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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六岁那年，隆裕太后为我选好了教书的师傅，钦天监为我选好了开学的吉日良辰。宣统三年旧历七月十八日辰刻，我开始读书了。读书的书房先是在中南海瀛合补桐书屋，后来移到紫禁城斋宫右侧的毓庆宫——这是光绪小时念书的地方，再早，则是乾隆的皇子颙琰（即后来的嘉庆皇帝）的寝宫。毓庆宫的院子很小，房子也不大，是一座“工”字形的宫殿，紧紧地夹在两排又矮又小的配房之间。里面隔成许多小房间，只有西边较大的两敞间用做书房，其余的都空着。
这两间书房，和宫里其他的屋子比起来，布置得较简单：南窗下是一张长条几，上面陈设着帽筒、花瓶之类的东西；靠西墙是一溜炕。起初念书就是在炕上，炕桌就是书桌，后来移到地上，八仙桌代替了炕桌。靠北板壁摆着两张桌子，是放书籍文具的地方；靠东板壁是一溜椅子、茶几。东西两壁上挂着醇贤亲王亲笔给光绪写的诚勉诗条屏。比较醒目的是北板壁上有个大钟，盘面的直径约有二米，指针比我的胳臂还长，钟的机件在板壁后面，上发条的时候，要到壁后摇动一个像汽车摇把似的东西。这个奇怪的庞然大物是哪里来的，为什么要安装在这里，我都不记得了，甚至它走动起来是什么声音，报时的时候有多大响声，我也没有印象了。
尽管毓庆宫的时钟大得惊人，毓庆宫的人却是最没有时间观念的。看看我读的什么书，就可以知道。我读的主要课本是十三经，另外加上辅助教材《大学衍义》《朱子家训》《庭训格言》《圣谕广训》《御批通鉴辑览》《圣武记》《大清开国方略》，等等。十四岁起又添了英文课，除了《英语读本》，我只念了两本书，一本是《爱丽思漫游奇境记》，另一本是译成英文的中国《四书》。满文也是基本课，但是连字母也没学会就随老师伊克坦的去世而结束。
总之，我从宣统三年学到民国十一年，没学过加减乘除，更不知声光化电。关于自己的祖国，从书上只看到“同光中兴”，关于外国，我只随着爱丽思游了一次奇境。什么华盛顿、拿破仑，瓦特发明蒸气机，牛顿看见苹果落地，全不知道。关于宇宙，也超不出“太极生两仪，两仪生四象，四象生八卦”。
如果不是老师愿意在课本之外谈点闲话，自己有了阅读能力之后看了些闲书，我不会知道北京城在中国的位置，也不会知道大米原来是从地里长出来的。当谈到历史，他们谁也不肯揭穿长白山仙女的神话，谈到经济，也没有一个人提过一斤大米要几文钱。所以我在很长时间里，总相信我的祖先是由仙女佛库伦吃了一颗红果生育出来的，也一直以为每个老百姓吃饭时都会有一桌子菜肴。
我读的古书不少，时间不短，按理说对古文总该有一定的造诣，其实不然。首先，我念书极不用功。除了经常生些小病借题不去以外，实在没题目又不高兴去念书，就叫太监传谕老师，放假一天。在十来岁以前，我对毓庆宫的书本，并不如对毓庆宫外面那棵桧柏树的兴趣高。在毓庆宫东跨院里，有棵桧柏树，夏天那上面总有蚂蚁，成天上上下下，忙个不停。我对它们产生了很大的好奇心，时常蹲在那里观察它们的生活，用点心渣子喂它们，帮助它们搬运食品，自己倒忘了吃饭。后来我又对蛐蛐、蚯蚓发生了兴趣，叫人搬来大批的古瓷盆缸喂养。在屋里念书，兴趣就没这么大了，念到最枯燥无味的时候，只想跑出来看看我这些朋友们。
十几岁以后，我逐渐懂得了读书和自己的关系：怎么做一个“好皇帝”，以及一个皇帝之所以为皇帝，都有什么天经地义，我才有了兴趣。这兴趣只在“道”而不在“文”。这种“道”，大多是皇帝的权利，很少是皇帝的义务。虽然圣贤说过“民为重，社稷次之，君为轻”，“君视臣为草芥，臣视君为寇仇”之类的话，但更多的话却是为臣工百姓说的，如所谓“君君臣臣父父子子”等。在第一本教科书《孝经》里，就规定下了“始于事亲，终于事君”的道理。这些顺耳的道理，开讲之前，我是从师傅课外闲谈里听到的，开讲以后，也是师傅讲的比书上的多。所以真正的古文倒不如师傅的古话给我的印象更深。
许多旧学塾出身的人都背过书，据说这件苦事，确实给了他们好处，这种好处我却没享受到。师傅从来没叫我背过书，只是在书房里念几遍而已。
也许他们也考虑到念书是应该记住的，所以规定了两条办法：一条是我到太后面前请安的时候，要在太后面前把书从头念一遍给她听；另一条是我每天早晨起床后，由总管太监站在我的卧室外面，大声地把我昨天学的功课念几遍给我听。至于我能记住多少，我想记不想记，就没有人管了。
老师们对我的功课，从来不检查。出题作文的事，从来没有过。我记得作过几次对子，写过一两首律诗，做完了，老师也不加评语，更谈不上修改。其实，我在少年时代是挺喜欢写写东西的，不过既然老师不重视这玩艺，我只好私下里写，给自己欣赏。我在十三四岁以后，看的闲书不少，像明清以来的笔记、野史，清末民初出版的历史演义、剑仙侠客、公案小说，以及商务印书馆出版的《说部丛书》，等等，我很少没看过的。再大一点以后，我又读了一些英文故事。我曾仿照这些中外古今作品，按照自己的幻想，编造了不少“传奇”，并且自制插图，自编自看。我还化名向报刊投过稿，大都失败了。我记得有一次用“邓炯麟”的化名，把一个明朝诗人的作品抄寄给一个小报，编者上了我的当，给登出来了。上当的除了报纸编者还有我的英国师傅庄士敦，他后来把这首诗译成英文收进了他的著作《紫禁城的黄昏》，以此作为他的学生具有“诗人气质”的例证之一。
我的学业成绩最糟的，要数我的满文。学了许多年，只学了一个字，这就是每当满族大臣向我请安，跪在地上用满族语说了照例一句请安的话（意思是：奴才某某跪请主子的圣安）之后，我必须回答的那个：“伊立（起来）！”
我九岁的时候，他们想出一条促进我学业的办法，给我配上伴读的学生。伴读者每人每月可以拿到按八十两银子折合的酬赏，另外被“赏紫禁城骑马”
。虽然那时已进入民国时代，但在皇族子弟中仍然被看做是巨大的荣誉。得到这项荣誉的有三个人，即：溥杰、毓崇（溥伦的儿子，伴读汉文）、溥佳（七叔载涛的儿子，伴读英文，从我十四岁时开始）。伴读者还有一种荣誉，是代书房里的皇帝受责。“成王有过，则挞伯禽”，既有此古例，因此在我念书不好的时候，老师便要教训伴读的人。
实际上，皇弟溥杰是受不到这个的，倒楣的是毓崇。毓庆宫里这三个汉文学生，溥杰的功课最好，因为他在家里另有一位教师教他，他每天到毓庆宫来，不过是白赔半天功夫。毓崇的成绩最坏，这倒不是他没另请师傅，而是他由于念的好也挨说，念不好也挨说，这就使他念得没有兴趣，所以他的低劣成绩，可以说是职业原因造成的。
我在没有伴读同学的时候确实非常淘气。我念书的时候，一高兴就把鞋袜全脱掉，把袜子扔到桌子上，老师只得给我收拾好，给我穿上。有一次，我看见徐坊老师的长眉毛好玩，要他过来给我摸摸。在他遵命俯头过来的时候，给我冷不防的拔下了一根。徐坊后来去世，太监们都说这是被“万岁爷”拔掉寿眉的缘故。还有一次，我的陆润庠师傅竟被我闹得把“君臣”都忘了。记得我那次无论如何念不下书，只想到院子里看蚂蚁倒窝去，陆老师先用了不少婉转的话劝我，什么“文质彬彬，然后君子”，我听也听不懂，只是坐在那里东张西望，身子扭来扭去。陆师傅看我还是不安心，又说了什么“君子不重则不威；学则不固”，我反倒索性站起来要下地了，这时他着急了，忽然大喝一声：“不许动！”我吓了一跳，居然变得老实一些。可是过了不久，我又想起了蚂蚁，在座位上魂不守舍地扭起来。
伴读的来了之后，果然好了一些，在书房里能坐得住了。我有了什么过失，师傅们也有了规劝和警戒的方法。记得有一次我蹦蹦跳跳地走进书房，就听见陈老师对坐得好好的毓崇说：“看你何其轻佻！”
我每天念书时间是早八时至十一时，后来添了英文课，在下午一至三时。每天早晨八时前，我乘坐金顶黄轿到达毓庆宫。我说了一声：“叫！”太监即应声出去，把配房里的老师和伴读者叫了来。他们进殿也有一定程序：前面是捧书的太监，后随着第一堂课的老师傅，再后面是伴读的学生。老师进门后，先站在那里向我注目一下，作为见面礼，我无须回礼，因为“虽师，臣也，虽徒，君也”，这是礼法有规定的。然后溥杰和毓崇向我请跪安。礼毕，大家就坐。桌子北边朝南的独座是我的，师傅坐在我左手边面西的位子上，顺他身边的是伴读者的座位。这时太监们把他们的帽子在帽筒上放好，鱼贯而退，我们的功课也就开始了。
我找到了十五岁时写的三页日记，可以看出那时念书的生活情况。辛亥后，在我那一圈儿里一直保留着宣统年号，这几页日记是“宣统十二年十一月”的。
二十七日，晴。早四时起，书大福字十八张。八时上课，同溥杰、毓崇共读论语、周礼、礼记、唐诗，听陈师讲通鉴辑览。九时半餐毕，复读左传、谷梁传，听朱师讲大学衍义及写仿对对联。至十一时功课毕，请安四宫。是日庄士敦未至，因微受感冒。遂还养心殿，书福寿字三十张，复阅各报，至四时餐，六时寝。卧帐中又读古文观止，甚有兴味。
二十八日，晴。早四时即起，静坐少时，至八时上课。仍如昨日所记。至十二钟三刻余，庄士敦至，即与溥佳读英文。三时，功课毕，还养心殿。三时半，因微觉胸前发痛，召范一梅来诊，开药方如左：
薄荷八分，白芷一钱，青皮一钱五分炒，郁金一钱五分研，扁豆二钱炒，神曲一钱五分炒，焦查三钱，青果五枚研，水煎温服。
晚餐后，少顷即服。五时半寝。
二十九日，晴。夜一时许，即被呼醒，觉甚不适。及下地，方知已受煤毒。二人扶余以行，至前室已晕去。卧于榻上，少顷即醒，又越数时乃愈。而在余寝室之二太监，亦晕倒，今日方知煤之当紧（警）戒也。八时，仍旧上课读书，并读英文。三时下学，餐毕，至六时余寝。
陆润庠
师傅是江苏元和人，做过大学士，教我不到一年就去世了。教满文的伊克坦是满族正白旗人，满文翻译进士出身，教了我九年多满文。和陆、伊同来的陈宝琛是福建闽县人，西太后时代做过内阁学士和礼部侍郎，是和我相处最久的师傅。陆死后添上教汉文的做过国子丞的徐坊，南书房翰林朱益藩和以光绪陵前植松而出名的梁鼎芬
。
对我影响最大的师傅首先是陈宝琛，其次是后来教英文的英国师傅庄士敦。陈在福建有才子之名，他是同治朝的进士，二十岁点翰林，入阁后以敢于上谏太后出名，与张之洞等有清流党之称。他后来不像张之洞那样会随风转舵，光绪十七年被借口南洋事务没有办好，被降了五级，从此回家赋闲，一连二十年没出来。直到辛亥前夕才被起用，原放山西巡抚，未到任，就被留下做我的师傅，从此没离开我，一直到我去东北为止。在我身边的遗老之中，他是最称稳健谨慎的一个。当时在我的眼中，他是最忠实于我、最忠实于“大清”的。在我感到他的谨慎已经妨碍了我之前，他是我惟一的智囊，事无巨细，咸待一言决焉。
“有王虽小而元子哉！”这是陈师傅常微笑着对我赞叹的话。他笑的时候，眼睛在老光镜片后面眯成一道线，一只手慢慢捋着雪白而稀疏的胡子。
更叫我感兴趣的是他的闲谈。我年岁大些以后，差不多每天早晨，总要听他讲一些有关民国的新闻，像南北不和，督军火并，府院交恶，都是他的话题。说完这些，他少不得再用另一种声调，回述一下“同光中兴、康乾盛世”，当然，他特别喜欢说他当年敢于进谏西太后的故事。每当提到给民国做官的那些旧臣，他总是忿忿然的，像徐世昌、赵尔巽这些人，他认为都应该列入贰臣传里。
在他嘴里，革命、民国、共和，都是一切灾难的根源，和这些字眼有关的人物，都是和盗贼并列的。“非圣人者无法，非孝者无亲，此大乱之道也”，这是他对一切不顺眼的总结论。记得他给我转述过一位遗老编的对联：“民犹是也，国犹是也，何分南北？总而言之，统而言之，不是东西”。他加上一个横批是：“旁观者清”。他在赞叹之余，给我讲了卧薪尝胆的故事，讲了“遵时养晦”的道理。他在讲过时局之后，常常如此议论：“民国不过几年，早已天怒人怨，国朝二百多年深仁厚泽，人心思清，终必天与人归。”
朱益藩师傅教书的时候不大说闲话，记得他总有些精神不振的样子，后来才知道他爱打牌，一打一个通夜，所以睡眠有点不足。他会看病，我生病有时是请他看脉的。梁鼎芬师傅很爱说话，他与陈师傅不同之处，是说到自己的地方比陈师傅要多些。有一个故事我就听他说过好几遍。他在光绪死后，曾发誓要在光绪陵前结庐守陵，以终晚年。故事就发生在他守陵的时候。
有一天夜里，他在灯下读着史书，忽然院子里跳下一个彪形大汉，手持一把雪亮的匕首，闯进屋里。他面不改色地问道：“壮士何来？可是要取梁某的首级？”那位不速之客被他感动了，下不得手。他放下书，慨然引颈道：“我梁某能死于先帝陵前，于愿足矣！”那人终于放下匕首，双膝跪倒，自称是袁世凯授命行刺的，劝他从速离去，免生不测。他泰然谢绝劝告，表示决不怕死。这故事我听了颇受感动。我还看见过他在崇陵照的一张相片，穿着清朝朝服，身边有一株松苗。后来陈宝琛题过一首诗：“补天回日手何如？冠带临风自把锄，不见松青心不死，固应藏魄傍山庐。”他怎么把终老于陵旁的誓愿改为“不见松青心不死”，又怎么不等松青就跑进城来，我始终没弄明白。
当时弄不明白的事情很多，比如，子不语怪力乱神，但是陈师傅最信卜卦，并为我求过神签，向关帝问过未来祖业和我自己的前途；梁师傅笃信扶乩；朱师傅向我推荐过“天眼通”。
我过去曾一度认为师傅们书生气太多，特别是陈宝琛的书生气后来多得使我不耐烦。其实，认真地说来，师傅们有许多举动，并不像是书生干的。书生往往不懂商贾之利，但是师傅们却不然，他们都很懂行，而且也很会沽名钓誉。现在有几张赏单叫我回忆起一些事情，这是“宣统八年十一月十四日”的记录：
赏陈宝琛 王时敏《晴岚暖翠阁手卷》一卷
伊克坦 米元章真迹一卷
朱益藩 赵伯驹《玉洞群仙图》一卷
梁鼎芬 阎立本画孔子弟子像一卷
还有一张“宣统九年三月初十日”记的单子，上有赏伊克坦、梁鼎芬每人《唐宋名臣相册》一册，赏朱益藩《范中正夏峰图》一轴、《恽寿平仿李成山水》一轴。这类事情当时是很不少的，加起来的数量远远要超过这几张纸上的记载。我当时并不懂字画的好坏，赏赐的品目都是这些内行专家们自己提出来的，至于不经赏赐，借而不还的那就更难说了。
有一次在书房里，陈师傅忽然对我说，他无意中看到两句诗：“老鹤无衰貌，寒松有本心”。他想起了自己即将来临的七十整寿，请求我把这两句话写成对联，赐给他做寿联。看我答应了，他又对他的同事朱益藩说：“皇上看到这两句诗，说正像陈师傅，既然是皇上这样说，就劳大笔一挥，写出字模供皇上照写，如何？”
这些师傅们去世之后，都得到了颇令其他遗老羡慕的谥法。似乎可以说，他们要从我这里得到的都得到了，他们所要给我的，也都给我了。至于我受业的成绩，虽然毓庆宫里没有考试，但是我十二岁那年，在一件分辨“忠奸”的实践上，让师傅们大为满意。
那年奕劻去世，他家来人递上遗折，请求谥法。内务府把拟好的字眼给我送来了。按例我是要和师傅们商量的，那两天我患感冒，没有上课，师傅不在跟前，我只好自己拿主意。我把内务府送来的谥法看了一遍，很不满意，就扔到一边，另写了几个坏字眼，如荒谬的“谬”，丑恶的“丑”，以及幽王的“幽”，厉王的“厉”，作为恶谥，叫内务府拿去。过了一阵，我的父亲来了，结结巴巴地说：“皇上还……还是看在宗……宗室的分上，另……另赐个……”“那怎么行？”我理直气壮地说，“奕劻受袁世凯的钱，劝太后让国，大清二百多年的天下，断送在奕劻手里，怎么可以给个美谥？只能是这个：丑！谬！”“好，好好。”父亲连忙点头，拿出了一张另写好字的条子来，递给我：“那就……就用这……这个，‘献’字，这……这个字有个犬旁，这……这字不好……”“不行！不行！”我看出这是哄弄我，师傅们又不在跟前，这简直是欺负人了，我又急又气，哭了起来：“犬字也不行！不行不行！……不给了！什么字眼也不给了！”我父亲慌了手脚，脑后的花翎跳个不停：“别哭别哭，我找……找……找上书房去！”
第二天我到毓庆宫上课，告诉了陈宝琛，他乐得两只眼睛又眯成了一道缝，连声赞叹：“皇上跟王爷争得对，争得对！……有王虽小而元子哉！”南书房翰林们最后拟了一个“密”字，我以为这不是个好字眼，同意了，到后来从苏洵的《谥法考》上看到“追补前过曰密”时，想再改也来不及了。但是这次和父亲的争论，经师傅们的传播，竟在遗老中间称颂一时。梁鼎芬在侍讲日记里有这样一段文字：
宣统九年正月初七日，庆亲王奕劻死。初八日遗折上，内务府大臣拟旨谥曰“哲”，上不可。……初十日，召见世续、绍英、耆龄，谕曰：奕劻贪赃误国，得罪列祖列宗，我大清国二百余年之天下，一手坏之，不能予谥！已而谥之曰“密”。谥法考追补前过曰密。奕劻本有大罪，天下恨之。传闻上谕如此，凡为忠臣义士，靡不感泣曰：真英主也！
讲我的幼年生活，就不能少了太监。他们服侍我吃饭、穿衣和睡觉，陪我游戏，伺候我上学，给我讲故事，受我的赏也挨我的打。别人还有不在我面前的时间，他们却整天不离我的左右。他们是我幼年的主要伴侣，是我的奴隶，也是我最早的老师。
役使太监的历史起于何年，我说不准，但我知道结束的日子，是在二次大战取得胜利，我从帝王宝座上第三次摔下来的那天，那时可能是太监最少的时候，只有十名左右。据说人数最多的是明朝，达十万名。清朝使用太监，在职务和数量上虽有过限制，但西太后时代也还有三千多名。辛亥以后，太监大量逃亡，虽然优待条件上规定不许再招阉人，内务府仍旧偷着收用。据我最近看到的一份“宣统十四年（即一九二二年）正月行二月分小建津贴口分单”上的统计，还有一千一百三十七名。两年后，经我一次大遣散，剩下了二百名左右，大部分服侍太妃和我的妻子（她们还有近百名宫女，大体未动）。从那以后，宫中使用的差役只是数量小得多的护军和被称为“随侍”的男性仆役。
在从前，禁城以内，每天到一定时刻，除了值班的乾清宫侍卫之外，上自王公大臣下至最低贱的伕役“苏拉”，全走得干干净净，除了皇帝自家人之外，再没有一个真正的男性。太监的职务非常广泛，除了伺候起居饮食、随侍左右、执伞提炉等事之外，用《宫中则例》上的话来说，还有：传宣谕旨、引带召对巨工、承接题奏事件；承行内务府各衙门文移、收复外库钱粮、巡查火烛；收掌文房书籍、古玩字画、冠袍履带、鸟枪弓箭；收贮古玩器皿、赏用物件、功臣黄册、干鲜果品；带领御医各宫请脉、外匠营造一切物件；供奉列祖实录圣训、御容前和神前香烛；稽查各门大小巨工出入；登记翰林入值和侍卫值宿名单；遵藏御宝；登载起居注；鞭笞犯规宫女太监；饲养各种动物；打扫殿宇、收拾园林；验自鸣钟时刻；请发；煎药；唱戏；充当道士在城隍庙里念经焚香；为皇帝做替身在雍和宫里充当喇嘛，等等。
按系统说，宫中太监大致可分为两大类，一类是在太后、帝、后、妃身边的太监，一类是其他各处的太监。无论哪一类太监，都有严格的等级，大致可分为总管、首领、一般太监。太后和帝后身边都有总管、首领，妃宫只有首领。品级最高的是三品，但从李莲英起，开了赏戴二品顶戴的例，所以我所用的大总管张谦和也得到了这个“荣誉”。三品花翎都领侍，是各处太监的最高首领，统管宫内四十八处的太监，在他下面是九个区域的所谓九堂总管，由三品到五品，再下面是各处的首领太监，由四品到九品，也有无品级的，再下面是一般的太监。一般太监里等级最低的是打扫处的太监，犯了过失的太监就送到这里充当苦役。
太监的月银按规定最高额是银八两、米八斤、制钱一贯三百，最低的月银二两、米一斤半、制钱六百。对于大多数太监，特别是上层太监说来，这不过是个名义上的规定，实际上他们都有各种各样的，集团的或个人的，合法的或非法的“外快”，比名义上的月银要多不知多少倍。像隆裕太后的总管太监张兰德，即绰号叫“小德张”的，所谓“贵敌王侯，富埒天子”，是尽人皆知的。
我用的一个二总管阮进寿，每入冬季，一天换一件皮袍，什么貂翎眼、貂爪仁、貂脖子，没有穿过重样儿的。仅就新年那天他穿的一件反毛的全海龙皮褂，就够一个小京官吃上一辈子的。宫中其他总管太监和一些首领太监，也莫不各有自己的小厨房，各有一些小太监伺候，甚至有的还有外宅“家眷”，老妈、丫头一应俱全。而低层太监则特别苦，他们一年到头吃苦受累挨打受罪，到老无依无靠，只能仗着极有限的“恩赏”过日子，如果犯了过失被撵了出去，那就惟有乞讨和饿死的一条路了。
和我接触最多的是养心殿的太监，其中最亲近的是伺候我穿衣吃饭的御前小太监，他们分住在殿后东西两个夹道，各有首领一名管理。专管打扫的所谓殿上太监，也有首领一名。这两种太监统归大总管张谦和和二总管阮进寿所管。
隆裕太后在世时，曾派都领侍总管太监张德安做我的“谙达”，这个职务是照顾我的生活，教给我一切宫中礼节，等等。但我对他的感情和信任却远不如张谦和。张谦和当时是个五十多岁、有些驼背的老太监，是我的实际的启蒙老师。我进毓庆宫读书之前，他奉太后之命先教我认字块，一直教我念完了《三字经》和《百家姓》。我进毓庆宫以后，他每天早晨要立在我的卧室外面，给我把昨天的功课念一遍，帮助我记忆。像任何一个皇帝的总管太监一样，他总要利用任何机会，来表示自己对主子的忠心和深挚的感情。因此，在他喋喋不休的聒噪中，我在进毓庆宫之前就懂得了袁世凯的可恨、孙文的可怕，以及民国是大清“让”出来的，民国的大官几乎都是大清皇帝的旧臣，等等。外面时局的变化，也往往从他的忧喜的感情变化上传达给我。我甚至还可以从他每天早晨给我背书的声音上，知道他是在为我担忧，还是在为我高兴。
张谦和也是我最早的玩伴之一。和他一起做竞争性的游戏，胜利的永远是我。记得有一次过年的时候，敬懿太妃叫我去玩押宝，张谦和坐庄，我押哪一门，哪一门准赢，结果总是庄家的钱都叫我赢光。他也不在乎，反正钱都是太妃的。
我和别的孩子一样，小时候很爱听故事。张谦和以及许多其他太监讲的故事，总离不开两类：一是宫中的鬼话；一是“圣天子百灵相助”的神话。总之，都是鬼怪故事，如果我能都写下来，必定比一部聊斋还要厚。照他们说来，宫里任何一件物件，如铜鹤、金缸、水兽、树木、水井、石头等无一未成过精，显过灵，至于宫中供的关帝菩萨、真武大帝等泥塑木雕的神像，就更不用说了。
我从那些百听不厌的故事中，很小就得到这样一个信念：一切鬼神对于皇帝都是巴结的，甚至有的连巴结都巴结不上，因此皇帝是最尊贵的。据太监们说，储秀宫里那只左腿上有个凹痕的铜鹤，在乾隆爷下江南的时候，它成了精，跑到江南去保驾，不料被乾隆射了一箭，讨了一场没趣，只好溜回原处站着。那左腿上生了红锈的凹痕便是乾隆射的箭伤。又说御花园西鱼池附近靠墙处有一棵古松，在乾隆某次下江南时，给乾隆遮了一路太阳，乾隆回京之后，赐了这松树一首诗在墙上。乾隆亲笔诗里说的是什么，这个不识字的太监就不管了。
御花园钦安殿西北角台阶上，从前放着一块砖，砖下面有一个脚印似的凹痕。太监们说，乾隆年间有一次乾清宫失火，真武大帝走出殿门，站在台阶上向失火的方向用手一指，火焰顿息，这个脚印便是真武大帝救火时踏下的。这当然是胡说八道。
我幼时住在长春宫的西厢房台阶上有一块石枕，据一位太监解释，因为附近的中正殿顶上那四条金龙，有一条常在夜间到长春宫喝大金缸里的水，不知是哪一代皇帝造了这个石枕，供那条金龙休息之用。对这种无稽之谈，我也听得津津有味。
皇帝的帽子上的一颗大珠子也有神话。说是有一天乾隆在圆明园一条小河边散步，发现河里放光，他用鸟枪打了一枪，光不见了，叫人到河里去摸，结果摸出一只大蛤蜊，从中发现了这颗大珍珠。又说这颗珠子做了帽珠之后，常常私自外出，飞去飞回，后来根据“高人”的指点，在珠子上钻了孔，安上金顶，从此才把它稳住。关于这颗珠子，《阅微草堂笔记》另有传说，自然全是胡扯。用这颗珠子做的珠顶冠，我曾经戴用过，伪满垮台时把它丢失在通化大栗子沟了。
这类故事和太监的种种解说，我在童年时代是完全相信的。相信的程度可以用下面这个故事表明。我八九岁时，有一次有点不舒服，张谦和拿来一颗紫红色的药丸让我吃。我问他这是什么药，他说：“奴才刚才睡觉，梦见一个白胡子老头儿，手里托着一丸药，说这是长生不老丹，特意来孝敬万岁爷的。”我听了他这话，不觉大喜，连自己不舒服也忘了，加之这时由神话故事又联想到二十四孝的故事，我便拿了这个长生不老丹到四位太妃那里，请她们也分尝一些。这四位母亲大概从张谦和那里先受到了暗示，全都乐哈哈的，称赞了我的孝心。过了一个时期，我偶然到御药房去找药，无意间发现了这里的紫金锭，和那颗长生不老丹一模一样，虽然我感到了一点失望，但是，信不信由你，这个白胡子神仙给我送药的故事，我仍不肯认做是编造的。
太监们的鬼神故事一方面造成了我的自大狂，另方面也从小养成了我怕鬼的心理。照太监们说，紫禁城里无处没有鬼神在活动。永和宫后面的一个夹道，是鬼掐脖子的地方；景和门外的一口井，住着一群女鬼，幸亏景和门上有块铁板镇住了，否则天天得出来；三海中间的金鳌玉
桥，每三年必有一个行人被桥下的鬼拉下去……这类故事越听越怕，越怕越要听。十二岁以后，我对于“怪力乱神”的书（都是太监给我买来的）又入了迷，加上宫内终年不断地祭神拜佛、萨满跳神等活动，弄得我终日疑神疑鬼，怕天黑，怕打雷，怕打闪，怕屋里没人。
每当夕阳西下，禁城进入了暮色苍茫之中，进宫办事的人全都走净了的时候，静悄悄的禁城中央——乾清宫那里便传来一种凄厉的呼声：“搭闩，下钱粮
，灯火小——心——”随着后尾的余音，禁城各个角落里此起彼伏地响起了值班太监死阴活气的回声。这是康熙皇帝给太监们规定的例行公事，以保持警惕性。这种例行公事，把紫禁城里弄得充满了鬼气。这时我再不敢走出屋子，觉得故事里的鬼怪都聚到我的窗户外面来了。
太监们用这些鬼话来喂养我，并非全是有意地奉承我和吓唬我，他们自己实在是非常迷信的。张谦和就是这样的人，他每有什么疑难，总要翻翻《玉匣记》才能拿主意。一般的太监也都很虔诚地供奉着“殿神”，即长虫、狐狸、黄鼠狼和刺猬这四样动物。本来宫里供的神很多，除了佛、道、儒，还有“王爹爹、王妈妈”，以及坤宁宫外的“神杆”、上驷院的马、什么宫的蚕，日月星辰，牛郎织女，五花八门，无一不供，但惟有殿神是属于太监的保护神，不在皇室供奉之列。
照太监们的说法，殿神是皇帝封的二品仙家。有个太监告诉我说，有一天晚上，他在乾清宫丹陛上走，突然从身后来了一个二品顶戴、蟒袍补褂的人，把他抓起来一把扔到丹陛下面，这就是殿神。太监们不吃牛肉，据一个太监说，吃牛肉是犯了大五荤，殿神会罚他们在树皮上蹭嘴，直蹭到皮破血流为止。太监若是进入无人去的殿堂，必先大喊一声“开殿！”才动手去开门，免得无意中碰见殿神，要受惩罚。太监每到初一、十五，逢年过节都要给殿神上供，平常是用鸡蛋、豆腐干、烧酒和一种叫“二五眼”的点心，年节还要用整猪整羊和大量果品，对于收入微薄的底层太监来说，均摊供品的费用虽是个负担，但他们都心甘情愿，因为这些最常挨打受气的底层太监都希望殿神能保佑他们，在福祸难测的未来，能少受点罪。
太监们为了取得额外收入，有许多办法。戏曲和小说里描写过，光绪要花银子给西太后宫的总管太监，否则李莲英就会刁难他，请安时不给他通报，其实这是不会有的。至于太监敲大臣竹杠，我倒听了不少。
据说同治结婚时，内务府打点各处太监，漏掉了一处，到了喜日这天，这处的太监便找了内务府的堂郎中来，说殿上一块玻璃裂了一条纹。按规矩，内务府司员不经传召，不得上丹陛，这位堂郎中只是站在下面远远地瞧了一下，果然瞧见玻璃上有条纹。这位司员吓得魂不附体，大喜日子出这种破像，叫西太后知道必定不得了。这时太监说了，不用找工匠，他可以悄悄想办法去换一块。内务府的人明白这是敲竹杠，可是没办法，只好送上一笔银子。银子一到，玻璃也换好了。其实玻璃并没有裂，那条纹不过是贴上去的一根头发。
世续的父亲崇纶当内务府大臣的时候，有一次也是由于办什么事，钱没有送周全，没吃饱的太监这天便等在崇纶上朝见太后的路上，等崇纶走过，故意从屋里泼出一盆洗脸水，把崇纶的貂褂泼得水淋淋的。那太监故作惊慌，连忙请罪。崇纶知道这不是发脾气的时候，因为太后正等着他去觐见，因此很着急地叫太监想办法。太监于是拿出了一件预备好的貂褂说：“咱们这苦地方，还要托大人的福，多恩典。”原来太监们向例预备有各种朝服冠带，专供官员临时使用时租赁的，这回崇纶也只好让他们敲一笔竹杠，花了一笔可观的租衣费。
据内务府一位旧人后来告诉我，在我结婚时，内务府曾叫我的大总管（刚代替张谦和升上来的）阮进寿敲了一笔。因为我事先规定了婚费数目，不得超过三十六万元，内务府按照这个数目在分配了实用额之后，可以分赠太监的，数目不多，因此在大总管这里没通过，事情僵住了。堂郎中锺凯为此亲自到阮进寿住的地方，左一个阮老爷，右一个阮老爷，央求了半天，阮进寿也没答应，最后还是按阮进寿的开价办事，才算过了关。那位朋友当时是在场人，他过于年轻，又刚去“学习”不久，许多行话听不懂，所以阮进寿得到了多少外快，他没有弄清楚。
不过我相信，像张谦和和阮进寿这些“老爷”，比起小德张来，在各方面都差得很远。我在天津时，小德张也住在天津。他在英租界有一座豪华的大楼，有几个姨太太和一大群奴仆伺候他，威风不下于一个军阀。据说一个姨太太因为受不住他的虐待，逃到英国巡捕房请求保护。小德张钱能通神，巡捕房不但没有保护那个女人，反而给送回了阎王殿，结果那个女人竟被小德张活活打死。那女人死后，也没有人敢动他一下。
梁鼎芬给我写的“起居注”中，有一段“宣统九年正月十六日”的纪事：上常笞太监，近以小过前后笞十七名，臣陈宝琛等谏，不从。这就是说，在到我七周岁的时候，责打太监已成家常便饭，我的冷酷无情、惯发威风的性格已经形成，劝也劝不过来了。
我每逢发脾气，不高兴的时候，太监就要遭殃；如果我忽然高兴，想开心取乐的时候，太监也可能要倒楣。我童年时有许多稀奇古怪的嗜好，除了玩骆驼、喂蚂蚁、养蚯蚓、看狗牛打架之外，更大的乐趣是恶作剧。早在我懂得利用敬事房打人之前，不少太监们已吃过我恶作剧的苦头。有一次，大约是八九岁的时候，我对那些百依百顺的太监们忽然异想天开，要试一试他们是否真的对“圣天子”听话。我挑出一个太监，指着地上一块脏东西对他说：“你给我吃下去！”于是他真的趴在地上吃下去了。
有一次我玩救火用的唧筒，喷水取乐。正玩着，前面走过来了一个年老的太监，我又起了恶作剧的念头，把龙头冲着他喷去。这老太监蹲在那里不敢跑开，竟给冷水激死过去。后来经过一阵抢救，才把他救活过来。
在人们的多方逢迎和百般依顺的情形下，养成了我的以虐待别人来取乐的恶习。师傅们谏劝过我，给我讲过仁恕之道，但是承认我的权威，给我这种权威教育的也正是他们。不管他们用了多少历史上的英主圣君的故事来教育我，说来说去我还是个“与凡人殊”的皇帝。所以他们的劝导并没有多大效力。
在宫中惟一能阻止我恶作剧行为的，是我的乳母王焦氏。她就是我在西太后面前哭喊着找的那位嫫嫫。她一个字不识，不会讲什么“仁恕之道”和历史上的英主圣君故事，但当她劝我的时候，我却觉得她的话是不好违拗的。
有一次，有个会玩木偶戏的太监给我表演了一场木偶戏。我看得很开心，决心赏他一块鸡蛋糕吃。这时我的恶作剧的兴趣又来了，决定捉弄他一下。我把练功夫的铁砂袋撕开，掏出一些铁砂子，藏在蛋糕里。我的乳母看见了，就问我：“老爷子，那里头放砂子可叫人怎么吃呀？”“我要看看他咬蛋糕是什么模样。”“那不崩了牙吗？崩了牙就吃不了东西。人不吃东西可不行呵！”我想，这话也对，可是我不能取乐了，我说：“我要看他崩牙的模样，就看这一回吧！”乳母说：“那就换上绿豆，咬绿豆也挺逗乐的。”于是那位玩木偶的太监才免了一次灾难。
又有一次，我玩气枪，用铅弹向太监的窗户打，看着窗户纸打出一个个小洞，觉得很好玩。不知是谁，去搬了救兵——乳母来了。
“老爷子，屋里有人哪！往屋里打，这要伤了人哪！”我这才想起了屋里有人，人是会被打伤的。
只有乳母告诉过我，别人和我同样是人。不但我有牙，别人也有牙，不但我的牙不能咬铁砂，别人也不能咬；不但我要吃饭，别人不吃饭也同样要饿肚子；别人也有感觉，别人的皮肉被铅弹打了会一样的痛。这些用不着讲的常识，我并非不懂，但在那样的环境里，我是不容易想到这些的，因为我根本就想不起别人，更不会把自己和别人相提并论，别人在我心里，只不过是“奴才”“庶民”。我在宫里从小长到大，只有乳母在的时候，才由于她朴素的言语，使我想到过别人同我一样是人的道理。
我是在乳母的怀里长大的，我吃她的奶一直到九岁，九年来，我像孩子离不开母亲那样离不开她。我九岁那年，太妃们背着我把她赶出去了。那时我宁愿不要宫里的那四个母亲也要我的“嫫嫫”，但任我怎么哭闹，太妃也没有给我把她找回来。现在看来，乳母走后，在我身边就再没有一个通“人性”的人。如果九岁以前我还能从乳母的教养中懂得点“人性”的话，这点“人性”在九岁以后也逐渐丧失尽了。
我结婚之后，派人找到了她，有时接她来住些日子。在伪满后期，我把她接到长春，供养到我离开东北。她从来没有利用自己的特殊地位索要过什么，她性情温和，跟任何人都没发生过争吵，端正的脸上总带些笑容。她说话不多，或者说，她常常是沉默的。如果没有别人主动跟她说话，她就一直沉默地微笑着。小时候，我常常感到这种微笑很奇怪。她的眼睛好像凝视着很远很远的地方。我常常怀疑，她是不是在窗外的天空或者墙上的字画里，看见了什么有趣的东西。关于她的身世、来历，她从来没有说过。直到我被特赦之后，访问了她的继子，才知道了这个用奶汁喂大了我这“大清皇帝”的人，经受过“大清朝”的什么样的苦难和屈辱。
光绪十三年（1887），她出生在直隶河间府任丘县农村一个焦姓的贫农家里。那时她家里有父亲、母亲和一个比她大六岁的哥哥，连她一共四口。五十来岁的父亲种着佃来的几亩洼地，不雨受旱，雨大受涝，加上地租和赋税，好年成也不够吃。在她三岁那年（即光绪十六年），直隶北部发生了一场大水灾，她们一家不得不外出逃难。
在逃难的路上，她的父亲几次想把她扔掉，几次又放回了破筐担里。这一担挑子的另一头是破烂衣被，是全家仅有的财产，连一粒粮食都没有。她后来对她的继子提起这次几乎被弃的厄运时，没有一句埋怨父亲的话，只是反复地说，她的父亲已经早饿得挑不动了，因为一路上要不到什么吃的，能碰见的人都和他们差不多。这一家四口，父亲、母亲、一个九岁的儿子和三岁的女儿，好不容易熬到了北京。他们到北京本想投奔在北京一位当太监的本家。不料这位本家不肯见他们，于是他们流浪街头，成了乞丐。北京城里成千上万的灾民，露宿街头，啼饥号寒。与此同时，朝廷里却在大兴土木，给西太后建颐和园。从《光绪朝东华录》里可以找到这样的记载：这年祖父去世，西太后派大臣赐奠治丧，我父亲承袭王爵。醇王府花银子如淌水似地办丧事，我父亲蒙恩袭爵，而把血汗给他们变银子的灾民们正在奄奄待毙，卖儿鬻女。
焦姓这家要卖女儿，没有人买。这时害怕出乱子的顺天府尹办了一个粥厂，他们有了暂时的栖身之地，九岁的男孩被一个剃头匠收留下当徒弟，这样好不容易地熬过了冬天。春天来了，流浪的农民们想念着土地，粥厂要关门，于是他们都纷纷回去了。焦姓这一家回到家乡，渡过了几个半饥不暖的年头。庚子年八国联军的灾难又降到河间、保定两府，女儿这时已是十三岁的姑娘，再次逃难到北京，投奔当了剃头匠的哥哥。
哥哥无力赡养她，在她十六岁这年，在半卖半嫁的情形下，把她给了一个姓王的差役做了媳妇。丈夫生着肺病，生活却又荒唐，她当了三年挨打受气的奴隶，刚生下一个女儿，丈夫死了。她母女俩和公婆，一家四口又陷入了绝境。这时我刚刚出生，醇王府给我找乳母，在二十名应选人中，她以体貌端正和奶汁稠厚而当选。她为了用工钱养活公婆和自己的女儿，接受了最屈辱的条件：不许回家，不许看望自己的孩子，每天吃一碗不许放盐的肘子，等等。二两月银，把一个人变成了一头奶牛。
她给我当乳母的第三年，女儿因营养不足死了。为了不引起她的伤感以致影响奶汁质量，醇王府封锁了这消息。
第九年，有个妇差和太监吵架，太妃决定赶走他们，顺带着把我乳母也赶走了。这个温顺地忍受了一切的人，在微笑和凝视中渡过了沉默的九年之后，才发现她的亲生女儿早已不在人世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