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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庄子哲学里，身体又是个体的整个生存境域的承载者。《逍遥游》“九万里则风斯在下”的鹏与“决起而飞”的蜩、学鸠的生存境域的展开，都是以形为核心的。围绕身或形敞开的生存境域中的种种具体的不得已，承载在身、形之上。《齐物论》“齧缺问乎王倪”章：
且吾尝试问乎女：民湿寝，则腰疾偏死，鰌然乎哉？木处，是惴慄恂惧，蝯猴然乎哉？三者孰知正处？民食刍豢，麋鹿食荐，蝍且甘带，鸱鸦耆鼠，四者孰知正味？蝯，猵狙以为雌，麋与鹿交，鰌与鱼游。毛嫱、丽姬，人之所美也；鱼见之深入，鸟见之高飞，麋鹿见之决骤。
殊类万物，其常居处、所食、所美皆依于身、形。身、形是种种区分、辨识的根据和基础。万类各有其趣向，就各欲其所欲而言，是有其主动的一面的；而就趣向为身、形的结构和体量所限而言，又有其无可如何的不得已。在这个意义上，身、形既是欲与所欲的限定者，也是具体的承载者。这里，我们可以将限定者和承载者理解为物质性的哲学内涵。
身、形是在世的种种物的关系的承载者。《人间世》载：
南伯子綦游乎商之丘，见大木焉，有异。结驷千乘，隐将芘其所藾。子綦曰：“此何木也哉？此必有异材夫！”仰而视其细枝，则拳曲而不可以为栋梁；俯而视其大根，则轴解而不可以为棺椁；咶其叶，则口烂而为伤；嗅之，则使人狂酲三日而不已。子綦曰：“此果不材之木也，以至于此其大也。嗟乎！神人以此不材！宋有荆氏者，宜楸、柏、桑。其拱把而上者，求狙猴之杙者斩之；三围四围，求高名之丽者斩之；七围八围，贵人富商之家，求椫傍者斩之。故未终其天年，而中道夭于斧斤，此材之患也。”
《庄子》内篇中的物都是在用的关联的整体当中的。这里，关于用的哲学思考不是我们关注的重点，我们着眼的是身、形与在用之中的物的关联。身、形不是静态的、现成的，而是在种种潜在或现实的用的可能性当中展开的。楸、柏、桑等“文木”，皆在可能的用的关联中，是在用之中的物的关系的承载者。“结驷千乘”的“大木”因其“不材”而获得的独有的在世样态中，用的关系的退场使某种更本真的物的关联被揭示出来：以自身为目的的自我承载者。当然，这种以自身为目的的自我承载并不能从根本上超越无可如何的不得已。
人间世的种种政治和伦理的规范，也承载在身、形之上。并不是每个人都能像哀骀它那样“去寡人而行”的（《德充符》）。《人间世》里的叶公子高就在不可逃的世网当中，对于他的两难处境，孔子给出了这样的忠告：
天下有大戒二：其一，命也；其一，义也。子之爱亲，命也，不可解于心；臣之事君，义也，无适而非君也，无所逃于天地之间。是之谓大戒。是以夫事其亲者，不择地而安之，孝之至也；夫事其君者，不择事而安之，忠之盛也；自事其心者，哀乐不易施乎前，知其不可奈何而安之若命，德之至也。为人臣、子者，固有所不得已。
行事之情，而忘其身，何暇至于悦生而恶死！
以为可见可感的物是最确定的，是生活经验中常见的错觉之一。事实上，伦理和社会秩序是比具体可感的物确定得多的。对于每一个特定的时代，器物层面的变化总是比伦理和社会关系的变化快得多。人的在世生活当中，总有其伦理和社会层面的不得已，这些不得已也同样承载在身、形之上。
以上承载在身、形之上的种种不得已，虽也是无可奈何的，但其来所自总是可以索解的。然而，更根本的不得已是不知其所以然而然的。种种不知其所由来的不得已承载在身、形之上，呈显出更根本也更实在的客体的命运性的强度。上引《人间世》“叶公子高”章中谈到的“天下之大戒”，虽然也是人无可奈何的，但遵从与否也还有选择的余地，所以孔子的忠告是“安之若命”。与此不同，《大宗师》“子祀、子舆、子犁、子来”章中子舆因病而生的种种身、形的畸变，则在根本上是无可选择的，所以子舆以“安时而处顺”应之。“命运般的”与“命运性的”是有着质的不同的。《大宗师》论曰：
死生，命也；其有夜旦之常，天也。人之有所不得与，皆物之情也。
当然，庄子哲学中的“命”的哲学涵义仍有待更具体的彰显和阐发。
在庄子那里，身、形是心与世界的中介。当我们这样讲的时候，心与世界之间似乎是隔断的。这当然不是庄子哲学的根本洞见，只是我们展开庄子的思理脉络的过程中不得不经过的阐发和论述的环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