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良好的专业训练和良好的学术训练都离不开读书。读书有两种读法：被动地读和主动地读。按老师指定的书目读书就是被动地读，它能使你在建立必要的知识基础时少走弯路，但不利的地方是限制了你的视野；先生领进门，修行靠个人，自己根据兴趣读书就是主动地读，它能使你独立思考，不随波逐流。中国古代哲人使用的“自得”概念，就包含了主动读书、学习的意思。如孟子说：“君子深造之以道，欲其自得之也。自得之，则居之安；居之安，则资之深；资之深，则取之左右逢其原，故君子欲其自得之也。” [2] 北宋程颐说：“学莫贵于自得。” [3] 通过什么途径来实现“自得”，这里就存在个方法问题，而无论读书或治学，图书馆学都会为人们提供实用、有效的帮助。
清代学者王鸣盛在《十七史商榷》“卷一·史记一·史记集解分八十卷”中说过：“目录之学，学中第一紧要事，必从此问途，方能得其门而入。然此事非苦学精究，质之良师，未易明也。” [4] 又在“卷七·汉书一·汉书叙例”中说：“凡读书最切要者，目录之学。目录明，方可读书；不明，终是乱读。” [4] 读书治学为什么要先了解目录学？原因在于生成于古代图书馆图书整理工作中的图书目录，它有个重要的宗旨是“ 辨章学术，考镜源流 ”，即古代一些重要的图书馆目录不仅记篇目，还载叙录（又称解题或提要），列大、小序。篇目提供了书名、作者、卷数、版本等信息，让你知道有怎样的书；叙录提供了一部书的作者情况、全书旨意、流传整理等知识，使你得以深入了解一部书的大概；大、小序则把某一大类以及其中某一小类书的产生、传播、变化的知识讲了出来，让你对所阅书籍的类型、性质、历史源流有所认识。
例如，历史上有一部叫《珍席放谈》的书，想了解它的概况，就可以读一下清乾隆年间的《四库全书总目》。《总目》“卷一四一·子部·小说家类二” [5] 中记载该书曰：
珍席放谈二卷 永乐大典本
宋高晦叟撰。晦叟仕履无可考，所记上自太祖下及哲宗时事，则崇宁以后人也。是书《宋史·艺文志》不著录，惟《文渊阁书目》载有一册，世无传本。今散见于《永乐大典》者，尚可裒辑成编。谨采集排赘，厘为上下二卷。书中于朝廷典章制度沿革损益及士大夫言行可为法鉴者，随所闻见，分条录载。如王旦之友悌，吕夷简之识度，富弼之避嫌，韩琦之折佞，其事皆本传所未详，可补史文之阙。特间加评论，是非轩轾，往往不能持平。又当王氏学术盛行之时，于安石多曲加回护，颇乖公议。然一代掌故，犹藉以考见大凡，所谓识小之流，于史学固不无裨助也。
这条书目记录，有篇目有叙录（即提要）。篇目告知我们书名、卷数、版本；叙录考证作者的时代、此书的流传、内容特点、学术价值。由于该书属于小说家类，故我们可以推知它是一部小说作品。如果我们还想知道它属于哪一种小说，这种小说有什么特点，那我们可以看看《四库全书总目》“子部·小说家类”的小序（类序）。《总目》“卷一四〇·子部·小说家类一”的小序 [5] 说：
[前略]迹其流别，凡有三派：其一叙述杂事，其一记录异闻，其一缀辑锁语也。唐宋而后，作者弥繁，中间诬谩失真，妖妄荧听者，固为不少。然寓劝戒、广见闻、资考证者，亦错出其中。班固称：小说家流，盖出于稗官。如淳注谓：王者欲知闾巷风俗，故立稗官使称说之。然则博采旁搜，是亦古制，固不必以冗杂废矣[后略]。
《珍席放谈》的篇目、提要收在《总目》里“子部·小说家类”的“杂事”小类中。何为“杂事”？《总目》“杂事”小类后面的案语 [5] 说：
记录杂事之书，“小说”与“杂史”最易相淆。诸家著录，亦往往牵混。今以述朝政军国者入“杂史”，其参以里巷闲谈、词章细故者则均隶此门。《世说新语》古俱著录于小说，其明例矣。
读了《总目》的小序、案语，我们就明白了《珍席放谈》属于记事的“杂事”一派小说，而不算是“异闻”或“琐语”。而这一类的小说，如果是记载政治、军事大事的，它还可以入到历史类；而记述身边人物、小事的，则降低身份入到小说类，它处于“进可入历史、退可入小说”的地位，所以历史参考价值也很大。
明末学者陆世仪《思辨录辑要》曾说：“凡读书须识货，方不错用功夫。” [6] 而识货的最好方式，显然是善于使用目录。书海就像繁华的城市，而书目则像完备的城市交通图册。通过书目我们可以即类求书，因书究学。余嘉锡先生从小博览群书，16岁时读张之洞《輶轩语》中的“今为诸生指一良师，将《四库全书总目提要》读一过，即略知门径矣”一段话，不禁雀跃说：“天下果有是书耶？” [7] 终于在一年后买到此书，遂每日夜读不厌，从此走上治学正轨，成为著名目录学家。不仅余嘉锡先生，鲁迅、陈垣等学者，他们的读书治学也都是从目录学入手的。
现存著名的古代图书目录，大多出于图书馆的图书整理、藏书建设工作，如汉代班固的《汉书·艺文志》，就是依刘向、刘歆父子在西汉皇家图书馆编制的书目《别录》《七略》整理而成；唐朝魏徵的《隋书·经籍志》，也是参考隋朝皇家图书馆遗留的一些梁朝至隋朝的藏书目录编制而成；至于《四库全书总目》，更是清廷为方便使用四库藏书而编制出来的大部头书目。由于这些目录对读书治学有着重要的指导作用，渐渐使得目录学发达起来，各种专门目录也纷纷产生。如 推荐书目 有张之洞的《书目答问》（1875）、梁启超的《国学入门书要目及其读法》（1923）等， 专科目录 有丁福保的《算学书目提要》（1899）、曹炳章的《中国医学大成总目提要》（1935）、王毓瑚的《中国农学书录》（1964）、孙楷第的《中国通俗小说书目》（1933）等， 地方书目 有孙诒让的《温州经籍志》（1877）、胡宗楙的《金华经籍志》（1925）等， 禁书目录 有陈乃乾的《禁书总录》（1932）、王重民的《四库抽毁书提要稿》（1931）等， 引用书目 有马念祖的《水经注引书考》（1930）、邓嗣禹的《太平广记篇目及引书引得》（1934）等。这些书目的编制已经脱离了图书馆工作，滋生于专家学者案头，但它们的编制方法继承了传统，并且资料来源也多依赖图书馆或藏书家藏书，其读书治学门径的功能没有改变。
在图书馆不发达的年代，人们读书治学依靠目录学。近代公共图书馆、学校图书馆普及以来，读书治学又增加了一条新途径：“泡图书馆”。近代图书馆藏书是依照西方传进来的图书分类原则组织起来的，而西方图书分类法以科学知识分类为根据，呈现的形态是“知识树”，所以，“ 泡图书馆 ”本质上是了解“知识树”的一种方法，即熟悉某类或某专题有哪些好书、新书，由此而知晓最有价值和最新的学术思想和观点是什么。“泡图书馆”的关键是“泡”，就像泡茶、泡菜、泡病号、泡网吧一样，学问都在“泡”里。每个人的“泡”法都有不同，完全是个性化的。会泡图书馆的人，先要对图书馆的分类方法、藏书体系等有一个彻底的熟悉，然后再依照自己的需要去“泡”。如此方能体验出“知识发现”的乐趣。此外，“泡图书馆”还可以逐渐积累出许多有关书籍的知识与阅读经验，学会“相书”的本领，对书的新旧、版式、内容、价格等一望而知。有时，在“泡图书馆”的过程中，也许你会无意发现一个名人的签名、题记或手跋，甚至一张50年前的便笺、发票之类的物件，这会引起沉静中的你思绪万千，以至于若干年后还不能忘怀当时小心翼翼触摸书页的情景。
与“泡图书馆”相近的词组还有“ 钻图书馆 ”。同理，“钻”字是灵魂。“钻”中含有主动、毅力、技巧等含义。1951年，北京大学周燕孙（祖谟）教授讲“工具书使用法”一课，他在课堂上开示求学之门径时，大讲钻图书馆的好处。他说，不可光听老师讲解，要自学；自学的主要方法就是钻图书馆。时间长了，自能由博返约。不料周先生话音刚落，一位听课的高年级同学便把老师请了出去。片刻返回，老师面带愧色，立即检讨说，某同学批评，说现在已经解放了，不可再引导学生钻图书馆，脱离现实。所以刚才所说全部作废，并愿在此深刻检讨云云 [8] 。那个时代的大学者都是在金针度人，但学生被政治热情裹挟，已经不吃这一套了；现在我们又开始知道这一套很重要，可惜的是，那样的金针却已经没有了。
梁启超说： 抄录 或做 笔记 是极旧、极笨、极苦但又是极必要的读书方法，真正做学问的人总离不了这条路。大学者能旁征博引、分析细密，不是靠记忆而是靠抄录或做笔记，经过铢积寸累、困知勉行得来的。“大抵凡一个大学者平日用功，总是有无数小册子或单纸片。读书看见一段资料，觉得有用者即刻抄下（短的抄全文，长的摘要记书名、卷数、页数），资料渐渐积得丰富，再用眼光来整理分析他，便成一篇名篇。” [9] 梁启超的话非常中肯，左思（太冲）的《三都赋》、赵翼（瓯北）的《二十二史札记》、陈澧（兰甫）的《东塾读书记》就是这样得来的。
抄录或做笔记，有图书馆学知识的人与没有图书馆学知识的人是不一样的。这一点梁任公讲到了却没有讲细致。有图书馆学知识的人会为每段抄录或笔记标识出关键词、详细出处等。清代的俞正燮（字理初，就是写过《癸巳类稿》和《癸巳存稿》，对棉花、缠足、围棋等历史考证详核的那位大学者），足迹遍布半个中国，“得书即读，读即有所疏记。每一事为一题，巨册数十，鳞比行箧中。积岁月，证据周遍，断以己意，一文遂立” [10] 。这里的“每一事为一题”就是说俞正燮抄录或做笔记时，每段资料要先确定一个主题词（或关键词），有了主题词（或关键词），资料才便于有序保存和快速检索。主题词（或关键词）怎样抽取？这就要用图书馆学方法了。因为主题词（或关键词）含义太宽，该主题下面的资料内容就会太多，查阅起来费时费力；主题词（或关键词）含义太窄，有些相关的资料又放不进来。
或许有人认为，现在有了互联网、数字图书馆，想找什么用搜索引擎一搜就解决问题，下载、保存易如反掌，难道还用抄笔记吗？抄笔记者可谓愚不可及也。梁启超没见过电脑，但他下面的一番话好像是对电脑时代年轻人说的。他说，注意力是创新的要件，抄书做笔记是促醒注意及保存注意的最好方法。“当读一书时，忽然感觉这一段资料可注意，把他抄下，这件资料，自然有一微微的印象入脑中，和滑眼看过不同。经过这一番后，过些时碰着第二个资料和这个有关系的，又把他抄下，那注意便加浓一度。经过几次之后，每翻一书，遇有这项资料，便活跳在纸上，不必劳神费力去找了。” [9] 他还说：“无笔记则必不经心，不经心则虽读犹不读而已。” [11] 梁启超在这里使用的是“经心”而不是“精心”，一字之差，意义大变。电脑时代，网上阅读使人的思维越来越零碎化、符号化、机械化，我们的双眼被大量信息流牵引奔跑，已经不能驻足思考，不能安静想象，经心之物也越来越少。如果我们读书时认真抄笔记，顺便还能将自己的心得记录下来，经过这样一番手脚后，那种知识、思想方可算是你自己的。所以，抄笔记的读书方法不应废，只是以前我们用笔抄，现在我们可以用打字输入的方法抄。工具变了，方法的本质未变。
再说 查工具书 。图书馆馆藏依照文献的生成状态可分两部分：普通书籍（包括电子化的全文本）和工具书（包括各种数字检索工具）。前者出于著述，要有新见解或成一家之言，所以过去被称作为己之学，大多属于原生态文本知识；后者出于编纂，汇聚资料而无学术发明，所以过去被称作为人之学，大多属于再生态的知识集合 [12] 。从读者使用目的来看，普通书籍主要是用来浏览阅读，使人增加知识含量和修养；而工具书则是用来翻检查阅，帮助人解决疑难问题和培养知识获取能力。用一句话概括， 工具书 就是具有特定适用性、明确规范性、必要知识性、较高权威性的专门供人查考的知识信息集合。工具书的这种特殊性质，使它成为人们读书治学须臾不可离的利器，享有“学海津梁”“案头顾问”和“无声老师”等美誉。它不仅能给人解疑释难、提供资料，还能传播思想和文化。
查工具书，就要事先学会使用。字典、词典的查用比较简单，但是有些工具书的使用不太容易，如查古代政书、类书，查各种表谱、图录等，这就需要图书馆学的指导。另外，查字词我们知道找字词典，但查近代人物传记资料、图书版本的流传、各种统计资料，这还需要我们了解不同类型的工具书以及它们的各种功能。所以，学会使用工具书，对我们读书治学帮助很大。“中文工具书使用法”在以往汉语言文学专业里曾是一门重要的选修课，图书馆学专业除了开设此课，还有“西文工具书使用法”的专业课。
互联网兴起之后，搜索引擎因其检索功能强大，现已成为人们经常使用的一种检索工具。无论概念、名言、典故、人物、事件、数据、图录、表谱，我们都可以通过“百度”或其他搜索引擎顷刻间搜索出来。因此，搜索引擎已经在很大程度上形成了对传统工具书的替代。据中国互联网络信息中心（CNNIC）2007年7月发布的第20次互联网报告，我国1.62亿网民中，经常使用的网络服务是浏览新闻（77.3%）、搜索引擎（74.8%）、即时通讯（69.8%）、网络音乐（68.5%） [13] 。不过，至少截至目前，传统的书本型工具书还有它不可替代的作用。其一，网上搜索出来的各种资料，其信息源的权威性难以判断或界定，拿来使用容易出现错误；其二，网上查找到的资料有时没有详细出处，不方便核对原始文献及引用；其三，使用搜索引擎获得一些有用搜索结果的同时，也会得到大量垃圾信息；其四，有些资料的查找是搜索引擎还无法解决的，如查阅一个甲骨文的字义，换算历史上某年月日的公历或干支等。所以，学会使用各种纸本工具书，仍然是读书治学必要的辅助手段。
“维基百科”的图标
但是，我们也应该看到各种纸本工具书的网络版以及新型多媒体数据库的涌现，正在挤压传统纸本工具书的生存空间。这些网络工具书有使用便捷、互动性好、信息更新快等特点。尤其是一些新兴的数字型网络工具书，如“维基百科”“百度知道”“新浪爱问”等，这些网站成立不久，就迅速聚拢起数目相当的用户群。其中“维基百科”（http://www.wikipedia.org）的全部知识条目都由网民免费编写与自由编辑。这部开放的网上百科全书，是世界上成长速度最快、更新最快的一部在线百科全书，也是知识话语权下放、草根力量上行的唯一一部在线百科全书。而“百度知道”（http://zhidao.baidu.com）则是“人人可以提问，人人可以回答”，它将人脑中的隐知识搜索出来转化为显知识。网民置身于这个问答社区中，仿佛置身于一场庞大但不觉枯燥的知识游戏中。“新浪爱问”（http://www.iask.com）是门户网站介入搜索业务竞争的产物，它的功能与“百度知道”略同，人们可以提任何问题（如“全世界的手语都一样么？”“一只普通的马桶一直漏水，一小时将浪费多少水？”等等），然后面向网民征集答案。“新浪爱问”不仅可以对中国大百科全书进行条目检索，还向社会招募“爱问知识人专家”，以实现大家帮助大家，建立一个健全的、互动的用户社区，最大限度从人的头脑中获得问题答案 [14] 。
搜索引擎正在日益向“智能知识助手”的目标发展，它就像一本巨大无比的工具书，能够在互联网的知识海洋里打捞你所需要的东西。学生再也不用死记硬背那些庞杂的概念、定义、数值等“知识点”，而是将大脑更多用于思考问题、钻研问题。甚至旧的知识忘光也不要紧，只要掌握了查找知识的本领，那你就得到了教育的精髓而受益终身 [15] 。短短几年的搜索引擎发展史告诉我们，未来人们查“工具书”的方法将越来越简单化、多样化和趣味化，查找效果也会越来越优化。随之而来的新问题将是：我们如何利用新型检索工具？如何提高自己寻找知识和评价知识的能力？如何把“教育”转向“智育”？
20世纪90年代以来，受社会道德失范、学术界急功近利风气的影响，我国学术研究中一稿多投、注释作伪、数据作假、抄袭剽窃等行为愈演愈烈。学术腐败事件也经常被披露于媒体，如窃取学术荣誉、权学（包括钱学和色学）交易、滥用学术权力等。其结果是毁坏了学术共同体的尊严和声誉，劣币驱逐良币——优秀的学者和学术成果越来越少，国家的学术创新能力越来越低。学术研究的健康发展，需要每个从事学术活动的个体接受学术规范知识、学术规范训练。而图书馆学恰恰提供了慎用资料、正确引注的学术规范知识。
慎用资料 是指要辨别资料的真实性、可靠性，慎重地参考、使用。比如胡适说过一句有关“为学”的经典名言，到网上搜索，一种版本是“为学要如金字塔，要能广大要能高”。其他版本则有“为学要如金字塔，要能博大要能高”；“为学要如金字塔，要能广博要能高”；“为学要如金字塔，要能广阔要能高”；“为学要如金字塔，既能广大又精深”，真是让人眼花缭乱。“广大”“博大”“广博”“广阔”意思都相近，但我们要引用，就必须搞清哪一个是正确的。有图书馆学知识的人，第一步会判断出胡适这句话可能出于一篇谈读书的文章，然后查名人谈读书方法的书籍，就可知道它出自胡适《读书》一文。第二步到图书馆查《胡适全集》（安徽教育出版社，2003），你会在《胡适全集》第3卷所收的《胡适文存三集》中检出该文，得知这句话的用词是“广大”二字。但是，该文下面还有一条注释：“原载1925年4月18日《京报副刊》，收入《胡适文存三集》时，作者作了修改。”于是不得不进行第三步：再按图索骥找到《京报副刊》。最终查出原话竟是“为学当如埃及塔，要能博大要能高。” [16] 《胡适文存三集》最初是1930年9月由上海亚东图书馆出版的，胡适对这句话的修改也在该年。三个步骤才解决了一个问题，不由得让人感叹：搜索引擎毕竟也有不如图书馆的地方！网络虽然提供了快捷、宽泛的搜索资源，可是它不能保证提供权威、深度的搜索结果。
慎用资料要花些工夫，可能有些人觉得浪费时间不值得。但若不如此，则会生出许多麻烦。例如，2004年10月，中华书局出版了《齐白石辞典》，该辞典第127页的“娄师白”词条写道：“娄师白（1918—），国画家。……‘文化大革命’中，曾改名‘娄批白’，并声明与老师划清界限。‘文化大革命’后又改名为‘师白’。现为北京画院画师。” [17] 后来齐白石的弟子、画家娄师白以侵犯名誉权为由，将中华书局告上法院，要求中华书局公开更正错误内容并道歉，收回所有已经出售或赠予的辞典并予以销毁，索赔50万元精神损失费。在法院庭审中，齐白石的孙子齐展仪虽然说他在“文革”期间看到过娄师白写的大字报，下面署名“娄批白”。但因没有留存当年的大字报，也没有照片，所以法院认为其证言不足取信，一审判决中华书局在媒体上刊登致歉声明，收回、销毁侵权辞典，重新印制辞典，并要求中华书局支付娄师白精神损害抚慰金30万元。中华书局上诉后，经二审法院努力调解，原被告双方最终达成和解。中华书局承认其出版的《齐白石辞典》侵害了娄师白先生的名誉，承诺重新印制《齐白石辞典》5000册，并将重印的1000册赠送娄师白，而娄师白也放弃了30万元精神损害抚慰金赔偿 [18] 。此例说明，作为一种专题知识集合、一种传承文化的工具书，资料来源只有经过严格鉴别、深入查核，才能做到内容准确翔实。偶一疏忽都可能酿成大错，付出昂贵的代价。
正确引注 是指正确地引用他人的学术成果以及做出规范的标注。引注规范与方法是图书馆学研究的一个重要内容。学术引注的意义在于：通过归誉或溯源保护他人著作权，避免重复前人的研究成果，说明学术继承与发展的关系，为自己提供证据和说明，有利于与他人的商榷，纠正自己的研究工作，为读者提供查找相关资料的线索，利于文献计量学分析、统计等。要做到正确引注，必须遵循引注伦理。我们经常提及的引注规范主要有以下几条：
① 引用了他人学术成果必须做引注，否则就是学术失诚，造成抄袭或剽窃。
② 引用他人学术观点、材料要真实、准确，不能为满足自己的需要随意曲解、改动。
③ 尽可能地找到引用资料的原始文本，如果不得已转引，则必须做出标注。
④ 引用资料要使用权威性的来源媒介及版本，如引用《史记》最好用中华书局的版本。
⑤ 不能过度自引，否则有冀图增加自己作品引用量，获取不当社会评价的嫌疑。
⑥ 要杜绝伪引出现，包括转引当直引、无关引用、译著充原著等。
⑦ 反对轻易崇引，如不切实际需要地引用权威的作品，以抬高自己的“门面”。
⑧ 引用未公开出版的文献必须征得原作者同意，否则会伤及他人隐私或被引文献发表权。
正确地引注，必须做出规范的标注。一般情况下我们将引文标注分 脚注 （页下注）、 尾注 （文后注）、 夹注 （文中注）等。欧美国家有关引用标注的手册、指南之类的书籍很多，我国则主要有国家标准《文后参考文献著录规则》等。《文后参考文献著录规则》（GB/T7714-1987）从1987年开始正式实施，2015年经修订又出了新的《信息与文献 参考文献著录规则》（GB/T7714-2015） [19] ，它是目前进行正确引注的权威参考依据。
黄侃先生说：“学问之道有五：一曰不欺人，一曰不知者不道，一曰不背所本，一曰为后世负责，一曰不窃。” [20] 达到这样要求的一个重要方法，就是严谨、正确地做好引用与标注。引用标注不是雕虫小技，更不是一个纯技术问题。引用标注是否严谨、正确，不仅反映了引用者的学术态度，也反映了引用者的学术素养和学术能力；不仅是判别一个人是否受过良好学术训练的简单测验手段，也是鉴别一个国家是否建立起学术规范、形成制约学术投机制度的试金石。现行的国家标准《信息与文献 参考文献著录规则》是图书馆学专家领衔编制的。在国内学术界，图书馆学界也总是率先使用新标准的专业领域。所以学了图书馆学知识的人理应在正确引用与标注上做出表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