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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想有多浪漫,结局就有多“骨感”

一个总是举止另类,富有才华却惹祸多;一个总想着征战沙场,一身正气,却蹉跎一生;一个总不想活着,抗争不过,故只能“躺平”;一个总想着造反,拼搏多年,却把自己拼没了。

四杰

闻一多

继承北朝系统而立国的唐朝的最初五十年代,本是一个尚质的时期,王、杨、卢、骆都是文章家。“四杰”这徽号,如果不是专为评文而设的,至少它的主要意义是指他们的赋和四六文。谈诗而称“四杰”,虽是很早的事,究竟只能算借用。是借用,就难免有“削足适履”和“挂一漏万”的毛病了。

按通常的了解,诗中的“四杰”是唐诗开创期中负起了时代使命的四位作家,他们都年少而才高,官小而名大,行为都相当浪漫,遭遇尤其悲惨(四人中三人死于非命)——因为行为浪漫,所以受尽了人间的唾骂;因为遭遇悲惨,所以也赢得了不少的同情。依这样一个概括,简明,也就是肤廓的了解,“四杰”这徽号是满可以适用的,但这也就是它的适用性的最大限度。超过了这限度,假如我们还问到:这四人集团中每个单元的个别情形和相互关系,尤其他们在唐诗发展的路线网里,究竟代表着哪一条或数条线和这线在网的整个体系中所担负的任务——假如问到这些方面,“四杰”这徽号的功用与适合性,马上就成问题了。因为诗中的“四杰”,并非一个单纯的、统一的宗派,而是一个大宗中包孕着两个小宗;而两小宗之间,同点恐怕还不如异点多。因之,在讨论问题时,“四杰”这名词所能给我们的方便,恐怕也不如纠葛多。数字是个很方便的东西,也是个很麻烦的东西。既在某一观点下凑成了一个数目,就不能由你在另一观点下随便拆开它。不能拆开,又不能废弃它,所以就麻烦了。“四杰”这徽号,我们不能,也不想废弃,可是我承认我是抱着“息事宁人”的苦衷来接受它的。

“四杰”无论在人的方面,或诗的方面,都天然形成两组或两派。先从人的方面讲起。

将四人的姓氏排成“王、杨、卢、骆”这特定的顺序,据说寓有品第文章的意义,这是我们熟知的事实。但除这人为的顺序外,好像还有一个自然的顺序,也常被人采用——那便是序齿的顺序。我们疑心张说(yu-)《赠大尉裴公神道碑》“在选曹见骆宾王、卢照邻、王勃、杨炯”和郗云卿《骆丞集序》“与卢照邻、王勃、杨炯文词齐名”,乃至杜诗“纵使卢王操翰墨”等语中的顺序,都属于这一类。严格的序齿应该是卢、骆、王、杨,其间卢、骆一组,王、杨一组,前者比后者平均大了十岁的光景。然则卢、骆的顺序,在上揭张、郗二文里为什么都颠倒了呢?郗序是为了行文的方便,不用讲。张碑,我想是为了心理的缘故,因为骆与裴(行俭)交情特别深,为裴作碑,自然首先想起骆来。也许骆赴选曹本在先,所以裴也先见到他。果然如此,则先骆后卢,是采用了另一事实作标准。但无论依哪个标准说,要紧的还是在张、郗两文里,前二人(骆、卢)与后二人(王、杨)之间的一道鸿沟(即平均十岁左右的差别)依然存在。所以即使张碑完全用的另一事实——赴选的先后作为标准,我们依然可以说,王、杨赴选在卢、骆之后,也正说明了他们年龄小了许多。实在,卢、骆与王、杨简直可算作两辈子人。据《唐会要》卷八十二,显庆三年(658),诏征太白山人孙思邈入京,卢照邻、宋令文、孟诜皆执师贽之礼。令文是宋之问的父亲,而之问是杨炯同僚的好友。卢与之问的父亲同辈,而杨与之问本人同辈,那么卢与杨岂不是不能同辈了吗?明白了这一层,杨炯所谓“愧在卢前,耻居王后”,便有了确解。杨年纪比卢小得多,名字反在卢前,有愧不敢当之感,所以说“愧在卢前”。反之,他与王多分是同年,名字在王后,说“耻居王后”,正是不甘心的意思。

比年龄的距离更重要的一点,便是性格的差异。在性格上,“四杰”也天然形成两种类型:卢、骆一类,王、杨一类。诚然,四人都是历史上著名的“浮躁浅露”不能“致远”的殷鉴;每人“丑行”的事例,都被谨慎地保存在史乘里了,这里也毋庸赘述。但所谓“浮躁浅露”者,也有程度深浅的不同。杨炯,据裴行俭说,比较“沉静”。其实,王勃除擅杀官奴那不幸事件外(杀奴在当时社会上并非一件太不平常的事),也不能算过分的“浮躁”。一个人在短短二十八年的生命里,已经完成了这样多方面的一大堆著述:《舟中纂序》五卷,《周易发挥》五卷,《次论语》十卷,《汉书指瑕》十卷,《大唐千岁历》若干卷,《黄帝八十一难经注》若干卷,《合论》十卷,《续文中子书序诗序》若干篇,《玄经传》若干卷,《文集》三十卷。

能够浮躁到哪里去呢?同王勃一样,杨炯也是文人而兼有学者倾向的,这满可以从他的《天文大象赋》和《驳孙茂道、苏知几冕服议》中看出。由此看来,王、杨的性格确乎相近。相应的,卢、骆也同属于另一类型,一种在某项观点下真可目为“浮躁”的类型。久历边塞而屡次下狱的博徒革命家骆宾王不用讲了,看《穷鱼赋》和《狱中学骚体》,卢照邻也不像是一个安分的分子。骆宾王在《艳情代郭氏答卢照邻》里,便控告过他的薄幸。然而按骆宾王自己的口供:

但使封侯龙额贵,

讵随中妇凤楼寒?

他原也是在英雄气概的烟幕下实行薄幸而已。看《忆蜀地佳人》一类诗,他并没有少给自己制造薄幸的机会。在这类事上,卢、骆恐怕还是一丘之貉。最后,卢照邻那悲剧型的自杀和骆宾王的慷慨就义,不也还是一样?同是用不平凡的方式自动地结束了不平凡的一生,只是一悱恻、一悲壮,各有各的姿态罢了。

这几乎是不可避免的发展:由年龄的两辈和性格的两类型,到友谊的两个集团。果然,卢、骆二人交情,可凭骆的《艳情代郭氏答卢照邻》诗来坐实;而王、杨的契合,则有王的《秋日饯别序》和杨的《王勃集序》可证。反之,卢或骆与王或杨之间,就看不出这样紧凑的关系来。就现存各家集中所可考见的说,卢、王有两首同题分韵的诗,卢、杨有一首同题同韵的诗,可见他们两辈人确乎在文酒之会中常常见面。可是太深的交情,恐怕谈不到。他们绝少在作品里互相提到彼此的名字,有之,只杨在《王勃集序》中说到一次“薛令公朝右文宗,托末契而推一变;卢照邻人间才杰,览清规而辍九攻”,这反足以证明卢、骆与王、杨属于两个壁垒——虽则是两个对立而仍不失为友军的壁垒。

于是,我们便可谈到他们——卢、骆与王、杨——另一方面的不同了。年龄的不同辈、性格的不同类型、友谊的不同集团和作风的不同派,这些不也正是一贯的现象吗?其实,不待知道“人”方面的不同,我们早就应该发觉“诗”方面的不同了。假如不受传统名词的蒙蔽,我们早就该惊讶,为什么还非维持这“四”字不可,而不仿“前七子”“后七子”的例,称卢、骆为“前二杰”,王、杨为“后二杰”?难道那许多迹象,还不足以证明他们两派的不同吗?

首先,卢、骆擅长七言歌行,王、杨专工五律,这是两派选择形式的不同。当然卢、骆也作五律,甚至大部分篇什还是五律;而王、杨一派中至少王勃也有些歌行流传下来,但他们的长处绝不在这些方面。像卢集中的:

风摇十洲影,日乱九江文。

(《赠李荣道士》)

川光摇水箭,山气上云梯。

(《山庄休沐》)

和骆集中这样的发端:

故人无与晤,安步陟山椒。

(《冬日野望》)

在那贫乏的时代,何尝不是些夺目的珍宝?无奈这些有句无章的篇什,除声调的成功外,还是没有超过齐梁的水准。骆比较有些“完璧”,如《在狱咏蝉》之类,可是又略无警策。同样,王的歌行,除《滕王阁歌》外,也毫不足观。便说《滕王阁歌》和他那典丽凝重与凄情流动的五律比起来,又算得了什么呢!

杜甫《戏为六绝句》第三首说“纵使卢王操翰墨,劣于汉魏近《风》《骚》”。这里是以“卢”代表卢、骆,“王”代表王、杨,大概不成问题。至于“劣于汉魏近《风》《骚》”,假如可以解作王、杨“劣于汉魏”,卢、骆“近《风》《骚》”,倒也有它的妙处,因为卢、骆那用赋的手法写成的粗线条的宫体诗,确乎是《风》《骚》的余响;而王、杨的五言,虽不及汉魏,却越过齐梁,直接上晋宋了。这未必是杜诗的原意,但我们不妨借它的启示来阐明一个真理。

卢、骆与王、杨选择形式不同,是由于他们两派的使命不同。卢、骆的歌行,是用铺张扬厉的赋法膨胀过了的乐府新曲,而乐府新曲又是宫体诗的一种新发展,所以卢、骆实际上是宫体诗的改造者。他们都曾经是两京和成都市中的轻薄子,他们的使命是以市井的放纵改造宫廷的堕落,以大胆代替羞怯,以自由代替局缩,所以他们的歌声需要大开大合的节奏,他们必须以赋为诗。正如宫体诗在卢、骆手里是由宫廷走到市井,五律到王、杨的时代是从台阁移至江山与塞漠。台阁上只有仪式的应制,有“(chī)句绘章,揣合低卬(áng)”。到了江山与塞漠,才有低回与怅惘、严肃与激昂,例如王的《别薛升华》《送杜少府之任蜀州》和杨的《从军行》《紫骝马》一类的抒情诗。抒情的形式,本无须太长,五言八句似乎恰到好处。前乎王、杨,尤其应制的作品,五言长律用得还相当多。这是该注意的!五言八句的五律,到王、杨才正式定型,同时完整的真正唐音的抒情诗也是这时才出现的。

将卢、骆与王、杨对照着看,真是一个说不尽的话题。我在旁处曾说明过从卢、骆到刘(希夷)、张(若虚)是一贯的发展,现在还要点醒,王、杨与沈、宋也是一脉相承。李商隐早无意地道着了秘密:

沈宋裁辞矜变律,

王杨落笔得良朋。

当时自谓宗师妙,

今日惟观属对能。

(《漫成五章·其一》)

以沈、宋与王、杨并举,实在是最自然、最合理的看法。“律”之“变”,本来在王、杨手里已经完成了,而沈、宋也是“落笔得良朋”的妙手。并且我们已经提过,杨炯和宋之问是好朋友。如果我们再知道他们是好到如之问《祭杨盈川文》所说的那程度,我们便更能了然于王、杨与沈、宋所以是一脉相承之故。老实说,就奠定五律基础的观点看,王、杨与沈、宋未尝不可视为一个集团,因此也有资格承受“四杰”的徽号;而卢、骆与刘、张也同样有理由,在改良宫体诗的观点下,被称为另一组“四杰”。一定要墨守着先入为主的传统观点,只看见“王、杨、卢、骆”之为“四杰”,而抹煞了一切其他的观点,那只是拘泥、顽冥,甘心上传统名词的当罢了。

将卢、骆与王、杨分别地划归了刘、张与沈、宋两个集团后,再比较一下刘、张与沈、宋在唐诗中的地位,便也更能了解卢、骆与王、杨的地位了。五律无疑是唐诗最主要的形式,在那时人心目中,五律才是诗的正宗。沈、宋之被人推重,理由便在此。按时人安排的顺序,王、杨的名字列在卢、骆之上,也正因他们的贡献在五律。何况王、杨的五律是完全成熟了的五律,而卢、骆的歌行还不免于草率、粗俗的“轻薄为文”呢?论内在价值,当然王、杨比卢、骆高。然而,我们不要忘记卢、骆曾用以毒攻毒的手段,凭他们那新式宫体诗,一举摧毁了旧式的“江左余风”的宫体诗,因而给歌行芟除了芜秽,开出一条坦途来。若没有卢、骆,哪会有刘、张,哪会有《长恨歌》《琵琶行》《连昌宫词》和《秦妇吟》,甚至于李、杜、高、岑呢?看来,在文学史上,卢、骆的功绩并不亚于王、杨。后者是建设,前者是破坏,他们各有各的使命。负破坏使命的,本身就得牺牲,所以失败就是他们的成功。人们都以成败论事,我却愿向失败的英雄们多寄予点同情。 L/W0ABYS6MYL3LedDlNNBlp+5FavVjEmKon9G82uLG44xugg4gWnmSDpcmw7vhJ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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