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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的社会进化是很早的。当神农时，已经离开游牧社会进入耕稼社会了。渔猎时代和游牧时代的情形，古书所传不多，据第三章第一节所说，已可想见其大概，现在不必多讲。所要讲的，便是农业时代社会的状况。（四民，井田之怀疑，国野之别，贡彻之别，山泽公有，财政以农业为基，太平之义。）。
中国古代，人民的职业，分为四种：《汉书·食货志》，替他下一个定义说：“学以居位曰士，辟土殖谷曰农，作巧成器曰工，通财鬻货曰商。”（《管子》也把人民分做士、农、工、商四种。《史记·货殖列传》引《周书》曰：“农不出则乏其食，工不出则乏其事，商不出则三宝绝，虞不出则材匮少。”是专就生产一方面说，所以略去士而加一个虞。《周礼》太宰“以九职任万民：一曰三农，生九谷；二曰园圃，毓草木；三曰虞衡，作山泽之材；四曰薮牧，养蕃鸟兽；五曰百工，饬化八材；六曰商贾，阜通货贿；七曰嫔妇，化治丝枲；八曰臣妾，聚敛疏财；九曰闲民，无常职，转移执事”。把人民的职业，分做九种，总不如士农工商四种分法的得当。）
这种情形，从今日以前，二千多年，差不多没有改变，而为社会的根柢的，尤其要推农人。要讲古代农业社会的情形，就要研究到“井田制度”。井田制度，见于《孟子》《韩诗外传》《春秋》的《公羊传》《穀梁传》《公羊》的《何注》，和《汉书·食货志》等书。咱们现在，且把他汇齐了，再行加以研究。
按《孟子·滕文公篇》，载孟子对滕文公的话：
夏后氏五十而贡，殷人七十而助，周人百亩而彻，其实皆什一也。彻者，彻也，助者，藉也。龙子曰：治地，莫善于助，莫不善于贡。贡者，校数岁之中以为常：乐岁，粒米狼戾，多取之而不为虐，则寡取之；凶年，粪其田而不足，则必取盈焉。为民父母，使民盼盼然，将终岁勤动，不得以养其父母；又称贷而益之，使老稚转乎沟壑；恶在其为民父母也？夫世禄，滕固行之矣。诗云：雨我公田，遂及我私，唯助为有公田，由此观之，虽周亦助也。
他说：治地有贡、助、彻三法，莫善于助，莫不善于贡。意思是很明白的，但是其中有几个疑点：
夏殷周三代紧相承接，农夫所耕的田忽而五十亩，忽而七十亩，忽而百亩，那“疆界”“沟洫”，如何改变？
“彻”和“助”到底是怎样分别？孟子既说“周人百亩而彻”，如何又说“虽周亦助”？
“夫世禄，滕固行之矣”一句，和下文都不相贯，夹在里头，是什么意思？
第一个问题，由于从前的人，都承认井田的制度（凡古书一切制度），都曾经推行于天下；而且既说井田，就联想到《周礼》遂人、匠人等所说的“沟洫”，以为都是实有的，而且到处都是这样完备；所以有这疑问。依我看来，这种事情，是完全没有的。（这种制度，至多曾推行于王畿及其附近诸国，而且是时兴时废，决不是从周以前，推行遍天下，绵历数千年之久的。《周礼》这部书，就信他是真的人，也并不敢说他曾经实行。《论语》：“禹……卑宫室而尽力乎沟洫。”阎若璩和毛奇龄都说是治天下的小水，并不是《周礼》所说的沟洫。）那么，这一个疑问就无从发生，可以不必管他。第二个问题：关于贡、助、彻的解释，既然说其实皆什一，则耕五十亩者以五亩之人为贡，耕七十亩者以七亩所入为助，耕百亩者亦系取其十亩之入是不错的。但是孟子何以既说周朝是彻，又说他是助呢？下文滕文公使毕战问井地，孟子对他说的是：
夫滕壤地褊小，将为君子焉，将为野人焉；无君子莫治野人，无野人莫养君子。请野，九一而助；国中，什一使自赋。卿以下，必有圭田，圭田五十亩，余夫二十五亩。死徙无出乡；乡田同井；出入相友，守望相助，疾病相扶持，则百姓亲睦。方里而井，井九百亩；其中为公田；八家皆私百亩，同养公田；公事毕，然后敢治私事；所以别野人也。
这所谓“圭田”，便是文所谓“世禄”。大抵古代的人民，有征服者和被征服者两阶级。征服的人，住在中央山险之地，制驭被征服者；被征服的人，住在四围平易之地，从事于生产事业。所以所谓国中，必是山险之地；所谓野，反是平夷的地方。（所以《易经》说“王公设险以守其国”。孟子也说“域民不以封疆之界，固国不以山溪之险”。章太炎《神权时代天子居山说》可以参看。）
“国”既是山险的地方，土地不能平正划分，收税的只能总算耕地的面积取其几分之几，这个便是“贡法”和“彻法”。（其中“校数岁之中以为常的是贡法。按年岁好坏，征收之额可以下的是彻法。贡法既有像龙子所说的弊病，所以周人改用彻法，这也是政治进化之一端”。）“野”既是平夷的地方，土地都可以平正划分，自然可以分出公田和私田；但借百姓的力，助耕公田，而不复税其私田。（马端临说：国中必是平正之地，可以划做井田，反行贡法。野是山险之地，难于划做井田，反行助法，是因为地方远，耳目难周，怕官吏作弊的原故。有深意存焉，适得其反。）所以郑玄注《周礼》，也说遂人十夫有沟，是乡遂用贡法。匠人九夫为井，是都鄙用助法。《周礼》固然不是可靠的书，然而郑玄这个说法，却可以和《孟子》互相证明。（他又说“周制畿内用夏之贡法，税夫无公田。邦国用殷之助法，制公田不税夫”。则恐系揣度之词，没有什么坚证。所以下文又据孟子的话，说邦国亦异内外（匠人注）。依我看，乡遂用贡法，都鄙用助法，恐是通于天子诸侯的旧制。孟子只想改贡法为彻法耳。）中央既是征服之族住的，所谓君子（卿以下），自然都在这地方，他们自然有特别的权利，所以有所谓圭田，圭田是无税的。（《王制》：“夫圭田无征。”郑注：“夫，犹治也。征，税也。孟子曰：卿以下，必有圭田，圭田者不税，所以厚贤也。”）除此之外，便要什一使自赋。滕国当时，大概只有这圭田（世禄）的制度，还是存在的；所以孟子说“夫世禄，滕固行之矣”；既行什一使自赋之法，这圭田的制度，仍当保存；所以又复说一句“卿以下必有圭田”。至于“方里为井……同养公田”的法子，完全是所以待野人的。文既把君子小人对举，此处又明著之曰“别野人”，可见得圭田的法子，是所以待君子的了。（《梁惠王下篇》：“文王之治歧也：耕者九一，仕者世禄。”和这篇所说的话，是一样的。）周朝对于国中所行的彻法，孟子时候，还明白可考，所以直截了当说周人百亩而彻；对于野所行的助法，业已破坏无余，所以只能据着诗句想象；这两句话，也并不互相矛盾的。这么说，第二、第三个问题，通通解决了。（《孟子》这一章书，本来并不十分难解，但是近来忽然有人极端怀疑，所以解释得略为详细一点。）
但是《孟子》这一段，还只是说个大略；其中说得最详细的，要算《公羊》的《何注》，和《汉书·食货志》。咱们且再把他摘抄在下面。
《公羊》宣十五年何注：一夫一妇，受田百亩，以养父母妻子，五口为一家。《孟子·梁惠王上篇》对梁惠王说：“百亩之时，勿夺其时，数口之家，可以无饥矣。”对齐宣王说作“八口之家”。公田十亩，即所谓十一而税也；庐舍二亩半；凡为田一顷十二亩半。《孟子·梁惠王篇》“五亩之宅”，《赵注》：“庐井邑居，各二亩半，以为宅。冬入保城二亩半，故为五亩也。”八家而九顷，共为一井，故曰井田，庐舍在内，贵人也；据《韩诗外传·诗经》“中田有庐”，就是这么讲法。公田次之，重公也；私田在外，贱私也。《汉书·食货志》又说：“士工商家受田，五口乃当农夫一人。”
这是一种分田的方法，还有一种换田的方法：
上田一岁一垦，中田二岁一垦，下田三岁一垦。肥饶不得独乐，墝埆不得独苦，故三年一换主或作土。易居。《食货志》：“民受田：上田夫百亩，中田夫二百亩，下田夫三百亩。岁耕种者为不易上田，休一岁者为一易中田，休二岁者为再易下田，三岁更耕之，自爰其处。”这是根据《周礼》的（遂人）。《何注》和《孟子》“死徒毋出乡”相合。
他又叙述他们耕种的方法和生活的状况道：
种谷不得种一谷，《食货志》：（种谷必杂五种。）以备灾害。田中不得有树，以妨五谷。（《食货志》多“力耕数耘，收获如寇盗之至”一句。）还庐舍种桑、荻、杂菜。（阮元《校勘记》说：此荻当作萩，萩者，楸之假借字。按《穀梁》范《注》（宣十五年），正作外树楸桑。）畜五母鸡，两母豕，瓜果种疆畔（据《韩诗外传》，《诗经》的“疆场有瓜”，便是如此讲法），女尚蚕织。老者得衣帛焉，得食肉焉。（《孟子》：五亩之宅，树之以桑，五十者可以衣帛矣。鸡豚狗彘之畜，毋失其时，七十者可以食肉矣。《食货志》还庐树桑，菜茹有畦，瓜瓠果蓏。殖于疆场，鸡豚狗彘，毋失其时。女修蚕织，则五十可以衣帛，七十可以食肉。《穀梁》宣十五年：古者公田为居，井灶葱韭尽取焉。死者得葬焉。所谓“死徒毋出乡”。）
在田曰庐，在邑曰里。一里八十户，八家共一巷。……选其耆老有高德者，名曰父老；其有辨护伉健者为里正；皆受倍田，得乘马，父老比三老孝弟官属，里正比庶人在官。（《食货志》：“五家为邻，五邻为里，四里为族，五族为党，五党为州，五州为乡，乡万二千五百户也。邻长位下士；自此以上，稍登一级，至乡而为卿也。”也是用《周礼》的。）吏民春夏出田，秋冬入保城郭。（《食货志》：春令民毕出在野，冬则毕入于邑，所以顺阴阳，备寇贼，习礼文也。）田作之时，春，父老及里正，旦开门坐塾上，晏出后时者不得出，莫不持樵者不得入。（《食货志》：春将出民，里胥平旦坐于右塾，邻长坐于左塾，毕出然后归；夕亦如之。入者必持薪樵，轻重相分，班白不提挈。）五谷毕入，民皆居宅。里正趋缉绩；男女同巷相从夜绩，至于夜中，故女工一月得四十五日。（《食货志》：冬民既入，妇人同巷相从夜绩，女工一月得四十五日；必相从者，所以省费燎火，同巧拙而合习俗也。）
作从十月尽正月止，男女有所怨恨，相从而歌；饥者歌其食，劳者歌其事。男年六十，女年五十无子者，官衣食之，使之民间求诗；乡移于邑，邑移于国，国以闻于天子；故王者不出户牖，尽知天下所苦，不下堂而知四方。（《食货志》：春秋之月，群居者将散，行人振木铎徇于路以采诗；献之太师；比其音律，以闻于天下。）
至于种田的年限，只有《汉书·食货志》说及，他说：
民年二十受田，六十归田；七十以上，上所养也；十岁以下，上所长也；十一以上，上所强也。
这种制度，原不敢说是推行到十二分；然而地广人稀的时代，土地的私有的制度还没有发生。把一块很大的地方，来均分给众人耕种，也是有的，不过加以儒家学说的润饰，便愈觉得他制度的完备罢了。
古代社会的生计，以农业为主。所以国家的财政，也以农业的收入为基础。《王制》说：
冢宰制国用，必于岁之杪；五谷皆入，然后制国用。用地小大，视年之丰耗，以三十年之通制国用。量入以为出。祭用数之仂。（注：算今年一岁经用之数用其什一。）丧三年不祭，唯祭天地社稷，为越绋而行事。丧用三年之仂。（注丧大事用三岁之什一。）国无九年之蓄曰不足，无六年之蓄曰急，无三年之蓄曰国非其国也。三年耕，必有一年之食；九年耕，必有三年之食；以三十年之通，虽有凶旱水溢，民无菜色，然后天子食，日举以乐。（《正义》：假令一年有四万斛，以一万斛拟三十年通融积聚，为九年之蓄。以见在三万斛，制国之来岁一年之用。案《公羊》宣十五年《何注》：三年耕，余一年之畜；九年耕，余三年之积；三十年耕，有十年之储。《汉书·食货志》：民三年耕，则余一年之畜。衣食足而知荣辱，廉让生而争讼息。故三载考绩，孔子曰：苟有用我者，期月而已可也。三年有成，成此功也。三考黜陟，余三年食，进业曰登，再登曰平，余六年食。三登曰泰平。二十七岁，遗九年食。然后王德流洽，德化成焉。故曰如有王者，必世而后仁。繇此道也。）
据此，则当时之所谓太平，就不过是农人的生计宽裕，因而国家的贮畜充足，社会的生活，就觉得安稳；农业在社会的关系，可以算得大极了。
耕种而外，属于农业性质的，便要推林业、畜牧、渔猎。当时的畜牧，已经做了农民的副业（如“畜五母鸡两母豕”等）。专门采伐林木或是捕渔打猎的人，大概也是很少的。所以当时的农业，是把公有的土地来分给平民耕种；至于采伐林木，或者捕渔打猎的地方，却是作为全部落公有的。并没专司其事的人，所以《王制》说：
名山大泽不以封。（注：其民同财，不得障管。）
《孟子》也说：
林麓川泽，以时入而不禁。
然而采取的制限，也是有的。所以《孟子》又说：
数罟不入洿池，鱼鳖不可胜食也；斧斤以时入山林，材木不可胜用也。
《王制》也说：
天子诸侯无事，则岁三田：一为干豆，二为宾客，三为充君之庖。无事而不田，曰不敬；田不以礼，曰暴天物。天子不合围，诸侯不掩群。天子杀则下大绥；诸侯杀则下小绥；大夫杀则止佐车；佐车止，则百姓田猎。獭祭鱼，然后虞人入泽梁；豺祭兽，然后田猎；鸠化为鹰，然后设罻罗；草木零落，然后入山林；昆虫未蛰，不以火田。不麛，不卵，不杀胎，不殀夭，不覆巢。（《周礼》有山虞、林衡、川衡、泽虞、迹人、丱人等官。都属地官。）
农业而外，生利的人便要数工商。古代社会的经济组织，虽然幼稚，然而农工商分业，却久已实行。所以《管子·小匡篇》说：“士农工商四者，国之石民也；不可使杂处；杂处则其言厖，其事乱；是故圣王之处士必于间燕，处农必就田壄，处工必就官府，处商必就市井。”又说“士之子常为士”，“农之子常为农”，“工之子常为工”，“商之子常为商”。把工商两种人比较起来，商人的程度，似乎高些。大约因为他周游四方，无所不至；而工人则但立于官吏监督之下，笃守旧法，从事制造之故。
中国的商业萌芽是很早的。《洪范》八政：一曰食，二曰货，《汉书·食货志》替他下个界说道：
“食”谓农殖嘉谷，可食之物，“货”谓布帛可衣，及金刀龟贝，所以分财布利通有无者也。
前者是消费了他的本身以为利的，后者是不供给消费，拿来做“交易的手段”以为利的。《洪范》头，就把这两种并列。可见当时的商业已很占重要的位置，他又追溯他的起源道：
二者生民之本，兴自神农之世。以下引《易·系辞》的话，见第三章第一节。
据此看来，中国商业早就萌芽了。
后世的商业要分做两种：一种是《王制》所谓“市廛而不税”，《孟子》所谓“市廛而不征，法而不廛”的。（《公孙丑篇》。按郑注《王制》说：“廛，市物邸舍。税其舍，不税其物。”赵注《孟子》说：“廛，市宅也。古者无征，衰世征之……法而不廛者，当以什一之法征其地耳，不当征其廛宅也。”两说不同。）这种商人都有一定的廛舍；他的廛舍是在国中；所经营的商业较大。（《周礼》匠人营国，面朝后市，内宰佐后立市，也属于这一种。）国家管理他的法子也很严。《王制》说：
有圭璧金璋，不鬻于市；命服命车，不粥于市；宗庙之器，不粥于市；牺牲不粥于市；布帛精粗不中数，幅广狭不中量，不粥于市；奸色乱正色，不粥于市；锦文珠玉成器，不粥于市；衣服饮食，不粥于市，五谷不时，果实未熟，不粥于市；木不中伐，不粥于市；禽兽鱼鳖不中杀，不粥于市。
这种严厉的规则，有几种意义：一种是为保持社会的阶级制度，如“命服命车不粥于市”等；一种是为维持社会的风俗秩序，如“布帛精粗不中度”（当时的布帛，是交易的媒介物，有货币的性质）“饮食衣服不粥于市”等（为禁止人民的懒惰奢侈）；一种是为社会经济、人民健康起见，如“五谷不时”“木不中伐不粥于市”等。
《周礼》管理商人的有司市以下各官，也很严厉的。大概当时的商人，是立于政府严重监督之下。不如后世的自由，然而商业的利益古人也很晓得的，所以《王制》和《孟子》都说“关讥而不征”，很有招徕的意思。（《周礼》却有关门之征，要凶（饥荒）、札（疾疫死亡）才免。见司关。）
还有一种，是在乡野地方做买卖的，并没有一定的廛舍。（所以《白虎通》说“行曰商，止于贾”。）
《公羊》宣十五年《何注》：因井田以为市，故俗语曰市井。
《孟子》：古之为市也。以其所有，易其所无者，有司者治之耳。有贱丈夫焉，必求龙断而登之，以左右望而罔市利，人皆以为贱，故从而征之。征商，自此贱丈夫始矣。注：龙断，谓堁断而高者也。左右占望，见市中有利，罔罗而取之。（《释文》陆云：龙断，谓冈垄断而高者。）
这种市大概是设在野田墟落之间的。未必终年都有，不过像如今的集市一般。神农氏日中为市，大概就是这一种制度。《酒诰》说“肇牵车牛远服贾”，大概也是农民于收获之后，去赶这一种贸易的。
工业也是这样；有一种人，是专门做工的。就是《曲礼》所谓“天子之六工：曰土工，金工，石工，木工，兽工，草工，典制六材”。《考工记》所谓“凡攻木之工七，攻金之工六，攻皮之工五，设色之工五，刮摩之工五，搏植之工二”。这一种工人，是立于国家监督之下，而从事于制造的。所以《荀子》说工师之职是“论百工，审时事，辨功苦，尚完利，便备用；使雕琢文采，不敢专造于家”。至于民间日用之物，大概都是自己造的。《考工记》：“粤无镈，燕无函，秦无庐，胡无弓车。粤之无镈也，非无镈也，夫人而能为镈也；燕之无函也，非无函也，夫人而能为函也；秦之无庐也，非无庐也，夫人而能为庐也；胡之无弓车也，非无弓车也，夫人而能为弓车也。”可以推见一斑。（大概切用的物，都是自己造的。俄国人写的《新疆游记》，说新疆省沙漠地带，往往隔数里或百里，有一块泉地。这种泉地里，都有汉人在那里耕种。除掉金属器具之外，一切都能够自制，可以无待于交易的。）
古代的社会，经济程度幼稚，每一个部落，大概都有经济自足的意思。所以种种需用的器具，必须自造。工业就不得不特设专官。实在不能自给的，也得要仰给于人；然而这时候社会的经济情形，未必一切货物都能循供求相剂的原则，得自然的调剂。有时候缺乏起来，就得靠托商人，出去想法子。所以国家和商人，也有相依为命的时候。看子产对韩宣子说：“昔我先君桓公，与商人皆出自周；庸次比耦，以艾杀此地，斩之蓬蒿藜藿而共处之。世有盟誓，以相信也，曰：尔无我叛，我无强贾；毋或匄夺；尔有利市宝贿，我勿与知。”可见。（《左传》昭十六年）
商人和工人的情形，虽已大略讲过；然而古代货币的情形，也得考究他一考究，才能见得当时社会交换的状况。按我国古代用为货币的，最多的就是“贝”，次之就是“布”。所以货贿一类的字，都是从贝，而后世的货币，还名为布。（参看近人《饮冰室丛著·中国古代币材考》）至于金属的使用，也是很早的。所以《史记·平准书》说：
虞夏之币，金为三品：或黄，或白，或赤；或钱，或布，或龟贝。
但是当时的制度，业已不可详考，所以《汉书·食货志》又说：“凡货，金钱布帛之用，夏殷以前，其详靡记云。”其有一定的制度，实在起于周朝。《食货志》又说：
太公为周立“九府圜法”。黄金方寸而重一斤；钱圜函方，轻重以铢；布帛广二寸为幅，长四丈为匹。
钱圜函方，已经进于铸造货制。黄金虽然还在秤量时代，也已经明定一个用法；粗看起来，似乎金铜两品“相权而行”了。然而实在不是。古代的黄金，并不和铜钱相权，而且黄金之外，用为货币的，还是珠玉，这都是用之于远处，偶一行之，并不是常用的货币。《管子》说：
汤七年旱，禹五年水，人之无
，有卖子者。汤以庄山之金铸币，而赎人之无
卖子者。禹以历山之金铸币，以救人之困。夫玉起于禺氏，金起于汝汉，珠起于赤墅。东西南北去周七八千里。水绝壤断，舟车不能通。为其途之远，至之难。故托用于其重。以珠玉为上币，以黄金为中币，以刀布为下币。
可见“珠玉黄金”，不过当饥荒之际，需用极远地方的货物，偶一用之。至于平时民间使用，却系用两种铜钱相权。所以周景王要铸大钱，单穆公说：
古者天降灾戾，于是乎量资币，权轻重以救民。民患轻，则为之作重币以行之，于是有母权子而行民皆得焉。若不堪重，则多作轻而行之，亦不废重，于是有子权母而行，小大利之。今王废轻而作重，民失其资，能无匮乎。
然而据战国时代李悝所计算，则当时民间需用铜钱之数，也很少的。大概社会的经济，一大部分还在自足时代。
古代社会的经济组织，他的特质，到底在什么地方呢？就是“私有的制度”还没有起源，一个人的生产，不是为着自己而生产，都是为着全社会而生产。一个人的消费，也不必自己设法，社会总得分配给他一份。所以当时的农工商，并不是为自己要谋生活，才去找这件事干的；是社会全体，要经营这种事业，分配到他头；所以他们都是“世业”，并没有“择业的自由”。所以当时就是不能工作的人，分配起来，也得给他一份。《王制》说：
少而无父者谓之“孤”，老而无子者谓之“独”，老而无妻者谓之“矜”，老而无夫者谓之“寡”，此四者，天民之穷而无告者也；皆有常饩。“喑”“聋”“跛”“躃”“断者”“侏儒”，百工各以其器食之。（《正义》：此等既非老无告，不可特与常饩；既有疾病，不可不养；以其病尚轻，不可虚费官物。故各以其器食之。器，能也。因其各有所能，供官役使，以廪饩食之。）
都是根据这一种“分配制度”来的。就是孔子所说“故人不独亲其亲，不独子其子，使老有所终，壮有所用，幼有所长，鳏寡孤独废疾者，皆有所养；男有分，女有归。货恶其弃于地也，不必藏于己；力恶其不出于身也，不必为己”；所梦想的也是这一种经济组织。
但是这种组织，到后来破坏了。为什么破坏呢？我说有两种原因：
当时社会，有贵族平民两种阶级。贵族阶级侵夺平民阶级。
因生产的方法进步了，各部落都有余财，交易之风渐盛。（一个部落里，虽没有私有财产的人，然而部落的财产，却是私有的。所以部落和部落之间，仍可互相交易。）因交易之风渐盛，而生产方法格外改变。从前各个部落，都得汲汲乎谋自给自足的，到这时候却可以不必。（缺乏了什么，可以仰给于他部落。）于是个人渐可自由择业，而财产私有之风以起。
所以当时旧组织的崩坏，第一件，便是井田制度的破坏。井田制度的破坏，《孟子》说：
夫仁政，必自经界始。经界不正，井地不均，谷禄不平。是故暴君污吏，必慢其经界。
寥寥数语，把井田制度破坏的原因，说得十分透彻。这分明都是贵族侵夺平民的。再看朱子的《开阡陌辨》。（《文献通考》卷一）
《汉志》言秦废井田开阡陌说者之意，皆以开为开置之开，言秦废井田而始阡陌也。……按阡陌者，旧说以为田间之道；盖因田之疆畔，制其广狭，辨其纵横，以通人物之往来。当衰世法坏之时，则其归授之际，必不免有烦扰欺隐之奸；而阡陌之地，切近民田，又必有阴据以自私，而税不入于公上者。是以一旦奋然不顾，悉除禁限，听民兼并卖买；使民有田即为永业，而不复归授，以绝烦扰欺隐之奸；使地皆为田，田皆出税，以核阴据自私之幸；故《秦纪》《鞅传》皆云：为田开阡陌封疆而赋税平。蔡泽亦曰：决裂阡陌，以静生民之业而壹其俗。……
这一篇说话，尤可见得井田制度的破坏，全由于贵族的侵占自私。井田制度，是古代共产社会的根本，井田制度一破，就共产社会的组织，根本打消了。
按李悝替魏文侯作尽地力之教说：
今一夫挟五口，治田百亩，岁收亩一石半，为粟百五十石。除十一之税十五石，余百三十五石。食：人月一石半，五人终岁，为粟九十石。余有四十五石。石三十，为钱千三百五十。除社，闾，尝新，春秋之祠，用钱三百；余千五十。衣：人率用钱三百，五人终岁，用千五百。不足四百五十。不幸疾病死丧之费，及上赋敛，又未与此。
则当时的农民，就使实有百亩之田，养活一家五口，已经不足；何况照文的研究，决没有百亩之田；再看韩非子的说法：
今人有五子不为多，子又有五子，大父未死而有二十五孙，是以人民众而货财寡，事力劳而供养薄。更何况一家又决不止五口呢。然则当时的农民过什么日子呢？
其第二件，便是商业的发达。阶级制度全盛的时代，一切享用都要“身份相称”，下级社会的人，有了钱也没处使用。（《白虎通·五刑篇》：礼不下庶人，欲勉民使至于士，庶人虽有千金之币，不得服。）所以商业不能大盛，加以古代生产的方法幼稚，平民社会里，也实在没有几个宽裕的人。到后来，生产的方法渐次进步，阶级的制度又渐次破坏。只要有钱，凭你怎样使用。这种旧制度，就一天天的崩坏了，《汉书·货殖传》说：
昔先王之制，自天子、公、侯、卿、大夫，至于皂隶、抱关、击柝者，其爵禄、奉养、宫室、车服、棺椁、祭祀、死生之制，各有差品，小不得僭大，贱不得逾贵。夫然，故上下序而民志定……及周室衰，礼法堕，诸侯刻桷丹楹，大夫山节藻棁；八佾舞于庭，雍彻于堂；其流至于士庶人，莫不离制而弃本，稼穑之民少，商旅之民多，谷不足而货有余。
这几句话，把商业发达的情形，叙得了如指掌。《史记·货殖列传》说：“用贫求富，农不如工，工不如商。”又说，无财作力，少有斗智，既饶争时，俨然是一种大规模的竞争了。
还有一件，便是古代所谓名山大泽，与民同财的地方，到后来，都给私人占去，于是农民非常之苦，而畜牧、树艺等事业，却非常之发达。所以《史记·货殖列传》说：
陆地牧马二百蹄，牛蹄角千，千足羊，千足彘，水居千石鱼陂，山居千章之材。安邑千树枣，燕秦千树栗，蜀汉江陵千树橘，淮北常山已南河济之间千树萩，陈夏千亩漆，齐鲁千亩桑麻，渭川千亩竹，及名国万家之城，带郭千亩，亩钟之田，若千亩卮茜，千畦姜韭，此其人皆与千户侯等。
这三种人，一种是“大地主”，一种是“商人”，一种是“擅山泽之利”的。终前汉一朝，始终是社会的富者阶级。这个且待第二编再讲。
社会经济的变迁剧烈如此，于是拜金主义大为流行。“子贡结驷连骑，束帛之币，以聘享诸侯；所至国君，无不与之分庭抗礼。”乌氏倮以畜牧起家。“秦始皇帝令倮比封君，以时与列臣朝请。”巴寡妇清，擅丹穴之利，“秦皇帝以为贞妇而客之，为筑女怀清台”（《史记·货殖列传》）。而穷人则：
庶人之富者累巨万，而贫者厌糟糠。（《汉书·食货志》）
凡编户之民，富相什则卑下之，相伯则畏惮之，千则役，万则仆。（《史记·货殖列传》）
其受生计压迫，奔走求食的情形，则《史记·货殖传》说：
故壮士在军，攻城先登，陷阵却敌，斩将搴旗，前蒙矢石，不避汤火之难者，为重赏使也；其在闾巷少年，攻剽椎埋，劫人作奸，掘冢铸币，任侠并兼，借交报仇，篡逐幽隐，不避法禁，走死地如骛者，其实皆为财用耳。今夫赵女郑姬，设形容，揳鸣琴，揄长袂，蹑利屣，目挑心招，出不远千里，不择老少者，奔富厚也。游闲公子，饰冠剑，连车骑，亦为富贵容也。弋射渔猎，犯晨夜，冒霜雪，驰坑谷，不避猛兽之害，为得味也。博戏驰逐，斗鸡走狗，作色相矜，必争胜者，重失负也。医方诸食技术之人，焦神极能，为重糈也。吏士舞文弄法，刻章伪书，不避刀锯之诛者，没于赂遗也。农工商贾畜长，固求富益货也；此有智尽能索耳，终不余力而让财矣。
把社会的形形色色，一切都归到经济的一个原因，马克思的唯物史观，也不过如此。
总而言之，贵贱的阶级破，贫富的阶级起。共有财产的组织全坏，自由竞争的风气大开。是春秋战国时代社会的一种大变迁，是三代以前和秦汉以后社会的一个大界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