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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一节我们探讨除俄罗斯以外的欧洲大陆对话语语言学的研究。上文提到，布拉格学派实际上是现代话语研究的开创者，他们倡导的主位、述位研究是话语研究的重要内容。在这个意义上，欧洲的功能学派研究的都是话语语言学。例如，法国的Andre Martinet就主张“就人类言语活动、为人类言语活动而研究言语活动”，既包括Saussure的langue，也包括parole。（转引自冯志伟，1987:132）
但是，一般认为真正意义上的欧洲话语语言学始于20世纪60年代的德国。1963年，德国语言学家Peter Hartmann出版了他的《语言学理论》。他很清楚地意识到了“话语”（Text）
的理论意义。他觉得，不应该只重视音位、词素、句子这些单位，它们不能单独构成交际。这些单位只有组合成话语以后，才能用于交际。因此，他认为话语是基本的语言符号。
1967年，Harald Weinrich在他的《论证的句法》一文中再次使用了Eugenio Coseriu（1955—1956）首次使用过的Textlinguistik一词
，并且主张“语言学只可能是话语语言学”（转引自王福祥， 1994a: 5）。“话语语言学”从此正式走上了历史舞台。
在欧洲话语语言学的发展历程中，荷兰语言学家Teun A.van Dijk是一位举足轻重的人物。他早期的研究兴趣在文学理论。他当时特别重视文学语言，专心研究文学作品语言的特殊使用特征。在Chomsky转换生成语法的影响下，他企图找到一套可以“生成”文学文本的规则。但是，转换生成语法只是句子语法，没有解释语篇结构的理论，于是他开始研究“篇章生成语法”。
1972年， van Dijk 出版了博士论文《篇章语法要略》（“ Some Aspects of Text Grammars”）。他提出，为了生成不符合常规的文学作品、诗歌，一定要有“增加、删除、置换”等“文学操作规则”。但是，篇章语法的最新颖、最引人入胜之处是提出了句子语法从来没有涉及过的概念——“宏观结构”（macrostructure）。宏观结构可以表达为一个复杂的命题，可以通过一些规则从句子所表达的命题集合（微观结构）中推衍出来。它是篇章的底层语义表现（内容或概要），在具体句子意义的基础上界定篇章的局部和总体语义连贯。他提出这个语法模式的理由是：生成一个篇章必须先有一个中心思想或主题，然后它才逐渐演化成由各个句子所表达的具体意义。
van Dijk事后回忆说，当年研究“篇章语法是为了能够对篇章的（语法）结构提供一个清晰的描述，其中最明确的任务是说明句子之间的（语义）连贯关系”（van Dijk,2004:2）。而篇章的连贯不仅仅取决于句子之间局部的、“微观”的结构关系，还在于决定整体连贯的总体“宏观”结构。
1980年，van Dijk又写了《宏观结构》一书。他指出语言使用者区分语篇的局部微观结构和整体宏观结构。词语、句子属于前者，主位（theme）、主题（topic）、要旨（gist）、要点（point）属于后者。主位、主题、要旨、要点这些概念跟语篇的意义、内容有关，因此是语义整体结构。这些语义整体结构就是他在这本书里讨论的（语义）宏观结构（van Dijk,1980:5）。
同时，他与心理学家合作，开始研究语言理解的心理模式。他认为，宏观结构在语言理解中发挥了关键性的作用。“它是语言使用者构想的一个结构，目的是把一个篇章所表述的内容在记忆中组织起来。换言之，心理学中的宏观结构是主观的：它们能解释语言使用者如何理解篇章的最重要内容，即它的主题，以及语言使用者怎么才能概括语篇。”（van Dijk,2004:6）
后来，他进一步关注种族主义等社会中存在的现实问题，开始重视语篇的社会性。批评话语分析
以及其中的一些核心理论，比如意识形态（ideology）等，成了他研究的重点。语境也是他近期关注的问题之一。他认为20世纪70年代人文和社会科学最显著的发展之一就是对语篇的广泛的、多学科的关注（van Dijk,1985 vol.1: xi）。