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序

本书的论域属宽泛意义上的实践哲学。以人的行动和实践为指向，实践哲学本身可以展开为两种路向。其一，基于不同实践领域，对实践活动作多样的考察。道德哲学、政治哲学、法律哲学等，在相当程度上体现了这一进路。其二，跨越特定的实践领域，对行动、实践作元理论层面的（meta-theoretical）研究，关于何为“行”、如何“行”以及实践理性、实践智慧等问题的思与辨，便与此相关。本书的研究大致可归入后者，而其中所涉及的内容又与我前此的思考具有理论上的关联。在数年前出版的《成己与成物——意义世界的生成》一书中，我以成己与成物为视域，对意义及意义世界作了若干考察。就其内涵而言，成己与成物以人自身的完成与世界的变革为题中之义，无论是人自身的提升（成己），抑或本然存在向人化世界的转换（成物），都既涉及知，亦关乎行（实践），从成己与成物的角度理解意义世界的生成，相应地也离不开实践之维。就此而言，本书对行动和实践的研究，可以视为我前此工作的延续。

在中国哲学中，“做人”“为人”与“做事”“行事”无法相分。从哲学的层面看，“做人”“为人”并不仅仅是日常生活中的待人接物，其更深沉的涵义在于成就人自身。“人”并非一开始即取得人之为人的形态，所谓“做人”“为人”，也就是通过“做”“为”——广义的实践活动，使人成为真正的人。在此意义上，“成己”与“做人”具有一致性。同样，“做事”“行事”也并不限于日常之举，其所涉之域包括“赞天地之化育”“制天命而用之”，后者在实质上展开为一个化“天之天”为“人之天”（成物）的过程。就此而言，“成物”与“做事”也具有相通性。“成己”与“做人”、“成物”与“做事”的以上关联，同时使成己与成物的考察逻辑地引向实践哲学的研究。

成己与成物以意义世界的生成为实质的内容，关于意义世界的研究，在更广的层面又与形上之思相涉，事实上，《成己与成物——意义世界的生成》本身便构成了“具体形上学”的内容之一。与之相联系，由考察意义世界进而关注实践哲学，同时涉及形上之思与实践哲学的关系。形而上学在宽泛意义上可以视为关于存在的理论，然而，对存在的理解和把握如果离开了人自身的知与行，便难以避免思辨的走向，历史上各种抽象形态的形而上学，往往即同时呈现为某种思辨哲学。从知行过程出发理解人自身的存在与世界之“在”，其进路不同于抽象形态的形而上学。与之相联系，实践哲学同时表现为对形而上学思辨性的扬弃。另一方面，对实践过程的理解如果仅仅停留于现象的层面，同样无法真切地把握其具体意义。在这里，形而上学与实践哲学的内在关联既表现为以实践哲学扬弃对存在把握的思辨性，也展开为以形上之思超越对实践理解的外在性。

广义视域中的实践哲学涉及行动。关于行动，分析哲学系统的行动理论或行动哲学曾给以了较多的考察，本书对行动的研究，与之无疑具有相关性。不过，分析哲学对行动的考察主要侧重于语言的分析，所涉及也常常是人的日常之行，对行动的多方面内涵及其现实内容，“分析的”行动理论往往未能给予充分的关注。以“人类行动”为指向，本书所理解的行动不仅仅限于日常之域，而是包括广义的实践活动；从考察的方式看，本书的研究则首先基于行动的现实形态，而非停留于语言和逻辑的层面。不难注意到，相对于分析哲学视域中行动哲学与语言哲学的内在关联，“人类行动”似乎更多地包含形而上的面向，后者既体现于对更广意义上行动过程的关注，也表现在以现实的存在作为考察行动的具体背景。

与“人类行动”相关的是“实践智慧”。从哲学的层面看，实践较之行动往往呈现更深沉的社会历史内涵，智慧则既渗入于对世界与人自身的把握，也有其实践的维度。把握世界与认识人自身首先侧重于对世界和人自身的理解和说明，实践则以改变世界和改变人自身为指向，二者的如上关联既可以视为实践对智慧的确证，也可以看作是智慧在实践中的落实。与实践与智慧的互融相应，说明世界和说明人自身与改变世界和改变人自身不再彼此相分：事实上，实践智慧的内在特点，即具体地体现于对说明世界与改变世界、说明人自身与改变人自身的沟通和联结。

要而言之，本书以行动和实践为考察对象，但其进路不同于狭义上的行动哲学（行动理论）和抽象形态的实践理论。作为具体的过程，行动和实践包含多重方面，后者既应当从逻辑的层面加以分析，又需要从社会历史之维加以把握，这种分析和把握在基于现实存在的同时，也关联着形而上的视域。对行动和实践的如上考察一方面不同于经验的描述和语言的辨析，另一方面也有别于思辨的推绎：作为广义的实践哲学，这种研究可以看作是“具体的形上学”在行动和实践之域的进一步展开。当然，与前此的工作相近，本书的研究仅仅表现为对实践哲学的阶段性思考，它既未穷尽这一领域的所有方面，也远未终结对相关问题的思与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