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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76—1879年间，印度南部的德干高原以及西北部的部分地区遭受到史无前例的严重饥荒。20年后的1896年和1897年，旱灾再次吞噬了几百万人的生命，灾情遍及印度的整个中部地区。未及从这次灾情恢复过来，1899年和1900年，又一次严重饥荒侵袭了同一地区。庄稼枯萎、牲畜死尽、储水池干枯、就业萎缩。受供给匮乏和谣言的影响，食物价格暴涨。社会上无权无势的群体——没有土地的人、老弱病残和妇孺首当其冲，他们挣不到钱来购买市场上的食物。人们涌向城市，有些人靠私人慈善机构幸存下来；成千上万的人则来到英国人办的赈灾营地，在那里获取微小的食物份额并通过非常艰辛的修路、挖沟、碎石劳动获取现金工资。从连篇累牍的新闻报道中人们很难读到因饥荒而真正死亡的人名。他们无法抑制饥饿；因饥饿而身体虚弱，染上霍乱、瘟疫以及各种所谓的“发热”等疾病——医疗官员将各种疾病统称为他们的“死因”。
“雨不如意”，这句话几乎出现在每处描述这几次灾难的文字里，而且都采用了不及物用法。其中的意思是，雨水并未如人们所愿地那样降下，并未如往常一样在同样的时间和地点降下同样的雨量。雨水没有按照人类社会组织自己物质生活的模式出现。那些年的灾难还扩散到中国、爪哇、埃及以及巴西东北部。在中国有5个北方省份，即山东、直隶、山西、河南、陕西，受到灾害的冲击，导致950万至1300万人死亡，其中大部分死于与饥饿密切相关的次生疾病。现在我们知道，19世纪的降水不足，是极端严重的厄尔尼诺-南方涛动（Southern Oscillation）现象
所致。厄尔尼诺现象指的是太平洋赤道带附近的海洋表面温度呈周期性地上升，从而影响了全球的大气环流。早在17世纪，秘鲁沿海当地的渔民就发现此现象；由于常常出现在圣诞节前后，故将其称为厄尔尼诺（El Niño，西班牙语中“圣婴”之意）。19世纪时，人们试图对其深入了解，发现干旱具有全球性的特点且相互之间有某种程度的关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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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细究之下，更多问题随之出现。虽然天不下雨，难道个人、社会和政府也无所作为了吗？正如很多人通过观察铁路和蒸汽机而乐观地预测技术可以打破时空，在这样一个时代，干旱为什么总是导致饥荒呢？英帝国声称其制度优越、具有仁慈爱心，在这样一个时代，殖民政府的行为有预见性和公平性吗？饥荒本能够避免吗？这些问题启发了殖民政策的拥护者和评论家、经济学家以及气象学家；这些问题也困扰着那些因发生饥荒而心怀内疚的地方管理者。干旱和饥荒引发了大量有关未来水源的讨论——正是因为缺水才招致灾害的。针对水的问题，新闻记者、人文主义者和工程师们对政府提出了新主张；政府也对其人民提出了新主张。思想界还保留着19世纪梦魇的遗产，那就是对未来争执不断的设想、对大自然的恐惧表述、对更美好未来的期待等；如今这些问题仍与我们息息相关。
1875年，印度西南部的第一个不祥之兆是那场席卷了整个迈索尔的旱灾。第二年，西南季风在整个德干高原引起的降雨量比往年要少得多。10月时，由于当地的供给耗尽，在整个马德拉斯和孟买，人们开始对饥荒怨声载道。在孟买总统府的印度西部地区，浦那全民大会（Poona Sarvajanik Sabha）
的工作人员早早发出预警。浦那全民大会成立于1870年，按其章程里的表述，这个协会的功能是在政府和“人民”之间起到“协调”作用。在代议制政治中，这个全民大会是一场大胆的实验，其中的每个成员都必须拿出一份至少有50人签名的授权书（mukhtiarnama）作为发言资质凭证。浦那全民大会由地主和富人主导，成员均为男性，在马哈德夫·戈文德·拉纳德（Mahadev Govind Ranade）的领导下蓬勃发展。拉纳德1871年从孟买迁居浦那，他是法官和社会改革家，也是一个很有声望的演说家。在印度，浦那全民大会开辟了观察社会的新传统。英国人对此密切关注，用一个官员的话来说，他们预感到浦那全民大会“若发展壮大成为国中之国（imperium in imperio），会带来威胁”，也注意到“大众代议制是一件锋利的武器，玩弄这件武器会非常危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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该地区饥荒最严重时的景象仍历历在目，而浦那全民大会的发展壮大也正在此时，因为从一开始，浦那全民大会就在吸引人们关注这场灾难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
浦那全民大会在1876年的最后几个月给孟买政府写了好几封信，其中描述了饥荒的蔓延，有一封信强调说，饥荒的“细节掌握在那些生活在人民中间或其本身就是人民一员的人手中，他们都是代理人或者受浦那全民大会委托的联络人，都是被这场灾难压垮的人”。浦那全民大会的工作人员还反映了英国官员在这几个地区的“巡视”，而这些工作人员的观察视角更接近真实的情况。他们轻装简从；逐村记录这场令人惊恐的灾难。其中一条记录写道：
10月11日，潘高姆（Pangaum）——几场阵雨后再无降雨。炎热季节，饮水缺乏。储水池可供水3个月。水井没有冒出新水……邻近几个村庄情况更糟。只有莫霍尔（Mohol）一地开展救济工作。体面人家和穷人均处于危难之中。应进口粮食并免费发放。 3
那年冬天，东北季风不仅没有使灾情得以缓解，反而把旱情扩散到印度的东南地区。当时有人记录道，物价“飞涨”到了前所未有的程度。一个残酷又反转的事实是关于铁路的：新修的铁路在此时反而“助长”了物价的哄抬，因为粮食“通过铁路和水路迅速地从遥远的地方”运到城市市场，城市里的投机商们利用人们对食物短缺的恐慌，以高价出售这些粮食。1877年夏天，季风姗姗来迟且降雨又不足，随后又在夏末出现洪涝，本已有限的庄稼刚生根就被大量毁坏。整个马德拉斯管辖区（Madras Presidency）先是缺水，后又突发水涝，致使农民破产，因为前一年颗粒无收，粮食储备已经耗尽。那年夏天，旱情扩散到北方；印度中部和西北部的部分地区降雨量达到有记录以来的最低值。人们几乎没有粮食储备，无所依靠，因为受伦敦市场高粮价的吸引，大量粮食自印度向外出口。起初是迈索尔当地的一场局部旱情，发展成为灾难性的饥荒。1877年的冬雨使旱情有了一定的缓解，但只有1878年夏季的“正常”降雨才带来了好收成。150年中，干旱与极端厄尔尼诺现象相伴相随；厄尔尼诺现象的影响是全球性的。 4
无论在什么地方，干旱引发食物价格飞速上涨时都会伴随着农业就业率的突然下降。最先感受到这一点的是处于灾情最重地区而又没有土地的劳动者。随后是最弱势的人口，他们的生计崩溃，收入匮乏。许多人长途跋涉去寻求救济。到1876年年末，饥饿之下，最弱势窘迫的那一部分人死亡。普遍的饥荒降低了人们的免疫力，疾病四处流行。霍乱、痢疾伴随着人口流动传播，而社会的失序助长了疾病的传播。1877年降雨回归，1878年雨量更加充沛，死亡人数再次猛增。其中最可能的原因是在长期连续干旱之后，水生态发生突变而疟疾变得猖獗。 5
印度灾难众多。1877年5月，理查德·斯特雷齐（Richard Strachey）以《印度饥荒的客观原因》（“Physical Causes of Indian Famines”）为题在伦敦做了一个报告。理查德·斯特雷齐出身于贵族家庭，与英帝国有着密切联系。自19世纪40年代起，他一直是孟加拉工兵团（Bengal Engineer Group）的成员，研究领域是灌溉，而气象是他最为关注的问题。1867—1871年，他担任水利局局长。他还领导了1880年的印度饥荒调查委员会（India’s Famine Enquiry Commission）。他在报告开篇描述了生死力量之间的不断博弈：“其中最活跃的力量是当地的气候，尤其是大气的热度与湿度。”许多当代观察者们都把气候视为世界上的某种积极力量。在19世纪末的英语用法中，“agency”这个词起源于中世纪拉丁语的“agentia”，用于表示大自然对人类行为所实施的力量。
如印度为“干旱之力量”所征服、受“毁坏之力量所害”。这些“暴风雨、干旱、水灾和疾病所产生的破坏性力量”，令生命脆弱不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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干旱袭扰着德干地区，管理者、新闻记者和传教士也蜂拥而至。在他们的叙述中，干旱是不受欢迎的不速之客，在这片土地上留下了真相的蛛丝马迹。有一封信写道：“整个地区光秃秃的、干枯枯的；本来每年这个季节时，储水池应该盛满水的，而如今却只有大片大片干掉的泥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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干旱还影响到市场价格。理查德·坦普尔（Richard Temple）爵士受加尔各答英属印度政府的指派到灾区视察，是去过旱区最多次的人。他去灾区最首要的目标是尽可能在赈灾上少花钱。批评他的人说他几乎不会从自己的驾骑走下，他在这片土地上走马观花，所见所闻不过是去证实自己的偏见，但他的笔下对令人们失望的季风的描绘还是栩栩如生的。坦普尔所描写的干旱进程仿佛是季风在“旅游”。他在报告中写道：“在栋格珀德拉河（Tungabhadra River）
右岸或南岸，干旱形成了最具破坏性的力量，在整个边境展示了其最强大的威力。”干旱“访问”了马德拉斯城，然后“在南阿尔果德（South Arcot）、坦焦尔（Tanjore，坦贾武尔的旧称）和特里奇诺波利（Trichinopoly，蒂鲁吉拉伯利的旧称）地区停留了一段时间，并肆虐了这些地区”。旱灾所具有的威力仿佛一支四处劫掠的军队，“将其浩劫扩散到整个南印度半岛，使马杜赖（Madurai）和廷尼韦利（Tinnevelly，蒂鲁内尔维利的旧称）直至科摩林角（Comorin Cape）附近的海岸变成废墟”。还出现了更糟的情况。1877年中，马德拉斯地方政府向位于加尔各答的英属印度政府报告说：“对西南季风的期待均成为泡影。”印度南部地方政府请求获得更多的资源。云层本身就有“挑逗”的残酷癖好，它的“挑逗”只是为了让人失望，“在小片局部地区上空，黑云密布，一场大雨倾盆而下，而周边天空始终‘铁青着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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旱情是饥荒的一个力量；其主要特点就是暴力和任性。在很多人眼里，基督教的上帝能够做到翻手云覆手雨，古德伯（Cuddapah）
地区行政长官普赖斯先生（Mr. Price）写道：“我几乎看不到下雨的可能，除非得到上帝的宽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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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人援引印度教宇宙观的说法，雨水掌控在“因陀罗（Indra）和伐由（Vayu）”
的手中，他们“仍然是给印度民族分配幸福和忧伤的主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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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的人则用科学的语言来描述气候的物理驱动力。理查德·斯特雷齐宣称：“大气运动的真正原因，也就是我们所称的风，完全是由于邻近地区的压力差而产生的完全的机械运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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无论是物理的力量还是神的力量，将气候视为活跃的因素也是旱情某种不可回避的特征。饥荒就像印度的陆地景观一样，是印度的自然属性之一。在最好的情况下，政府和社区能够适应季风周期性失能的必然发生。在这种逆来顺受的背后暗含着英国如今不愿意承认的事实，即如支持修建铁路的那些人主张的那样，极大减缓饥荒所带来影响的手段俯拾即是，尽管这在50年前还难以想象。但在如此规模的危机面前、在更多的金钱开销面前，他们更倾向于坚持这样的观点：饥荒曾经是、也将依然是印度气候所赋予的命定之事。
虽然干旱是大自然的力量所致，但是它也呈现出一种全人类危机的特点。旱情之严重程度体现出持久性和独特性，加剧了人类社会的分裂；使经济生活脆弱的基础架构一览无遗；对实体基础设施的局限性提出了挑战——基础设施（infrastructure）这一词语来自法语，直到19世纪初才在英语中被广泛使用——给许多观察印度地貌景观的人留下了深刻印象。19世纪末，人类对水——雨水和河流、水井和溪流——的依赖，开始呈现为道德和政治的挑战。
印度和世界上许多地方一样，天气反映了道德的忧虑所在。在整个基督教欧洲，诸如洪灾、干旱、火山爆发、地震等极端天气和地质事件被视为上帝审判的体现。据历史学家伊懋可的论述
，中国的“天人感应说”有着深厚的传统渊源，“雨量和光照合时与否，适量还是过多，均取决于人们是行善还是作恶”；其中“皇帝的行为影响最大”。1731年，雍正皇帝的上谕中写道“其遭值水旱饥馑者，皆由天下人之自取……”“由于各地天气大都不同，上天对人们行为的赏罚也存在地区差异”，而根据此观点，受灾最重的地方就是公众行为规范和行政管理规范滑坡的地方。北美也有着自身版本的“天人感应说”。在19世纪70年代和80年代，基于关于降雨与美德的理念，产生了关于如何在美国的大平原地区进行土地分配的多种观念。比较流行的观点是“犁走雨随”，即勤劳的白人定居者改造土地，他们的辛勤劳动就会得到雨水的回报。历史学家理查德·怀特（Richard White）写道，定居者把自己视为“气候变迁的代理人”。干旱是文化和精神乏力的表现形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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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印度的传教士对大旱灾的书写之中也随处可见某种形式的“天人感应说”，但比较极端。他们认为干旱不是针对印度社会——而是针对英国政府的道德审判。1878年，南丁格尔（Florence Nightingale）在印度写道：“印度这个国度尤不应受饥馑之虐；”她坚持认为，“耕植土地之人勤勤恳恳；当地人在自我照顾的能力方面，不弱于其他种族”。问题的实质很简单，那就是“我们”——也就是英国人——“并不关心印度人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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另外一个观察者写道：“印度饥荒并非是不可战胜之敌，印度气候的一大威胁就是干旱，在这里，大自然教育人类预警之必要性，而我等鲁莽、自以为是以致深受其苦，只能得到此合理的惩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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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与马尔萨斯（Malthus）
的论述相反：马尔萨斯认为，所谓“预警”指的是缺乏预警；所谓“鲁莽”指的是英国在印度的统治者而非印度人民。有位美国作家在《纽约时报》（New York Times）发表的观点甚至称“印度社会的现状在近期只有美国的奴隶制能相提并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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维利亚帕·皮莱（Villiyappa Pillai）是小王国斯瓦甘垓（Sivagangai）的宫廷诗人，他用泰米尔语诗句大胆描绘大饥荒，完全颠覆了传统观点。这首入木三分的讽刺诗于19世纪末发表，描绘了湿婆对当地忍饥挨饿的民众作出忏悔，承认自己面对大众之苦无能为力，只能指示他们给当地的扎明达尔写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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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毁灭的力量”并非来自气候，而是来自人类。
气候的转变席卷印度，使千百万人极易受到降雨失能的影响，那么谁是这一转变的化身，或者说，是什么体现了这种转变呢？在关于19世纪70年代饥荒的批判性记述中出现了一个明确的罪魁祸首，那就是“资本家这个新出现的阶级”。曾经在古吉拉特邦和孟买工作过的官员佩德（W. G. Pedder）将资本家描绘成“对公众毫无责任感、因种族和信仰成为胆小如鼠之辈、没有内疚之心、没有服务社会意识、只会自私积累之人”。佩德还认为：“（对于他们而言）缺乏的是金钱和劳动力，而非食物；而农民失去了他们的耕地、没有产出，劳工得不到工作和工资。”据他的观察，印度农民脆弱性的根源就在于他们“与某一商业阶级的稳定关系”，这一商业阶级融合了“一般商店店主、农产品经销商、银行家和放债人”的职能，被称为“巴尼亚”（bania）
或“小商贩”（saukar）。农民本就欠了当地放债人的债，因而在收成不好的情况下就会受缺乏储备之困。佩德同时比较了这些诡计多端、“不择手段”的放债人与“愚昧和胆小的农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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缺乏资本也是农民脆弱性的根源。早在19世纪50年代，铁路专员勒欣顿在提醒人们不应对铁路抱有不恰当的乐观时就看到了这点。马德拉斯哥印拜陀市（Coimbatore）的收税员安德鲁·韦德伯恩（Andrew Wedderburn）直斥饥荒期间官员们的无所作为，同时又指出民间不乏人情味：“有的村民已经售卖了自家的铜制容器、首饰（甚至自己妻子的‘护身符’）、农具、屋顶上的茅草、门窗的框架。”在孟买，造币厂厂长海因斯（G. L. Hynes）也看到了同样的情形，他写道，“银制首饰、熔化的银碟大量涌进”，相应金额达到每个月90万卢比之多。 18
浦那全民大会的领导们也对放债人带来的恶劣影响有着实在的观察。1878年，在浦那全民大会主办的刊物的第一期中，他们发表了对饥荒产生原因的分析。他们认为，印度农民“贫穷、无望到难以保持自立的地步，身陷重重债务之中，难以收获农耕之利”。饥荒“让农民越来越深陷放债人债务之中，没有改善的希望”。 19 有些家庭足够幸运，拥有可以维持3个旱季的资源，现在却发现“多年的储蓄已经完全耗尽”。他们别无选择，只能求助于放债人，很快，他们便“从自由人沦落为奴隶”。 20
人道主义者、社会改革家，甚至某些殖民地官员把印度面对饥荒的脆弱性归咎为经济与社会的不平等，还有人则把大自然的“毁灭力量”与人类行为直接联系起来。18世纪，一群主张“干燥论”（desiccationist）的欧洲博物学家大部分都有在热带地区工作的经历，认为砍伐树木导致干旱。按照他们的观点，沙漠不过是被毁坏的林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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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个观点通过亚历山大·冯洪堡（Alexander von Humboldt）
的著作受到重视，亚历山大在1819年写道：“若把覆盖于山顶和山坡的树木砍掉，那么无论处于何种气候，人类都为其后代埋下了两个祸根：燃料匮乏和水源缺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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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19世纪中期，“干燥论”在英属印度已非常流行；经常被用来谴责当地畜牧业的做法，并限制印度游牧部落利用森林资源，而这些部落的人民如今则被称为“原住民”（adivasis）。英属印度政府打着保护的旗号，蚕食印度的森林，索取越来越多的林地和无人耕种“荒地”的权利；以苛刻的方式限制了当地人的使用权。
最强调“干燥论”的是一篇佚名撰写的通讯，登载于1877年的《麦克米伦》杂志（Macmillan’s Magazine）。作者将自己称为“菲尔印度”（Philindus），可能是有意回应自由派《印度之友》（Friend of India）的出版。这份通讯有着广泛的读者群体，不仅引起英国读者的讨论，其影响也远至日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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菲尔印度文章一开头便回忆起某个情节，即“印度南部最神圣的圣殿毫无趣味：我指的是马德拉斯俱乐部的酒吧”；在那儿他听说有两个人，“公务员琼斯（Jones）和布朗（Brown）”在诋毁亚瑟·科顿的成就，说他不过是追名逐利且浪费资金。菲尔印度为亚瑟·科顿的才华作了有力的辩护，并回应了亚瑟·科顿认为水为印度安全与繁荣之关键的观点，紧接着，他提出了自己的主要观点：“印度南部灾难性的旱情”，“在很大程度上”是“卡纳蒂克地区（Carnatic）
和整个印度半岛丛林在过去一个世纪被砍伐的结果”。他还援引了美国地理学家乔治·珀金斯·马什（George Perkins Marsh）的权威观点。马什在1865年出版了一部颇有影响的著作，首次论述了环境变化的人为因素。马什认为：“由于森林被砍伐，森林中流出的泉水以及泉水流经的水道在数量、持续性和水量上趋于衰减。”菲尔印度确信印度南部遭受了“最可怕的邪恶”的折磨，都是因为“不计后果地毁坏树木与森林，使整个国家越来越干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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浦那全民大会刊物的读者日益增加，改革家们在其首次“饥荒叙事”中营造出类似的感觉——干旱是人为干预造成的，他们指出：“由于滥伐森林，在错估财政收入的荒谬制度下兼并荒地，临时的降水也无法被土壤留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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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饥荒最严重的时期，英属印度当局颁布了《1878年印度森林法》（Government of India’s Forest Act of 1878，后文简称《森林法》），将印度森林收归公有。这是引领全球生态保护的风潮呢，还是从大部分边缘人群手中夺取土地呢？实际上，二者兼而有之。 26 限制印度森林被砍伐的意图，源自一种对有利可图的资源迅速枯竭的忧虑，这点对印度的铁路来说也是如此。到19世纪70年代，出于对森林砍伐所带来的长期性气候危害的担忧，有关生态的争论朝着同样的方向发展；《森林法》同样加剧了对印度原住民权益的侵害。爱尔兰地质学家和人类学家瓦棱丁·波尔（Valentine Ball）曾在印度中部工作多年，他写道：“保留森林地块，禁止居民从保护区域内采摘一棵草”，其结果是使人们“与……遍及广大地区的食物来源相隔绝”。 27 森林是某种庇护所，尤其是在贫困时期，是块茎、果实以及其他食物的来源，就算不能抵御饥饿，至少也能避免饿死。政府对印度森林的侵占威胁着原住民社区的生活方式和谋生方式。
饥荒还促使人们审视印度社会；最重要的是，人们的目光转向了政府。英国殖民政府无所作为，对印度人民的生命似乎漠不关心，激化了来自内外的批评。
对英属印度殖民当局最直接的控诉是，英属印度殖民当局对开支过分吝啬，在旱灾来临之前没有对干旱做出最起码的预防措施。他们没有关注印度南部的那些储水池；到19世纪70年代，这些储水池大部分已经荒废。一位英国观察者哀叹道：“印度的前任统治者，就算是没有那么伟大也没有那么强大，也有起码的善意，会使用一些简单的技术，如积蓄雨水，把水流引向急需的人民。” 28 连这些简单易行的工作，英国殖民政府也未能做到。1877年夏末，雨水最终降临，他们的无能被暴露得淋漓尽致。那场降雨量很大，使得“作为饥荒之年的1877年在马德拉斯气象记录上看起来似乎达到了较长时期内的最大降雨量”。储水池的维护便成为政府冲动之下削减开支的牺牲品，但很多人都看得明白，“当经济发展需要采取节制措施的时候，储水池是最不该轻易变动的基础设施”。印度对水利基础设施的忽视使得“珍贵的液体流向大海，这样白白流逝的其实是人的生命”。 29 南丁格尔看到1877年的雨水“流失了，因为到1876年秋季，储水池尚未完工；政府命令停止所有的公共工程”来削减开支，其结果是“数百万吨水白白流失”，而数百万人因缺水忍饥挨饿。 30 从那一刻起，印度水流的“浪费”便成为人道主义者、工程师和殖民政策批评者们战斗呐喊的内容。
对殖民统治更大规模的控诉来自饥荒揭露出的印度生活状况，这场灾难仿佛揭开了覆盖在印度社会与经济日常运转之上的面纱。很多人认为，印度很多人之所以无法抵御降雨的影响，是因为英国人的统治使这些人一无所有、侵蚀了他们的抵抗能力。一位观察饥荒状况的美国人写道：“因为食物匮乏而被击垮的民族首先肯定是穷困潦倒的民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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英国的错误统治破坏了印度的经济独立，这种看法并不鲜见；亚当·斯密曾经在《国富论》中对此强烈谴责。到19世纪60年代，印度“财富外流”的概念为人熟知，这与达达拜·瑙罗吉（Dadabhai Naoroji）的著作密切相关。他是一位帕西（Parsi）商人和学者，后来被选为英国议会的首位印度议员。他在著作中断言，英国在印度的统治对印度经济产生了摧毁性的后果。19世纪70年代的饥荒使他的剖析更为尖锐。他写道，印度大部分人民“‘手一停，口就停’，勉强糊口，饥荒轻轻一碰就带走成千上万人的性命”。他认为，尽管如此，印度农民还背负着“碾压式”的土地税赋，印度人还要通过每年汇给英国“国内费用”（home charges）
来为侵入印度的殖民者买单。瑙罗吉控诉说：“每一盎司的大米……都是”从印度人民“所剩无几的口粮中抽取的，是他们遭受严重饥荒的原因”。英国统治者不顾印度人民的痛苦，违背自己制定的原则，“行走在错误的、违背天理的和自取灭亡的道路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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瑙罗吉的分析因使用忠于英帝国的语言表达而显得愈发响亮，他的愤怒是有分寸的，每一句话背后都有殖民政府自己的统计数据作支撑。一如那个时代的政治经济学家，瑙罗吉喜欢使用流动的隐喻，他的文章论及印度财富“流失”，“流向”错误的方向等。印度濒临灾难的边缘，印度人民脆弱的生存状况，均源于印度对水源的严重依赖。19世纪70年代，在很多对英国政策持批评态度的人看来，减少对水的依赖、确保人民的生存免受“饥荒的影响”，应该是政府压倒一切、首要关心的问题。
随着灾情的曝光，人们对英国政府最迫切的控诉是政府没有给忍饥挨饿的人民提供足够的救济：行动太迟缓、态度太冷漠、内部分裂太严重、太关心经济问题本身，或者只是太无能。政府刻意不提供救济，其思想根源是他们笃信自由市场理论，并以为虽然受灾，但印度其他地区尚有充足的粮食储备。这一直是历史学家后来试图为印度19世纪的饥荒进行道德清算的核心观点。 33
威廉·迪格比（William Digby）对马德拉斯的饥荒状况的描述最为详细，其著作总共有两大卷，于1878年出版。迪格比是一位新闻记者，也是政治运动的领导人。他最初惨淡经营着一家地方报纸《伊利小岛与威斯贝奇广告》（Isle of Ely and Wisbech Advertiser），后来主编《锡兰观察》（Ceylon Observer），自1877年起，主编《马德拉斯时报》（Madras Times）。 34 迪格比的叙述犹如慢镜头一般记录了这场悲剧：一个起初的警告被忽视，然后预警被置之不理，最终脸面保不住的故事。在他对饥荒的记述中反复出现的一个主题是印度地方官员与英国殖民政府之间的冲突，很多地方官员具有人道情怀、观察敏锐，而殖民政府则观念迂腐、受意识形态束缚。1876年的最后几个月，第一份有关饥荒死亡的报告被层层递交到英国殖民政府手中，阿尔果德北区的每个村长都收到了印度地方行政长官的警告，要求他们“对有可能因饥饿导致的个人死亡负责”。然而所谓的责任恰恰是英国殖民政府希望回避的。1876年年末，看起来需要开展大规模的饥荒救济了，于是马德拉斯政府试图通过美塞斯阿伯特诺特公司（Messrs Arbuthnot & Co）代为秘密购买粮食来增加粮仓的储备。马德拉斯政府煞费苦心地匿名采购，是为了不干扰市场，但这个行为引起了英国殖民政府的恼怒，英国殖民政府下令立即停止这种做法。迪格比直截了当地说道：“最高当局反对干预贸易。”
整个19世纪，饥荒在印度周期性地反复发生，而英国人的应对措施均为权宜之计：取决于当时负责官员的个人倾向；借鉴当地的先例和对早期饥荒的记忆；受到对灾区殖民控制的安全性或脆弱性的制约。距离1876—1878 年饥荒最近的一次危机是1873—1874年的比哈尔邦（Bihar）饥荒，这次饥荒很反常的情况是：英国人针对食物短缺进行的干预异常积极而有效。他们没有对粮食贸易实施控制，而是直接从缅甸进口了48万吨大米，当时缅甸逐渐成为印度大米来源的前沿新阵地。伊洛瓦底三角洲的降雨规律而充沛，似乎让缅甸农业能免受像印度那种气候波动所带来的长期影响。在一些地区，印度地方政府通过公司代理，匿名购买、储备粮食，没有引起市场恐慌，它们还以支付现金工资的方式雇佣本地人来开展救济工作。与英国人通常的做法相比，救灾人员的资质认定既不严格，也不苛刻，管理部门信任村长和当地官员的认知。即便按照20世纪晚期的标准来看，英国人对比哈尔邦饥荒的干预都是很成功的。负责救济的官员就是理查德·坦普尔。 35
在英格兰，不仅没有公众为比哈尔救灾政策的成功庆贺，反而社会中出现了非常苛刻刺耳的批评。《经济学人》（The Economist）谴责这种对饥荒救济的大规模开支，担心这样做已经使印度人相信“让他们活下去是政府的职责”。 36 更糟的是，1876年流传的、题为《加尔各答黑皮书》（The Black Pamphlet of Calcutta）的小册子把攻击的怒火发泄在坦普尔身上，将其政策描绘成“一场经济灾难，是不厉行节约、毫无理性的典型”。 37 这本册子是匿名出版的，但很快有人爆出其作者就是查尔斯·奥唐奈（Charles O’Donnell），他是一位就职于英国殖民政府的爱尔兰人。在这些批评者的眼中，饥荒是虚构的，因为花了那么多钱，却几乎不见饿死人的记录——他们拒绝承认这恰恰证明了这项救济政策的智慧。
坦普尔被这些羞辱激怒了。他心怀抱负，决心从中汲取教训，更不会因此停下前进的脚步。1877年他被任命为总督特使去视察灾区，有传言他可能会过于慷慨。但他的所作所为证明这些人错了。正如迪格比指出的那样：“理查德爵士受委派去灾区是为节约而去的，大家都知道……他会厉行节约。”坦普尔竭力争取削减马德拉斯政府给灾民的救济规模，把救济工作的工资压低到（甚至是低于）仅能勉强维持生存的水平，这就是臭名昭著的“坦普尔工资”（Temple Wage）。锡兰的一家报纸用黑色幽默的口吻写道，马德拉斯饥荒救济营地的难民口粮配额比监狱犯人胡安·阿普（Juan Appu）还要低得多——阿普“因为不久前把自己一个近亲的脑浆都打出来了而获罪”。 38 在一封“来自灾区”的信函中，一位传教士通讯员把坦普尔的做法称为“管理灾情的额外节约理论”，也许这个指称具有双重含义，意思是坦普尔的政策过度吝啬，而之所以是“额外节约”（extra-economical），其含义是指该政策受意识形态而非经济所驱使。这封信得出结论：“伟大政府的职责不仅是防止自己臣民死于饥饿，而且还要拯救生命。” 39
世界各地则从印度的饥荒当中汲取了不同的教训。在上海，这座港口城市的精英获悉中国北方出现饥荒的可怕消息之后，中国第一份现代报纸《申报》就撰写特稿，赞扬英国人对印度饥荒的处置，借以强调该报对清政府没能及时救济灾民的指控。提及印度的说法大部分都具有强烈的修辞色彩，以此吸引读者关注清政府的不足。这篇特稿并非基于对印度饥荒的深刻理解来撰写的；《申报》对印度饥荒的叙述大部分援引自英国驻沪媒体，而这些媒体的报道反映了在支持坦普尔厉行节约政策这件事上的意识形态正统性。 40
1878年夏季季风来临时，印度大片土地已经荒芜。经过仔细统计，有500万人死于饥饿或疾病。英国政府委派一个调查委员会赴印度来调查这次灾难，结果却是真相被掩盖。总督利顿勋爵（Lord Lytton）在面对印度国内外铺天盖地的批评时极尽辩白之能事；财政大臣约翰·斯特雷齐（John Strachey）则想方设法任命自己的弟弟理查德·斯特雷齐担任委员会主席。 41 虽然饥荒有自身的根源，虽然存在大量的自我辩护，饥荒调查委员会在1880年的报告，用一位研究20世纪末印度饥荒的专家的话来说，“富有智慧，是行政管理的杰作”。 42 在理查德·斯特雷齐的领导下，委员会成员包括（作为“英国”委员的）爱尔兰人詹姆斯·凯尔德（James Caird）、马德拉斯官员沙利文（H. E. Sullivan）、兰加查鲁（C. Rangacharlu）、马哈迪奥·瓦萨迪奥·巴夫（Mahadeo Wasadeo Barve），以及迈索尔和戈尔哈布尔（Kolhāpur）小土邦官员。他们周游全国，积累了几百小时的证词，报告中最重要的主题就是：水。
饥荒委员会对印度饥荒根源的判断一点也不含糊，他们在报告中写道：“整个印度的饥荒是由干旱所致。”委员会认为印度的任务是想方设法去“保护印度人民免受季节不确定性的影响”。季风的季节性和不可预测性是这个问题的核心。报告一开始概述了印度的地理现状，所采取的形式是通过空间叙事，把土地划分为湿地和旱地，这种描述如今已经为人所熟悉。长期以来，理查德·斯特雷齐对气象学甚感兴趣，因而委员会的报告不仅仅只是为英国的政策辩护：在这里，理查德·斯特雷齐看到了气象学在印度发展的前景，它在未来的印度将拥有更为显著的地位。令斯特雷齐失望的是，委员会内部争论非常激烈。报告的终稿还附上了凯尔德和沙利文的反对意见。大部分人认为印度政府不去干预粮食交易的做法是正确的，但凯尔德和沙利文对此并不赞同。凯尔德和沙利文痛斥通过严苛测试才能决定救济资格的做法；最主要的是，他们支持在私人交易无法抵达的偏远地区建立公共粮仓。他们认为印度所遭受的痛苦来自“应对灾害时缺乏及时的准备；虽然灾害的发生偶尔一反常态，但却具有周期性和不可回避性”。 43
如果对政府应该在何种程度上介入市场尚有分歧的话，那么对于干旱的“不可回避性”，大家是有共识的。就是否能够更好地预测干旱这个问题，饥荒委员会驳斥了当时流行的观点——这一理论认为：太阳表面存在黑暗和低温的斑块，由磁通量引起，这些斑块被称为太阳黑子，以11年为一个周期，这一周期与地球大部分地区的干旱相关。该理论受到包括斯坦利·杰文斯（W. Stanley Jevons）、威廉·威尔逊·亨特（William Wilson Hunter）等人在内的支持。杰文斯是经济学家、逻辑学家、经济学“边际主义革命”的拥护者，亨特则编纂了《印度地名辞典》（The Imperial Gazetteer of India）。 44 然而委员会得出结论，太阳黑子的说法“尚未被充分证实，更不能说得到了广泛的认可”，太阳黑子“在不同层面上尚有争议，有的证据甚至直接反对这种说法”。 45 不过，委员会对气象观测耐心细致的工作加以赞扬。他们下结论说：“由于现有能力无法预见有效产生降雨的大气变化，也无法事先预知任一季节可能的降雨量，因此更有必要强化关注每个季节的日常进展，以便能够精准而迅速地确定全国各地的实际降雨量。”他们还发现，“最近几年，气象观测体系已经在整个英属印度建立起来，效果令人满意”。到1880年，印度全国已设有100多个降雨观测站，可追踪印度全境的季风进程和发展态势。饥荒委员会始终认为基础设施“最为重要，应对其加以修缮，以确保能完全发挥效用”。 46
饥荒委员会最重要的制度创新在于出台了“饥荒标准”（Famine Codes），以图打破干旱与饥荒之间的联系。这套标准为地方官员面临资源匮乏时的行为开了“处方”，其杀手锏是在饥荒受灾地区开展大规模公共工程建设，以提供就业和收入，通过提升购买力把食品供应吸引到灾区。从概念上来看，“饥荒标准”是一项紧急措施，但也引发人们去思考如何减少印度对变幻莫测的季风的依赖。饥荒委员会的结论中还说道：“在所有为印度提供直接保护、避免干旱引起饥荒而采取的手段中，最首要的工作毫无疑问是灌溉工程。” 47 饥荒委员会最重要的结论是：有必要对印度的水资源进行更为有效的管理。
19世纪70年代的灾难过去20年后，印度又经历了两次大饥荒，标志着历史学家艾拉·克莱因（Ira Klein）恰如其分地所称的“冷酷的死亡高潮”。 48
1896年的干旱首先在印度中部的本德尔肯德邦（Bundelkhand）所谓的“黑土”地区爆发。19世纪，该地区是出口棉花的生产基地。截至那一年的年末，当地夏季的雨量不足；灾情扩散到整个印度中部地区，上至旁遮普，下至马德拉斯，东至上缅甸地区。1897年降雨恢复，致命的疟疾疫情又暴发了。饥荒与1896年孟买发生的黑死病几乎同时暴发。这场黑死病持续了整整10年，随着受饥荒影响的大量流民而传播开来，蚕食着那些因为饥饿而身体脆弱的人口，并沿铁路线扩散到农村地区。在东部地区焦达纳格普尔（Chota Nagpur），当地原住民甚至不能享受殖民政府所能提供的最低救济标准，长期以来的森林砍伐现象和殖民森林法也已经威胁到原住民社群的生存，当地的生存资源所剩无几。大规模的饥荒随之而来。仅仅过了3年，印度中部的同一地区又出现夏季季风失能的局面。1899年的降雨量是印度有记录以来最少的。旱情波及100万平方千米的土地，数千万民众深受其害，印度中部再次成为重灾区。在孟买，1899年和1900年的饥荒是19世纪最严重的一次。 49
到19世纪90年代，摄影技术比起20年前成本更为低廉，照相机携带更为轻便。饥饿民众的影像触目惊心、令人难以忘怀，在世界各地传教士和人道主义者当中流传。筹款活动获得了几百万英镑的募捐。传教士、作家和摄影师纷纷来到印度。其中就有代表国内外救济委员会（Home and Foreign Relief Commission）的美国人乔治·兰伯特（George Lambert），他还带动了来自俄亥俄、宾夕法尼亚、印第安纳、密歇根、伊利诺伊、内布拉斯加和堪萨斯的成员。19世纪90年代的饥荒萌生了一种新的、全球性的人道主义意识，一种英国、美国和欧洲中产阶级大众对遥远陌生人的痛苦遭遇的代入感。但是这种能够吸引捐款的画面也常常强化了印度受制于人的无助形象，人们从而忽视了，致使数量如此庞大的印度人民遭受季风之苦的其实是印度从属于英国政治经济利益的现实。19世纪70年代就出现的问题依旧存在，那就是：饥荒到底是“自然”灾害，还是政治灾难？ 50
欧美传教士和新闻记者拍摄了大量照片，撰写了大量有关饥荒的游记，其背景都是土地干旱。1899年，驻古吉拉特邦卡提阿瓦半岛（Kathiawar）的《印度时报》（Times of India）记者说，照片可能也不足以传达水源缺失的情况：
如果我是印象派的艺术家且希望表现这个场景，我会用黄灰色的颜料，画出一条长长的、渐渐消失的条纹，它象征着一条路，把远方发出闪烁光芒、模糊不清的热量抛向天空；路的两侧泼洒着微红的褐色，象征着本应种上庄稼的土地；而最重要的是，从地平线到画布上方涂上大量蓝色，象征天空。我想我过去从未讨厌蓝色；而如今我确实憎恨蓝色。 51
沃恩·纳什（Vaughan Nash）是一位英国新闻记者，为《曼彻斯特卫报》（Manchester Guardian）担任通讯员。他这样描述道：“一块块的土地仿佛被太阳烤裂的沙漠，令人深感悲戚”，而“褐色的荒野向左右两边展开”，“水井无水，河里也无水”，他在饥荒赈灾营地所遇到的人，“嘴唇和喉咙都干得说不出话来”，以至于有种“沉默难以被打破”。饥荒赈灾营地所能提供的仅仅是最低限度的救济。站在浦那的饥荒赈灾营地外，他都怀疑“人们是否能够靠这刑罚一样的定量配给生存下来，且不说还要防止霍乱及其他由饥荒引发的疾病了”。他得出的结论是：“看到这些令人崩溃的场面，印度政府肯定存在问题。” 52
这种“崩溃场面”并不如19世纪70年代那么严重。“饥荒标准”早在1883年生效实施，各邦都按照1880年饥荒委员会所建议的蓝本出台了自己的“饥荒标准”。一旦某个地区正式宣布情况已经从“资源匮乏”升级到“饥荒”程度，标准的机制就会启动：公共工程开工以提供就业，提高当地收入，同时对无法工作的人进行救济等。然而，地方政府在厉行节约的同时却要长期承受节约的压力，这种压力有时令人难以忍受；很显然，地区官员宁可不宣布处于饥荒状态，1897年和1899年，他们中的很多人一直等待观望，最终局势已不可挽回。纳什指出，印度的“饥荒标准”不过是“纸上谈兵”而已，在现实中，地方政府面临着“管理人员缺乏、医生缺乏、医疗助理缺乏、物资缺乏”的实际问题。救济基础设施虽然破旧不堪，但比较普及。1896—1897年，饥荒最严重时，有650万人接受公共救济。19世纪90年代的季风失能比70年代还要严重，1899年的降雨量最少，但死亡率相对较低。即便如此，也至少有100万人死亡。
19世纪90年代，对饥荒所作出的反应算是比较尽心尽力的，但这不能归功于帝国的仁慈——尽管许多地方官员的善意是毋庸置疑的。英国殖民政府反而是刚刚感受到来自印度公民社会的压力，包括新闻记者、律师、实业家、社会活动家，他们通过诸如行业协会、种姓协会、宗教协会、社会改革家协会等越来越多的社会团体走到一起。他们在读书俱乐部、图书馆、大学教室、公园聚会；他们通过大量的印刷品、不同的印度方言和英语来表达观点。如果英国人能够敏锐地看到对其统治的批评背后都有这些“煽动者”的负面影响，他们就无法回避公众对他们的作为或者不作为的监督。浦那全民大会在记录1876年饥荒的过程中起到了相当积极的作用。巴尔·甘格达尔·提拉克（Bal Gangadhar Tilak）于1890年接管大会工作，在他的领导下，他们采取了更加对抗性的方式。以往大会都是向政府请愿，如今则召开大型公众集会，直接向农民们讲清楚他们所拥有的救济权益。大会的当地线人提交的报告与官方的数据相矛盾，由此引发了批评。由于不相信政府会干预，印度公民领袖们通常自行开展救济工作，经常与海外慈善机构合作。富有家族的私人慈善组织为饥饿者提供食物，一直以来，这些组织所起到的作用非常关键。可以说，从印度历史来看，在很多时候，这种做法比政府政策发挥了更重要的作用；这么做也往往出于宗教动机。但在19世纪90年代，本土慈善组织规模更加壮大，这既反映了政府的基层工作成果，也是对政府基层工作的挑战。那个时代印度最有名的两场改革运动是印度教雅利安社（Arya Samaj）和罗摩克里希那传教会（Ramakrishna Mission）在19世纪90年代饥荒时期首次开展的大规模的慈善活动。 53 19世纪末的饥荒激发了泛印度的政治不满，刺激了政治运动的活跃。
这些大饥荒发生的一个多世纪后，有关责任的问题依然困扰着人们。迈克·戴维斯是一部开创性的全球饥荒史作者，甚至在其著作《维多利亚晚期的大屠杀》的标题中就已经回答了这个问题。戴维斯写道：“帝国对待自己挨饿臣民的政策在道德上产生的冲击，可以说完全相当于从近5500米的高空扔下炸弹；维多利亚晚期，几百万人民死于饥荒，他们是被亚当·斯密、杰里米·边沁、约翰·斯图尔特·密尔那些被奉为圣旨的神圣原则谋杀的。”的确如此，虽然降雨量骤减，但让干旱变成饥荒的是英国的政策，即从长期来看，将印度引入现代资本主义道路的过程破坏了印度农村地区的复原力；从短期来看，是因为英国殖民政府坚定不移地拒绝干预“自由”市场并拒绝救济挨饿人民。铁路非但没有帮助缓解饥荒，反而刺激了投机，方便了最需要粮食的地区的粮食外流，还加速了流行病的传播。 54
其他作家并未为殖民地高官的冷漠无情开脱，但他们所描绘的画面很是矛盾。他们指出印度农村的生活与生存长期以来都严重依赖降雨；印度的基础设施一日不完善，这种局面就不会改变。地理学家桑贾伊·查克拉瓦蒂（Sanjoy Chakravorty）写道：“（在殖民时期印度）饥荒经常发生，破坏性极强，但在印度被殖民统治之前，这些饥荒发生的频率难道更高、破坏性更强吗？这点很值得怀疑。” 55 经济学家们依然认为“铁路缩小了印度饥荒的范围”，使印度人民的生活“不那么危险”，但他们也指出，这种效果直到20世纪早期人们才广泛地感受到。 56
于尔根·奥斯特哈默（Jürgen Osterhammel）撰写的19世纪全球史中，他对比了19世纪70年代印度和中国的饥荒。奥斯特哈默把印度的饥荒称为“现代化危机（的一种征兆）”，也就是说，这场危机是全球市场对印度农村内部影响不均衡的产物。相比之下，他认为中国的饥荒是“一场生产危机而非分配危机”。中国北方的灾区早已处于窘境；饥荒发生在“一个经济发展极度滞后的夹缝地带，数百年来，发生在这里的天灾每每因政府的干预而得到抑制，未曾转化为大规模的灾害”。19世纪50年代，中国的几场大规模战乱冲击了政府的统治，而在19世纪60年代的太平天国运动，加之欧洲列强蚕食中国的压力之下，“（清）政府的干预力与以往相比已变得力不从心”。奥斯特哈默在评价19世纪70年代大饥荒所产生的历史影响时态度比较谨慎。他认为大饥荒并未带来实质性的变化。在中国，“清朝政权并没有因此受到致命的冲击”；而在印度，英国的统治“同样也没有因饥荒而动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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除了饥荒所造成的巨大灾难以外，还有一种观点认为饥荒在某种意义上对未来有着深远的影响。19世纪末的灾难令诸如印度经济学家、英国官员、水利工程师和人道主义改革家等很多人对气候和水源感到忧虑重重。戴维斯早期曾撰写一部有关加利福尼亚的著作，借用其中的一句话来说，那就是：气候在新型的“生态忧虑”中，处于中心地位。 58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