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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你的孩子像我的孩子一样，那他们年轻的生命，一定已经受到了社交媒体或游戏平台的诱惑。科技具有的劝诱性特征，对年轻的、尚在发育的大脑效果特别显著。2017年，一份Facebook公司内部的报告披露，Facebook可以识别出青少年感到“不安全”“无价值”或“需要提升自信”的确切时刻。在这份被泄露给《澳大利亚人报》（The Australian）的文件中，Facebook实际上是在向广告商和投资者吹嘘，他们有能力对青少年的弱点大加利用。
科技的侵入正在瓦解古老的传统，打乱曾让我们保持健康、快乐和强壮的生活方式。考虑一下下面的情况吧：
在过去20年里，儿童非屏幕游戏时间已经骤降了25%。
根据美国一家非营利组织凯撒家庭基金会（Kaiser Family Foundation）的调查研究，目前儿童每天在电子屏幕前的时间为五个半小时。
对青少年来说，这个数字超过了七个小时（不包括家庭作业时间）。
青少年现在花在社交媒体和网络游戏上的时间超过了他们的睡眠时间。
总的来说，孩子通过屏幕交流的时间要比面对面交流的时间多。
2008年，也就是苹果手机进入市场的第二年，人们每天花在手机上的平均时间为18分钟。到了2019年，这个时间延长到3小时15分钟。
但即使是在我的研究领域，即儿童精神病学领域，也几乎没有人就上述这些情况中的伦理问题提出疑问。心理学和神经系统科学这两个我们常常将其与治疗和帮助相联系的领域，一向秉承的是最基本的“不伤害”的原则，现在却被加以利用，将孩子们从家庭作业、睡眠，以及成长的关键行为，如学习、解决问题及掌握现实生活技能中拉出来。
没有多少行业像大科技公司那样手段残忍，不受监管，它们的决策显然不会将孩子的利益考虑在内。因此，在缺乏政府监管的情况下，家长们就需要插手干预。
对智能手机和社交媒体相关问题的关注，没有哪里比旧金山附近表现得更强烈了，毕竟那里是新科技的诞生地。在过去的几年里，硅谷的三大巨头——谷歌、苹果和Facebook——的前高管们都开始对他们的产品吹响了哨子，特别是警告这些产品对孩子的影响。
现年40岁的肖恩·帕克将自己形容为一个社交媒体的“良心反对者”。他说：“社交媒体确实改变了你与社会以及你与他人的关系，但只有上帝知道它对孩子的大脑做了什么。”
查马斯·帕里哈皮蒂亚（Chamath Palihapitiya），Facebook负责用户增长的前副总裁，同样站出来反对社交媒体。正如他所说的：“由我们制造出来的这种短期的、由多巴胺驱动的反馈回路，正在破坏社会。”他直言对自己所扮演的角色充满了“极大的罪恶感”。对于他自己的孩子，帕里哈皮蒂亚补充道：“我禁止他们使用这个垃圾。”
要论谁的发声最为响亮，硅谷的改革者中没人能比得上特里斯坦·哈里斯（Tristan Harris）了，他曾是谷歌的产品经理。在过去的几年里，哈里斯一直鼓励人们放弃他参与创造的科技。他创建的非营利组织——人道科技中心（the Center for Humane Technology），旗下有一支由科技公司前员工和前执行总裁组成的队伍，这些人“深谙文化、商业激励、设计技巧和组织结构在科技劫持人类大脑的过程中起着怎样的作用”。哈里斯说：“最终的自由”是“头脑的自由”，“人们需要我们团队创造的科技，帮助大家实现生活、感觉、思考和行动的真正自由”。
尽管如此，现实仍然是：科技公司和父母们相比，具有非常不公平的优势；父母中很少有人能真正认识到科技产品的诱惑力，以及它们可以多么轻而易举侵占孩子的生活。科技传道士们往往会提醒我们，这种来自父母的恐慌我们早已习以为常。电话、收音机甚至书本，都会引发父母、教师和官方的严重关切。电视机最初被嘲笑为“广袤的荒漠”，它使孩子变得“好勇斗狠，暴躁易怒”。但电视机并没有不断做出调整，使人们越来越上瘾。正如哈里斯所说：“人类的心智面对强大的超级电脑及数以亿计的美元”，这就如同拿一把刀和空间激光作战一样。他补充道：“我们反思并扪心自问：到底为什么要做这个？”
与此同时，亚洲一些国家的政府已经采取了行动。韩国和中国都出台了相关政策，强迫年轻的游戏玩家在特定时间段退出系统。韩国的“关闭法”实施于2011年，禁止16岁以下的青少年在零点到凌晨六点之间玩游戏。2019年，中国颁布了游戏禁令，中国政府认为，电子游戏上瘾是导致青少年近视人数增加和学业表现不佳的主要原因。目前，中国禁止18岁以下的游戏玩家在晚上十点到次日早晨八点之间玩网络游戏。新规定对16岁以下的青少年做出了进一步的限制，规定他们每月用于购买游戏装备（比如虚拟服装、宠物及武器等）的花费，不得超过200元人民币（29美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