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I

不知道为什么，我想起家中书桌的抽屉里还有已经写了个开头的戏剧《索尔》和一摞诗稿。以前的很多个晚上，我都靠写作打发时间，其他人也都差不多；但对现在的我来说，这一切都那么不真实，已经变成无法想象的事了。

自从我们来到这里，即使什么都不做，也已经切断了与从前生活的联系。有时，我们会试图了解和解释现在的生活，但都失败了。克罗普、穆勒、勒尔、我，二十岁的我们，被坎托雷克称为铁血青年的我们，却对人生感到迷茫。老一辈的人与他们的过去紧紧相连，他们有自己的根，有妻子、孩子、职业和兴趣，这些都足够强大，是战争无法摧毁的。但是二十岁的我们只有父母，有些人有女朋友。我们拥有的并不多——因为在这个年纪，父母对我们的影响已经很小了，女孩儿还没有占据我们的生活。除此之外，我们什么都没有；一点热情，一些爱好，在学校里上学，这就是我们生活的全部。而这一切都随风而去了。

坎托雷克可能会说，我们正处在时代的转折点上。确实是这样。但我们还没有在土壤中扎根，就被战争的洪水冲走了。对年长的人来说，这只是一种中断，他们可以越过战争去思考。但我们却已经被卷入其中，不知道它将如何结束；我们唯一知道的就是战争正在以一种奇怪、忧郁的方式残害我们，虽然我们有时不再会感到悲伤。

就算穆勒想拥有凯梅里奇的靴子，也不代表他比那些因为痛苦而不敢这样想的人更冷血。他只是就事论事而已；如果凯梅里奇还能穿这双靴子，那他宁可光脚走过铁丝网，也不会想要得到它们。但就目前的情况来看，凯梅里奇不可能再穿了，而穆勒只想物尽其用。无论谁得到它们，凯梅里奇都会死，那为什么不能是穆勒呢？总比落在医护人员手里要好得多！等他死去再提这事就太晚了，所以穆勒一直挺上心的。

我们不再关心人情世故，实在的东西才是真的，才是对现在的我们来说最重要的。毕竟好的靴子很宝贝。

以前的我们可不是这样。刚到区指挥部时，我们还是二十个涉世未深的年轻人，几个人在去练兵场之前还一起兴致勃勃地刮胡子。我们对未来没有什么坚定的计划，只有极少数人对职业或工作有明确的想法；一切都充满了不确定性，在我们眼中，生活和战争都被理想化了，甚至有些浪漫。

十周的军事训练对我们的影响远超过去十年的学校教育：一颗抛光的纽扣比四卷叔本华更重要。起初，我们还会感到惊讶和痛苦，最后变得无动于衷，然后才意识到，抛光刷比精神重要，体系比思想重要，操练比自由重要。我们带着热情和美好的愿景来参军，但他们却想尽办法把这些从我们身上赶尽杀绝。在部队的三星期让我们知道，邮递员比父母、老师，以及从柏拉图到歌德的整个文化圈对我们的影响都大。我们用年轻而警觉的双眼看到，老师口中祖国的概念只有在暂时放弃人格的情况下才能实现，连身份最卑微的仆人都不会被这样苛求：敬礼、立正、阅兵、端枪、右转、左转、脚跟并拢、责骂和成百上千次的刁难；这跟想象中的任务并不一样，我们像马戏团的马一样为英雄主义做准备，但很快就习惯了。我们甚至能理解了，其中一些东西是必要的，其他东西是多余的。士兵总是对此很敏感。

我们班被拆分成几个三到四人的团，与弗里斯兰的渔民、农民、工人和手艺人在一起。很快，我们就交上了朋友。克罗普、穆勒、凯梅里奇和我加入了第九团，由希梅尔斯托斯军士领导。

他是练兵场上的大坏蛋，却以此为荣。这个矮小结实的家伙，服役十二年，留着红色的犄角八字胡，以前是个邮递员。他总是针对克罗普、特雅登、韦斯特斯和我，因为他能感受到我们无声的反抗。

我在一个上午为他铺了十四次床。他总说不合格，让我拆掉重叠。我用了二十个小时的时间——当然包括休息时间——给一双又旧又硬的靴子上油，它们明明已经很柔软了，只有希梅尔斯托斯觉得还不够软；他还下令让我用牙刷把军士的宿舍刷干净；克罗普和我被要求用扫帚和簸箕把营房院子里的雪扫干净，要不是一个少尉碰巧路过把我们打发走，我们可能得干到冻死为止，后来，少尉训斥了希梅尔斯托斯，这更让他对我们怀恨在心，后果就是我连续打扫了四个星期的卫生，每个星期天还得执勤；我背着行李，拿着步枪，在松软潮湿的草地上听着“起跳，前进，前进”和“卧倒”的命令进行训练，直到像个泥球一样瘫倒在地；四小时之后，我用一双带着擦伤的血手向希梅尔斯托斯展示一尘不染的衣物用品；我、克罗普、韦斯特斯和特雅登还曾在冰天雪地中站军姿，没戴手套的手握着冰冷的枪管，而希梅尔斯托斯就站在旁边，只要我们一动就判定我们违反军规；凌晨两点，我穿着衬衫从营房的顶层跑到院子里，来来回回有八次，只因为我堆放在凳子的裤子超出了板凳边几厘米。希梅尔斯托斯执勤的时候跟我一起跑步，故意往我脚上踩。在练习格斗的时候，希梅尔斯托斯每次都把我和他分在一组，我拿着沉重的铁枪，而他只拿着一把轻巧的木制步枪，这样他就能毫不费力地把我的胳膊打得青一块紫一块。有一次我被激怒了，激动地冲向他，朝他的胃来了那么一下，他就倒地不起了。当他想抱怨时，连长嘲笑他，让他小心点儿；他了解希梅尔斯托斯，也很愿意看到希梅尔斯托斯出糗。我就像一个攀岩高手，慢慢地从一次又一次的屈膝中找到自己的行为方式。听到他的声音时，我们会颤抖，但这并不意味着我们会屈服于这匹疯马。

星期天，克罗普和我用一根杆子挑着便桶穿过院子，希梅尔斯托斯精神抖擞，正准备出门。他站在我们面前，问我们喜不喜欢这份工作，我和克罗普假装绊了一下，桶里的粪便浇了他一腿。那时的他已经怒不可遏了。

“我要把你们关禁闭。”他喊道。

克罗普已经受够了。“但这之前还需要做调查，到时候我们就开诚布公地把事情说清楚。”他说。

“你们怎么跟军士说话的！”希梅尔斯托斯吼道，“都疯了吗？等着吧，看看有没有人来问你们！你们到底要干什么？”

“我们要把军士先生的秘密说出去！”克罗普说，然后把手指放到裤缝的位置。

希梅尔斯托斯方才意识到发生了什么，一言不发地走开了。在他消失之前，还在大声喊：“我会让你们付出代价！”但他已经拿我们没办法了。他又让我们在刚翻耕过的地上听他的命令——“卧倒！”“起跳，前进，前进！”我们服从每一个命令，因为命令就是命令，必须执行。但我们执行得很慢，这让希梅尔斯托斯陷入了绝望。我们悠闲地跪下，然后慢慢地趴在地上，如此反复；在这期间，他已经愤怒地发出了另一个命令。在我们出汗之前，他已经声嘶力竭了。

后来，他终于让我们休息了。虽然在他眼里，我们仍然是无赖，但其中已经夹杂着一丝尊重了。

部队里也有很多正派的军士，他们比较理智，这样的人还是占多数的。但最重要的是，每个人都希望尽可能长时间地保留在家乡的职位，而这只有通过严格训练新兵才能实现。

每一次军事训练都有我们的份儿，我们气得大哭。一些人也因此生病，沃尔夫就得了肺炎死掉了。但如果我们屈服了，就会成为笑柄。我们变得强硬、多疑、无情、凶残、有仇必报——这很好，因为我们缺乏这些品质。如果没有经过这种训练就被送往战场，那我们中的大多数人都会疯掉；有了这样的经历，我们就能为必然会发生的事情做好准备了。

我们没有崩溃，而是适应了；过去二十年的成长环境让我们觉得许多事情是困难的，但这也帮助了我们；它带给我们最重要的影响就是唤醒了我们坚定的、实在的团结精神，在战场上发展成战争所能带来的最好的东西：战友情谊。

我坐在凯梅里奇的床边。他的情况越来越糟。周围很吵，一辆列车已经抵达，医护人员正在挑选适合运送的伤员。医生路过凯梅里奇的病床时，都没有看他一眼。

“下一批就轮到你了，弗朗茨。”我说。

他用胳膊肘撑着枕头，“他们给我截肢了。”

他还是知道了。我点点头，回答道：“你能回家了，该高兴才对。”

他沉默不语。

我继续说：“弗朗茨，你应该庆幸不是两条腿都被截肢。韦格勒失去了整个右臂，这不是更糟吗？你马上就能回家了。”

他看着我，“你真的这么认为吗？”

“当然。”

他重复说道：“你真的这么认为吗？”

“当然，弗朗茨。你现在得赶快从手术中恢复过来。”他招招手让我靠近。我弯下腰贴近他，他低声说：“我不相信。”

“别瞎说，弗朗茨，过几天你就知道了。截掉一条腿不是什么大事，比这个还糟糕的创伤也会被治好的。”

他举起一只手，“你看看这几根手指。”

“这是手术的原因，只要好好吃饭就会好的。你们的伙食怎么样？”

他用手指了指半满的碗。见状，我有点急了，“弗朗茨，你必须吃东西。吃饭是最重要的。这里的伙食也挺好的。”

他拒绝了。过了一会儿，他慢慢地说：“我曾经想成为一名林务官。”

“你现在也可以啊，”我安慰他道，“现在的假肢做得很好，根本不会感觉到缺了什么。它们与肌肉相连。有了假肢手，手指就能动了，你可以工作，甚至写作。总会有新的东西被发明出来。”

他静静地躺了一会儿，说：“你可以把我的系带鞋给穆勒带去。”

我点点头，不知道说什么能让他高兴起来。他的嘴唇干裂脱皮，有些肿胀，牙齿突出，像一根根粉笔；他的身体好像要融化了，额头和颧骨凸起得厉害；骨架努力支撑着身体；眼神中已经没了光。几个小时后。什么都会过去了。

我不是第一次看到这样的人；但我们一起长大，一切就都不同了。我以前抄过他的作文。在学校的时候，他经常穿一件棕色西装，系着腰带，袖子被磨得发亮。他也是我们当中唯一能在单杠上做大回环的人，坎托雷克也会为他感到骄傲。做这个动作时，他的头发像丝绸一样飞扬在脸上。但他不抽烟，皮肤又很白，像个姑娘。

我低头看了看我的靴子，它们又大又笨，里面塞着裤腿；每当我们站起来的时候，裤腿像宽大的管子，让人看起来很魁梧。脱衣服游泳时，我们突然又有了细长的腿和瘦削的肩。这时候我们不再是士兵，而更像是普通男孩儿；没人相信我们能扛起军囊。当我们赤身裸体的时候，才真是一个奇怪的时刻：此时我们是普通人，感觉上也好像是这样的。游泳的时候，弗朗茨·凯梅里奇瘦瘦小小的，像个孩子。但他现在却躺在这里，为什么啊？我就应该把整个世界都带到他的病床前，告诉所有人：这是弗朗茨·凯梅里奇，十九岁半，他不想死。不要让他就这么死去啊！

我的思绪混乱。空气中石炭酸和烧焦的味道让肺部产生痰液，它像粥一样黏稠，令人窒息。

天黑了。凯梅里奇的脸已失去光泽。他从枕头上抬起头，脸色苍白，嘴巴轻轻动了一下。我向他靠近。他轻声说：“如果你找到我的表，就把它送回家。”

我没反驳他，因为已经没有任何意义了。谁也说服不了他。我在无助中感到痛苦万分。他的额头和凹陷的太阳穴，除了牙什么都没有的嘴，尖尖的鼻子！还有家里那个哭泣的胖女人，我还要写信给她。多希望这封信已经写完寄走了啊！

医院的护理人员拿着瓶子和水桶到处巡视。其中一个走了过来，用探询的眼神看了看凯梅里奇，然后又离开了。他在等待，可能他需要这张床。

我向弗朗茨靠近，跟他说话，好像这样就能救他：“也许你可以去到克洛斯特贝格别墅区的休养所，弗朗茨。在那儿，你可以从窗户看到田野尽头地平线上的两棵树。现在正是最美的时候，谷物都成熟了；傍晚的光把田野照得像珍珠母贝。还有克洛斯特小溪边上的白杨大道，我们以前还在溪边抓过刺鱼呢！那儿再建一个水族馆也不错，可以在里面养鱼。你也可以随时出去，不用问任何人。你愿意的话，还可以弹一会儿钢琴。”

我弯下腰看着他在阴影中的脸。他还在呼吸，很轻。他的脸是湿的，他在哭。我的蠢话引起了他美好的遐想！

“弗朗茨，”我扶着他的肩膀，把脸贴在他的脸上，“你现在想睡觉吗？”

他没有回答。泪水顺着他的脸颊流了下来。我想把他的眼泪擦干，但是手帕太脏了。

一个小时过去了。我紧张地坐着，仔细观察他的每个表情，想知道他是不是还想说些什么。真希望他能张开嘴大声喊出来啊！但他只是哭，头转向一边，什么都不说，也不提他的母亲和兄弟姐妹，这些已经离他远去了；他现在正与他十九年短暂的生命独处，他哭，是因为它也要离开他了。

这是我见过的最无助、最艰难的告别。虽然蒂德詹的情况也很糟糕——这样一个壮汉尖叫着要找他的妈妈，怒目圆睁地拿着刀不让医生靠近，直到他倒下。

突然，凯梅里奇呻吟起来，喉咙里发出呼噜声。

我跳起来，踉跄地走出去，问：“医生在哪里？医生在哪里？”

当我看到穿白大褂的医生时，就紧紧地抓住他，“快点过来啊，否则弗朗茨·凯梅里奇会死的。”

他挣脱开来，问站在旁边的医护人员，“这是哪个病人？”

他说：“二十六号床，腿被截肢了的那个。”

他骂骂咧咧地说：“我今天截了五条腿，怎么知道这是哪个。”他把我推开，跟旁边的医护人员说，“你去看看吧。”然后就跑去手术室了。

往病房走的时候，我愤怒地颤抖着。那人看着我说：“一个接一个的手术，从早上五点开始——老实告诉你，今天一天就有十六个人死掉了，你这是第十七个。今天肯定能有二十个。”

我身心俱疲，突然间什么也不能做了。我不想再骂人，因为这毫无意义；我想躺下，再也不起来了。

我们到凯梅里奇床边的时候，他已经死了。他的脸被泪水打湿，眼睛半睁着，像泛黄的老式牛角扣。

医护人员突然戳了我一下，“你要把他的东西带走吗？”我点了点头。

他继续说：“我们得马上抬走他，这张床还有用。病人们都已经躺到外面的走廊了。”我拿着东西，解下他的兵籍名牌。医护人员还要求提供士兵证。我告诉他，证件可能在文书室，然后就离开了。他们已经把弗朗茨拖到了一块帐篷布上，就在我身后。

门外的黑暗和微风让我松了口气。我拼命地呼吸，风吹在脸上，我感受到前所未有的温情和柔软；脑子里突然闪现出漂亮的姑娘、开花的草地和白色的云朵。我迈着大步，越走越快，然后跑了起来。士兵们从我身边经过，听不清他们在说什么，但却让我不安。大地充斥着力量，通过脚底涌向身体。夜晚充斥着噼啪的枪声，前线炮火如同一首协奏曲。我的四肢灵活地移动着，我能感觉到关节的强壮有力，我大口喘气，我还能呼吸。夜晚还是很热闹，我还活着。这时，饥饿感袭来，但这种感觉并不仅仅来自胃。

穆勒站在营房前等我。我把鞋子递给他，进屋之后，他就开始试鞋，结果非常合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