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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种事业，发达到一定的程度，便有产生一种有系统的理论。有了有系统的理论，那种事业的发达，才有迅速的进步。这是各种事业的通例，图书馆也就不在例外。
——蔡元培
蔡元培（1868—1940），著名民主革命家和教育家。他倡导的“思想自由，兼容并包”被后人尊为北京大学的精神与传统；他关心图书馆建设，为国内各类图书馆的发展殚心竭力。主要著作有《中学修身教科书》《中国伦理学史》《哲学大纲》《蔡孑民先生言行录》等，后人编有《蔡元培全集》。
图书馆学建立二百年来，有关研究对象的论述不胜枚举。近五年国内还有研究者提出图书馆学的研究对象是“知识资源” [1] ，是“公共知识管理” [2] ，是“馆藏知识传播” [3] ，等等。不过，几十年来在图书馆员心中最容易确立、同时经常脱口而出的一种观点是：“图书馆学就是研究图书馆的科学。”按照植物学是研究植物的、土壤学是研究土壤的思路理解，图书馆学当然就是研究图书馆的。可这种认识也有问题。比如，我们说社会学是研究社会的科学，社会学家就不会同意，因为这种定义项直接包括被定义项的解释是“同语反复”或“循环定义”。
图书馆学有自己独特的研究对象。怎样准确地揭示这个研究对象？怎样给自己的研究划出合理的边界？美国社会学家英克尔斯（Alex Inkeles）认为给社会学下定义可以有三条途径：一是历史的途径——“创始人说了些什么？”二是经验主义的途径——“当代社会学家在做些什么？”三是分析的途径——“理性的指示是什么？” [4] 我们可以借鉴这个方法对图书馆学研究对象进行一下探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