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闻道者或知道者并不都有成为至德之人的可能。在《大宗师》里，女偊在回答南伯子葵“道，可得学邪”的提问时说：
恶，恶可！子非其人也。夫卜梁倚，有圣人之才，而无圣人之道；我有圣人之道，而无圣人之才。
既然能否达到至人之境取决于先天的材质，那么，通过闻道或知道来追求最高的境界就不可能是普遍的道路。这样一来，至人之境对于人生的意义也就成了疑问。如果说至德之人的存在能够带来理想的世界，那么，为何无论是藐姑射之山的神人还是在人间的王骀、哀骀它都没有改变天下无道的局面？而如果闻道或知道并不能必然地达到至德之地，那么，闻道或知道与否又有什么质的不同呢？可以说，至德之人的存在在庄子哲学中的位置从一开始就充满了悬疑。如果不能在普遍的修养道路的极致方向上安顿庄子的至德之人，我们恐怕就得从别的方向上寻求理解的可能了。
在闻道者或知道者当中，通过对话关系我们可以确定其中人物所造之境的高下。比如，《逍遥游》里的肩吾与连叔，《齐物论》中的颜成子游与南郭子綦、齧缺与王倪、瞿鹊子与长梧子，《大宗师》中的南伯子葵与女偊等等。但如果我们将《庄子》中的不同对话关联起来，就很难衡量不同对话语境间人物所见层次的不同。整体上把握《庄子》的思想取向，我们大概可以确定几个粗线条的标准：无言者高于有言者，自知不知者高于自认有知者，忘却分别的人高于有分别者。根据这几个粗线条的标准，我们大概可以确定有所言说的闻道者中所见最高的，竟然只有王倪和长梧子。王倪对齧缺的提问“四问四不知”，而且有所道说时也明确强调“尝试言之”。
长梧子对瞿鹊子之问，亦曰：“予尝为女妄言之，女以妄听之。”
《大宗师》里的许由，也勉强可以归入这个系列中。许由在面对意而子“庸讵知夫造物者之不息我黥，而补我劓，使我乘成以随先生邪”的反问时也说：“噫！未可知也”，但随后所说的“我为汝言其大略”，还是透露出他对自己的所知过分强烈的确信。
王倪和长梧子以外的言说者，皆知之甚笃、言之凿凿。其中，《大宗师》中的女偊和孔子略有不同：他们明确知道自己没有达到至德的可能。女偊说自己：“我有圣人之道，而无圣人之才”
；孔子更明确知道：“丘，天之戮民也”
。这种确定无疑的自知，使之与其他闻道者区别开来。作为女偊的议论的引出者，南伯子葵对自己的可能性的边界就没有足够清醒的认识。而南伯子葵在《庄子》中实在是一个值得讨论的人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