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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市场经济中，企业与个人之间主要通过三个市场——产品市场、劳动力市场、资本市场——相互发生作用。在我国改革开放的进程中，人们最早认同的是产品市场。因为人们每天都要与消费品打交道，有买有卖，顺理成章；而对买卖“人”的劳动力市场长期抱有很深的顾虑。目前，这种疑虑正在逐步消除，人们开始普遍承认劳动力的商品属性和社会主义劳动力市场的存在。
劳动力市场分割理论发展的早期是二元劳动力市场理论。该理论认为，整个劳动力市场可以划分为性质不同的两部分：主劳动力市场和次劳动力市场，二者的人员构成和运行规则有着明显的不同。之后，一些经济学家认为即使在主劳动力市场内部，劳动力市场的特征也是不同质的。他们把主劳动力市场又分为两个相互分割的部分：独立主劳动力市场和从属主劳动力市场。独立主劳动力市场的工作主要是专业性的、管理性的和技术性的，个人有很大的自主权，鼓励创造、自主等个人品质；而从属主劳动力市场通常是完成某个专门领域的某项专门任务，管理方式常常是制度化和程序化的。
有关劳动力研究的经济学理论认为，劳动力市场分割程度是衡量劳动力市场发展状况的重要标志之一。按照一定的标准，如工作行业、工作性质、工作地点、工资待遇等，可以对劳动者从事的工作进行不同的划分。在这种划分中，最有影响的理论是劳动力市场分割理论。
劳动力市场分割理论认为劳动力市场不是一个统一的连续体，而是由相互分割的子劳动力市场构成。这对于我们进行高等学校层次划分，面向各子劳动力市场培养相应人才，有着基础性的理论价值。
在自由竞争时代，亚当·斯密的《国富论》为自由市场经济模式提供了强有力的支撑，人们坚信市场应该在资源配置中起绝对的作用，而政府的权力应该受到限制，其中比较有代表性的学者潘恩认为：“社会是由我们的需要所产生的，政府是由我们的邪恶所产生的。前者使我们一体同心，从而积极地增进我们的幸福；后者制止我们的恶行，从而消极地增进我们的幸福。”
随着20世纪30年代西方经济危机的爆发，这种观点受到严重的质疑，政府的作用开始凸显出来，凯恩斯成了西方国家的“救世主”。凯恩斯认为市场的作用是有限的，只有通过政府积极的介入，干预和调节经济的发展，才能够避免危机的发生。许多学者也站出来支持凯恩斯的观点，论述“市场失灵”和政府的积极作用。
随着20世纪70年代西方国家“滞涨”现象的出现，凯恩斯等学者的观点又被怀疑。人们以更理性的视角看待市场和政府。市场有局限、政府也并不是完美的，政府也有缺陷，这种缺陷会导致更严重的问题。一批西方学者开始对政府与市场的关系进行多角度的思考，“公共选择理论”正是在这一背景下应运而生，其主要代表人物是詹姆斯·布坎南。布坎南认为：“公共选择是政治上的观点，它以经济学家的工具和方法大量应用于集体或非市场决策而产生。”丹尼斯·缪勒的定义也常被西方学者引用：“公共选择理论可以定义为非市场决策的经济研究，或者简单地定义为把经济学应用于政治科学。公共选择的主题与政治科学的主题是一样的：国家理论，投票规则，投票者行为，政党政治学，官员政治等等。”
保罗·萨缪尔森和威廉·诺德豪斯在他们合著的流行教科书《经济学》中的定义：“这一理论是一种研究政府决策方式的经济学和政治学。公共选择理论考察了不同选举机制运作的方式，指出了没有一种理想的机制，能够将所有的个人偏好综合为社会选择；研究了当国家干预不能提高经济效率或改善收入分配不公平时所产生的政府失灵；还研究了国会议员的短视，缺乏严格预算，为竞选提供资金所导致的政府失灵等问题。”通过这些定义，我们发现公共选择理论主要论述的是关于人性的分析以及由此产生的政府、社会、市场的制衡。
（1）人性的分析。任何改革也离不开人，因为改革的措施由人来制定，改革的过程由人来执行，改革的结果由人来承担。高校现代化治理改革也离不开高等教育相关的人，因此对人的分析就尤为重要，公共选择理论对人和人性做了明确的界定。公共选择理论认为人是“经济人”，而且是“理性的经济人”。
亚当·斯密最早提出“经济人”假设，他认为人都是为自己考虑，人工作的最大目的就是获取劳动报酬这一经济诱因。而最被人们所熟知的对“经济人”假设的概括是美国管理学家麦格雷戈在他所著《企业的人性面》一书中提出的X理论，其基本观点：多数人十分懒惰，他们总想方设法逃避工作；多数人没有雄心大志，不愿负任何责任，而甘心情愿受别人指导；多数人的个人目标都是与组织目标相矛盾的，必须用强制的方法，才能迫使他们为达到组织的目标而工作；多数人的工作都是为了满足基本的需要，只有金钱和地位才能激励他们工作。而布坎南认为的“经济人”是指经济市场或政治市场中的个体都具有经济人的特征。人是理性的，总是在追求自身利益的最大化。尽管“经济人”的假设随着社会发展和人们认识水平的提高是有一定变化的，但是它基本的特征却没有发生变化。
（2）政府、社会、市场的分析。公共选择理论重点探讨的是政府失灵的问题。经过20世纪70年代发生的“滞涨”现象，西方各国普遍出现了财政赤字，国家财政面临严重危机，福利国家遭受空前的挑战。这些都在说明政府并不是超越利益的组织，其也存在利己性，也有弱点，也会失灵。尤其是政府活动也是由个体活动构成的，这些个体也会追求自身利益，在政府万能的观念下这些人极容易利用公权力为自己谋取私利，从而影响整个社会的发展。因此政府也需要监督与约束，这个时候社会和市场就可以发挥其积极作用。
公共选择理论在“经济人”建设的基础上分析了政府、市场、社会组织的局限性，尤其是政府干预的局限性。这为我们解决高校管理的问题提供了很多有益的启示。
在我国的高校管理中，出现过多种人性的假设。例如“政治人”“单位人”“道德人”。“政治人”认为人具有天生的合群性，是政治动物。在高校管理中按照“政治人”假设就会过多地强调人的合作性，认为每个人都能够主动地参与学校管理，为学校的发展出谋划策。而实际情况是大多数人还是需要一定的推动力才会参与学校管理的。“单位人”假设是计划经济时代的产物，在高校管理中教职员工捧的是“铁饭碗”，他们的生老病死一切都由单位来提供，高校对他们来说，比天还大。进了学校的大门就是终身制。这样的假设直接限制了高校劳动、人事、分配制度的改革。
高校管理中的“道德人”假设强调每个人都是学校的一员，每个人都可以随时地心甘情愿地牺牲自己的微小利益来成全学校的整体利益。但是教师、学生、高校管理者也是“人”，也有自己的喜怒哀乐，不可能要求他们完全放弃自我。在这三种假设都出现问题的时候，“经济人”假设无疑为高校管理带来了新的生机，为高校管理提供了人性依据。
高校管理涉及诸多人的因素：学生、教师、高校管理者、社会知名人士、政府人员等。每个人在高校管理中都有自己的利益需求，希望追求自己的经济利益最大化。学生想要的是就业满意度、教师需要的是工资福利等、高校管理者需要的是名誉和地位……如果不对他们进行约束，高等教育的发展必然会陷入混乱之中。因此在“经济人”假设下就要把多方利益主体纳入到同一个制度范围内，强调大家的共同利益，减少矛盾和争论，从而共同为高校发展努力。
政府、市场、社会各有其优势和缺陷，因此在高校管理中应充分利用三者的优势、规避它们的缺陷。政府可以为高校发展创造良好的外部环境。政府可以通过制定法律、法规和规章规范高校管理各方的行为，保证高校管理的发展方向。政府可以为高校发展提供足够的资金支持。政府可以进行灵活的制度安排，保障高校管理的活力。政府可以健全高校管理的监督机制，保证高校的健康发展。
当然这一切作用并不是自动发挥出来，而是需要市场和社会的配合。市场可以弥补政府的低效率，增加对高校的资金投入，提高高校管理效率；社会组织可以协助政府监督高校运行，成为政府制度安排的一员，为政府立法提供良好的建议。
市场可以实现高校资源的优化配置。由于市场的营利性以及私人性，高校管理不能完全交给市场，而只是需要市场成为高校管理的参与者。高校可以利用市场的优势筹集各方资金为自己发展服务。高校也可以吸取市场在人事、财务管理方面的效率和成功经验为自己服务，从而增强高校的竞争力，减少政府的财政负担。
当然这需要政府在政策和行动上予以监督和支持，社会组织在专业的角度上予以监督和约束。社会组织可以保证高校的健康发展。社会组织可以充分利用自己的独立性和非营利性，监督高校的运行，为高校的发展提供专业性的建议。社会组织可以为政府制定高校管理的政策出谋划策。社会组织可以利用自身优势，齐集社会力量为高校管理服务。当然这些优势的出现需要政府通过财政、税收等优惠政策予以支持，需要市场的运行方式为其服务，从而提高社会组织效率。
从不同的视角，可以将高等教育的结构分为若干子系统，它们在一定条件下分别决定着高等教育某方面的功能，又相互关联，构成高等教育的整体结构。高等学校层次结构即是其中之一，在国际上被称为高等学校的能级结构。它是指具有不同办学条件和目标、处于不同办学层次的高等学校的构成状态，主要侧重于按高等学校的办学和学术层次及其任务和目标的不同进行学校类别结构的分析。
目前，国际上大致有如下三种能级：一是具有较高学术水平和较强科研能力、教学与科研并重、本科教育和研究生教育并重的研究型大学；二是以教学为主、以本科为主的一般高等学校；三是以培养应用型、技艺型人才为主的专科学校、社区学院、职业技术学院、短期职业大学等。如美国高校分类为研究型大学、博士授予大学、综合型大学、普通四年制学院、社区学院及专科学校；英国高校分为古典大学、城市大学、新大学、多科技术学院等；德国高校分为学术性高等学校和非学术性高等学校；法国高等教育机构则分为综合大学、高等专科学校、短期高等教育机构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