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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书馆学是什么？怎样才能了解图书馆学？这需要从一些问题入手，因为知识的建构是由问题激发出来的。很多科学家认为， 问题是科学认识的起点 。美国哲学家杜威甚至说过，提出问题是影响后来思想的最有效的方式 [1] 。通常，每个学科都有一些指向学科核心思想和深层理解的基本问题，例如“什么是存在？”“什么是真理？”等，这是哲学的基本问题；“真（符合客观）的历史陈述存在吗？”“人类历史的发展是否有规律？”等，这是历史学的基本问题。基本问题不仅能反映一门学科的核心思想，而且也能揭示其丰富的学科内涵与复杂的逻辑结构。当然，有些学科的问题没有哲学、历史学的基本问题那样复杂，以至于需要不知多少代的思想家去孜孜求索，需要不知多少浩繁卷帙的书籍来努力阐述。比如对于一门学科入门之前的某些问题或疑虑。这样的问题大多是人们靠直觉提出来的，经过思考还是可以回答的。在多年的图书馆实际工作与图书馆学教学中，我遇到的问题有很多，以下这些大致是比较有代表性的：
1.图书馆学是不是一门科学？
2.图书馆学到底研究什么以及范围多大？
3.学了图书馆学对我们有什么用处？
4.图书馆学是怎样产生和发展起来的？
5.图书馆学的大家和重要思想有哪些？
6.图书馆学有哪些主要研究方法？
7.书籍的发展和未来的命运是怎样的？
8.图书馆的发展和今后的命运是怎样的？
9.图书馆员是不是一种有前景的职业？
10.未来图书馆学发展趋势与研究重点是什么？
本书的写作就是围绕这10个问题展开的，希望对这些问题能有合理的回答。而且在这篇“开头的话”里，我首先就第一个问题“ 图书馆学是不是一门科学 ”（国外则有“Is Library Science a science？”之问）做一简要分析与回答。聪明的读者一看到这个问题，马上会猜出我的一个预设，即事先我肯定会认为图书馆学是一门科学，然后再找出种种理由来逐一论证。这个猜测是对的。在科学主义大行其道、公众对科学顶礼膜拜的时代，如果我们不承认自己从事研究的学科、专业是一门科学，那岂不是自毁家门吗？况且我也不能免俗，我同许多科学研究者一样，都认为自己是在理性地建构知识，在揭示经验世界存在的规律，甚至是在发现真理。当然，最近几年，自己对这样的意识已经产生了怀疑，可是这种怀疑还没强大到足以让我否认图书馆学是门科学的程度。
说起科学，其定义数不胜数。目前还找不到一个十分贴切、简明的定义；因为科学与人们对科学的认识一直处于动态发展之中。不过我们大致知道 科学特征 具有以下几个方面：
① 每种科学都是对客观世界的某方面的具体解释，都有自己较为明确的研究对象，这些研究对象中充满了大量未知性的东西，它激发人们的好奇心并驱使人们产生探索欲望；
② 科学依赖从客观世界得来的证据来建立一些确切的知识，证据是科学的基础，科学假设和结论在某种程度上具有可验证性（testability）和可证伪性（refutability）；
③ 任何一门科学都是一种知识体系，出于解释的需要，也都会有自己逻辑自洽的理论形态；
④ 每种科学都具有一套有效的方法，这些方法通常具有可操作性、可重复性和可检验性；
⑤ 科学是一个连续而严密的推理过程，科学研究者或遵循“假设→实验→数据→结论”的实证模式完成科研活动，或通过“问题→描述→说明→结论”的阐释模式完成科研活动，每个过程都浸透着自己的个性；
⑥ 科学蕴涵着一种追求自由、真理的非功利的内在精神，尽管科学庙堂里住着各式各样的人，引导他们到这里的动机也各不相同；
⑦ 科学研究受科学研究者、自然规律的制约，因而科学可以分为建构中的科学和“事实”，前者来自科学家个人的成果，其本身是偶然的，后者则来自自然规律；
⑧ 在现代社会，科学还是一种社会建制，即科学研究活动是以制度、政策等为支撑条件的。
用科学的这些特征来审视图书馆学，我们就能大致判定图书馆学是否具有科学性质以及是否属于一门科学。不过在此之前，还是先回顾一下图书馆是怎样产生的，这样对理解图书馆学的由来大有帮助。
人与动物的本质区别是人能够积累和传承知识，而动物则不能，每一代都要重新开始。人类要实现知识积累和传承，就需要有效记忆与传播的手段。文字就是这样一个有效的手段和工具。文字产生之前，人类的知识记忆和传承依赖大脑、依赖口传，但大脑和口传有生物与时空上的局限，而且容易使知识发生变异。文字产生后，人类的大脑功能有了外部延伸，人们将有用的知识信息“书于竹帛”，知识流传中的变异现象就受到了遏制。“书于竹帛”就是书籍的产生。人们通过书籍通晓古今，所以有了书籍就有了历史。人类的记忆也因此有了“脑外记忆”的新方式。但是，书籍在长期的流传中会发生残破、丢失、焚毁，甚至遭到人为的篡改、某种统治势力的查禁，加之早期书籍出于手抄，也不可能有大量复本，人们寻找起来很不方便，于是图书馆应运而生。图书馆把书籍有序保存在一个固定的处所，人们通过借阅就能获取知识。从文字到书籍再到图书馆，人类的知识记忆开始有了 脑外记忆的工具 、由这种工具制成的 储存脑外记忆的装置 、由这种装置组成的 脑外记忆的社会大脑 。人类的发明终于实现了三级跳。哲学家波普尔（Karl R.Popper，1902—1994）曾称赞书籍和图书馆是整个人类文明中最独特、最重要的物质事物 [2] 。这三个伟大发明随着社会的变迁一直处于不停的发展变化中。为了有力地推进它们以适应人类需要，人类发展出文字学、文献学、图书馆学这三种与之相对应的学问。
文字学 “是研究文字的产生和演变以及文字和语言的关系的一门科学” [3] 。文字学已有从语言学中独立出来的趋势，它包含文字的形体学、字义学、文字史、字源学、文法学、修辞学、翻译学、检字法，以及文字训诂学、文字教学法、文字美学、文字文化学、文字心理学、比较文字学等众多分支学科。 文献学 是研究文献的性质、载体、类型、生产、分布、计量、交流、利用、发展等内容的一门科学，它可分为古典文献学和现代文献学，包含文献的版本学、目录学、校勘学、辑佚学、辨伪学、注释学、编纂学、计量学，以及经济文献学、化学文献学、医学文献学、金融文献学、红学文献学等等众多分支学科。 图书馆学 是研究人类通过知识集合的方式来记忆知识、获取知识的一门科学，它也有着版本学、目录学、校勘学、文献编目学、文献分类学、图书馆管理学、知识服务理论、参考咨询学、知识计量学、读者学、阅读学等许多分支学科。文字学、文献学和图书馆学三者都具备科学的普遍品格，例如明确的研究对象、可证实或证伪性、逻辑自洽的理论体系、专门的科学方法等等，如果我们承认文字学是门科学，文献学是门科学，那为什么不能承认图书馆学是门科学呢？
当然也有人认为图书馆学不是门科学，例如李敖在2005年1月28日凤凰卫视《李敖有话说》节目里讲道：傅斯年说过教育学不算是一门学问；李敖的老师殷海光先生说过，大学里面有图书馆学系，图书馆学还叫一个学问吗？殷海光是1969年去世的，台湾大学设图书馆学系是1961年，他说此话大约就在20世纪60年代初期。我觉得殷海光对图书馆学的这种看法与他们不了解图书馆学有关系。人们一般对图书馆都不陌生，但许多人却搞不清楚图书馆学是怎么回事。过去有的人望文生义，把图书馆学理解为“驭书术”，说“驭书术”算不上一门科学，充其量只有一些方法和技巧，如图书的“分类排架”“借借还还”等，没有什么高深学问。
其实，图书馆是一个能力层次非常丰富的空间。最低“层次”可以是工人，最高“层次”可以是专家、学者。图书馆工作中，收发、保洁、维修、勤杂可以聘用临时工或工人，借书、还书、排架可以用初级馆员，分类编目、网络技术可以用馆员，参考咨询、辅导培训可以用高级馆员，高深学术研究非专家学者不可。这本来就是“工种”的不同内涵要求的。图书馆中的非专业职位可以不需要图书馆学知识，而专业职位没有图书馆学知识是做不好的。如赵万里（斐云）（1905—1980）先生，早年曾师从吴梅（瞿安）、王国维，是有名的版本学家。他在北京图书馆任职期间，曾沙里披金，挑选出历代现存的有代表性的版刻书籍，然后按时代地区编排，编辑成一部《中国版刻图录》。该书是反映中国雕版印刷发展的一部名著及工具书，编辑难度非常之大，学术价值也很高。另外，从国外情况来看，美国图书馆也有杂工、职员、馆员之分，获得图书馆学硕士学位者才有资格胜任馆员的职位。大学图书馆或大城市图书馆负责咨询的参考馆员，多数人不仅受过图书馆学专业的训练，同时还有艺术、文学、法律、医学、生物、化学、工程等本科专业的背景。因为图书馆是百科知识的总汇，单一知识结构不适于做参考咨询工作。
还有，我们稍微深入地做些了解还会发现，图书馆还是学术大家的成长摇篮。如17世纪在德国从事图书馆工作达30余年的莱布尼茨，不仅是一位杰出的图书馆馆长，也是一位闻名于世的哲学家、数学家、发明家；19世纪当过美国波士顿、辛辛那提、芝加哥图书馆馆长的威廉·浦尔，有着47年的图书馆工作生涯，他既是当时美国图书馆界的顶尖人物，也是著名的历史学家、批评家和古物收藏家。国内优秀的图书馆也是如此，以在北京大学图书馆工作过的人物为例，民国时期的李大钊、张申府、毛子水，新中国成立初期的向达，都是名冠斯时的一流学者。如张申府是国内译介罗素思想的第一人，后成为哲学大家；毛子水曾留学德国专治科学史，他在柏林大学听过爱因斯坦讲的“科学原理”课，回国后长期主掌北大图书馆，因其学识渊博，曾被胡适誉为“东方图书馆”，台湾的吴大猷教授也说“毛公乃罕有的读书读‘通’了的人” [4] ；向达是我国著名的史学家，他在北平图书馆工作期间，到欧洲游历访书，看过众多流失在外的敦煌写本，他写的《唐代长安与西域文明》一书在国内外广有影响，据一位1961年听过向达先生课的学生回忆，一次向达讲玄奘西行开始于贞观二年抑或三年，所占有资料之翔实、推论之精密，令人终生难忘 [5] 。正是由于图书馆有这些学术大家的存在，我们才说图书馆是有学术含量的机构，才说图书馆职业有着某种不可轻慢的尊严。
当然也有人翻阅过图书馆学的专业杂志，看完上面刊登的一些泛谈图书馆工作改进的文章后也会摇头，说这算不上学术论文，于是得出图书馆学不是科学的结论。其实这也是一种以偏概全的观点。他们不了解，蔡元培先生在1922年就指出图书馆学是门科学，梁启超先生在1925年曾呼吁“建立中国的图书馆学”。他们不清楚，中国自古以来的图书馆学知识（如版本学、目录学）积累得多么丰富，不知道当代图书馆组织与服务（如数字图书馆、网络参考咨询等）有多么高级与复杂，自然也不了解许多图书馆学家（如柳诒徵、袁同礼、杜定友、刘国钧、王重民、顾廷龙、钱存训等等）的学术贡献有多大。以当代学者钱存训先生（1910—2015）为例，他早年在金陵大学学过图书馆学，后来在上海交通大学图书馆、国立北平图书馆、芝加哥大学远东图书馆等工作50余年，期间获得了芝加哥大学图书馆学研究院的硕士学位（1952）和博士学位（1957）。他对古代书籍、造纸、制墨和印刷术有深入研究，1962年芝加哥大学出版了他写的《书于竹帛》（ Written on Bamboo and Silk ），对印刷术发明前的中国古代文字记录方式、书籍的发展进行了详细、深入的探讨。该书一经出版就轰动学术界，好评如潮。李约瑟（Joseph Needham，1900—1995）在《亚洲研究学报》发文对此书倍加推赏，他说：“就其特点和规模而言，显然此书可以称为卡特（T.F.Carter）经典之作《中国印刷术的发明及其西传》一书的姊妹篇，我们可以断言，钱著和卡特的名著完全可以媲美而并驾齐驱。钱氏和卡特一样，全书清晰利落，要言不烦，是写作的典范。” [6] 所以，你能说钱先生的著作没有学术价值，算不上科学著作吗？而且话说回来，哪一门学科没有平庸之作、劣等之作呢？我们能用那些平庸之作、劣等之作来代表一个学科的学术价值和学术地位吗？
或许有人认为，如果声称某种知识体系是一门科学，至少它应该有比较成熟的学术建制。从这个角度来看，图书馆学也应该是一门完善的科学分支体系。现在世界上许多国家的大学都设有图书馆学专业，学生在规定的年限完成课业就可以取得学位。从学士、硕士到博士，学科知识的训练已经制度化。训练制度化之外还有研究的制度化，如图书馆学期刊的发行、图书馆学学会（国内、国际）的建立，乃至在图书馆书架上还有图书馆学专类图书井然陈列。诚然，学术传统悠久、学术积淀深厚的学科，它的培养机制能够为学生提供足够的科学训练，从这一点来说，目前我国大学图书馆学专业与其他社会科学，如经济学、法学等相比还有一定差距。因为图书馆学内部的分支科目发展不平衡，有的已有上千年的历史，如目录学、版本学、文献分类学，有的仅有上百年甚至几十年历史，如图书馆管理学、读者学、阅读学、参考咨询学等。正因为如此，说图书馆学是一个年轻的学科也不为过，它还需要得到进一步的推动和发展。
当然，有人用“纯科学”的标准来看待图书馆学，可能还会坚持图书馆学不是科学（甚至不是一门知识）的观点。这也不要紧，因为，只有数学、物理、化学等“纯科学”才有资格称为科学的观念已经落伍了。康德在《自然科学的形而上学起源》第1页就说过：“每一种学问，只要其任务是按照一定的原则建立一个完整的知识系统的话，皆可被称为科学。” [7] 只有科学才是知识，真正的知识是科学，这是科学垄断年代人们的认识。这种认识造就出了“科学排他性”，社会知识、人文知识在这种科学排他性的挤压下逐步被边缘化，人文、社会科学学者的社会地位也远不如科学家的高 [8] 。其实哈贝马斯（Jürgen Habermas，1929— ）不止一次地说过：科学只是知识的一种重要形式。也正因为如此，我们才可以说 一切科学都是知识，但一切知识却不都是科学 。费耶阿本德（Paul Karl Feyerabend，1924—1994）也反复强调：除了那些建立在实验、实证基础上的硬科学之外，世界上存在着许多有价值的人类知识体系，科学方法只是人类认识世界的有效方法之一种。在近几年国内外学术界里，“科学独尊”的意识正在让位于“学科平等”意识。越来越多的人已经认识到，科学知识的丛林化，有助于解决我们所处世界的复杂问题，而且一种知识要么是科学的、要么是非科学的两分思考方式也过于简单，它表现出了科学教条主义的粗暴。有些数学、物理学等硬科学显然具有达到真理的能力，但是，把人文社会科学建立在进化论基础上，使之像数学、物理学一样严密、精确，这样的达尔文式的科学发展观显然是错误的。不同的人类知识体系有着自己不可替代的认识价值。我们应放弃科学至上的观念，不能把每件事情都用科学去处理。就像语言学家乔姆斯基在其1988年出版的《语言与知识问题》（ Language and the Problems of Knowledge ）一书中所说：“我们对人类生活、对人的个性的认识，可能更多地来自于小说，而不是科学的心理学——也许有人会认为多得简直无法比拟。” [9] 所以，当面对复杂世界产生种种困惑的时候，我们需要不同的知识体系来帮助我们解开困惑。
我们所处的世界是由物理世界、事理世界和人理世界构成的。如果按照研究对象对科学进行粗略的划分，研究物理世界的科学就是自然科学，研究事理世界的科学就是社会科学，研究人理世界的科学就是人文科学。例如，同样研究人，自然科学研究人的生理现象（如生理学、病理学等），社会科学研究人的行为与关系（如经济学、法学等），人文科学研究人的生命意义和价值（如文史哲等）。图书馆学不是建立在追求生命意义和价值基础上的一门学问，也不是建立在发现物质世界隐藏奥秘基础上的一门科学，它是实现人类知识记忆、帮助人们寻找知识的一门学科，它应该 属于社会科学范畴 。另外，如果按照形成过程来对科学进行大致的分类，科学还可以分为形式科学（如数学、哲学等）与经验科学（如医学、农学、教育学等），图书馆学由于是在长期图书整理、组织、传播活动中逐渐积累出的知识体系，经验、事实、实证是其支撑基础，显然它 属于一种经验科学 。图书馆学是由图书馆哲学（图书馆哲学思考）→理论图书馆学（普通图书馆学）→应用图书馆学→图书馆实践活动四个层面构成的。一般来说，每门科学也都有这四个层面。目前图书馆学的成熟程度、内容重心乃至积累出来的大量知识成果主要在后三位上。这种情况在图书馆学的术语中就有所反映。例如，中文“图书馆学”在英文中有意义不尽相同的对应词汇：library science和librarianship。一般而言，library science可译成“图书馆学”或“图书馆科学”，偏重学科的专业性及系统知识的培养；librarianship除可译成“图书馆学”，还可译为“图书馆事业”，即除学科培养之外，还加有图书馆专业之经验与活动的含义。从应用的角度上来说，通常两者相通。不过美国、加拿大喜用library science，英国则更喜用librarianship [10] 。
1957年，我国著名图书馆学家、钱存训的受业之师刘国钧（衡如）先生，发表了一篇文章《什么是图书馆学》，他在这篇5000余字的文章里对怀疑图书馆学科学性的种种观念进行了辨析与批评，他说：“人们不否认一条蚯蚓、一片树叶以及吃饭睡觉都可以成为科学研究的对象，为什么要否认客观存在着上千年而在社会生活中起着作用的图书馆可以成为科学研究对象呢？”“还有些人把科学理解为自然科学，以为只有物理、化学、生物学之类的学问才算科学。根据这种理解，图书馆学当然不是科学。但是这种狭隘的科学观是早已过时的东西了。” [11] 刘国钧先生的这篇论文对当时图书馆学界影响很大。记得20世纪50年代中国的大学中只有北京大学、武汉大学两所大学设有图书馆学专业。图书馆学专业的大学新生初进北大、武大这样的名校，很有一部分人怀有“大门（学校）进对了，小门（专业）入错了”的想法，但是后来读了刘先生的文章，不少人从此坚定了自己的专业信念，其中有些人日后成为国内外著名的图书馆专家，也有些人成为享誉图书馆学界的学者。
图书馆学没有自然科学那样显赫的地位，也没有哲学、史学、文学、语言学等人文学科那样崇高的影响力，更不像经济学、法学、教育学等社会科学广为人知，但图书馆学有着自己独特的研究对象，使用着科学的研究方法，有着追求真理、促进社会进步、提升人们生活质量的目标，我们没有理由不承认它是一门科学。当然，对于“图书馆学是不是一门科学？”这一问题而言，我的这个观点不见得就是正确答案。问题可以分为已有正确答案的和没有正确答案的，有正确答案的问题是一种思想追问的了结，没有答案的问题则是思之追问，它可能导致新思想的生成或新知识的生产 [12] 。如果读者觉得我的解释不是一种合理的回答，那他也可以自己踏上求解之旅，去获取一种更为理性的认知。
[1] 〔美〕丹尼尔·贝尔.后工业社会的来临[M].高铦，等译.北京：商务印书馆，1987∶15.
[2] 〔英〕卡尔·波普尔.通过知识获得解放[M].范景中，李本正，译.杭州：中国美术学院出版社，1996∶145.
[3] 吕叔湘.语言和文字[M]//吕叔湘全集：第6卷.沈阳：辽宁教育出版社，2002∶54.
[4] 严敏杰，杨虎.北大新语：百年北大的经典话语[M].北京：中国广播电视出版社，2007∶140.
[5] 庄守经，赵学文.文明的沃土[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92∶285.
[6] 郑炯文.记钱存训先生的生平与事业[M]//《庆祝钱存训教授九五华诞学术论文集》编辑委员会.南山论学集：钱存训先生九五生日纪念.北京：北京图书馆出版社，2006∶133—139.
[7] 转引自：〔德〕汉斯·波塞尔.科学：什么是科学[M].李文潮，译.上海：上海三联书店，2002∶11.
[8] 金耀基.人文教育在大学的位序[M]//许纪霖，刘擎.丽娃河畔论思想：华东师范大学“思与文”讲演录.上海：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04∶309—313.
[9] 转引自：〔美〕约翰·霍根.科学的终结：在科学时代的暮色中审视知识的限度[M].孙雍君，等译.呼和浩特：远方出版社，1997∶221.
[10] 卢秀菊.图书馆学之理论基础与研究范围[J].资讯传播与图书馆学，1999（1）：7—17.
[11] 刘国钧.什么是图书馆学[J].中国科学院图书馆通讯.1957（1）：1—5.
[12] 张一兵.问题式、症候阅读与意识形态：关于阿尔都塞的一种文本学解读[M].北京：中央编译出版社，2003∶32—3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