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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阳明从性体走向心体，其思维行程在一定意义上表现为由程朱回归孟子。就其思想系统的内在结构而言，心体的重建又构成了其人格理论及德性理论的逻辑前提。与其他理学家一样，王阳明试图从理论上解决内圣如何可能的问题，心体的讨论并未离开这一主题。内圣之境作为理想之境，具有超越既成存在的崇高性质，这一点，程朱已注意到了，他们之突出超验的性体，从某些方面看即意在为内圣之境的崇高性提供担保；而王阳明以普遍之理为心体的内容，亦表现了相近的思路。
在以上方面，王阳明显然不同于禅宗。禅宗从缘起说及自心是佛的观点出发，强调作用即为性，并由此把人的一切个别的、偶然的行为都视为道：“行住坐卧，无非妙道。”（慧海：《顿悟入道要门论》）这种看法将道降低为偶然的作用，以外在的“缘”消解了内在的本体，因而带有明显的现象主义性质。朱熹已对此提出了责难：“佛家所谓作用是性，便是如此。他都不理会是和非，只认得那衣食作息，视听举履便是道，……更不问道理如何。”（《朱子语类》卷六二）在否定以作用为性这一点上，王阳明与朱熹无疑有一致之处。他曾批评佛、老遗理说心：“佛、老之空虚，遗弃其人伦事物之常，以求明其所谓吾心者。而不知物理即吾心，不可得而遗也。”（《全集》，第245页）离开理求吾心，意味着抽去普遍的本体，在佛家那里，这可以看作是以作用为性的逻辑结果。王阳明的以上批评表现了其拒斥佛家的立场，而他对本体的承诺并以之为走向内圣之境的出发点，也确实有别于禅宗消解本体的现象主义倾向。
然而，内圣之境毕竟不仅仅是一种崇高之境，它同时又具有内在性的品格，后者首先意味着不能无视个体的特定存在。与注重心体之中的个体性规定相联系，王阳明一再强调“人要随才成就”（《传习录》上）。在王氏看来，人的个性千差万别，因而不能以一般的模式去强求一致：
圣人教人，不是个束缚他通做一般，只如狂者便从狂处成就他，狷者便从狷处成就他。人之才气如何同得？（《全集》，第104页）
就目标而言，个体发展具有趋同的一面（以成圣为其终极理想），但走向理想之境的方式则可以不同；人格的培养应当根据个体的特点，采取相应的形式。从现实的形态看，个性包含多方面的内容，如果仅仅以普遍的理性规范来加以约束，则难免抑制个体的创造性和内在活力，而由此形成的人格亦往往将成为抽象的理性原则的化身。程朱以性体立论，注重的首先是普遍的理性对个体的塑造，亦即以理性本体担保人格的崇高性与普遍性，而对人格培养中的个体性原则常常不免有所忽视。王阳明将心体作为成圣的出发点，这种出发点逻辑地蕴含着随才成就的原则，而王阳明由此反对强求人“通做一般”，则多少超越了抽象的理性原则对个体原则的消融。
理想人格的内在性不仅与个体存在相联系，在更深层的意义上，它又指向真诚性。内圣作为人格之境，并不是外在的矫饰，而是一种实有诸己的真诚品格。如果仅仅依照外在的理性规范，而未能将一般的理性原则融合于内在心体，则行为便往往会如同做戏：
若只是那些仪节求得是当，便谓至善，即如今扮戏子，扮得许多温凊奉养得仪节是当，亦可谓之至善矣。（《全集》，第3页）
类似的看法还有：“若无真切之心，虽日日定省问安，也只与扮戏相似，却不是孝。此便见心之真切，才为天理。”（《全集》，第1174—1175页）戏总是做给人们看的，戏子尽管可以依仿现实中的人物，但毕竟不同于真实的人格。成圣意味着达到至善，但倘若这一过程只是追求在外在形式上合乎理性的规范，那么，它就会如同做戏，而难以达到真实的人格。在王阳明看来，要避免这种外在矫饰，便必须让普遍之理落实于心体，化外在的规范为内在德性，从而使行为不再仅仅依照形式化的理性规范（仪节），而是真正出自内在的道德本体。
可以看到，在王阳明那里，心体的建构与内圣如何可能的问题息息相关。王阳明把心体理解为普遍之理与个体之心的统一，而这种道德本体又构成了成圣的内在根据：如果说，理作为心体之中的普遍性规定保证了内圣之境的崇高性，那么，心与理的融合（理内化于心）则为内圣成为实有诸己的真诚人格提供了担保，二者从不同方面对内圣何以可能作了理论上的说明。
心体作为理性与非理性、普遍性与个体性的统一，具有某种本体论的意义：它总是与现实的主体同在；换言之，心体不是无人格的逻辑形式，它存在于主体在世的过程中。内圣作为至善的德性，则构成了主体境界。心体的本体论意义，在逻辑上亦决定了内圣之境的本体论意义：真正的境界总是将化为人的具体存在，并展开于人的实践过程中。这样，心体与内圣的统一，同时便蕴含着存在与境界的统一。王阳明强调普遍之理与个体存在的联系，确乎较多地注意到了道德本体与道德境界的现实性品格。
与本体的这种现实性维度相应，理与心的融合也意味着由形而上的超验之域向个体存在的某种回归。如前所说，性体作为普遍的本质，更多地指向超验之域；相对于性体，心体与感性的存在有着更为切近的联系。康德常常将感性的存在与动物性联系起来（参见《实践理性批判》，商务印书馆，1960年，第62页），程朱在这方面亦近于康德，这种看法很难避免本质主义的走向。事实上，感性并不能简单地等同于动物性。感性本身有原始形态（本然形态）与人化形态之分，与个体的社会化过程相应，作为个体存在规定之一的感性，在相当程度上已取得了人化的形式，这种感性显然不能归结为动物性。总之，感性的原始形态固然应当超越，但不能由此贬斥人的感性规定；一旦与人的感性规定分离，人的存在便难免趋于片面化。王阳明以心即理沟通形而上与形而下、理性与感性，并以此作为达到理想之境的内在本体，这一思路既注意到了存在与本质的联系，也相应地肯定了理想人格中的感性规定，从而多少避免了将其抽象化与片面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