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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巴胺不仅在电子游戏中发挥着作用，在我们目前所消费的几乎所有媒体中，都能看到多巴胺的影响。Facebook的创始人兼总裁肖恩·帕克在2004年Facebook成立仅五个月时，开始运营这个轰动世界的社交网络，如今他承认此社交平台是建立在某种神经化学物质基础上。帕克说，多巴胺是推动Facebook大获成功的秘密武器。
在2017年的一次采访中，帕克解释了这种想法是出于“我们怎样才能消耗掉你们尽可能多的时间和有意识的注意力”。Facebook认识到这需要“时不时给人一点多巴胺的刺激，因为有人会在一张照片或一个帖子上点赞或发表评论”。这会导致用户去分享更多的内容，然后又会带来更多的点赞和评论。“它是一个有关社会认同的反馈循环，”帕克说，“这正是像我这样的电脑黑客能想出来的东西，因为你正在利用人类心理上的弱点。”
自此之后，帕克就离开了Facebook。正像他所指出的，一旦我们的大脑将社交媒体与一种奖赏联系在一起，我们就想要不断更新我们的信息，以此获得下一次多巴胺的刺激。
回想一下，你在社交媒体上发布你的宝宝的照片，或你自己的美颜照片的时候吧。还记得看到几十条点赞时那种奔涌而至的幸福感吗？那种感觉就来自多巴胺。如果我们做了能让我们存活下去的事，比如狩猎、采摘或建立关系，多巴胺就会被释放出来奖赏我们，由此形成了大脑的正反馈回路。这是一个与生命本身一样古老的原始体系。
这个过程是我们生存的关键。它促使我们去觅食、寻找栖身之处或打开暖气。但是，如果它变得失调，也可能会引起渴望——渴望那代表着社交肯定的美妙绝伦的信息提示音；每当人们转发或点赞你发布的内容时，那声音就会翩翩而至。它让我们感到快乐，感到被爱。但在很多情况下，它会与我们作为个体的自我价值相关联。
在这个时候，我们就需要搞清楚它是怎样导致上瘾的。当我们吃饱后，胃会给大脑发出信号，告诉我们不要再吃了。但社交媒体的应用软件，却蓄意刺激更多多巴胺的释放，对我们体内的提示置若罔闻。甚至当我们已经意识到，不断地刷屏使我们感到愤怒、焦虑或抑郁时，我们的大脑仍然在告诉我们，返回，更新，刷屏。
在20世纪50年代进行的一项著名的心理学实验中，两名麦吉尔大学的神经系统科学家，皮特·米尔纳（Peter Milner）和詹姆斯·奥尔兹（James Olds），在小白鼠的脑部植入了一对小电极。他们把电极放置在小白鼠的伏隔核（nucleus accumbens），这是大脑中用来调节多巴胺产生的区域；当瘾君子摄入芬太尼或赌徒中了头奖时，伏隔核就会产生反应。奥尔兹和米尔纳将其描述为“愉快中枢”。
这两位科学家还在小白鼠的笼子里放了一根杠杆。只要小白鼠碰到杠杆，就会刺激到置于体内“愉快中枢”的电极。在不受干扰的情况下，小白鼠会一次又一次地去触碰杠杆，一天之内次数多达七千次。即使口渴，它们还是会去触碰杠杆，而不是去喝水。它们不顾饥饿，拒绝交配。它们一门心思地去触碰杠杆。
它们的这种行为有没有让你想起些什么？回想一下凯尔，放弃学业，没日没夜地打游戏。既不锻炼，饮食也不健康。他脑子里装的就是去触碰那根杠杆。或许你在认识的孩子身上也亲眼看见过类似的行为——一个十几岁的孩子持续刷社交媒体直到半夜；一个年轻人痴迷于手机，屏蔽了周围所有的人。2017年，一位来自中国广州的17岁男孩在连续玩一款角色扮演游戏——《王者荣耀》（Honour of Kings）40个小时之后得了中风，为此几乎送了命。日本政府估算日本大约有115万蛰居族（hikikomori），指的就是那些逃避社会，长年累月闭门不出，持续玩电子游戏或在网上冲浪的年轻人。他们需要父母和家庭对他们施以照顾。
那些意在帮助人们提升生活质量的科技工具，和那些旨在让人深陷其中的科技工具，有着很大的区别。在我看来，孩子们为了他们的目标而主动使用的科技就是积极科技；反之，孩子们被动消费的科技就是消极科技。后者正是利用了孩子为自己的目标服务这一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