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序

哲学的沉思总是难以回避存在问题。黑格尔曾指出：“哲学以思想、普遍者为内容，而内容就是整个的存在。” 当然，对存在的思与辨，可以从不同的维度展开。比较而言，20世纪80年代与90年代，相应于哲学史领域的工作，我的研究更多地从历史之维涉及对存在的理解，自20世纪90年代后期开始，我关注之点则相对地侧重于理论的层面。具体地看，后者又有相异的指向：2002年出版的《伦理与存在》，着重以人的伦理生活为视域，2005年出版的《存在之维》一书，则更多地关涉形而上的问题。

存在的追问所进一步指向的，是存在的意义问题。海德格尔曾认为，关于“存在意义”（meaning of being）的问题，是“一切问题的问题。”这一看法无疑注意到了存在意义问题的本原性。意义的问题本身体现于不同的领域。以人的存在和世界之“在”为所思的对象，意义的问题既在实然层面涉及世界之中何物存在，也在应然层面关乎人和世界应当如何存在。“何物存在”所蕴含的是对世界与人自身的认识问题，“应当如何存在”所关涉的则是如何变革世界和成就人自身的问题。以中国哲学的观念表述，存在意义的以上二重内涵，具体展开为成己与成物。

从哲学史上看，作为儒家经典之一的《中庸》已提出“成己”与“成物”的观念：“诚者，非自成己而已也，所以成物也。成己，仁也；成物，知也。性之德也，合外内之道也。”这里所说的“成己”主要指向自我的完善，它具体地表现为以仁道为根据塑造自我，从而体现了“仁”（所谓“仁也”）；“成物”在广义上既指成就他人，也涉及赞天地之化育，二者都以尽人之性与尽物之性为前提，其中包含对人与物的把握，从而体现了“知”（所谓“知也”）。以诚为本，成己与成物既有不同侧重，又展开为一个统一的过程，所谓“合外内之道”。作为中国古典哲学的重要观念，上述思想无疑构成了本书讨论成己与成物的传统之源。不过，在儒学的视域中，成己与成物主要与内在德性的培养和外在道德秩序的建构相联系，本书则如前述，赋予成己与成物以认识世界与认识人自身、改变世界与改变人自身的历史内容。这一论域中的“成己”与“成物”，包含着《中庸》等传统思想所无法容纳的哲学内涵。

以认识世界与认识人自身、变革世界与变革人自身为具体的历史内容，成己与成物的过程同时表现为意义和意义世界的生成过程。作为人存在的基本方式，成己与成物既以意义和意义世界的如上生成为指向，又构成了意义生成的现实之源：无论是世界的敞开和自我的体认，抑或世界的变革和自我的成就，都展开于认识世界与认识自己、变革世界与变革自己的历史过程。不难看到，在成己与成物的历史展开中，存在意义的本原性（作为“一切问题的问题”）得到了实质的体现。

在20世纪以来的哲学演进中，意义问题无疑构成了重要的论域。然而，对意义的理解往往又形成了不同的偏向。与所谓语言学的转向相应，意义问题往往主要被限于语言与逻辑之域，奥格登与理查兹在以“意义”本身为研究对象的《意义的意义》一书中，便将意义视为“语言的中心问题”。在分析哲学的系统中，对意义的研究，大致也体现了以上视域，其侧重之点在于对语言及其涵义的逻辑分析。从弗雷格、罗素、维特根斯坦，到赖尔、奥斯汀、蒯因、戴维森，等等，都不同程度地表现了这一特点。相对而言，现象学—解释学的传统，较多地涉及意义的观念（意识）之维和文本之域。在胡塞尔那里，意义首先关乎意向的赋予和意识的构造；海德格尔在关注意义与此在关系的同时，又突出了此在的生存性，对意义的理解亦相应地与个体生存过程中畏、烦等内在体验相联系；伽达默尔则趋向于沟通意义与文本，他固然亦注意到文本作者与文本解释者之间的互动，但这种相涉乃是通过文本而实现的。如何超越分析哲学与现象学的以上进路，从语言、观念（意识）、文本走向现实的存在本身？这里无疑需要以本体论、价值论和认识论的统一为视域，将意义置于更广的论域之中。以成己与成物为本源，意义既取得观念的形式，又体现于人化的实在。后者意味着通过人的实践活动使本然世界打上人的印记，并体现人的价值理想；前者（意义的观念形态）不仅表现为被认知或被理解的存在，而且通过评价而被赋予价值的内涵并具体化为不同形式的精神之境。在这里，意义世界的生成与成己、成物的过程展现了内在的统一性。

就我近年的哲学思考而言，如上所述，前此的《伦理与存在》与《存在之维》（《道论》）已从不同的层面体现了对人的存在与世界之“在”的关注。本书进一步以成己与成物为着重之点考察存在的意义以及意义世界的生成。无论是存在的思与辨，抑或存在意义的追问，都同时表现为扬弃语言辨析、意识还原等单向视域而回归哲学的本然形态。事实上，从本书的主题之中，既可以看到问题关注的前后延续，也不难注意到以具体、现实的存在为指向的哲学进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