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

我们现在在前线后方九公里。我们昨天才被换下来；现在满肚子都是白豆和牛肉，吃得很饱，很满足，甚至在晚饭时都能领到额外的饭盒；此外，还发了双份的香肠和面包，足够了。这样的情况已经很久没有出现了：红头发的厨工直接开始给我们打饭；他挥舞着勺子给每个人盛上丰盛的食物。他有些崩溃，因为他不知道怎么把厨房里的食物都清空。特雅登和穆勒费了很大劲才找到几个洗脸盆，把它们装得满满的。特雅登这样做是因为他嗜吃如命，穆勒则是出于谨慎。所有人都很好奇，像鲱鱼一样瘦弱的特雅登，把饭都吃到哪儿去了。

但最重要的是，烟也给了双倍——每人十支雪茄，二十支香烟和两块嚼烟，数量相当可观了。我用嚼烟和卡钦斯基交换了香烟，这样一来，我就有四十支香烟了。够我抽一天的了。

其实，我们本不应该得到这么多。普鲁士人并不慷慨。这一切都要感谢一个错误。

十四天前，轮到我们到前线换班。当值期间，一切都很平静，因此，军需官为我们连队返营的一百五十人备全了当天的食物。然而，就在最后一天，漫天炮火意外袭来，英国大炮不断向我们的阵地发出攻击，我们损失惨重，最终，只有八十人返回。

夜间扎营后，我们就立刻躺下休息，终于能睡一个好觉了；卡钦斯基的话没错：如果我们能睡个安稳觉，那就代表战场的情况没那么糟糕。以前我们从没睡过好觉，因此，每次都觉得在前线的十四天十分漫长。

当我们中的第一批人走出营房时，已是中午了。半小时后，每个人都拿起了饭盒，聚集在飘着食物香气的厨房前。当然，站在最前面的是饿得最惨的人：小阿尔伯特·克罗普，我们中思维最清晰的人，因此他也最早晋升豁免兵；穆勒，他仍然带着课本，梦想着有一天能参加考试，在连天炮火中，他仍然苦读物理定理；勒尔，留着络腮胡，对军官妓院的女孩们情有独钟，还发誓有一天会通过军令让女孩们穿上丝绸衬衫，并让上尉以上头衔的客人在与她们碰面前先洗个热水澡；第四位是我，保尔·鲍默。我们四个人都是十九岁，都是从同一个班级走上战场的。

紧跟在我们身后的是我们的朋友，特雅登——一个瘦小的锁匠，与我们同龄，是连队里的贪吃鬼。他坐下来吃饭的时候还是个瘦子，吃完站起来的时候就胖得像只怀孕的虫子；海伊·韦斯特斯，与我们同龄的挖泥煤工，他会把一块小面包攥到手里然后问别人：“猜猜我的拳头里有什么？”德特林，一个只想着自己的农场和妻子的农民；最后是斯坦尼斯劳斯·卡钦斯基，我们这群人的头儿，强悍、精明、狡猾，四十岁，一张泥土色的脸，蓝色的眼睛，总是习惯性地耷拉着肩膀，灵敏的鼻子能够感知空气中紧张的氛围、美味的食物以及战争中哪项工作最轻松。

我们这拨人在战地厨房前排到了队首。一无所知的厨工还傻站在那儿等着所有人到齐再开饭，但我们已经等得不耐烦了。

终于，卡钦斯基对他喊道：“打开你的肉汤锅，海因里希！豆子已经熟了。”

他困倦地摇了摇头：“等你们所有人都到齐了我才能开饭。”

特雅登咧嘴一笑：“我们所有人都已经到了。”

厨工仍然没有明白发生了什么：“肯定没有。其他人都哪儿去了？”

“他们今天不会到这儿领饭了！他们在野战医院和公墓里了！”

厨工听后很震惊，犹豫着说：“我可是为一百五十个人准备了饭。”

克罗普戳了戳他的肋骨：“我们终于可以饱餐一顿了。来，开饭吧！”

突然间，特雅登恍然大悟。他那张尖尖的老鼠脸开始闪闪发光，眯起的眼睛中透露出狡黠，脸颊抽动着，凑上前说道：“天哪，那不就是说你已经领到了一百五十人份的面包吗？”

厨工不知所措地点了点头，有些失神。

特雅登抓住他的上衣：“香肠也是一百五十人份的吗？”

厨工又点了点头。

特雅登的下巴颤抖着，“烟草也是？”

“是的，所有的东西。”

特雅登环顾四周，满脸笑容，“天哪，真是太幸运了！那所有东西就都是我们的了！每个人都会得到——等等，我算一下——双份的量！”

厨工回过神后，解释道：“那不可能。”

这时，我们也高兴得一拥而上。

“胡萝卜，为什么不可能呢？”卡钦斯基问道。

“一百五十人的食物不可能只分给八十人。”

“那我们告诉你怎么分！”穆勒抱怨道。

“多少食物对我来说无所谓，但我只能发放八十份的饭菜。”番茄坚持说。

卡钦斯基生气了。“你以前肯定在前线换过班，对吧？现在你并不是给八十个人，而是给二连提供饭菜。好了，现在把所有的食物都发放出去吧。我们就是二连。”

我们把厨工围了起来。连队里的所有人都受够了他，因为在双方开火时候，他不敢把做饭的锅炉放在离连队近点的地方，我们派去取饭的人不得不比其他连队的人走得远，这就导致我们有好几次都很晚才拿到饭，而且吃的时候都凉了。一连的布尔克可比他强多了——虽然胖得像个冬天的仓鼠，但是在关键时刻他会把锅拖到前线。

当时，我们正在气头上，如果连长没出现，肯定就打起来了。他询问了情况后，只说了一句话：“是的，我们昨天伤亡惨重。”

然后，他朝锅里看了看，“豆子看起来不错。”

番茄点了点头，“我放了肥肉、瘦肉，一起炖的。”

少尉看了看我们，知道我们在想什么；他还知道很多其他事情，因为他曾经也经历过我们经历的一切，才从军士变成少尉。接着，他又掀开锅盖，闻了闻里面的食物。

临走时，他对厨工说：“给我也盛一大盘。把锅里的这些都分了吧，我们要吃光。”

番茄摆出一副傻乎乎的表情。特雅登高兴地在他身边跳来跳去。

“这对你来说根本没什么损失！看他做的这个事儿，就像部队后勤部是他家开的似的。赶紧吧，你这个寄生虫，可别算错了！”

“滚开吧！”番茄大声喊道。他气得不行，根本没法理解这个事儿。为了表明自己现在对什么都无所谓了，他甚至主动给每个人发了半磅的人造蜂蜜。

今天还不错。邮车到了，几乎每个人都收到了一些信件和报纸。我们现在在军营后面的草地上闲逛。克罗普的胳膊下还夹着一个人造黄油桶的圆盖子。

草地的右边已经盖好了一个带着棚且坚固的巨大公厕。但这是给还没有学会随机应变的新兵准备的。我们有更好的选择。散落在各处的小箱子就有同样的用途。这些箱子是方形的，很干净，由木头制成，四周封闭，坐上去无可挑剔，特别舒服。箱子的侧面有把手，移动起来很方便。

我们三人围成一圈，找了个舒服的位置坐下，两小时内不打算站起来。

新兵的时候，我必须跟其他人一起上公用厕所，到现在我都还记得当时是多么尴尬。因为厕所没有门，二十个人像在火车上一样挨着坐在一起，一览无余——新兵就应该一直处于监督之下。

在这期间，我们学到的不仅仅是如何克服羞耻心。随着时间的推移，我们还熟悉了很多其他的东西。

露天厕所真是享受。不知道为什么，过去我们总觉得不好意思，其实这就像吃喝一样自然。如果这是生活常态，只对我们来说是新鲜事的话，那就不值一提了——毕竟，其他人早就习惯了。

士兵比其他人更熟悉自己的胃和消化系统。他们四分之三的词汇都来自于此，最大的快乐和最深的愤怒都能在这儿找到精练的表达。其他方式都没这么简洁明了。如果我们回家后还这么说话，家人和老师都会感到惊讶，但在这里，它是通用语言。

大家就这样逐渐减轻了说脏话的负罪感。更重要的是，它们对我们来说很自然，表达起来就像玩斯卡特无主时没有人头牌一样顺畅。各式各样的废话被称为“茅坑暗号 ”是有原因的；在部队里，这就是闲聊的地方，甚至能代替朋友间的聚会。

此刻，我们比蹲在豪华的白色陶瓷马桶上还要舒服，它虽然干净，但不如这里好。

放空的感觉太好了。我们头上有湛蓝的天空，地平线上悬挂着明亮的黄色系留气球，依稀还能看到高射炮周围云朵一样的白烟，当它们追踪空中目标时，便会在天空中留下一条白线。

前线的炮火听起来像非常遥远的雷声，头顶上嗡嗡作响的大黄蜂就能把它淹没。

周围是开满鲜花的草地。小草的嫩芽随风摇曳，菜粉蝶在夏末柔和温暖的风中翩翩起舞，我们摘下帽子放在身边，一边看信、读报，一边抽烟，风吹着我们的头发，也扰乱着我们的思绪。

三个箱子突兀地矗立在鲜红的罂粟花中间。

我们把人造黄油桶的盖子放在膝盖上，这样就能在上面玩斯卡特了。克罗普负责发牌。每一局空手明牌后就来一局换牌比小，这样一来，我们可以一直这样坐着，不用换位置。

军营里传来手风琴的声音。我们不时把牌放下，互相看着对方。这时，一个人可能会说：“孩子们，孩子们——”或者是：“那会儿我们差点死了——”然后就会陷入沉默。我们身上有一种强烈的、克制的感觉，每个人都能感觉到，无需太多的语言。如果今天没有坐在露天厕所上，这种感觉或许就不会这么明显。现在所有的一切都很新鲜，刺激着我们的感官——红色的罂粟花、美味的食物、香烟和夏日的风。

克罗普问道：“你们有谁见到凯梅里奇吗？”

“他在圣约瑟夫医院。”我说。

穆勒说，凯梅里奇的大腿被射穿了，可以借此理由回家。

我们决定下午去看他。

克罗普拿出一封信，“坎托雷克向你们致意。”

我们笑了。穆勒扔掉烟头，说道：“真想让他也到这儿感受一下。”

坎托雷克，是我们以前的班主任，一个穿着灰色燕尾服的严厉的小个子男人，长得尖嘴猴腮，身材跟有“克洛斯特贝格军营的恐怖者”之称的希梅尔斯托斯军士差不多。说来奇怪，这个世界上的苦难往往都是由小个子造成的：他们比高个子更有活力，更不容易相处。我总是小心翼翼地避免加入小个子队长的连队；他们通常都是浑蛋。

坎托雷克在训练时总给我们洗脑，直到我们班在他的领导下团结一致地来到区指挥部参军。我好像仍然可以看到他透过眼镜瞪着我们，用激动的声音问道：“你们要入伍的，对吧，同志们？”

这些老师们可以一连几个小时地用这样激昂的情绪来说服学生们参军，但我们当时对此并没有考虑太多。

然而，我们中却有一个人犹豫不决，不想入伍。那就是约瑟夫·贝姆，一个肥胖、懒散的家伙。最终，他还是被说服了，因为除此之外，他也别无选择。也许还有人跟他想法一样，但没有人敢这样做，因为当时连父母都会毫不犹豫地把这种行为看作是胆小怕事。所有的人都不知道即将面对的是什么。穷人和朴实的人其实是最理智的，他们认定战争是一场灾难，而经济条件稍好的人则兴高采烈，尽管往往是他们更早地意识到后果。

卡钦斯基说，这是由教育导致的，教育让人变得愚蠢。而卡特说的这句话，是他自己思考的结果。

奇怪的是，贝姆是最早倒下的人之一。在一次冲锋中，他的眼睛被射中，但我们必须立刻撤退，没法带上他，只能让他躺在那里等死。下午，我们突然听到他的叫声，看到他在外面无意识地乱爬。他看不见，痛得发狂，还没等到我们的人去救他，就在没有任何掩体的情况下被人击中身亡。

当然，这不是坎托雷克一个人的责任，如果把它视为罪责，那这个世界上的其他人呢？世界上有数以千计的坎托雷克，他们都相信自己能以最舒适的方式过上最好的生活。

但对我们来说，他们的形象却已崩塌了。

这些人引导十八岁的孩子们进入成人的世界，迈入工作、责任、文化和进步的世界，走向未来的世界。虽然我们有时会嘲笑他们，跟他们玩一些小把戏，但实际上却对之十分信任。他们是权威的代名词，拥有深刻的洞察力和丰富的知识。但战争中的第一个死者打破了这种信念。不得不承认，因为年龄的关系，我们更实诚一些；他们只是在措辞和技巧上占了上风而已。战场上的第一次交锋就让我们看到了自己的错误，隐藏在错误之下的，是从他们那里获得的整个世界观的崩塌。

当他们还在写作和交谈时，我们看到的是医院和垂死的人；当他们把为国家服务称为最伟大的事情时，我们感受到的是更强烈的对死亡的恐惧。

叛徒、逃兵或者懦夫，这样的词他们可以脱口而出，而我们不想成为他们口中这样的人。我们和他们一样热爱祖国，在每一次进攻中都表现得英勇；但现在我们知道了自己跟他们的不同，也看清了事情的本质。他们什么也没给我们留下。我们是孤独的，也不得不孤独地面对一切。

出发之前，我们就把凯梅里奇的东西打包好了，回乡的路上他一定用得到。

野战医院很繁忙，一如既往地散发着石炭酸、脓液和汗水的气味。就算已经习惯了军营生活，我们在这里也会感到不舒服。我们向人打听着凯梅里奇。他躺在病房里，很虚弱，见到我们的时候，有些喜悦和激动，也有些无助。在他昏迷的时候，手表也被人偷了。

穆勒摇了摇头，“我告诉你好几次了，别随身带着那么贵的表。”

穆勒这个人有点笨，但很有主见。其实，他不应该说这句话，因为大家都知道，凯梅里奇没法走出病房。能不能找到手表已经无所谓了，顶多就是把表当作遗物送回家乡。

“你感觉怎么样，弗朗茨？”克罗普问道。

凯梅里奇低下了头，“还行，只是脚疼得厉害。”

我们把目光转向他的床。他的腿藏在一只铁丝篮子底下，盖在上面的被子高高翘起。我用脚踢了穆勒的小腿，提醒他不要把外面医护人员跟我们说的事告诉凯梅里奇：他被截肢了，已经没有脚了。

他的状态很差，脸色蜡黄，鼻子和嘴周围有些苍白，脸上出现了我们曾经看过几百次的奇怪的纹路，这并不是真正的纹路，更像是一个标识；皮肤下已经不再有生命的跃动，死亡正从他的身体内夺走生机；他的眼睛已经散发出濒死的气息了。凯梅里奇就躺在那里，可是不久前我们还一起烤马肉，蹲在战壕里并肩作战；他还是他，但又不再是他。他的形象变得模糊不清，像被冲洗了两次的底片，甚至连声音也像即将消失的灰烬。

我想起了当时启程的场景。他的妈妈，一个善良的胖女人，送他到车站。当时，她一直哭，脸都哭肿了。凯梅里奇有些尴尬，因为她是所有人中最激动的，再加上庞大的身躯，让她看起来好像要融化在脂肪和眼泪中。她盯着我不放，抓着我的胳膊求我在外面多照顾弗朗茨。凯梅里奇长着一张娃娃脸，因为骨头软，背了四星期的军囊后，一双脚就成了扁平足。但是战场上谁又顾得上别人呢！

“现在你能回家了，”克罗普说，“正常还得再等几个月呢。”

凯梅里奇点点头。我无法看清他的手，它们像融化的蜡一样模糊，指甲里还藏着战壕里的泥土，就像蓝黑色的毒药。我好像看到，在凯梅里奇死去之后，他的指甲还在生长，就像地窖里幽灵般的植物。它们长啊长啊，弯曲成开瓶器的螺丝钻；他的头发像草一样从头盖骨下面长了出来，但这怎么可能呢？

穆勒弯下腰，“我们把你的东西也一起带来了，弗朗茨。”

凯梅里奇用手一指，“把它们放在床下吧。”

穆勒把他的行李放了进去。凯梅里奇又开始说他的表。该怎么让他平静下来又不起疑心呢？

穆勒从床底下拿出一双飞行靴。这是一双用柔软的黄色皮革制成的漂亮的英国货，高度及膝，鞋带从下一直往上延伸着，所有人都想拥有这样的一双鞋。穆勒非常喜欢靴子的样式，拿着鞋底跟自己笨重的鞋比较，问道：“这双鞋你还要吗，弗朗茨？”

我们三个人的想法都一样：即使病好了，他也只能穿一只鞋，这对他来说已经没有意义了。但就目前的情况看，把靴子留在这儿很可惜，因为他一死，医护人员立刻会把它抢走。

穆勒重复道：“你不想把靴子留在这儿吧？”凯梅里奇不想，因为这是他最好的东西了。

“我们可以换啊，”穆勒再次建议，“上战场的话，我用得着这双鞋。”但凯梅里奇还是不为所动。

我踩了一下穆勒的脚，于是，他慢吞吞地把靴子放回床下。

聊了一会儿后，我们互相告别。

“保重，弗朗茨。”

我答应他明天再来看他。穆勒也说了差不多的话，他还惦记着鞋，肯定会积极一些。

凯梅里奇疼得一直呻吟。他发烧了。我们拦住外面的医护人员，请他给凯梅里奇打一针止痛针。

但是我们被拒绝了，“如果每个人都想打一针吗啡，那得有满满一桶才够。”

“你就给军官打，是吗？”克罗普刻薄地说。

见状，我赶快把两人隔开，递给军医一支烟。他接下了。我忙继续问：“你有权力给病人打止痛针吗？”

他感觉被冒犯到了，“如果你觉得不能，还问我干什么？”

我又往他手里塞了些烟，“帮个忙吧。”

“好吧。”他说。克罗普也跟着一起进去了，因为不信任他，所以要亲眼看看。我们都在外面等着。

穆勒又开始说那双鞋。“那双靴子，我穿着太合适了。脚上的这双破鞋都给我磨出好几个水泡了。你觉得他能坚持到我们明天执勤结束吗？如果他晚上走了，那这双鞋肯定还在。”

克罗普回来了。“你们觉得呢——”他问道。

“没救了。”穆勒说道。

我们就打算回营房了。我想起来，明天还要给凯梅里奇的妈妈写信。天气很冷，我想喝杜松子酒。穆勒拔了几根草嚼在嘴里。突然间，小克罗普扔掉了他的烟，疯狂地跺着脚，惊慌失措地四处张望，结结巴巴地说：“该死的浑蛋，这些该死的浑蛋！”

我们继续往前走，走了很久。克罗普已经平静下来了；这是炮弹休克的症状，每个人都有这样的时候。

穆勒问他：“坎托雷克在信里究竟写了什么？”

他笑了笑：“他说我们是铁血青年。”

我们三个人愤怒地笑了。克罗普骂道，他应该对自己还能说话感到高兴。

是的，成百上千个坎托雷克，他们就是这样想的，他们就是这样想的！铁血青年。青年！我们确实不到二十岁，但还年轻吗？青年？那已经是很久以前的事了。我们经历的一切已经让我们变成了老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