
孩子们也表现出了一点点的不适应，每次听到我们这样说话，他们就抬头盯着我们，脸上的表情像是在问：“这位女士是谁？”——我们甚至也常常搞不清自己是谁。
丈夫们虽然尊重我们的做法，但也有些怀疑。一个人不必拥有心理学学位，就能从这样的话中分辨出抵触的意思：“好吧，孩子他妈，你是专家。你来对付他的小孩子脾气。”或者“既然我说的都不对，也许你应该给我写一个剧本，我照着念。”
有时，我们的行为就像谚语中讲的那头奶牛一样可以引起两方面的效果——既能提供牛奶又会把木桶踢翻。我们会把该说的说出来，却忍不住在后面加上一句多余的叮嘱，“你很快会克服困难的”或者“你要知道，人生总是苦中有甜”，这样一来，前面的努力全被破坏了。
我们还“传染”上了一种自然倾向，就是过度使用学到的新技巧。当刚刚发现“那把我气疯了！”这类语言拥有强大的力量时，我们慑服于它，说这些话时的感觉也相当好，孩子几乎一听到这些就会注意你并马上改正错误。但是，当我有一天愤怒地对孩子喊“气死我了！”的时候，我意识到这是为难他们，好事做得太过了。
满足孩子的想法也成了海伦的习惯，她的口头禅是：“啊，你想要这个……”她7岁的女儿劳里早就听得习以为常，有一天她哭道：“妈妈，你又这样说了！”
海伦把这些告诉了吉诺特博士，他说：“有些这样的表达方式很有说服力，但必须谨慎使用。就像口味浓重的调味料一样，放得太多会让食物难以下咽。”
我们的学习之旅快要告一段落了，但我们的问题还在继续出现。有些时候，孩子们的表现很好——无论是学校生活还是交朋友等方面，他们满足于探索自己的世界，与他人相处也很融洽，但这些阳光灿烂的日子过后，随之而来的几乎都是一系列疾风骤雨般的矛盾生活，风暴总是无缘无故、毫无征兆地袭来。比如，孩子在公共汽车站被别的小孩打了……他早晨拒绝上学……他开始尿床。有时，我们学到的新技巧变成了沮丧的来源，因为它们也会带来新的问题，自然就需要提供新的解决方案。
“如果我允许孩子表达所有感受，他告诉我他恨弟弟，那我该怎么做，吉诺特博士？”
也许我们需要开始另一段课程。吉诺特博士同意我们继续下去。在接下来的部分，要做到两个方面的发展。首先，注意到孩子们改变的迹象。海伦说，她曾听见女儿告诉一个朋友：“我的家人不会互相批评。”我则永远不会忘记大儿子大卫冲进他弟弟的房间，喊到：“气死我了，我想揍你的脑袋——但是我不会！”然后旋风般地离开。对局外人而言，这看上去不像是什么进步，但是在我们家，这就是自我约束的奇迹——世界上又少了一只血淋淋的鼻子。
其次就是我们的自由意识。长久以来，人的天真率直性格的消失是我们所忧虑的问题，难道我们在余生中都要衡量自己说的每一个词——担心每一句话可能造成的影响吗？理智地讲，我们明白，每掌握一种新技巧，就要暂时损失一定的自然率直。即使霍洛维茨这样的音乐家也要强迫自己刻苦练习和钻研乐谱才能赋予音乐他个人的意义。
然而，我们还是担心，父母和孩子之间如此亲近的关系，不由得你不表现出自己的天然本性。所以，当我们突然觉得更自在、更舒服的时候，会认为这是一种解脱。有时我们会冒险、临时发挥和尝试，表现得不再像我们自己或者吉诺特博士那样。确实，我们都在使用最基本的技能——但是，现在我们要赋予音乐自己的意义。
这部分课程就是这样。暑假开始了，但是学习小组承诺大家还会在秋天见面。
夏天来了又去——在此期间，我们也积攒了很多来之不易的经验。整个夏天都和孩子在一起，6月时谱写好的“乐曲”，到了9月仅剩几个音符。只要跟孩子一起生活，无论父母多么有沟通技巧，孩子多么可爱，带孩子的苦差事都会让人疲劳不堪并且困惑不已。我们需要安静，孩子们就吵吵嚷嚷；我们需要自己的时间，他们就想引起我们的注意；我们渴望井井有条，他们就搞得邋邋遢遢。还有恶作剧、争吵以及为了鸡毛蒜皮的事情引发的“战争”：“我不想刷牙！”“我为什么非要穿睡衣？”“我不需要毛衣。”
在日常摩擦的表象之下，我们发现自己又故伎重演。曾经的成功光环逐渐消退。我们失去了耐心。
吉诺特博士经常说，这就像学习一门新的语言——法语或汉语。现在我们意识到自己正在做甚至比学语言更难的事情——除了学会新的语言，还要完全忘记过去一直在使用的旧语言，而后者是代代相传到我们手中的东西。
例如以下句式：
为什么你就不能……
你总是……
你永远都不会……
谁干的？
你有什么毛病？
它们像蔓生的毒草，难以根除，以其刁钻狡猾的方式重新生长出来：
你想要……
我相信你会……
这么说你真的感觉……
如果……会有帮助
所以，9月回到学习小组的时候，我们心中五味杂陈——有点怀疑，但仍然希望自己原来的热情至少还在。新学期开始的时候，我们发现，不仅我们有这种感觉，其他人也有同样的想法，他们说：“噢，这个夏天我是不是退步了。”还有“我觉得我把学到的都忘了。”
吉诺特博士安静地听着，然后提出一个问题：为人父母，我们的主要目标是什么？
有人试探着回答：“改善父母和孩子的关系。”
还有人说：“找出和孩子沟通的更好方法。”
有位挺会说的女士回答：“当然是塑造孩子，把他们培养成优秀、有礼貌、有魅力、整洁和善于自我约束的人。”
吉诺特博士看上去很严肃，显然，他对最后一个回答并不满意。他向前探探身，说道：“根据我个人的看法，我们的主要目标应该是找到帮助我们的孩子变成仁爱而坚强的人的方法。”
“如果一位整洁有礼、风度翩翩的年轻人，他可以对别人的苦难视而不见，不采取任何行动的话，对我们来说又有什么益处呢？
“如果我们培养出的孩子很优秀——是班级的佼佼者——但是却运用他的聪明才智操纵别人，该怎么办？
“我们真的希望一个善于自我约束的孩子，在面对不公正的情况时过于约束自己，不去伸张正义吗？太多的德国人正是因为自我约束过度，才使得纳粹分子残害了数百万本国同胞。
“请听我说：我不是不想让孩子有礼貌、整洁或者有学问，对我来说，最关键的问题是：使用何种方法实现这些目标？如果选用的方法是侮辱、攻击和威胁，那么可以非常肯定，我们在此同时也教会了孩子侮辱、攻击、威胁他人，教会他们在受到威胁的时候唯命是从。
“假如，从另一方面看，我们使用的方法是仁慈的，那么教给孩子的东西将比那些普通的优点重要得多，我们给孩子展示了如何做人——正直而高尚、坚强而有尊严地生活的人。”
海伦的目光穿过教室与我的目光相对。这就是了。第一次聚会时深深打动过我们的那种捉摸不定的东西终于向我们显现了真实面目。它是对文明教化过程的定义——它告诉我们，你对孩子作出的每个举动都有意义，都代表着什么，它们会成为孩子将来要成为的那个人的一部分。我可以预见到，当你对孩子说：“牛奶洒了”，然后递给他一块海绵的时候，我们不仅是教会他如何清理卫生，也不仅是处理了一个小问题。在一个更加深远的层面上，我们是在告诉他：“我希望你成为一个能够帮助自己的人。”
我们是在告诉他：
“在困难面前，我们不会互相指责。”
“在困难面前，我们专注于解决方案。”
“在困难面前，我们互相伸出援手。”
我一下子意识到，如果一个人对待孩子的方式本身决定了孩子将来成为怎样的人，那么，所扮演的角色就不只是父母。是的，日常的小冲突仍然会有，但我现在把它们视作机会——铸造孩子性格的机会，证实我所信仰的人生价值的机会。
刚才给出取巧回答的那位女士又开口了：“我没有意识到自己在做着如此重要的一项工作。”
吉诺特博士微笑着说：“这完全取决于你怎么看待它。请让我来讲一个故事：
一个农民遇见了三个工人，他问：“你们在干什么？”
第一个工人回答：“我在赚钱养活自己。”
第二个工人说：“我在砌砖头。”
第三个工人回答：“我在建造一座大教堂。”
听众们一片沉默。那位女士认真地点头。
我想，我们都是工人，我们的工作是养育子女。我们的砖头就是每次与孩子的交流，而我们的大教堂，则是让孩子充分展现人性的优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