序言

1946年，联合国世界卫生组织（WHO）成立时在其宪章中提出了健康的新概念：“健康是一种在身体、心理与社会的完满状态，而不仅仅是没有疾病和衰弱的状态”，并逐渐推动生物医学模式向生物—心理—社会医学模式转化，但国际社会最初对此并未重视。直到第六十六届世界卫生大会上WHO发布精神卫生国际行动计划—《2013—2020年精神卫生综合行动计划》，指出心理行为问题在世界范围内还将持续增多，应当引起各国政府的高度重视。该行动计划的核心是“没有精神健康就没有健康”，并得到与会成员的认同。

尽管精神心理问题的患病率很高，疾病负担很重，危害性很大，但受重视的程度尚远远不够，诊治现状仍不容乐观。2016年发布的亚太地区精神卫生综合评价指数研究报告指出，发达国家有超过50%的患者从未接受过治疗，发展中国家则有高达90%左右的患者从未接受过治疗。2018年《柳叶刀》杂志刊发WHO的数据，全球约有3亿抑郁症患者，5000万痴呆患者，2300万精神分裂症患者，6000万双相障碍患者。而其他轻症心理问题患者如焦虑症、睡眠障碍等则会更多。因此，WHO认为“没有任何其他的人类健康问题像心理健康问题一样被忽视”。

具体到我们国家，精神心理问题的诊治现状更不容乐观。2001—2005年由北京大学回龙观临床医学院自杀危机与干预中心Michael Phillips教授牵头在中国四省市进行了一项流行病学调查的数据显示，精神心理障碍的诊治率只有8.2%。2012—2015年由北京大学第六医院黄悦勤教授发起的第三次全国性的流行病学调查数据显示，精神心理障碍的就诊咨询率为15.29%，治疗率为13.55%。上述两项调查时间间隔超过10年，国内精神心理障碍的诊治水平尽管有所提升，但并无实质性的改善。

而在孕产期这一特殊的时间段，由于妊娠、哺乳等生理、病理及心理因素的影响，可能更容易造成心理问题的漏诊及误诊。2017年WHO在其官网中刊出，孕产妇为抑郁症等心理问题的三个高危人群之一。WHO发布的《2013—2020年精神卫生综合行动计划》建议要把精神卫生纳入孕产妇的卫生规划中。目前已有越来越多的证据显示，孕产期女性心理问题的危害很大，严重时不仅会影响孕产妇的正常妊娠、身心健康、婚姻家庭关系和社会功能，而且会对母婴关系，婴幼儿的身心发育带来诸多不良影响，增加后代罹患心理疾病的概率，严重者甚至会出现自杀及杀婴等恶性事件。因此，孕产期心理问题已成为全球重要的公共卫生和社会问题。

基于此现状，自党的十八大以来，《全国精神卫生工作规划（2015—2020年）》《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三个五年规划纲要》《“健康中国2030”规划纲要》《关于加强心理健康服务的指导意见》及国务院最新颁布的《关于实施健康中国行动的意见》陆续提出要积极开展心理健康促进工作、加强心理健康服务、加强心理健康服务体系建设和规范化管理、加大对重点人群心理问题早期发现和及时干预力度、为人民群众提供全方位全周期的健康服务等。为响应并贯彻国家的顶层设计，卫生行政部门也陆续推出具体的心理健康服务举措。2018年开始启动母婴安全行动计划和健康儿童行动计划，为妇女儿童提供全生命周期保健服务，开展孕产期心理保健服务。

2009年，我受北京妇产医院丁辉教授的邀请参与了一项WHO资助的《产后抑郁障碍防治指南》项目，作为主要执笔者之一参与了“基于产科医生和社区医生的《产后抑郁障碍防治指南专家共识》”和《产后抑郁障碍理论与实践》的编写，期间曾在多家助产机构、社区医院进行调研，同时对国内外的相关研究及实践现状进行了回顾。当时发现产后抑郁在国内的诊治状况非常不乐观，相比于国外有很大的差距。首先，国内服务于孕产妇的医务人员对产后抑郁的认知、诊治能力非常欠缺；其次，产后抑郁群体主要集中在助产机构或社区医院，很少会去精神专科医院诊治；再次，对产后抑郁的疾病性质、分类归属存在认知误区，多数认为产后抑郁是一种独立的精神心理障碍；此外，在常规的产后访视中并无心理健康的评估及筛查，更不要说干预。2014年由北京市卫生计生委发起“北京市孕产期抑郁干预项目”，该项目旨在通过在助产机构、基层卫生服务机构、专科医院等开展孕产期抑郁健康教育、筛查和干预措施，实现对孕产期抑郁妇女的早期识别、早期转诊和早期干预。该项目的开展尽管有很多开拓性的创新及实践，但个人认为并未达到真正的预期目标。原因在于最后一步由助产机构将筛查阳性的孕产妇转诊至精神专科医院的环节出现问题，精神专科医院真正接诊到的转诊案例很少，也就是说绝大多数筛查阳性的孕产妇并未到精神专科医院接受进一步确诊及干预。推测最主要的原因可能是孕产妇及其家属对孕产期抑郁仍缺乏认识、重视程度不够及担心被歧视而不愿去精神专科医院诊治。

孕产期心理问题尽管从专业定位属于精神科诊治范畴，但因该特殊人群同时还面临更重要的妊娠、分娩及哺乳等医学及生理问题，故其主要就诊场所在助产机构、社区医院。因此，孕产期心理问题诊治的主战场应集中在助产机构及社区医院，而非精神专科医院；诊治主体也主要由助产机构的相关医务人员承担；精神专科医院则主要负责提供技术支持、联络会诊及接诊严重或诊治困难的案例。

近些年来，卫生行政部门、行业协会及相关专业人员也逐渐意识到这个问题，提出在综合医院设立精神科或心理相关科室或门诊，助产机构也倡导设立孕产期心理保健门诊。但多年的实践探索目前仍存在很大的局限性，最主要的不足在于所倡导的或开设的孕产期心理门诊仅仅解决阈下症状水平或量表筛查阳性、程度较轻的孕产期心理问题，服务对象、范围、能力及体系建设还有很大的局限性，与当前孕产期心理问题的实践现状及需求尚有很大差距。因此，加强孕产期女性的全面心理健康促进，健全社会心理服务体系迫在眉睫。鉴于孕产期心理问题是一个跨学科领域的医学问题，助产机构的孕产妇心理保健门诊需要成立多学科诊疗团队、加强专业知识及技能培训、扩大服务范围及提高服务能力，担负起诊治孕产期心理问题主战场的职责。

基于此，由中国医院管理研究中心牵头主导，会同国家卫生主管部门、妇幼保健协会及多家妇幼保健机构科研协作共建共享的“孕产期全面心理健康促进（GMHP）门诊”应运而生。但多年的GMHP门诊的运行实践及GMHP师资培训项目仍暴露出当前孕产期心理问题的服务缺乏行业规范及可操作性的工作指南。此外，目前国内有关孕产期心理健康促进方面的专业书籍也非常匮乏。因此，在临床实践中，亟需对孕产期心理健康促进有帮助的专业读物。

正是在这种形势及需求下，由GMHP项目牵头众多相关领域专家，成立《孕产期全面心理健康促进共识》编委会，编委会人员经过多轮的碰撞交流，决定以健康促进为根本、以临床问题为导向、以门诊建设为抓手，将这本书定位为既有理论价值又有实践意义，既有循证医学证据又有严格规范标准，并具有较强实用价值的孕产期全面心理健康促进实务操作指导书。本书旨在帮助更多医院及相关从业者，完成GMHP门诊的标准化建设和规范化管理；让更多的相关从业者掌握并应用孕产期全面心理健康促进适宜的干预技术；让更多人了解孕产期全面心理健康促进三级网络服务平台建设、功能定位与衔接、建立点对点医疗保健咨询服务等。本书不仅涵盖了孕产期常见心理问题的概述、表现、筛查、诊断及干预，还重点介绍了心理治疗、药物治疗、物理治疗、无创性的其他或可替代疗法，以及叙事医学在孕产期心理健康促进中的应用，最大限度地让孕产妇接受全方位、辨证施治的个体化治疗，以便达到缓解“心理阴霾”的目的。

本书的主要亮点和创新点在于：是一部全面描述孕产期心理健康促进的专业著作，集临床与管理为一体，将筛查评估、三级预防、一体化防治、孕产妇家庭心理健康促进建设及孕产期GMHP门诊的标准化建设与规范化管理有机融合，并作为重要内容进行阐述；多学科、多领域、多专业、多地域的资深编者团队，涵盖了精神科医生、妇产科医生、心理治疗师、心理咨询师、精神专科护士、妇产科专业护士、儿科专业护士、助产士及政策管理者等，英国伯明翰大学的Debbie Carrick-Sen教授及美国德州大学的李时雨教授也给予了很多编写建议及指导；汇总介绍了当前国内外最佳的临床实践模式，相互借鉴，进而探索创新，为健康中国的持续推进提供服务；编写中注意理论与实践并重，实践中更注重可操作性、充分体现临床工作指南的性质（如两步法或三步法评估步骤、多维度评估内容、分级评估、分级治疗、分级管理、诊疗流程、治疗指征、转诊指征、GMHP门诊设置标准、标准化建设及规范化管理等）。全书还通过大量的临床案例来演示理论与实践的结合，共设置四类不同的案例，第一类是普通的平行案例，通过叙事医学的手段体现人文关怀。第二类是经典的叙事案例，重在体现诊治方法（身心同治）、人文理念、多方效果评价、诊疗体会。第三类案例则用来呈现具体的诊疗操作流程。第四类是常见心理急症案例的评估、处理方法等。前两类还附有精彩的专家或上级医师点评。此外，还进行了不少探索性、创新性内容模块的编写，如GMHP门诊标准化建设的系统介绍、符合中国国情及现状的诊疗流程设置、创造性艺术治疗等在助产机构可及性较好的其他治疗方法的详细介绍、从关注孕产妇本人扩展至整个家庭的心理健康促进建设、叙事与人文在孕产期心理健康促进中的应用等。因此，本书既是一部具有丰富详实的有关孕产期心理健康促进理论的专业著作，同时也是一部适合中国国情、具有很多创新性理念的关于孕产期心理健康促进实践操作的专业指导书。

尽管编写的初衷能做到不忘初心，但限于编写水平的限制难免有不妥之处，敬请广大读者批评指正，希望有机会再版时能做得更好。此外，书中参考了大量的国内外研究、指南及专著等，但限于篇幅的限制未能逐一列出，在此一并表示感谢及歉意。

陈林
2019年国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