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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方关于中国城市史的研究，在20世纪70年代才真正发展起来，可以说是学者们对20世纪60-70年代以来的“冲击—反应”模式、殖民主义理论、现代化理论所主宰的中国历史研究的一种反思。我自己的学术发展，经历了从宏观到微观的演变。在整个20世纪80年代，我基本上都在从事《跨出封闭的世界——长江上游区域社会研究，1644-1911》一书的写作。这本书出版后，引起很大反响。但是，此后我的研究发生了极大的转向，2003年和2008年分别由美国斯坦福大学出版社出版的英文著作《街头文化》和《茶馆》，无论思考的问题，还是研究的方法、使用的资料，以及文字的表述，都与我过去的研究有非常明显地不同。这标志着我的研究经历了从宏观到微观，从精英到下层，从宏大叙事到日常取向的转变。
关于中国近代城市的研究，实际上在学术界的发展时间也并不算长，如果我们把施坚雅《晚期中华帝国的城市》作为对中国城市史进行系统研究的开端的话，那么实际上是从20世纪70年代才真正开始出成果。
在1953年，R.墨菲（Rhoads Murphey）曾经出版过一本关于上海的城市史研究：《上海——现代中国的钥匙》，这算是最早的研究中国城市的专著。
但是在整个50年代和60年代，在西方学术界，关于中国城市的研究并没有多少实质性的进展，施坚雅才真正开拓了中国城市研究的新路径。
中国城市史研究的发展，与20世纪70-80年代以来中国中心观的兴起有关。研究中国近代史有若干个有影响的范式，比如冲击—反应、殖民主义、现代化理论等，柯文的《在中国发现历史》对上述西方研究中国模式的大概发展趋势，有一个比较系统的总结。
中国城市史研究的发展，就是注重中国内部因素的结果，而不是从西方外因的角度来观察中国的历史。如果是按费正清（John King Fairbank）的冲击—反应模式，即主要考察中国怎样对西方的冲击做出反应的话，那么主要研究重点就会放在战争、贸易、条约、改良、革命等课题上，城市及其社会生活，便不会是考虑的重点。因而，中国城市史的研究逐渐受到关注，是随着中国中心观的兴起而发展起来的，学者越来越强调中国社会内部自身的发展动力。
当然，如果仔细观察从20世纪70年代以来的关于中国城市研究的发展，我们会发现存在相当多的缺陷。这里我想指出的是，不仅仅是中国城市史的研究，甚至整个中国近代史研究，都存在类似的问题，我归纳为：重沿海，轻内地；重精英，轻下层；重政治，轻日常；重变化，轻持续；重宏观，轻微观；重相异，轻相同；重乡村，轻城市。
第一，重沿海，轻内地。关于上海、江南等沿海地区的研究，有非常多的成果，吸引了众多学者的参与，但对内地城市的研究却非常薄弱。中国幅员辽阔，有着复杂的环境、地理、人文等因素。大部分研究者的眼光主要集中在沿海地区，但是沿海地区只是中国的一部分，沿海地区的历史也并非中国历史的全部，因此我们看到的只是一部分的中国，可以说是不完整的。我们只有对内地有了同等程度的了解，才能够真正认识一个完整的中国。
第二，重精英，轻下层。历史学家关注的都是重要的历史人物、思想家等，对那些默默无闻的芸芸众生，所知甚少，对百分之九十五以上的一般的民众漠不关心，他们到底是怎么思考的？是怎样生活的？怎样参与社会活动的？有什么样的价值观等等，都是我们应该思考的。
第三，重政治，轻日常。这个问题和重精英、轻下层是相关的。我们重视战争、改良和革命运动，但是对于每天都可以看到的日常生活却视而不见，认为这是没有意义的，日常小事也上不了报纸的头条新闻，也不会引起重大的社会变动，没有研究的价值，因此我们对这种日常的每天发生的事情不敏感。而黄仁宇写的《万历十五年》，就是从没有意义的看起来平平常常的1587年，觉察到了明王朝重大的政治和社会危机。黄仁宇的眼光非常独到，不过他所研究的对象还是皇帝、大臣、精英人物，与我这里提到的日常还有相当大的距离。我认为，历史研究者应该从每天发生的小事，看到整个社会、政治和文化的演变。
第四，重变化，轻持续。由于西方的入侵，近代中国社会、政治、文化、经济都发生了重大变化，因此历史学家研究改良与革命，研究经济的发展和社会文化的演变，重视的是社会的发展和变化。我们知道，文化的演变并不像政治运动那么激烈。如辛亥革命带来了清朝的结束和民国的建立，但革命以后，社会和文化的变化却是非常缓慢的，在短时期内甚至我们可能觉察不到。但过去历史学家把眼光都放在变化的方面，对变化很慢、甚至没有变化的东西，或者是持续下来的东西，缺乏关注。而文化有着持续性，有的经过了几十年，甚至上百年，仍然延续下来。甚至政治也有着持续性，例如1949年以后的许多政治经济政策，我们可以在民国时期找到它们的根源。
第五，重宏观，轻微观。研究者总是把焦点放在那些重大的政治事件，热衷于发现规律，总结历史经验，吸取历史教训，进行宏大的国家叙事。当然具有宏大的目标，对于历史研究者来说是有必要的，有现实的关怀也没有错。但是我们必须知道，如果想要驾驭宏观问题，必须对微观有很好的把握。如果不了解局部的话，我们又怎能懂得总体？
第六，重相异，轻相同。在对中外历史的比较研究中，包括城市史研究中，我们总是强调中国社会与西方有多大的不同，好像两者是格格不入的，没有交叉点，没有共同性。不言而喻，中国文化和西方文化当然有很大的区别，但是我们很少关注到，即使生活在两个不同世界的人们，有完全不同的地理、社会、文化的背景，如果我们仔细比较和观察，会发现也有很多东西是相似的。我并非一定要强调它们的相似性，我想指出的是，我们观察历史不能只看到一个方面，要全面地了解历史。我们知道中西相异，但我们在进行中外历史、文化、城市等比较的时候，也应该更多地注重到它们的相同之处。而那些所谓的“独特性”，经常被历史上的一些政客们，拿来当作证明中国不能进入世界潮流的最方便的借口。
第七，重乡村，轻城市。早期的关于中国历史的研究，着重在乡村。当然，从20世纪90年代以来这个情况在逐步地改善，城市史研究的成果多是从80年代末到90年代以后才出现的。我们不但需要知道乡村的社会、经济、文化状况，还必须了解中国城市的这些状况，这样我们才能够了解中国历史和社会的全部。我们研究中国城市，就要进入到中国城市内部，去观察和探索中国城市的方方面面。
韦伯（Max Weber）关于中国城市的研究，在过去相当长的一段时间里，基本上主导了西方学者对中国城市的了解。他的名著《城市》和《中国的宗教》这两本书，都讨论了中国城市。
韦伯强调了“城市共同体”（urban community）的概念，他指出西方能够发展成现代的资本主义，是因为城市扮演了重要的角色，其中最重要的是西方有城市共同体，其中市民又扮演了重要角色。他把中世纪的欧洲城市和中国城市进行了比较，发现在西方有城市自治运动，有自由法律的观念，有财产的自由转让等等，这些实际上都加速了封建制度的衰亡。而中国的城市是失败的，这是中国城市本身的弱点所决定的，因为中国根本没有形成一个城市共同体。他以西方特别是欧洲的城市为参照系，按西方城市的模式来衡量中国城市。他的这个观点后来受到一些学者，特别是我的老师罗威廉（William Rowe）的批评（对罗的研究下面有具体介绍）。
在韦伯看来，中国没有形成城市共同体的原因有两方面：一是政治体制，二是社会结构。从政治体制看，他认为中央政府控制了城市，所以说中国城市是没有自治的，都是在行政机构的严密控制之下。同时他认为中国城市的形成也不是经济发展的自然结果，是由于行政中心造成的，例如作为一个县的县府或一个省的省府这样发展起来的。要不就是作为一个军事要塞而兴起，即是由于国家政治的需要而形成。所以城市总是中国的行政中心，或军事驻扎地，这其中行政管理起了主要的作用。与之相比，西方的城市是自然形成的，由于经济、贸易等因素发展而来，而中国的城市不独立，它们受县的管辖。同时城市是驻军的地方，军队对它的控制非常严格。这个政治体制影响了中国城市，使之没有形成城市共同体。
从社会结构来讲，韦伯认为在中国，住在城市的居民们实际上在意识中仍然把他们的出生地（或他们的老家）作为他们的家，那里有他们的宗族宗庙，使他们有一种归属感，而城市只是一个暂居或谋生地。他们到城市谋生，挣的钱还要寄回家乡。他们死了以后，尸体还要运回家乡掩埋，和他们的祖先和父辈长眠在一起。从这个角度来讲，他们对城市没有归属感和认同感。而在西方，市民认为城市就是他们的最终归宿，在那里出生，在那里死亡，他们就是城市人。在韦伯看来，中国城市也没有像西方那样建立完整的法律体系，其秩序经常是靠习惯来维持的。中国城市的商业发展，会受到行会的控制，经常具有地域或行业的排他性，并形成垄断，其他人很难参与。在中国城市里，这种血缘和地域关系的制约，使城市难以自由发展。
但是，韦伯所描绘的中国城市存在很大的问题。他把中国和欧洲的城市进行对比，看到了中国城市和欧洲的不同，这没有问题，但是他没有从中国的角度来考虑中国城市的发展，还忽视了中国城市功能的差异。虽然许多中国城市是得益于行政中心或军事中心的推动，但是中国也有很多城市是因为交通、贸易和经济的需要发展起来的（下面关于施坚雅的研究将讨论这个问题），韦伯没有注意到这些因素与城市发展的关系。同时韦伯还认为中国的城市是停滞不前的。但是从20世纪80年代以来的研究已经完全证明了，即使到了晚期中华帝国，中国的城市仍然在持续地向前发展。中国的城市有广阔的地理和人文背景，其在发展过程中，经济的作用完全超过了政治的作用，这与韦伯的结论很不相同。
施坚雅（G.William Skinner）的研究虽然没有直接与韦伯进行对话，但是他的成果实际上在相当程度上修正了韦伯对中国城市的误解。他的区域体系理论受到德国地理学家W.克里斯塔勒（Walter Christaller）的中心地理论的影响，他把中国的城市系统划分为长江下游、岭南、东南沿海、西北、长江中游、华北、长江上游、云贵和东北九个“巨区”，对城市结构和系统进行分析。施坚雅认为，19世纪中国的城乡关系非常密切，各个地区已经建立了完善的市场网络，划分为各个层级，从最低级的乡场，到中级的镇，到县城，到中心城市等等，形成了现代中国城市的完整结构。施坚雅的研究给我们提出了很多有用的思考。过去我们的研究总是按行政区划分，施坚雅根据市场结构把中国城市划成若干大区，超越了行政管理的范围，而且根据商业、贸易、交通网络等因素，进一步把一个巨区又分为中心与边缘区。他从农民赶集，短途贸易，到长途贸易，探索中国的市场模式。不过，近些年中外学者对他的这种模式都有商榷。因为他的研究主要是根据他20世纪40年代末到50年代初在成都郊区的调查，后来一些学者认为他的这种模式不一定适合于中国的其他区域。但他的研究至少给我们提供了一个新的参照系，就是从市场的角度来看中国的城市系统和社会结构。
20世纪80年代以后，新的研究逐步修正了韦伯对中国城市的看法。最早的是日本学者斯波义信，他强调从宋代以来中国城市的性质便已经发生了本质性的变化，宋代即发生了商业革命。
西方学术界一般认为，从宋代开始中国便进入了晚期帝国时期，中国南方的人口第一次超越北方，这种人口重心南移，加上商业化、城市化、纸币的使用、长途贸易的发展等，使得中国城市发生了巨大的转型。实际上，城市的贸易逐渐取代了行政管理的功能。与韦伯的理解不一样，斯波义信认为官府对市场的影响和控制并不是很大，很多非官方的组织发生了作用。
不过，真正针对韦伯关于中国城市的这种认识进行正面交锋的应该是罗威廉（William Rowe），他写了两本大部头关于早期近代汉口的城市史，即1984年出版的《汉口：一个中国城市的商业与社会，1796-1889》和1989年出版的《汉口：一个中国城市的冲突与社区，1796-1895》。
他在第一本《汉口》中，与韦伯的观点进行论辩。通过对汉口商业及其组织的研究，他认为，实际上在相当程度上，汉口是一个自治的城市，政府对贸易的干预很少，鼓励商业的发展。中国城市并非像韦伯所说受到官僚的严密控制，完全没有自主权。而且中国城市中还存在着非官方的社会团体，罗威廉特别着重研究了各种不同类型的行会，他认为这些团体与城市的稳定和繁荣是紧密联系在一起的。因此，居住在汉口的居民，在相当程度上存在着韦伯所谓的城市意识，有着强烈的自我认同感。可以看出罗威廉所展示的中国城市与韦伯所理解的中国城市存在相当大的区别。
罗威廉这本书出版以后，有些学者也提出商榷，认为汉口是很特殊的，它处在长江中游这种特殊的交通枢纽，而且汉口是中国商业最发达的城市之一，也具特殊性，因此很难完全推翻韦伯对中国城市的认识。然而我自己对成都的研究，《街头文化》和《茶馆》实际上证实了罗威廉对韦伯的批评。成都是一个行政中心城市，它是四川的首府，也是成都府的府城，同时它还是成都县的县城，因此行政管理的特点是非常明显的。但是我对成都的研究证明，官僚对成都社会的管理控制实际上是非常少的，成都社会相当大的程度上是自治的，这实际上从另外一个角度印证了罗威廉在两本《汉口》中的观点。
我对长江上游地区的研究，是从宏观开始的。我于1993年出版的《跨出封闭的世界》一书，受到了施坚雅研究的极大启发，我没有把研究局限在四川省而以整个长江上游区域作为对象，便是其影响的结果。这个研究受两大史学思潮的影响：一是以布罗代尔（Fernand Braudel）为代表的法国年鉴学派，一是现代化理论。前者尤以布罗代尔的《菲利普二世时代的地中海和地中海世界》对我启发甚多，后者则是布莱克（C.E.Black）的《现代化动力：一个比较研究》使我获益匪浅。
在年鉴学派影响下，这本书虽然篇幅很大，但研究对象基本集中在生态、人口到社会经济、组织和文化上，对政治事件的涉及甚少。如果说年鉴学派对我选择研究对象作用甚巨，那么现代化理论则使我能够把如此丰富的资料和复杂内容统一于一个贯穿全书的主线。
与许多现代化问题研究者不同的是，我并不认为传统与现代化是完全对立的，正如我在《跨出封闭的世界》的“导言”中所表明的：“我们不能把现代化视为是从传统到现代化中间的一场简单的转变，而应将其视为是从远古时代到无限未来连续体的一部分。这即是说，传统和现代并不是一对截然分离的二项变量，而是由两个极构成的连续体。因此严格地说，传统与现代化都是相对的，没有截然分离的界标，也不像革命那样有一个明确的转折点。在从传统向现代化的过程中，社会犹如一个游标，愈来愈远离传统的极点而愈来愈趋近现代的极点。”因此，这个研究是以“动态的眼光看待长江上游区域社会”。
这样的构想，使我避免了在中国现代化研究中很容易出现的偏向：即把晚期中华帝国或早期近代中国，视为一个停滞的社会，这正是在西方和中国史学界普遍接受的观点。从黑格尔的“一个无历史的文明”之说，到马克思“密闭在棺材里的木乃伊”之形容，还有韦伯所谓中国“没有形成一个成熟的城市共同体”的论断，以及中国史家“闭关自守”之论证，无一不是这种认识的反映。
然而在《跨出封闭的世界》中，无论从农业经济、传统手工业，还是从区域贸易、城市系统与市场网络，以及教育、社会组织、社会生活和社会文化，都可以看到这种发展，证明即使是在中国的一个相对封闭的区域，仍然存在着发展的内在动力，而且社会从未停止它的演化。
不过，也必须承认，当我在进行《跨出封闭的世界》课题研究时，主观上并未把“停滞论”作为自己所要论辩的对象，而且本书是在现代化理论影响之下完成的，其宗旨是探索一个传统的社会是怎样向近代演化的。在这种思想指导之下，把传统的丧失和现代因素的出现都视为社会进步的必然结果，并给予这种发展积极评价。换句话说，这个研究是从现代化精英的角度来看待社会变化的，把主要注意力放到他们的思想和活动上。研究地方精英，无疑是了解清代长江上游社会发展的一个极好窗口，然而这个角度也制约了我在那本书中语言的使用，用目前比较时髦的话来说，是接受了精英的“文化霸权”（cultural hegemony）和“话语”（discourse）。例如在讨论民风民俗一节时，所使用的“懒散作风”“惰性”以及“不良社会风气”，把大众宗教都简单地归之于“迷信”等，都是当时精英批评下层民众的常用语言，而我在使用这些带价值判断的词汇时却未作认真辨析。
但是十年以后，我的研究风格却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对照《跨出封闭的世界》，从《街头文化》和两本《茶馆》，可以看到我学术兴趣、学术观念、学术方法的极大转变。如果说《跨出封闭的世界》是从精英的眼光去看社会变化的话，那么后三本著作则是从下层民众的角度，探索现代化对他们日常生活的影响（虽然《跨出封闭的世界》也观察了普通民众，但并未对他们予以足够的重视），即注重传统的价值，并把下层民众作为自己的主要研究对象，而且把重点从对社会的全面考察，集中到对社会生活和社会文化、特别是大众文化的探索。在分析社会演变时，我更加注意下层人民的反应，以及他们与精英和国家权力的关系，并考察民众怎样为现代化付出代价，同时揭示他们是怎样接受和怎样拒绝他们所面临的变迁的。如果说《跨出封闭的世界》注重“变化”，那么《街头文化》和《茶馆》的研究虽然也讨论变化，但更强调“持续性”（continuity）。因此我的研究范围也大大缩小，从整个长江上游区域集中到一个特定的城市，从社会的各方面聚焦到公共空间和公共生活，从两百多年漫长的清代限定到20世纪前后60年（《街头文化》）和20世纪（《茶馆》）的历史。
研究街头文化和茶馆的课题是怎样形成的呢？在霍普金斯大学做博士论文之前，系里要求每个博士生必须提交一篇在原始资料基础上的研究论文，并在系里举办的讨论会上宣读和答辩。在选题的时候，开始我打算写晚清成都的改良人物傅崇矩，从他的经历和思想来观察社会日常生活和文化，通过他的眼睛来看晚清的城市社会。在晚清，精英人物大部分关注的都是很大的问题，如关于国家政权问题、经济问题、社会弊病问题、专制问题，还有关于西学东渐和西方影响问题。但傅崇矩的独特之处在于他非常注意下层民众的问题。他做了一个社会调查，编成了八卷本的《成都通览》，非常详细，犹如晚清成都的百科全书。
他还创办白话文报纸，这些都反映了地方知识分子对他们所处社会的观察。当这个题目深入进去后，我发现收集的资料涉及很广，我的触角延伸到档案、游记、日记、报刊以及文学资料，包括诗歌和小说，其中有不少描述了下层民众在公共空间中的活动，包括他们的商业、娱乐、人与人之间的交往。因此我决定把研究的范围扩大到观察下层民众在公共空间的活动。虽然公共空间、下层民众和大众文化是一个很大的问题，不过我把我的研究局限在成都这个比较具体的区域。
《街头文化》的英文题目“Street Culture”的形成则带有某种偶然性。在我1998年题为“Street Culture”的论文发表之前，
可以说英语世界并没有这个用法，尽管当时“urban culture”（城市文化）、“popular culture”（大众文化或通俗文化）、“mass culture”（平民文化）、“plebeian culture”（庶民文化）等使用已十分普遍。记得1995年在草拟论文提纲时，我的最初题目是“Popular Culture on the Street”，直译便是“街头上的大众文化”。但在论证这个题目时，有时为方便起见，行文中也用“street culture”。不想我导师罗威廉（William Rowe）在审读这个报告时，对“street culture”这个组合十分欣赏，建议以此作为题目，以更简洁醒目。因此，这组合虽然是我在偶然中所造，但却是罗威廉帮我提炼而成的。
这个更加限定的研究范围，使我能集中深入考察和回答一些问题，这些问题包括：公共空间在城市日常生活中有何功能？城市民众与城市公共空间有何关系？谁是城市公共空间的主要占据者？普通民众是怎样使用公共空间的？国家和地方精英在多大程度上控制街头和社区？改革和革命是怎样改变人们的日常生活的？在这个社会转型时期，大众文化和公共空间是怎样发生变化的？在公共空间中，下层民众、地方精英与国家权力的关系是什么性质？以及大众文化与地方政治是怎样交互影响的？这些问题对认识中国城市十分重要，但却仍缺乏研究，而对这些问题的回答无疑将加深我们对近代中国城市的理解。
《街头文化》完成后，在美国国家人文科学基金会的资助下，我把全部精力放在完成关于20世纪成都茶馆和公共生活的两卷本专著上。茶馆的课题是街头文化研究的一个逻辑发展。1995年我着手写《街头文化》一书起，便竭力发掘关于地方文化的细节资料，然而困难重重。直到20世纪90年代末在成都市档案馆翻检出珍贵的关于成都社会的各种档案资料，我进入这个城市的微观世界才真正有了可能。当我在成都市档案馆阅读那些卷帙浩大的案卷时，一份又一份有关日常生活的资料浮出水面，当时激动而兴奋的心情，仍然记忆犹新。甚至回美国路上也不放心托运复印资料，一直随身携带，须臾不敢离开自己的视线，生怕有任何闪失。
回到美国，当我仔细通读这些档案资料时，成都微观世界的秘密在我脑海徐徐展开，我看到了晚清和民国时期整个国家剧烈的政治动荡，在经历着经济、社会、文化变迁之时，一个内陆城市的日常生活是怎样进行的，人们怎样利用茶馆进行聊天、消遣、娱乐等各种休闲活动。但这些茶馆远远超出其休闲功能，实际上从经济上讲，是一个市场；从政治上讲，则是地方政治的大舞台，亦是一个复杂的社会机构，是当时为数不多的公共空间之一，是人们能够拥有的公共生活而且乐意光顾的最大众化的设施。
把茶馆作为一个“微观世界”来分析，便涉及若干相关问题：微观世界能否反映大的社会，微观世界的个案能否说明外边更大的世界？另外，根据小的个案得出的结论是否可以推而广之到更大的范围？研究中国的人类学家经常以一个小社区为基地，力图为理解大社会提供一个认知模式，也经常被类似的问题所困扰。一个小社区是大社会不可分割的一部分，然而又不能完全代表那个大社会，因此其仅仅是一个“地方性知识”，或者说是“地方经验”。尽管有这样的限制，地方知识仍然提供了对大社会的部分认知。我的微观研究并不企求建立一个普遍的模式，或者确立一个中国城市公共生活的典型代表，而是为城市研究提供一个样本和一种经历，以丰富我们对整个历史、社会和文化的理解。总而言之，微观历史的意义在于为理解城市史的普遍规律提供个案，其不仅深化我们对成都的认识，而且有助于理解其他中国城市。
在《街头文化》中，我对茶馆问题已经进行了初步探索，提出了不少问题，而我其后关于茶馆的专著则将把许多已经提出的问题深入化、具体化和微观化。这个课题使我的研究范围进一步缩小，即从整个成都城市各种公共空间缩小到茶馆这个特定的公共空间，把茶馆作为一个微观世界来考察，去探索整个20世纪不同的历史时期、不同的政治环境下，人们的公共生活是怎样变化的，并通过茶馆这个微观世界去观察那个大的世界的变迁。由于空间范围的限定，进行非常细致的分析成为可能，从一定意义上来说，这个关于茶馆的研究或许可以说是“微观历史”（microhistory）。“微观历史”虽然在西方史特别是中世纪欧洲史的研究中已有相当的发展，然而在中国史的研究中则基本阙如，这除了史学方法的问题外，还因为对中国社会和社会生活研究缺乏系统的资料。在中国几乎找不到像欧洲教会档案、宗教裁判所那么大量、系统和完整的记录。虽然我并未能克服这种资料的缺陷，但多年的努力——从挖掘档案到实地调查——使我能够进入到茶馆的内部，去探索那丰富多彩、变化多端的微观世界。
我在茶馆的第一卷中强调了两个主要观点，一是所谓的国家文化（national culture）怎样影响到地方文化；二是以茶馆为代表的地方文化，怎样抵制和反抗国家文化的渗透和主宰。实际上我是在考察两者是怎样互动的。读者不难看到，我对近代以来国家政权无限的扩张是持批评态度的，这当然也反映了我的史学观——总是站在弱者一边观察问题，同情下层弱势群体的遭遇。我也不同意有论者所说的我忽视现代国家政权在现代化过程中所扮演的积极角色，对这个角色我从来是不否认的。但我关心的问题是，在无数推进现代化的措施中，普通民众究竟得到了多大好处，又做出了怎样的牺牲？
因此，微观研究的关键在于研究者是否能够把对历史的认识上升到一个更广义和抽象的层次。当然，在我们研究大众文化、一般民众和日常生活时，也应该重视那些具有普遍意义的重要事件。一方面，对微观和下层的研究，使我们能观察那些在社会底层知之不多的现象；另一方面，对具有历史意义的重大事件的考察，可以加强我们对政治和日常生活的深刻理解。这种取向使我们在研究微观问题时，也能充分注意到宏观的历史事件。虽然微观历史津津乐道那些微不足道的细节或“小历史”，但其所揭示的问题有助于我们理解大历史。
考察历史的角度和方法，经常因史家的历史观而异。过去我们研究历史，钟情于宏观历史和历史上的风云人物，风行一时的黄仁宇的《中国大历史》，更使我们相信，历史学家应该高瞻远瞩，写历史也应有叱咤风云的气概，指点江山的魄力，洞悉历史的眼光，或像《资治通鉴》那样，为当政者提供治国的借鉴，或为国家民族复兴在意识形态上奠定基础。当书写这样的历史时，在相当程度上满足了我们驾驭历史的野心。因此，整个中国的历史书写，从根本上看，可以说是一个帝王将相、英雄以及知识精英的历史，因为我们相信，只有写他们，才能建构民族和国家命运的宏大叙事，才能体现史学家的使命感。
宏观历史当然是重要的，问题在于研究历史何必厚此薄彼？我们似乎不屑把精力浪费在那些历史上默默无闻的芸芸众生之上，生恐这样降低了我们历史研究的意义。其实，难道我们不认为每天的日常生活，较之突发的政治事件，更贴近我们的命运吗？在我看来，没有无意义的研究对象，无论我们的研究对象是多么平淡无奇，多么缺乏宏大的“政治叙事”，如果我们有利用“显微镜”解剖对象的本领，有贴近底层的心态和毅力，我们都可以从那表面看来“无意义”的对象中，发现有意义的内涵。黄仁宇的《万历十五年》，不正是从一个平平常常的、“没有意义的一年”（a year of no significance）而发现了这个帝国内部所隐藏的、导致其灭顶之灾的深层危机吗？当然，黄仁宇的兴趣，仍然在于帝王将相，与我们所关注的默默无闻的，日出而作、日落而息的老百姓，仍然有着遥远的距离。
我们事无巨细地了解帝王将相的一举一动，对那些宫廷闱事，明争暗斗，了如指掌。他们当然比一个默默无闻的普通人对历史更有影响。但问题在于，我们所面对的占总人口绝大部分的小人物，他们每天也在创造历史，只不过创造的方式不同罢了。我们不关心他们的情感，他们的生活方式，他们对世界的看法，他们的遭遇，他们的文化，他们的思想，因为他们太渺小，渺小到难以进入我们史家的视野。因此，我们所知道的历史是一个非常不平衡的历史，我们把注意力放在一个帝王将相、英雄豪杰驰骋的小舞台上，而对舞台下面千变万化、丰富多彩的民众的历史却不屑一顾。在帝王和英雄的历史书写下，我们把希望寄托在历史上屈指可数的明君贤相身上，个人如沧海的一滴水，可有可无，似乎在历史上没有留下任何踪迹。
在研究成都时也面临同样的问题。尽管在过去，可以说上千年来关于成都的各式各样的资料都留存下来了，但是并不能说我们只用这些资料就能找回成都的真实的历史，因为中间会出现很多问题，其中问题之一就是我们过去的历史记录，关于政治方面的内容很多，关于中央和地方政府的叙述很多，关于重要人物的记录很多，但是真正关于普通人、关于人们的日常生活到底是怎么样的，我们却说不清楚。当然今天我们了解我们自己的生活，但是对于五十年前、一百年前，一个普通成都人是怎么度过他的一天的，他是怎么在街头上或茶馆里进行活动的，我们所知非常有限。现在我们每天看电视，电视上演的都是皇帝、重要人物的事情，或者是政治运动、战争，对占人口绝大部分的一般民众，我们真正了解得非常之少。
研究日常，研究下层，说到底是历史观和方法论的问题。虽然我们的主流意识形态不断强调，“人民才是创造世界历史的动力”，但我们的历史研究实际上对这个动力却十分轻视。当然，论者可以反驳说，研究农民战争不也曾经是红极一时的“五朵金花”之一吗？不过，我们应该知道，这些农民战争的研究，基本是以其领导者为中心的。一个普通农民一旦成为农民起义的领袖，便成为我们历史撰写中的“英雄”。而他们的“英雄事迹”不过是进一步为我们的英雄史观提供更多的脚注和事例罢了。
地区或地方的研究是否可以提供一个理解中国社会和文化的普遍性知识，是历史学家们关心的问题。微观研究的意义在于，能够把对历史的认识上升到一个更广义层次而提供个案分析，其不仅能丰富我们的地方知识，而且有助于我们对中国的理解。由于中国地理、经济、政治、文化、社会特征的复杂性，任何同一性或特殊性都应在我们的思考范围之内。当我们研究大众文化、一般民众、日常生活时，也应该重视那些具有普遍意义的重要事件。一方面，对微观和下层的研究，使我们能观察那些在社会底层，人们知之不多的现象；另一方面，对具有历史意义的重大事件的考察，可以加强我们对政治和日常生活的深刻理解。因此，当我们将微观视野放在民众、日常、街头、茶馆等问题时，精英、国家、政治运动等也不可避免地纳入我们的讨论之中。这种取向使我们在研究微观问题时，也充分注意到宏观的历史事件。虽然微观历史对那些微不足道的细节或“小历史”津津乐道，但其所揭示的问题有助于我们理解大历史。
一位我十分钦佩、成就斐然的前辈美国华裔历史学家曾经告诫道：“千万不要做第二等的题目”，言下之意是要选重要题材才可能成就杰出历史学家，所以他所做选题，都是关于国计民生的大题目。他的这种看法，引起不少国内史家的共鸣。但是我怀疑，是否真的存在所谓“一等题目”或“二等题目”。我想在那些崇拜“一等题目”学者的眼中，巴黎圣塞弗伦街印刷作坊学徒工的杀猫，巴厘岛上土著居民的斗鸡，成都穷街陋巷边茶馆的清谈……应该都是末流题目了。
我们的史家热衷于宏大的政治叙事，还在于我们受“定性历史学”的影响。这个“定性历史学”显然源于中国史学“臧否人物”的传统。在这种传统影响下，史家更重视的是价值判断，而疏于探索这种事件发生的前因后果，更谈不上在历史的语境下，对某个事件和人物的行为，站在客观的立场上，作出一种合乎逻辑的解释了。我们把过多的精力花费在对历史事件和人物性质的判定上，强调是进步还是倒退，正确还是错误，革命还是反动，社会主义还是资本主义，等等。与此同时，我们把自己的角色转换成为了历史的审判官，而非冷静的研究者；把自己当作了政治的吹鼓手，而非独立的思考者。我们的研究经常充斥着政治名词，但又经常对这些名词缺乏学术的限定。
研究历史应该是作为一种学术和文化事业，应该与功利和运用相脱离，这便是国人颇为诟病的“纯学术”的问题。作为一个历史学家，为什么不能沉湎在他自己的世界，让他自己的思想在自己研究的历史中飞翔？历史是否给人们以启迪，是否能为当政者提供“资治”，应该让他人去判断，而非历史学家本身。一旦一个史家对其所研究的对象带有一种功利的目的，我们就有理由怀疑其研究结果的可靠性和公正性。在社会高度分工的今天，在一个开放的社会中，为什么不能允许一些人进行“纯粹”的历史研究呢？作为人文学科的历史学，与作为社会科学的政治学、社会学、经济学等不同的，便是它的非运用性，它是我们现实社会中传承和传播知识的一部分。当我们这个社会能够容忍历史学家脱离现实地研究历史问题，我们才能真正对一些历史问题作出深刻的认识。
当然，历史学家应该具有情感、正义与现实关怀，但所有这些因素，不应该左右他们冷静的历史判断。当我们看到一些史家带着强烈的感情色彩撰写历史时，我们应该对这些历史是否公正备感警惕；当我们听到一些史家义正词严地指责他人“违背”了什么原则时，我们应该认真问一问，历史研究除了诚实公正、言之有据、独立思考外，真的有什么不可违背的清规戒律吗？如果我们不断重复地宣称，马克思主义是一个开放的理论体系，但又把马克思主义的历史观看成神圣不可侵犯、自我封闭的系统，是否应该反思自己可能已经陷入了一种悖论？
要允许不同历史观和方法论的历史学家发表与现存的主流历史书写不同的历史观点，问不同的问题，作不同的解答。如果历史研究已经有了现成的标准答案，那么还需要我们研究历史么？或者我们所研究的历史还有任何生命力么？如果我们看到有史家以居高临下的姿态和口吻，指责目前史学研究的所谓“不正常”或“不正确”的倾向时，我们就应该问问，是谁来判断“正常”与“不正常”，“正确”与“不正确”？当我们只允许对一些重大历史事件作出一种既定的标准解释时，我们就应该问问，历史学家是否还有存在的必要？当我们用学术之外的权力，来捍卫一种学术观点，我们就应该问问，如果一种学术需要权力来捍卫，那么这种学术是否还有存在的价值？
其实，任何历史研究都不能逃脱所处的语境，尽管我在这里竭力提倡“出世”的纯学术研究，但也表达了对目前一些史学研究倾向的担忧，表现了一种实实在在的“入世”的态度。这恐怕也是任何一位试图独立思考的历史研究者所面临的两难处境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