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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年来，中国企业跨境并购发展迅速。对中国企业跨境并购的动因和效应进行分析，有利于全面明确中国企业跨境并购的关键性驱动因素，为“走出去”企业跨境并购在区位选择、产业进入以及资源配置等方面提供理论支持和实证经验。
国际文献总结了企业进行国际直接投资的三种主要动机，包括获取资源、获取战略资产和获取市场。近年来，有研究者利用不完全契约理论工具，分析了东道国的制度质量水平对跨国公司投资决策的影响。
这几个方面的发现都来源于欧美发达国家的实践经验，从实质上讲，也总结了发达国家企业海外投资的核心模式和驱动因素。
关于中国企业跨境并购的动因，可以归纳为以下三个方面：
（一）竞争驱动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各行各业得到迅速发展，市场上存在大量的机会，企业间的竞争相对较小。在中国加入世界贸易组织（WTO）以后，中国企业不仅要面对国内企业的竞争，还要面对跨国公司的竞争。跨国公司以其技术和管理的优势进入中国市场，使得中国的竞争环境发生急剧变化。中国企业不得不寻求新的市场，以在激烈的竞争中生存下来。通过海外并购开拓国际市场为越来越多的中国企业所接受。这时进行海外并购的企业可以分为两类：一类主动进行海外并购，这类企业在国内具有相对优势，希望通过海外并购开拓国际市场，获得更高的利润。另一类被动进行海外并购，这类企业在国内面临着严重的生存问题，如果不通过海外并购开拓国际市场，就会破产。
（二）获取战略性资产
中国企业进行海外并购的动机之一就是获得战略性资产。这里的“战略性资产”既包括各种自然资源等有形资产，也包括技术、管理经验、人力资本和品牌等无形资产。随着经济的迅速发展，中国的能源消耗量也迅速上升，国内的能源不能满足经济发展的需要，而大规模进口能源和矿产资源的风险又比较高。因此，政府开始大力支持国有企业在海外收购相关企业，以保证中国对能源和矿产的需求，同时获得国外企业在这些领域的核心技术和管理经验。民营企业进行海外并购更多是想获得各种无形的战略资产，这些企业希望借此提高自己的品牌影响力，获得国外的核心技术，学习国外的管理经验，迅速打开国际市场，从而获得高额的利润回报。
（三）政府政策引导
随着改革的深化，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作用越来越大，而政府在经济发展中的作用也不容小觑，政府政策对企业的行为有很大的影响。2000年，九届全国人大三次会议把“走出去”战略提高到国家战略层面。中国企业在这种背景下越来越多地走向海外市场，海外并购作为“走出去”的重要途径得到政府的大力支持。近年来，随着“一带一路”倡议和“中国制造2025”战略规划的提出，中国的政策环境更加有利于企业“走出去”，进行海外并购，开拓海外市场。
（一）税率差异所带来的利益
世界上各个国家和地区的税制存在较大差别，税率也有高有低。有些国家的税率较高，如瑞典、丹麦；而有的国家的税率则较低，如新加坡。
这种税率上的差别给企业选择并购地进行税收筹划创造了很大的空间，形成了国际上利用避税港进行跨境并购的习惯做法。尤其对于身处高税率国家的企业而言，跨境并购处于低税率国家的企业能够极大地节税并降低成本。
（二）亏损结转所带来的利益
亏损结转，是指当一企业在某一纳税年度出现亏损时，该企业可以免缴当年所得税，其亏损可以向后递延，以抵消以后几年的盈余。当一企业由于在某年严重亏损或连续几年不盈利而拥有相当数量的累积亏损时，该企业作为目标企业被并购后，并购企业可以依据目标企业所在国的税法，利用目标企业可用的亏损结转减少应纳税额。
（三）计税基础改变所带来的利益
目标企业资产价值的改变是促使并购企业进行并购活动的一个强有力的动机。资产折旧的提取可以在税前扣除而减少企业利润，从而减轻企业的纳税义务。按照会计惯例，折旧的提取以资产的历史成本为依据。但是，如果资产当前的市场价值大大超过其历史成本，则完全可以通过并购交易将资产重新估值，并在新的计税基础上计提折旧，从而创造出更大的节税空间。
（四）融资产生利息扣除所带来的利益
在很多国家的税收规定中，利息支出一般允许在税前扣除，于是杠杆收购大行其道，小规模投资者主要通过大量的债务融资收购公众公司的股票或资产，进行“空手套白狼”的资本运作，从而带来大量的节税收益。但是，由于利息支出在减少企业纳税额的同时，大大削减了政府的财政收入，因而许多国家都制定了资本弱化规定，对融资比例作出规定。
此外，很多国家为了吸引外资，对于某些行业、地区的投资会给予税收优惠，这在某种程度上也会影响到企业对目标企业的选择，从而为并购企业带来税收利益。
（一）境外关于税收对企业并购影响的文献综述
税收对企业并购影响的理论研究始于20世纪50年代。莫迪格利安尼（Modigliani）和米勒（Miller）于1958年提出MM理论，为研究税收对资本结构的影响打开了崭新的理论视角。60年代至70年代，乔根森（Jorgenson）、桑德默（Sandmo）、霍尔（Hall）和乔根森（Jorgenson）等人构建了新古典投资模型——标准资本成本模型，用于研究税收政策与投资行为之间的关系。根据该模型，资本成本是用边际融资、折旧等成本要素减去资本利得、节税（tax savings）等收益要素，企业应采取最优资本积累，以获得资本净值的最大化。赫夫鲍尔（Hufbauer）、奥尔巴克（Auerbach）和塞缪尔（Samuel）等人在此基础上，利用该模型分析了企业投资行为，认为投资是预期收益率、价格和税收的函数。埃克博（Eckbo）指出，在企业并购行为中，财务税盾（taxshield）的效应会变得更加突出。企业出于税收最小化之目的考虑，可以使用杠杆融资增加债务比例，通过资产增值带来折旧增加，由经营性收益变为权益性收益，利用税法递延亏损条款等，达到合理避税的目的。
实证研究同样表明税收对企业并购具有深刻影响。奥尔巴克（Auerbach）、莱舒斯（Reishus）在对1970—1980年美国318家上市公司的并购案例进行研究后指出，未使用抵免限额与经营性亏损在并购交易中至关重要，收购企业主要用抵亏来减免纳税义务；而资产溢价的减税作用则并不明显，主要原因是政府已经采取相应的限制措施。
海恩（Hayn）研究了不同类型的并购中税收因素和非税收因素的作用，他以640家目标企业为样本进行的研究表明，抵税收益对企业并购具有显著影响。
（二）境外关于企业所得税对跨境并购影响的文献综述
在前述研究的基础上，相关学者针对企业所得税对跨境并购的影响进行了更深一层理论和实证的研究探讨。费尔德斯坦（Feldstein）、哈特曼（Hartman）研究指出，出于国内收入最大化考虑，一国政府对本国居民企业来源于全球的所得征税，会造成跨国公司面临双重征税风险。
乔瓦尼（Giovanni）认为，在不考虑双重征税的前提下，一国跨境并购的资本流入量与该国法定企业所得税税率呈负相关。这些研究一致发现，跨境并购所产生的任何可能的正收益主要由被收购企业获得。
赫伊津哈（Huizinga）等人发现，国际税收的存在削减了跨境并购活动产生的净收益，减少的部分主要由目标企业的原股东承担。额外的企业所得税税负不仅会打击海外资本的投资热情，还可能引发国际逃避税，继而造成税制结构扭曲。
在现实的经济社会中，跨国公司可能釆取多种方法降低全球税负，包括：利用财务杠杆进行债务融资，将利润由高税国转移到低税国，在避税地建立多级导管公司等。然而，这些逃避税机制同样会产生可观的经济成本，并且反映在税前会计利润中。赫伊津哈、沃盖特（Voget）、瓦格纳（Wagner）研究发现，任何旨在规避额外国际税收成本的行为（如转让定价、资本弱化）都无法实质降低企业所承担的经济负担。理论上，跨国公司期待在边际收益等于边际成本的点上作出避税安排是不可行或者是成本非常高昂的。
国际税收的竞争和协作同样会对跨境并购交易产生深远影响。然而，德弗罗（Devereux）调查发现，虽然之前早有学者对税收竞争与资本流动的理论和实证问题进行了深入研究，但是这些研究的结论大部分建立在外国直接投资采取绿地投资的假设前提下，针对税收竞争对跨境并购影响效用的研究文献则较为有限。
布克维斯基（Bucovetsky）、哈夫勒（Haufler）建立了理论模型，指出一国政府应当向跨国公司提供税收优惠以提高本国在税收竞争中的产出，继而增加税收总收入。
贝克尔（Becker）、菲斯特（Fuest）在一个跨境并购与绿地投资互为替代形式的模型下，证明了前者的存在加剧了国际税收竞争。
但是，该模型忽略了居住国企业所得税。更进一步，他们提出了跨境并购形式下的税收竞争模型，得到了最优资本配置效率下的税制结构。
（三）境内关于税收对跨境并购影响的文献综述
随着中国资本市场逐渐兴起并蓬勃发展，国际资本流动的税收问题成为学术热点，而专门针对跨境并购形式的研究则较为有限。在理论方面，胡坚、姚露认为，在国际资本流动中，理想的税收应符合中性原则，以真正实现税制的国际统一、资本的自由流动和平等竞争。
张青构建了不同目标下的国际税收模型，其中全球收入最大化模型要求使用抵免法减除国际重复征税，而国民收入最大化模型则要求使用扣除法。针对中国的最优税收政策为：立足资本输出，应釆取国民收入最大化战略；而立足资本输入，则应釆取普遍接纳与特殊鼓励相结合的政策。
王镭从公平和效率原则出发，建立分析框架，发现涉外企业所得税制在吸引外国投资、促进对外投资、开展国际税收协调以及符合WTO规则四个方面存在问题，提出了改革和完善中国企业对外投资所得税收制度的基本思路。
李维萍从税制因素对公司并购激励的实效性以及税收协同效应的影响角度进行了详细阐述，强调“实质重于形式”的原则，以堵假借资产重组之名而行偷逃税之实的漏洞。
王逸重点研究了跨国直接投资的所得税激励问题，认为母国影响跨国直接投资的税收因素包括以下四个方面：（1）减除国际重复征税的方法；（2）对东道国给予税收激励的处理；（3）与东道国之间的相对税率；（4）对汇回利润的税务处理。通过建立母国与投资者之间的博弈模型，她认为发展中国家对本国企业的跨国直接投资给予税收激励，有利于提高企业收益和国家的整体净福利。
李宗卉、曹小春从实证角度考察了母国税收制度对东道国税收优惠政策的影响，通过对实行抵免法的美国以及实行免税法和税收饶让的其他发达国家1990—2004年在中国的直接投资进行实证分析，并未发现两者在投资的积极性方面存在显著差异。
尹音频、高瑜运用国内生产总值（GDP）、汇率、利率、进出口额以及包括税收在内的政策等因素构建实证模型，并利用中国1984—1995年的对外直接投资额，验证了政策工具的正向推动作用。
刘蓉、黄洪和钟立韬从企业利润最大化、母国福利最大化以及东道国福利最大化的三维视角建立了跨国投资模型，并在中国经验数据的基础上，利用协整理论和误差修正模型进行了实证检验，得出对外直接投资与母国的间接税税率、税收优惠呈正相关，而与东道国的间接税税率、直接税税率呈负相关的结论。
张妍利用Logit模型对企业并购的税收影响效应进行了实证研究，得出企业具有通过并购获得潜在税收收益动机的结论，而且这种动机在通过并购亏损企业获得抵减效应方面尤为明显。
弗雷德·韦斯顿（Fred Weston）等人针对19世纪以来西方市场经济国家先后掀起的五次并购浪潮进行了研究，总结出“协同效应理论”（Synergy Effect Theory）、“信息信号理论”（Information and Signal Theory）、“代理问题理论”（Agency Problem Theory）、“自由现金流量假说”（Free Cash Flow Hypothesis）、“市场势力理论”（Market Power Theory）等并购动因理论。
其中，以协同效应理论的影响最为深远。
管理协同效应理论认为，管理能力强的公司可以通过收购另一家管理效率低的公司，使其过剩的管理资源得以充分利用，将被收购公司的非管理性组织成本与收购公司过剩的管理成本有机组合在一起，达到管理协同，提高企业价值，对整个社会来说也是一项帕累托（Pareto）改进。
经营协同效应理论认为，同一行业内的企业在均未达到最优生产水平时，可以通过横向并购实现规模经济。规模经济效益在企业慢慢成长到最佳规模点的过程中出现。通过实现规模经济，可以达到降低成本、提高技术开发能力和生产效率的目的。经营协同效应理论从规模经济的角度解释了并购动机问题。这种经营协同效应可能源于生产制造或者研发方面的资源共享。通过垂直兼并，同样可以获得纵向一体化后的经营协同效应，主要是因为降低了生产经营环节之间的沟通与谈判成本。有学者研究发现，同一行业内的企业基于经营协同效应实施并购的可能性更大。市场交易是有代价的，获取信息、谈判、签约是有成本的。通过形成一个组织，并允许某个权威（企业家）支配资源，就能节约某些市场运行成本。企业之间的并购也是为了减少交易成本，变较高的外部交易成本为较低的内部管理成本。
财务协同效应理论认为，有大量内部现金和少量投资机会的企业与有投资机会但缺乏内部资金的企业合并，可能获得较低的内部融资成本优势。换言之，对收购企业而言，如果目标企业的现金持有水平较高，则可以通过并购有效降低资本成本。此外，财务协同效应还表现在企业通过并购提高负债能力上。当收购企业和目标企业的资本结构存在显著差异时，可以说明双方通过并购实现财务协同效应的可能性较大。
税收利得也是财务协同效应的实现方式之一，盈利的企业可以与一个有累积税收损失和税收减免的企业进行并购，获得一定的税收优惠和节税收益，从而实现合法避税的目的。这具体体现在以下三个方面：
第一，利用经营性损失。拥有过多账面盈余的企业可以通过并购另一家盈余状况不佳甚至亏损的企业减少税务支出，前提是拥有应税收入的企业已经抵消了以前年度未使用的税收亏损。
第二，改变投资组合。一家效益颇佳、股价高涨的企业的股东希望通过改变投资组合规避潜在风险，如果釆取出售股权的方式，则可能要支付巨额的资本利得税；而如果采取收购的方式，则既可实现企业多元化经营，又可在避免承担高额税负的同时降低投资风险。
第三，利用折旧税盾
。如果并购企业采用“购买法”进行合并会计处理，那么根据会计准则，目标企业的资产应按购买日的公允价值进行重新估计。在通货膨胀等因素引起资产增值的情况下，这些资产的折旧或摊销基础也将增加。根据部分国家税法的规定，这部分费用可以冲抵应税利润，从而给企业带来不菲的节税收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