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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人的存在境域看，“是什么”和“做什么”的相关性，同时使“何为人”与“何为行动”之间具有了内在的关联。作为人的存在方式，行动本身具有何种品格？这一问题进一步引向了对行动的具体理解。
行动展开于人与世界的关系，其内在的指向在于通过人与世界的互动，使人和世界发生一定的变化。这里所说的变化包含二重涵义：其一，行动作为特定的存在形态，其发生和展开本身也表现为广义存在的变化过程；其二，在作用于世界的过程中，行动同时使人和世界发生了不同形式的变化。在这里，“是什么”与“做什么”之间的相关性从更广的层面得到了展示：人的行动使人和世界发生某种变化，这种变化又进一步制约着人与世界的存在形态（成为什么）。换言之，人与世界之成为什么（发生什么变化），与人的行动（对世界与人自身的作用）无法分离。行动与世界的以上关联既使行动获得了现实的品格，又赋予它以深沉的本体论内涵和价值论意义。
以人和世界的变化为现实的指向，行动既不同于单一的意念活动，也有别于纯粹的身体移动，而是表现为身与心的互动。
单纯的意念活动仅仅限于精神之域，对外部的存在没有发生实质的影响，从而不同于现实的行动。单一的身体移动可以有不同的情形。一种情形是肢体或身躯被强制性地移动，如在外力的强制之下从某一位置移向另一位置，此时身体虽然移动，但这种移动并非出于个体的意愿，而是外部力量使然。另一种情形是无意识活动，如无意中抬腿或伸臂、不经意间触碰某物，等等。在以上情形之下，身体的移动都没有意识的自觉或自主参与，从而不构成具有意向性的行动。行动过程中身与心的互动，可以通过按开关之例来说明。被按住手、强制地揿下开关，不是行动，因为此时有“身”（身体“被移动”）而无“心”（内在的意向）；“想”按开关而无相应的肢体活动，也不是行动，因为此时有“心”（内在的意向）而无“身”（肢体活动）。唯有既出于内在意向，又用手按下开关，才是行动，而这一过程便表现为身与心的统一。后期墨家在对人之“为”作界说时，曾指出：“志行，为也。”
这里的“志”与动机、意向相关，“行”则是与身相涉的活动，对后期墨家而言，“志”与“行”合，才构成人的实际行为或行动（“为”）。这一看法无疑也已注意到行动过程中身与心的互动。
行动的意义往往超乎行动的主体，并具有不同层面的社会影响。以思想或观念而言，仅仅内在于主体意识过程中的思想或观念，不是行动，因为此时思想或观念并未超出个体及其意识之域。然而，将上述思想或观念表达出来，并与他人交流、讨论，则是行动：后者超越了个体的意识之域，进入了人与人之间的理解、沟通过程，并构成了哈贝马斯所谓交往行动（communicative action）的一个方面。同样，以观念、思想影响社会，也是一种行动，通常所谓传播、宣传，即属于这一类行动。广而言之，在思想、观念的引导下展开对世界和人自身的多方面作用，并进一步化观念为现实，则在更内在、更实质的层面展开为行动过程。思想、观念与行动的以上关联，从一个方面体现了行动所具有的社会作用和社会意义。
行动既以身与心的统一为特点，又展示了现实的社会效应和意义。以多样的形式为具体的存在形态，行动同时包含普遍的规定。从行动的普遍性之维看，这里首先涉及行动的基本单位。什么是行动的基本单位？这一问题的实际内涵是：何为有意义的行动？作为一个过程，行动可以区分为不同的系统，其中复合性的行动系统往往包含着若干从属性的行动系统。行动的系统性，意味着行动的可分解性（复合的行动系统可分解为不同的子系统或亚系统）。然而，这种分解又总是有其限度：超过了一定限度，则有意义的行动便不复存在，或者说，“行动”便不再是本来意义上的行动。行动的基本单位，与行动的以上限度，具有内在的联系。
以上事实表明，行动的基本单位，与行动的意义无法分离。判断某一动作是否为行动，往往取决于这种动作是否呈现意义以及呈现何种意义。与行动相关的这种意义，首先与行动者的意向相联系：行动的意义同时为行动者本身所自觉意识。某些动作作为一种现象，也许具有特定意义，但若未为行动者所自觉意识，则不构成行动。例如，不经意间抬起手，如果没有意向的参与而仅仅表现为单纯的肢体活动，便不能被视为行动：尽管从生理学、心理学等角度考察，它或许也有某种意义，但这种生理学、心理学上的意义，主要呈现于外在的观察过程，这种观察层面的意义显然不同于行动的意义，因为它缺乏行动者意向的参与，未为行动者本身所自觉意识。然而，如果以举手来表达发言的意愿，则手的抬起或举起便是行动，因为此时手的抬起不仅呈现为一种意义的符号（与发言相联系）而且同时渗入了行动者的自觉意向（希望发言或要求发言）。这里同样涉及身与心等关系：“心”在此表现为内在的意欲（希望发言）以及信念（相信通过举手可以实现以上意欲），“身”则体现于举手的动作，“身”与“心”的如上统一，同时展现为一种具有符号意义的活动，在行动中这种意义又为行动者所自觉意识。要而言之，没有意义的动作，不构成行动；不具有符号形态的“意义”（单纯的内在观念），也不同于行动：作为意义表达形式的符号，总是有形之于外的一面，而单纯的意识活动则缺乏后一品格；同样，上述意义如果未为行动者所自觉意识，与之相涉的动作也无法被视为行动。
可以看到，行动的基本单位，也就是意义的基本单位。一定的活动或动作之成为行动，其前提在于它具有为行动者所自觉意识的意义。当然，意义的呈现，同时与一定的背景以及理解过程相联系，理解则进一步涉及不同的视域，与之相联系，一种行动，其意义往往包含多种可能的理解。不过，为特定的行动者所自觉意识到的意义，则具有相对确定的内涵。以按电灯的开关而言，从意义理解的层面看，这一活动可以被解释为“按开关”“开灯”“让房间变亮”，等等，其中每一种陈述都有特定的意义。然而，具体的行动者在一定的时间、条件下所自觉意识到的意义又包含确定的内涵，与之相应，对他而言，这种行动也表现为特定的形态：他或者仅仅是按开关，或者操作开灯动作，或者实施让房间变亮的行动。就其包含意义并且这种意义又为行动者所自觉意识而言，这种活动无疑属行动，而它所包含的较广解释空间，则表明同一行动可以获得不同的理解。
在这里，行动内含意义之维与行动意义的理解具有开放性，表现为相互关联的两个方面，而行动以意义为基本单位与行动意义本身的多样呈现则并行而不悖。
行动的基本单位具有相对独立的意义，这种意义使相关的活动获得行动的性质。然而，如前所述，行动同时又具有系统性，行动的基本单位总是归属于一定的行动系统，并构成其中的一个环节。从现实的形态看，行动大都以系统为其存在的具体形态，行动的基本单位唯有置于它所从属的系统中，才具有完整的意义。以前文提及的举手而言，作为以发言为意向的动作，它无疑构成了一种有意义的行动，然而，这种行动同时又处于更广的行动系统之中：举手发言作为一种有意义的行动，总是与课堂提问、学术会议或更广意义上的公共讨论等行动系统相联系，其具体的意义也唯有基于这些教学、学术、讨论活动，才能形成。进而言之，完整意义上的行动，往往包含不同的环节。以战斗中的射击而言，行动者的欲望是消灭敌人，这同时也构成了其行动的目的；选择适当的位置、对象，在最佳的时间扣动扳机，等等，构成了射击的方式；命中目标或偏离目标，则是其结果。以上几个方面，便构成了战斗中射击行动的相关环节，它们彼此联系，从另一方面赋予行动以综合的形态。这种行动不同于仅仅以扣动扳机为内容的单一性行动，它构成了战斗过程中射击的现实存在形态。可以看到，在逻辑的层面上，行动可以区分为单一的形态与综合的形态，在现实的层面或完整的意义上，行动则首先呈现综合性的特点。
当代的分析哲学曾对行动作了种种的考察，然而，从总体上看，其行动理论或行动哲学（the theory of action or the philosophy of ac-tion）关注的主要是具有单一性质的行动，如开枪、开灯、发动汽车，等等，对行动的理解，基本上也限于以上层面。对很多分析哲学的行动理论而言，以上层面的行动似乎便构成了一个完整的系统，他们的进一步讨论，常常主要涉及扣扳机与开枪或杀人的关系、按下开关与开灯的关系、旋转汽车钥匙与发动汽车的关系，等等，在这一类情形中，行动的完整系统都限于相对单一的动作。从这一层面讨论行动，固然有助于在微观的维度理解行动，但从人的实际存在过程看，以上行动已包含某种抽象（将某一行动从更广的行动系统中抽取出来），如果仅仅限于这一视域，无疑容易忽视行动的现实形态，并使相关的讨论流于空泛。以开枪而言，在其现实性上，它往往与狩猎、战斗、刺杀、行刑、射击比赛等行动过程相联系，其具体的意义，也唯有联系这样一些现实的行动系统才能加以把握。这里的意义并不仅仅涉及行动的社会效应，而是关乎行动本身的内在意蕴。离开更广的行动背景谈扣动扳机或开枪等活动，显然难以避免其抽象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