绪言

哲学史工作通常面对的是文本形态的精神遗存。任何深入历史性思想主体的精一之域的尝试，都必须建立在有说服力的文本考辨的基础之上。这里以《庄子》内七篇为文本基础的庄子哲学研究，得益于前辈学人的敏锐洞察和扎实考证，特别是刘笑敢教授二十世纪八十年代初的卓越贡献。对庄子本人著述的辨明，使我们有可能进探其思理所达之境。随着文本和思想阐发的次第深入，我们将会看到《庄子》内篇令人惊讶的整体性和完成度：思想与概念展开的高度一致，精巧到近乎无迹的结构安排，看似偶然实则必需的叙述方式。基于这样的认识，以最庄重的态度对待每一个看似细小的文本起伏就成了当然的选择。

关于庄子，我们所知甚少。所能做的，不过读其书，“想见其为人”而已。庄子之文章漫无际涯，若戏为之者，然其根柢处沉潜深致，非端谨严肃之至者不能为也。从夹杂在拟想的对话之间的论说看，庄子是完全可以于晓畅平易中见幽远义蕴的。既然如此，又何必要寄微言于荒唐、托至理于谬悠呢？《天下》篇的作者明确意识到了这个问题，给出了解释：“以天下为沉浊，不可与庄语；以卮言为曼衍，以重言为真，以寓言为广。”《天下》篇里的“卮言”“重言”“寓言”之说或出于《寓言》篇，然两者义趣迥异。《寓言》篇云：

寓言十九，重言十七，卮言日出，和以天倪。寓言十九，藉外论之。亲父不为其子媒。亲父誉之，不若非其父者也。非吾罪也，人之罪也。与己同则应，不与己同则反。同于己，为是之；异于己，为非之。重言十七，所以已言也，是为耆艾。

在《寓言》篇作者看来，庄子用“寓言”“重言”，旨在博取世人的信重。以庄子之超然自得，何致为取重于人而为此浮薄造作的修辞伎俩？《天下》篇作者取“寓言”“重言”之目而舍其臆解，概亦以为肤浅俗陋，不足道也。“以天下为沉浊，不可与庄语”，于庄子的精神确有会心处，但同样没能揭示出庄子的叙述风格背后的不得已。

在庄子的世界里，能抵达至德之域的只有极少数“有圣人之才”的人。而见独者之所见又在根本上无法进入言说和思想。

言说不可言说者，是庄子不得不注目的深渊。庄子不是第一个面对哲学的语言困境的，然而只有他驻足不前，将目光沉入至深的黑暗。以无条件的真知为追求，就只能以各种形态的“尝试言之”彰显不可言说的静默。考虑到庄子的哲学指向，直接以作者身份出现的著述，会有一个无法绕过的问题：说话的这人到底是谁？如果是至德者，至德所知不可言说；如果不是，那他所言说的又怎么可能是真知呢？不同进境的问道者、闻道者和知道者间的虚构对话中，至德者及其所知虽隐在背景，却是对话得以展开的枢纽和动力根源。如何理解至德者的真知之境，往往是对话的核心主题。即使是那些没有谈到至人的对话，对不可言说者的某种理解也潜藏在思理的根基处。庄子的叙述方式是真正诚实于自己思想处境的选择。

庄子给人以超逸绝凡的印象，主要是因为鲲鹏、罔两、浑沌等拟人化的寓言。其实，《庄子》内七篇里这一类的故事不过三数章而已。《人间世》中的栎社树是“见梦”于匠石，故不预此列。鹏之远举，喻示的大概是思致之辽远无极。罔两附景而有，是黯弱之至的存在，则极幽至微之处亦在所思的范围。思理的普遍性由中可见。浑沌之死是历史性遗忘的开始，一个由有限的、具体的知统治的时代到来了。庄子为文之用心处，岂徒然哉！

拒绝接受一切成见的思考者，其内心大概是冷的。然而庄子却有极温暖的一面。他对人间世的种种危险的警醒，更像是老到世故的忠告。可见其心底里的不忍。对父母的“不择地而安之”，更是庄子不能置诸怀抱之外的。看着在“儒、墨之是非”中一天天沉落下去的世界，庄子触摸到了某种历史的必然。还是守在漆园吧，“与天地精神独往来”，至少还可以有一个否定性的自主空间。但总得留下些什么吧，留给还妄想要“知其解”的后来者——终归还是不忍。

文本是历史性思想主体的精神遗迹。透过种种思的努力的印痕，试图在重现的过程中遇见曾经的伟大。本质上还是怀古——仰望中的凭吊。穿透历史，在目光的尽头，似乎真的看到了什么。

2020年4月9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