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丹尼尔·哈林（Daniel Hallin）是美国著名新闻与传播理论家，主流政治传播理论和比较媒介制度研究在当代的代表人物。哈林20世纪70年代于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Berkeley）求学，先后获得政治学学士、硕士和博士学位，现任教于加州大学圣迭戈分校传播系，是目前该系最为资深的教授。
哈林的学术生涯大致以世纪之交为界分为两个阶段。20世纪80—90年代，他主要关注“媒介与战争”“媒介与民主”等具体的政治传播相关议题，尤其关注美国主流新闻媒体对越南战争、海湾战争以及政治选举的报道。在这一阶段，他不断对美国的新闻专业主义在当代政治史中的发展变迁过程做出阐释。在其出版于1986年的著作《未经审查的战争：媒体与越南》（The“Uncensored War”：The Media and Vietnam）中，哈林将政治传播话语划分为三个同心环形的范畴：共识范畴、合法性争议范畴和偏离范畴。通过这一框架，哈林得以对新闻客观性法则背后的政治生态做出批判性考察，进而剖析舆论变化的规律。
进入21世纪后，哈林的研究转向了更加理论化的比较媒介制度分析，尤其关注美国、西欧和拉丁美洲的媒介制度比较。他与保罗·曼奇尼合著的《比较媒介体制：媒介与政治的三种模式》（Comparing Media Systems：Three Models of Media and Politics）业已成为该领域的经典著作。这本书被翻译成多种语言，并为两位作者赢得了诸多荣誉。在这部著作中，两位作者对18个西方国家的媒介制度进行了深入的比较分析，为后来的媒介制度研究设立了一个包括四个维度的分析框架：媒介市场结构、政治平行性（political parallelism）、新闻专业主义与国家角色；为媒介制度的政治语境考察设立了一个包括五个维度的分析框架：国家角色、民主制度类型、多元主义类型、理性-合法权威的程度，以及多元主义的程度。通过对上述框架的运用，哈林与曼奇尼提出了欧美国家的三种媒介制度模型：极化多元主义（以法国、西班牙、意大利为代表）、民主社团主义（以瑞士、德国、奥地利、瑞典为代表）、自由主义（以美国、英国、加拿大为代表）。不过，随着时间的推移和全球化程度的加深，哈林和曼奇尼的比较媒介制度理论也受到了不少质疑，比如该理论对传播技术的忽视，以及它对非西方国家的适用性问题。此外，也有学者认为这一理论缺乏对中介变量的考虑，比如经济和文化语境。
近年来，哈林较多关注健康和医学的媒介化（mediatization）议题，并发表了一些相关的学术论文。
丹尼尔·哈林的学术研究实践始于他在20世纪80年代展开的大量关于越战新闻报道的实证研究。作为一位政治学出身的传播学学者，这一路径选择既有现实原因，也源于哈林在求学阶段所处的宏大历史语境。
常江：您在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获得的三个学位都是政治学的，这是您在20世纪80年代对战争报道产生了浓厚兴趣的主要原因吗？
哈林： 恐怕更初始的原因是我的早期求学生涯。越南战争正胶着时，我在读高中，那时美国国内的民权运动也进入了尾声，各种关于战争、政治、权力的话语此起彼伏，政治学前所未有地成为时髦的专业，我也很自然地对其产生了兴趣。我成长于加州湾区，并在伯克利读书，那里曾是民权运动和反战运动的中心。但我对政治的兴趣更多是学理性的，我不是很擅长参与社会实践。在读研究生的时候，我对政治共识是如何达成的这个问题很感兴趣，我想知道人们如何形成自己的政治意见，以及究竟有哪些外部元素影响着这些意见之间的交互作用。因此在读书期间，我参与了不少民意调查项目，这些项目几乎都是关于人们是如何理解自己与政治之间的关系的。最终，我选择了与越南战争有关的舆论作为博士论文的选题。由于这场战争已经成为历史，我无法在70年代后期去做舆论调查，因此我转向了对越战新闻报道的资料档案的研究。这一选择最终使我从政治学走向了传播学，从实证研究转为历史研究。这种选择在当时是很罕见的，没有学政治学的人关注新闻媒体。但我认为，要想搞清楚政治舆论是如何形成的，必须首先搞清楚人们如何获取信息，这一点至关重要。当然，我也很幸运，博士毕业之后，加州大学圣迭戈分校突然有一个职位空缺，这个职位是传播学项目（当时尚未建系）和政治学系联合设置的，于是我就正式进入了这个领域。
常江：您选择越南战争作为自己进入传播研究领域的敲门砖，的确是有道理的，因为当时很多人都将这场战争称为有史以来的第一场“电视战争”，电视媒体对这场战争的报道影响了战争本身，甚至有人认为，正是媒体的报道导致美国输掉了这场战争。但您在《未经审查的战争》中，提出了不尽相同的观点。能讲述一下您的观点吗？
哈林： 认为媒体报道导致美国输掉战争的论调其实主要是由政治右翼提出的，而那些人通常都支持美国打越战。他们认为，如果当时“过于”自由化的媒体报道没有损害国内民意的共识，那么美国完全有可能打赢。值得一提的是，电视在当时扮演的角色尤其被放大，正因日复一日地看到电视新闻画面中战争的惨烈景象，大众才最终站在了反战的立场上。对于这一论调，我想谈三点。第一，如果你仔细阅读了美国政府关于越战的各种决策性文件，尤其是著名的“五角大楼文件”，你就会发现，其实华盛顿的政客们早已明白美国是不可能以“可以理喻的代价”赢得这场战争的，无论大众支持与否、媒体拆台与否，战争都必然会输。第二，关于媒体于其中扮演的角色，在分析了大量媒体报道后，我发现媒体在反战舆论的形成中更多扮演的是追随者而不是引领者的角色，也就是说，是一部分认清了战争必输的决策者为媒体报道设定了反战的论调，新闻媒体并不像很多政治右翼所认为的那样强大，根源还是在于决策集团内部出现了分裂。第三，具体到电视新闻，我也发现，其实美国主流电视网的越战报道也几乎没有怎样渲染战争的惨烈，大部分越战报道都是经过“消毒”的，而且在越战早期，大部分电视媒体甚至是支持战争的。要知道，美国商业电视是严重依赖观众和广告商生存的，所以电视不可能刻意去制造让人不舒服的场面。所有这些观察都表明，“媒体导致美国输了越战”这一论调是站不住脚的，这一论调体现了很多人对媒体功能的误解，甚至是利用。
常江：上述论调的流行，对美国政府和新闻业之间的关系产生了什么影响？这种影响如何体现在后来的区域性战争，比如海湾战争和伊拉克战争中？
哈林： 很多人用“越南综合征”（the Vietnam Syndrome）来形容越战给美国带来的精神创伤，而新闻媒体常常成为众矢之的。越战以后，美国以及其他一些西方国家的政府全面审视了自身与新闻业之间的关系。一个流行的观点认为：过于自由的战争新闻报道必然会动摇民众对战争决策的支持，因此在战争时期限制新闻自由是必要之举。在1982年的马岛战争中，英国政府就对媒体报道做出了更加严格的限制——绝大多数记者，尤其是电视记者的行为被限定在远离战场的船只上。第一次海湾战争期间，美国军方也做出了类似的规定，严格监视新闻记者的活动，并将绝大多数记者与真正的战场隔绝开来。此外，越战以后，美国开始重新强制施行战时新闻审查制度，这使得越南战争成为最后一场“未经审查的战争”。
常江：政治传播视角下的战争报道研究，似乎很少关注新的信息技术和传播模式的潜在影响。互联网导致民众的声音被放大，这意味着政府除了要应对机构媒体之外，还要应对声量越来越大的民间舆论。此外，政府和军方想要在战时控制信息的流通，也几乎不可能了。您认为新传播技术的崛起会导致媒体和国家之间关系的变化吗？
哈林： 我对新技术所具有的政治潜力持有复杂的态度。一方面，技术的确破坏了军方控制信息流的能力，令反战思想变得更受欢迎。比如在伊拉克战争中，很多网络视频素材都是普通民众拍摄的，这些素材展现了平民伤亡情况，借助互联网传播，越过了政府对战争报道的限制，在全世界范围内产生了很大的反响，并使得舆论实现了对战争政策的制衡，仿佛越战重演。但另一方面，政府也可以利用技术去有效地影响人们的观念、引导舆论。在美国驻伊士兵虐囚事件中，技术的这两方面特征都得到了充分的展示——如果当事人没有在事发现场自拍，这一切都不可能出现在人们的视野中。一些在传统媒体环境下不可能成为新闻的东西，以后将拥有越来越高的曝光度。
常江：您在《未经审查的战争》中提出，战争报道的政治话语体现为一个同中心的环形结构，您将其称为“范畴”（sphere），并认为政治传播话语包括共识、合法性争议和偏离三个范畴。您能对此做一些解释吗？
哈林： 这个结构其实主要是帮助我们理解政治传播中的新闻专业主义问题。它的前提就是：新闻的客观性是一种政治话语。最中心的一个范畴是共识范畴，其内部话语主要是对“同意”的扩散，这类话语主要建立在一系列为社会各界所共享的价值观和假设的基础上。比如，在美国，言论自由、人权等就属于共识范畴，任何与之有关的议题在传播中都不会违背这一共识。共识范畴之外，是合法性争议范畴，处在这一范畴中的媒介议题在舆论中通常存在争议，因此是媒体报道最重要的一个领域。比如，控枪、堕胎等议题就处于这一范畴之中。在合法性争议范畴内，新闻报道往往会刻意追求客观公正，媒体机构也会尽可能避免选边站队。我们所理解的新闻专业主义的种种实践，其实主要发生在这个范畴里。至于最外层的偏离范畴，其相关议题在日常报道实践中往往被媒体机构忽视或拒绝，新闻记者会为这类议题贴上“无报道价值”的标签。这些议题往往涉及具有某一方面的社会禁忌。在这个范畴里，新闻报道完全谈不上客观，记者会大胆做出判断，认定一些选题是边缘的、危险的、荒唐的、不值得关注的。例如，很多不合理的阴谋论，比如外星人干涉地球事务这类就处在这一范畴，媒体往往根本对此不屑一顾。
常江：谈了这么多，您能总结一下我们究竟应该如何看待媒体在战争中扮演的角色吗？
哈林： 媒体始终是决策者和舆论之间的中介，这一点不会改变。媒体在很多时候似乎爆发出与它的实际能力不相匹配的能量，这往往是因为在决策集团内部首先存在重大分歧，而媒体的自由主义倾向放大了这种分歧。前面谈过的政治话语的三个范畴也表明，新闻专业主义对不同的政治议题是区别对待的，这种区别已经成了惯例。在越南战争中，媒体最初持支持态度是由于当时的主流议题“人权”“平等”等处于共识范畴，然后持批评态度则是由于“新闻自由”在共识范畴中的重要性更大了，而在这个范畴里的客观性是无从谈起的。你可以说这是一个聪明的策略，但这也表明媒体远没有我们想象得那样强大。更重要的是，在技术发展突飞猛进的当下，“媒体”这个概念本身，以及信息生产和流通的形式，也日益多样化，这要求我们以新的视角去考量媒体的角色。对于政治传播研究而言，一个很关键的地方就在于不要盲目放大媒体的作用，要立足于传播自身的规律。媒体是我们理解政治的方式，而不是反过来。
通过对丹尼尔·哈林早年战争新闻报道研究的回顾，我们得以清晰地梳理出他所确立的政治传播研究的基本逻辑：以媒体和国家之间的关系为研究的主轴，以媒体的中介化角色为研究的切入点，重视政治决策集团内部的共识与分裂，同时对新的信息与传播形式保持密切的关注。正是在这样的研究思路的指引下，哈林的学术研究进入了一个新的阶段：比较媒介制度研究。
比较媒介制度研究框架的提出，是丹尼尔·哈林最主要的理论贡献。这一研究框架对媒介规范理论的发展做出了贡献，开创了一种新的研究思路，也面临方法论、系统性和适用性上的争议。在对话中，哈林对于比较媒介制度研究所面临的挑战进行了深入的反思。
常江：您为何对媒介制度的比较研究产生兴趣？
哈林： 一个首要的原因是，这个领域一直被学术界忽视。简单来说，在很长的时间里，几乎没有出现过真正意义上的比较媒介研究理论。此外，我也受到了经典的《报刊的四种理论》（Four Theories of the Press）的影响，这本书的成功表明模型化的理论努力是有必要的，因为一旦涉及比较，知识体系就会无比庞大，我们就必然需要一套模型去综合这些知识。不过，这项工作真的做起来以后，我们面临着很多的困难，比如究竟如何厘清不同变量之间相互影响的机制。我们从自身的知识体系和研究兴趣出发，决定从历史的视角来完成对媒介制度的比较。在我看来，比较媒介制度研究可以帮助我们理解不同类型的媒介机构是如何被设立的，以及这些媒介机构的运作会产生什么样的社会后果。对于这个问题的理解，在社会变动期会显得尤其重要，因为越是在这样的时期，机构的权威性越会受到质疑，人们也越容易去“向往”其他类型的社会机构。我想，这对于当下的中国和美国都很适用。
常江：将18个国家作为研究对象意味着无比庞大的工作量，也要求方法论上的高度精确性。这是否给“模型化”工作带来了困难？
哈林： 的确如此。因为研究对象的范畴极大，而且谁也不可能对这么多国家的情况都很熟悉，所以我们只能主要依赖二手数据。由于这些国家的语言也不尽相同，因此阅读各国的原始资料也是一项艰巨的任务。最后一个不可避免的结果就是：国家与国家之间在资料的数量和质量上往往存在差异。在很多情况下，我们不得不主要求助于来自各国的英语资料，这对于北欧国家来说更容易实现，但对于法国、西班牙这样的大国来说，则比较难。但我想说的是，比较媒介制度研究终究是一项理论化的学术工作，它不是媒介制度的百科全书。我的工作是探索不同制度得以形成的逻辑，而非对每一个国家进行细致的个案分析。简单来说，就是要找到不同制度的共通根基。理解这一点是很重要的。
常江：可尽管如此，还是有不少学者对您提出的分析框架的适用性问题提出了批评。您所考察的18个国家均为欧美国家，这些国家在经济发展水平、政治制度和文化习俗上，有着较强的同质性。您如何看待这种批评？
哈林： 我和曼奇尼花了很多时间思考我们提出的框架究竟在多大程度上可以被运用于分析其他国家。思考的结果是，我认为“这一框架可以拓展至其他国家”的可能性，要大于“我们必须发展新的框架以适应新的案例”的可能性。原因很简单：这个框架本身是一个逻辑框架，它帮助我们探索不同媒介制度的成因。在这一逻辑的基础上，我们可以不断探索新的模型，发展新的理论，提出新的概念，设计新的变量。这是不矛盾的。我很欣喜地看到，很多在欧美之外的国家和地区展开媒介制度研究的学者，是在这一框架的逻辑基础上进行他们的工作的。尽管批评很多，但还是比我们想象中要少一些。事实上，我更加担心的问题是，人们会发现这个框架过于“好用”而将其结晶化，停止新的探索。这项研究是在对《报刊的四种理论》进行批判和反思的基础上完成的，所以我很担心它会变成另外一本《报刊的四种理论》。自始至终，我都希望这项工作是一个探索的起点，而不是一个被直接使用的工具。
常江：从这本书出版的时间来看，数字技术和互联网在媒介制度的形成中已经扮演了很重要的角色，但是新媒体机构并未被纳入您的分析框架。原因何在？
哈林： 对互联网和数字媒体缺少分析，的确是这本书的一个大的缺陷。之所以如此，在很大程度上是因为关于传统媒体，尤其是报刊和广播电视的资料多如牛毛，完成整理和分析的工作已经十分困难了。而对于互联网在媒介制度中扮演的角色，人们才刚刚开始讨论，很多观点都还不成熟。既然我们想要建立“模型”，就必然希望整个概念框架能够更加扎实，这也就意味着对于当下的比较媒介制度研究来说，更重要的是“如何提出正确的问题并获得适宜的数据”，而不是一味将新的变量全部纳入进来。我认为互联网对于比较分析而言是非常重要的，但我同时认为我们目前所提出的框架对于从事互联网新闻传播工作的人来说也有帮助——只要他们有意发展新的理论。此外，我必须要强调一点：媒介制度的形成过程并不是同质化的，不存在一种单一的逻辑可以解释所有不同的媒介制度的形成过程。例如，报刊和广播电视机构往往就是在不同的媒介哲学的支配下形成的，尽管它们可以在同一历史和社会条件下共存。不同的逻辑往往根植于不同的历史土壤，同时与不同媒介类型之间的竞争密切相关——一种媒介正是在与其他媒介的区别中实现对于自身的界定的。所以，我们可以以同样的思维方式去理解互联网。互联网兴起于新自由主义的历史背景之中，这一历史背景同时导致更深地根植于政治体系的传统媒体的衰落，以及更深地根植于组织化社会群体的政治文化的衰落。如果互联网诞生在20世纪30年代，情况肯定大不一样。同理，网络媒体在不同的媒介制度中所扮演的角色，也是因地而异的。至于互联网究竟在多大程度上改变了既有的媒介文化，我无法回答，这个问题在比较的视野中可能也没有标准答案。所以，尽管未能对互联网做出系统的分析是一个遗憾，但这并不意味着比较媒介制度的分析框架不适用于分析互联网。
常江：您认为比较媒介制度研究应当有一种规范性的诉求吗？您是否认为应该确立一种更加“理想的”媒介制度？
哈林： 比较分析的确要有规范性诉求，这种诉求对于从事这项研究的学者来说是不能回避的。比如，如果你想了解公共广播系统能够在多大程度上独立于政治控制，那么你可以通过比较不同国家的案例来观察有多少种可能性。再如，如果你想了解商业化究竟如何塑造了媒体的社会角色，那么你也可以通过比较不同的社会语境以及商业化的不同形式来实现。但是，我认为谈论某种“理想的”媒介制度没有太大意义，因为一切媒介制度都只能在其赖以生存的社会、政治和文化语境下发挥作用，而这些语境是难以被改变的。尽管比较分析对于有批判精神的学者来说十分有用，但我并不希望这种“比较”最后演变成一种新的现代化理论。人们可以从自己的经验出发去判断哪些制度“更好”，但这种判断往往是非历史性的。放眼全世界，有很多国家和地区都经历了比欧洲和北美更加艰难困苦的历史时期、更加激烈残酷的政治冲突，而这一切正是媒介制度的边界。这是历史的事实，我们无法改变，也无法评判。
常江：随着全球化的深入，不同媒介制度之间的差异可能会变得不再显著，这会不会使得比较分析渐渐不再有意义？
哈林： 这的确是一个值得思考的问题。我没有办法给出确切的答案，但我可以提供两个思考的方向。第一，分析的单位（unit of analysis）到底是什么。目前在比较媒介制度研究中，分析单位主要是民族国家（nation state），所以问题在于，未来民族国家是否还会是一个合理的、有价值的比较维度。对此我认为，以民族国家为分析单位的适用性其实同媒体与国家（政治制度）之间的关系密不可分。如果媒体与国家政治体系之间的关联变得越来越弱，那么民族国家之间的差异性也就会逐渐消亡。因此，时刻搞清楚最合理的分析单位是什么很重要，但比较的思路不会改变。第二，真正意义上的“差异”究竟还有多少。很多学者指出，全球化的过程的确加速了媒介文化的同质化，媒介制度之间的差异也在渐渐变得不明显；但也有很多研究表明，国家的重要性始终没有受到威胁，依然是最重要的考量因素。我们应当不断思考这两个问题，根据历史和社会的具体语境给出具体的答案，而不是从现在开始就做出斩钉截铁的预测。
丹尼尔·哈林对他提出的比较媒介制度分析框架所面临的挑战逐一做出了回应。在他看来，这一框架的理论目标在于明确不同的媒介制度得以形成的历史逻辑，而不是对结晶化的媒介制度做出穷尽式的比较。而整个比较媒介制度研究在发展的过程中，必须不断依据历史和社会语境的变化提出新的理论、新的概念和新的模型。
作为主流新闻传播学界有代表性的“交叉型学者”，丹尼尔·哈林不但在学术研究实践中受益于自己的政治学训练，而且从跨学科的视角丰富了传播学的内涵，实现了有价值的学科对话。他对于政治传播学学者的素养也有自己的思考。
常江：在研究工作外，您还会通过什么方式来丰富自己的理论思考？
哈林： 首先是对严肃媒体和政治类媒体的大量阅读。每天出版的《纽约时报》我都会读，我至今仍然认为这张报纸是美国新闻业的典范。此外，全国公共广播电台（NPR）的政论节目我也时常听。除了密切关注媒体外，我对教学工作也十分重视。在加州大学圣迭戈分校教授的课程中，我最喜欢的一门课是面向本科生的传播学基础课，因为在教这门课的时候，我要“被迫”讲很多不在自己研究专长范围内的知识，这对我来说很有趣，也是一个学习的过程。
常江：对于那些对政治传播感兴趣的年轻学者和博士生，您有什么建议？
哈林： 对于媒介研究和传播学学者来说，我认为最重要的一点是要做到在更宽广的社会语境中去理解媒介机构与传播过程。媒介同时是社会的、政治的、文化的以及经济的机构，是深深嵌入社会系统之中的。我和曼奇尼从事媒介制度比较研究的一个主要的目标，就是要在新闻与媒介研究的学术文献和比较政治学的学术文献之间建立对话。努力打破边界、破除媒介中心化的迷信、追求一种语境化的思维方式，对传播研究来说至关重要。
不难发现，政治学和传播学两个学科的对话已经成为哈林一切学术思考和研究实践的出发点，这种对话带来的语境化的思维方式，是比较媒介制度理论影响力的重要来源。对于这种思维方式的倡导，将帮助我们反思新闻传播学在发展过程中可能出现的故步自封的倾向，使这个学科在不断对话中实现新的发展。
（资料整理及翻译：黑龙）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