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连队里的空缺很快就补上了，营房里的草垫不久后也被分给了别人。现在连队里有一部分老兵，还有二十五个新兵作为替补，大约只比我们小一岁。克罗普推了推我：“你看到那些孩子了吗？”
我点点头。我们炫耀着去到院子里刮胡子，把手插进裤兜；那些新兵看着我们，一定觉得我们是铁石心肠的军人。
卡钦斯基也加入进来。我们溜达着穿过马厩，来到刚领完防毒面具和咖啡的新兵面前。卡特向其中年纪最小的那个问道：“很久没吃过像样的东西了，对吧？”
他一脸无奈，“早饭是甘蓝
面包，中午是甘蓝炖菜，晚饭是甘蓝肉排和甘蓝沙拉。”
卡钦斯基娴熟地吹着口哨。“用甘蓝做的面包吗？那你们真走运，他们也会用锯末做面包。你觉得白豆怎么样，要不要来一份？”
男孩儿脸红了，说道：“你别耍我了。”卡钦斯基没有解释，只对他说：“带上你的餐具。”我们好奇地跟着他。他带我们到他床边，那儿放着一个大桶，里面确实有半桶白豆炖牛肉。卡特像将军一样站在他们前面说：“睁大你们的眼睛，伸长你们的手指！这是普鲁士的口号。”
我们都很惊讶。“我的天哪，卡特，你是怎么办到的？”我问道。
“我用三块降落伞绸跟番茄换的。能给他减轻负担，他还很高兴呢。虽然凉了，但白豆的味道还是无可挑剔的。”
他像大善人一样给了男孩儿一份白豆，说道：“下次再拿餐具到我这儿来的时候，记得左手要带上雪茄或者嚼烟。懂了吗？”
说完，他转向我们，“你们也一样。”
卡钦斯基对我们来说是不可或缺的人物，因为他有很强的第六感。
到处都有这样的人，但是一开始谁也不知道他们有这个能力。每个连队里也都有一两个。卡钦斯基是我认识的最精明的人。我猜想他的职业是鞋匠，但这并不重要，他什么都知道。和他做朋友是件好事。克罗普和我就是他的朋友，海伊·韦斯特斯基本上也属于我们这个圈子，但是他更像个工具人，因为他很听卡特的命令，在需要出力气的时候就会顶上去，对于这样的事，他也很在行。比如我们晚上到了一个完全陌生、破旧不堪的地方，宿营地定在刚刚才布置好的又小又黑的工厂里，与其说有床，其实不过是个床架，再加上几块缠着铁丝的木板。
铁丝网很硬。我们既没有铺在身下的毯子，又没有被盖。帐篷布实在太薄了。
卡特看着它，对海伊·韦斯特斯说：“跟我来。”他们向完全陌生的村落走去。半个小时后，他们回来了，两只胳膊抱着满满的稻草。卡特找到了一个马厩，从那儿拿的稻草。要不是我们太饿了，立刻就能倒下睡个暖和的觉了。
克罗普向一个在这儿待了一段时间的炮兵问道：“这附近有食堂吗？”
他笑着说：“别做梦了！这儿什么都没有。连个面包皮你都找不到。”
“这里已经没有居民了吗？”
他吐了口口水，“也就几个吧。但他们也都在厨房的锅台边转悠，想讨点吃的。”
完蛋。我们现在只能勒紧裤腰带等明天了。
但我看到卡特戴上了帽子，忙问道：“卡特，你要去哪儿？”
“我去附近看看。”他溜达着走了出去。
炮手嘲讽地笑了笑，“赶快去吧！可别扛回来太多东西再把腰给扭了。”
我们失望地躺下，考虑着要不要啃点铁。但这风险太大，于是，我们试着先睡一小会儿。
克罗普掰断一根烟，递给我一半。特雅登给我们讲起他的家乡菜蚕豆炖五花肉，还吐槽说，不放马豆草的话味道就不对，秘诀就是应该把土豆、菜豆和五花肉放在一起炖，千万不能分开。有人已经开始抱怨，如果特雅登再不闭嘴的话，就把他变成马豆草。这时，屋子里安静了。只有几根蜡烛闪烁着微光，炮手时不时地吐几下口水。
当门被打开，卡特出现的时候，我们已经睡了一会儿了。他的胳膊下夹着两个面包，手里还拿着一沙袋血淋淋的马肉。我以为我在做梦。
炮手的烟斗从嘴里掉了下来，他摸了摸面包，“这真的是面包，还是热的呢。”
卡特没有接话。只要有面包，其他的都不重要。如果你把他放到沙漠里，我也相信他能在一小时之内找到枣子、烤肉和红酒来当晚餐。
他对海伊说：“去劈柴。”
说着，他就从上衣里拿出一个煎锅，从口袋里掏出一把盐，还有一片肥肉；他把一切都想到了。海伊在地上生起了火。火焰在光秃秃的工厂大厅里噼啪作响。我们都从床上爬了起来。
炮手犹豫了。他在想要不要说点好话，或许还能分到点东西吃。但卡钦斯基只把他当空气，看都没看他一眼。这种情况下，他就只能骂骂咧咧地走开了。
卡特知道怎么把马肉煎得嫩——煎之前，必须先把马肉在水里煮一会儿，直接放到平底锅上煎就会变硬。我们拿着餐具蹲成一圈，终于填饱了肚子。
这就是卡特。无论何时何地，就算只给他一小时让他找吃的，他也会在这一小时内如有神助般，戴上帽子，走到外面，像有指南针引路一样朝食物走去，然后找到它。
他什么都能找到：当天气寒冷时，他能找到小炉子和木柴、干草和稻草、桌子和椅子，但他最擅长的还是找食物。真的很神奇，你会认为这些都是他凭空变出来的。他的高光时刻是曾经找到了四罐龙虾罐头。但我们更希望是猪油。
我们躺在营房的阳面休息。空气中弥漫着焦油、夏天和汗脚的味道。
卡特坐在我旁边，因为他喜欢说话。我们今天中午练了一小时的军礼，就因为特雅登给少校敬礼时有些漫不经心。卡特才不想好好敬礼，他说：“当心点吧，就因为我们太擅长敬礼，才打了败仗。”
克罗普大步走了过来，光着脚，卷着裤腿。他把洗好的袜子放在草地上晾干。卡特抬头看了看天空，听到了巨大的声响，若有所思地说：“每颗小豆子都会发出自己的声音。”
他们两个人开始辩论，顺便对我们头顶正在进行的飞机大战打了个赌，赌注是一瓶啤酒。
卡特没有被说服，作为一名前线老兵，他押着韵，表达了自己的观点：“同样的报酬，同样的食物——战争早已被遗忘。”
跟卡特不同，克罗普是个思想家。他建议，宣战日应该被视作一种民间节日，就像斗牛场一样，要收门票，还要配乐。在竞技场上，两国的部长和将军们应该穿着泳裤，拿着棍子互相攻击。谁最后还活着，谁的国家就赢。这不比让一堆和战争不相干的人在这儿打仗要更容易、更好吗？
大家对他的建议都很满意。随后，话题转到了军营训练上。
我想到了这样一幅画面。正午的炎热炙烤着军营的院子，广场上散发着热气，整个军营安静得好像空无一人。一切都在沉睡。只能听到鼓手在练习——他们在某处排好队，敲着鼓，笨拙、单调、沉闷。三者结合起来像个和弦：正午的热浪、军营的院子和练鼓的声音。
军营的窗户是暗的，朝里面看，什么也没有。有几个窗户前还晾着帆布裤子。大家都渴望地朝那边看，因为房间里很凉爽。
看哪，那昏暗发霉的下士房间里有铁制的床架、叠成方块的铺盖、储物柜和凳子！我们热切地期待着能回到这样的屋子里；出门在外的时候，这些对我们来说已经意味着家的气息了：不新鲜的食物的味道，熟睡后的味道，烟的味道和衣服的味道。
卡钦斯基充满感情、绘声绘色地描述着它们。我们要付出怎样的代价才能回到这样的房间啊！其他的都是奢求，我们想都不敢想——
清晨的指导课——“怎么拆解98式步枪？”
下午的体操课——“会弹钢琴的出列，向右转，到厨房报到，削土豆。”
我们沉浸在回忆中。克罗普突然笑着说：“在洛恩
换车。”
在我们下士圈子里，这是最受欢迎的游戏。洛恩是一个换乘站。为了让回乡探亲的士兵不迷路，希梅尔斯托斯在军营的房间里和我们一起练习换车。我们得记住，到洛恩后需要通过一个地下通道才能找到中转火车。当他下达了命令——“在洛恩换车”后，我们就得立刻从床的一边爬到另一边，一练就是几个小时。
就在这个时候，那架德国的飞机已经被击落。它像一颗彗星，在一缕烟雾中向下坠落。克罗普因此输了一瓶啤酒，闷闷不乐地数着自己的钱。
在克罗普平复了失望的情绪后，我说：“希梅尔斯托斯当邮递员的时候肯定是个谦虚的人，但为什么当了军士以后就变成了虐待狂呢？”
这个问题又让克罗普活跃了起来，“不只希梅尔斯托斯，很多人都是这样。打个比方，军装上加了绶带或者手里拿着佩刀，就能让他们变成另一个人，好像连混凝土都能啃得动。”
“这就是制服的原因。”我猜测道。
“差不多吧。”卡特说着，准备开始发表他的演讲，“但原因在于其他方面。想象一下，如果你训练一只狗吃土豆，然后再给它一块肉，它仍然会抢着吃，因为这是它的天性；如果你给一个人一些权力，他也会这样做，他会抢夺它。这是很自然的，因为人本来就是一个野兽，仅有的一点体面就像抹在面包片上的猪油。在部队里，总会有一个人的权力凌驾于另一个人之上。坏的地方就是，每个人的权力都太大了：士官可以折磨士兵，少尉可以折磨军士，上尉可以折磨少尉，以至于到最后，他们都疯了。因为他们知道这里就是这样的，所以很快就习惯了。就拿最简单的事来说吧：我们从阅兵场回来，累得跟狗一样。这个时候却被命令：唱歌。好吧，大家有气无力地唱着歌，其实这时候大家还算高兴，毕竟还能扛起枪。谁知道这个时候整个连队却被要求返回，还被罚了一小时的军事演习。在回程的路上又被命令：唱歌。这次的军歌就唱得很嘹亮。这一切的目的是什么？连长说一不二，因为他有权力这样做。没有人会训斥他，相反，人们会认为他很严格。这只是一件小事，他们还在许多其他的事上折磨人。现在我来问你们：要是不当士兵，随便做什么，会有什么职业可以让他这样做而不被打吗？只能在军队里。你们看看，这里会让每个人都变得狂妄。作为平民的他话语权越小，作为军官的他就会越傲慢。”
“这就是所谓的纪律。”克罗普漫不经心地说。
“他们总是有理由，”卡特大吼道，“可就算是这样，也绝不能刁难人。部队里大部分人都是锁匠、农民和工人，你想让这些可怜的步兵懂纪律，而他们只能看到自己被折磨，趴在地上训练；其实他们心里很清楚，什么是必要的，什么是不必要的。我告诉你们，每个普通士兵都在忍耐，这真让人生气！真的气死我了！
大家都觉得卡特说的有道理，因为每个人都知道，只有到达前线战壕时，演习才能停止；只要退下前线哪怕几公里，折磨就又开始了，可能是毫无意义的训练，也可能是敬礼和阅兵式行进。因为这是一条铁律：士兵无论何时都不能闲着。
这时，特雅登显得有些激动，脸通红，结结巴巴地说：“希梅尔斯托斯正在来的路上。他来前线了。”
特雅登心里十分怨恨希梅尔斯托斯，因为在军营中，希梅尔斯托斯总是用自己的方式来教育他。特雅登有尿床的毛病，晚上睡觉的时候经常会这样。希梅尔斯托斯知道后，武断地认为，这是懒病，然后就给特雅登找了个治病的方法。
希梅尔斯托斯在邻近的军营里找到了一个叫肯德法特的人，他也有尿床的毛病，于是就让他跟特雅登睡在一起。营房里放着普通的床架，他下令把一张床叠放到另外一张床上，床底都是铁丝做的。希梅尔斯托斯让一个人睡在上面，另一个人睡在下面。睡在下面的人肯定要遭罪了。第二天晚上，两个人再互换床位，睡在下面的人搬到上面，这样就能报仇了。这就是希梅尔斯托斯口中的自我教育疗法。
这个做法很卑鄙，但不失为一个好主意。可惜它不管用，因为前提错了：导致他们尿床的并不是懒惰。任何人在看到他们苍白的脸时，都能发现这一点。最后，这场闹剧以其中一人睡在地板上而结束，但这样一来，睡在地上的人却很容易着凉。
海伊也在我们旁边安顿下来。他对我眨眨眼，虔诚地搓着手。我们一起经历了军队生活中最美好的一天。那是出发的前一天晚上。我们被分配到一个新建的团中，但在这之前，我们被命令回到部队领军装，不是去新兵仓库，而是去另一个营房。第二天一早我们就要出发。这天傍晚的时候，我们打算去找希梅尔斯托斯，几周前，我们就发誓一定要找他算账。克罗普想得更长远，他计划在战争结束后就去邮局工作，如果希梅尔斯托斯以后重操旧业，那自己就能成为他的领导；他陶醉在如何折磨他的幻想中。正是因为这些，希梅尔斯托斯才无法让我们屈服；我们一直都在盘算着，战争结束前肯定要修理他一顿。
狠揍他一顿的时机到了。反正他不知道我们是谁，明天一早我们就走了。
我们知道他每天晚上在哪个酒馆喝酒。从酒馆到军营，必须穿过一条又黑又荒凉的街道。我们就在那条街的石头堆后面埋伏着等他。我还带了一个床单。我们激动得发抖，希望他能落单。终于，我们听到了他的脚步声，这声音对我们来说再熟悉不过。每天早上听到这讨厌的脚步声后，门就会被打开，然后就是一声大喊：“起床！”
“就他自己！”克罗普低声说。
“一个人！”我和特雅登蹑手蹑脚地绕过石堆。
希梅尔斯托斯的皮带扣在反光。他哼着歌，似乎有点醉了，毫无察觉地走了过去。
我们抓起床单，跳了起来，从后面蒙住了他的头，再把床单拉下来，这样他就像套在一个白色的麻袋里，抬不起手臂。歌声停止了。
随后，海伊·韦斯特斯也过来了。他伸出双臂把我们推到后面，只为第一个揍希梅尔斯托斯。他享受地摆着姿势，高高举起的手臂像一个信号杆，一只大手就像一个大煤铲，朝白布袋上猛击一拳，简直可以打死一头牛。希梅尔斯托斯在地上滚了几圈，开始破口大骂。我们早就想到他会大叫，就随身带了个枕头。海伊蹲下身子，把枕头放在膝盖上，抓住希梅尔斯托斯的头，把他按到枕头上。叫喊声立刻就变小了。海伊不时让他透口气，于是，他又开始咕噜着大声喊嚷，然后，就又没声了。
特雅登解开了希梅尔斯托斯的背带，拉下了他的裤子，还用牙齿咬住打人的鞭子，然后站起身来，准备动手。
这真是一个美好的画面：希梅尔斯托斯躺在地上，弯着腰，头闷在膝盖上，海伊露出魔鬼般的笑脸，饶有兴致地半张着嘴。希梅尔斯托斯抽搐着，他只剩下条纹内裤，每被打一下，他的X型腿就会不由自主地颤抖一下，不知疲倦的特雅登就像一个伐木工，得把他拉开才能轮到我们动手。
最后，海伊把希梅尔斯托斯拽了起来，以个人表演作为收尾。他把右手举得老高，像要摘天上的星星，狠狠地给了希梅尔斯托斯一个耳光。希梅尔斯托斯翻倒在地。海伊又把他拽了起来，让他站好，用左手精准地给他来了第二下。希梅尔斯托斯号叫着，连滚带爬地逃走了。他的条纹内裤在月下发着光。
我们飞快地消失了。
海伊再次环顾四周，一脸残酷和满足，神秘地说道：“复仇让人快乐。”
希梅尔斯托斯其实应该高兴，因为他口中的那句“一个人必须永远教育另一个人”的鬼话在他自己身上结出了果实。我们，则是他的好学生。
他永远也不会知道是谁干的。不管怎么样，他还是得到了条床单；因为我们几小时后再去找的时候，什么也找不到了。
那天晚上是我们第二天早上能带着些许镇定离开的原因。一个胡子拉碴的家伙还因此激动地称呼我们为年轻的英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