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托伊恩·范戴克（Teun A.van Dijk）是国际知名的语言学家和传播研究者，是话语理论（discourse theory）和批判话语研究/分析（critical discourse studies/analysis）的主要奠基人之一。在话语分析日渐成为欧美媒介与文化研究领域主流方法论的过程中，范戴克的理论创新、研究实践及各种建制化努力扮演了至关重要的角色。目前，国际话语研究领域三本权威期刊《话语研究》（Discourse Studies）、《话语与社会》（Discourse and Society）以及《话语与传播》（Discourse and Communication）均由范戴克创刊并担任主编。其早年的代表著作《作为话语的新闻》（News as Discourse）被译介至中国后，开国内新闻研究领域话语分析的风气之先，产生了很大的影响力。
范戴克出生于荷兰并于欧陆传播与媒介研究重镇阿姆斯特丹大学（University of Amsterdam）获得博士学位。其后，他长期任教于这所大学直至荣休。2004年，范戴克移居西班牙巴塞罗那，成为庞培法布拉大学（Pompeu Fabra University）的全职教授。范戴克从20世纪60年代开始关注法语的结构和语义问题，但很快他的研究兴趣就转向了话语分析和意识形态研究。他于1972年出版的《文本语法的若干问题：理论语言学与诗学研究》（Some Aspects of Text Grammar：A Study in Theoretical Linguistics and Poetics）一书，被广泛认为是其展开系统性话语理论研究的开端。在整个20世纪80年代，范戴克是国际话语研究领域活跃的学者之一。他格外关注新闻文本的种族主义话语，并对欧洲精英阶层对新闻话语的操纵行为持尖锐的批判态度，出版了《传播种族主义：理念与对话中的种族偏见》（Communicating Racism：Ethnic Prejudice in Thought and Talk）、《作为话语的新闻》、《新闻分析：新闻界的国际和国内新闻案例研究》（News Analysis：Case Studies of International and National News in the Press）和《种族主义与新闻界：种族主义与移民的批判研究》（Racism and the Press：Critical Studies in Racism and Migration）等著作。其中，《作为话语的新闻》一书产生了巨大的国际影响力。
后来，范戴克开始在大量经验研究的基础上进行自己的意识形态理论建构。在1998年出版的《意识形态：跨学科的方法》（Ideol-ogy：A Multidisciplinary Approach）中，范戴克提出了基于话语分析的意识形态理论，将意识形态理解为特定社会群体借助语言影响人的思想的文化中介系统。在《社会与话语：社会语境如何影响文本与对话》（Society and Discourse：How Social Contexts Influence Text and Talk）中，他进一步强调自己对于精英阶层通过话语操纵术滥用权力的批判态度，并尝试为这一机制的发生提供具体的分析框架。
范戴克对于新闻与传播研究最大的理论贡献，在于他系统性地将话语分析，尤其是批判话语分析（简称CDA；但范戴克更倾向于称之为批判话语研究，简称CDS）引入了该领域。在范戴克和语言学家诺曼·费尔克拉夫（Norman Fairclough）等一些学者的推动下，包括文本分析、话语实践分析和语境分析三个主要维度的批判话语分析业已成为当代新闻和媒介研究的一个主要的理论视角和方法论，也进一步拓宽了新闻与传播研究的跨学科视野。
范戴克学术思想的支柱，就是作为一种文化（政治）理论和研究方法的批判话语研究。在他看来，批判话语研究作为一种包含了专门理论和方法论的一般性分析框架，本身就是政治性的；而来自一些批评者的“不科学”的方法论层面的批评，则大多隐含着保守的政治立场。通过对批判话语研究的系统化和建制化努力，范戴克希望其能够成为语言、文化和社会研究的一种一般性的思路。下文中，我们将从范戴克在20世纪80—90年代深度从事的一项具体的研究议题——新闻话语与种族主义之间的关系切入，呈现范戴克的批判话语研究路径在具体研究实践中的运用。
常江：您作为主要奠基人之一所创立的批判话语分析的方法论，在当下的新闻传播研究中的应用十分普遍。与旧式的文本分析相比，批判话语分析的“批判”具体指的是什么？这是否意味着话语分析总是要指向话语的政治意图？
范戴克： 现代语言学和话语分析早已超越对于孤立词语、句子的含义和序列，以及句子在总体文本中的角色的研究。我们认为，句子的意义同样是使用这些句子的人所扮演的特定角色的彰显，如承担责任的代理人、行动的目标或受害者等。在话语中，许多信息都是含蓄的。话语所承载的大部信息——尤以新闻报道为甚——是处于隐藏状态的；而信息的接受者往往从自身关于语境和外部世界的知识出发，支持着上述机制。在涉及种族事务的新闻与评论中，许多含义仅仅是暗示性的或预设性的，并未被明确陈述。这样做既出于社会规范的要求，也有印象管理（impression management）方面的考虑。例如，许多关于少数群体的负面信息可能并不会被明确写在新闻报道中，而是隐藏在字里行间。与“旧式”的文本分析相比，现今的话语研究已经非常先进了。受当代语言学、心理学、前沿社会科学的影响，话语分析如今有更加鲜明的多学科、多模式色彩，无论理论和方法论都更加复杂。
批判话语研究将上述新理论和新方法视为不言自明的前提，因此它并不应该被理解为一种新的“方法”。关键问题在于，进行批判话语研究的学者们普遍意识到他们关于话语的科学研究是社会不可分割的一部分。他们通常从自己所在的国家入手，去广泛地分析权力滥用、社会不平等以及人权侵犯等问题，并希望借此建立一个新的世界——正如我几十年来所做的关于种族主义的研究那样。因此，一旦选择从事批判话语研究，就意味着研究者要明确自己的政治立场，并且至少在学术研究及出版方面，要坚持为反抗任何形式的压迫而斗争。我们注意到，在很多国家，做到这一点并不容易或很艰难，甚至让你感觉无路可走，但我们需要探求最大的可能性，让我们不会因为自己的思想而受到迫害。也是出于同样的原因，一些学者采用化名在国际媒体上发表作品。
常江：可是近20年来，批判话语分析也引发了不少争议。有的人认为它只是一种政治批判的方法，有的人则质疑它的科学性。您如何看待这些批评？
范戴克： 如果说批判话语研究想要保持批判性，那么它自己也应该坦然面对来自外部的批评，只有这样，才能持续地使自身的理论、方法和目标得到升华。无论语言学还是社会科学都很年轻，远谈不上完美。话语研究（DS）和批判话语研究更是如此。这两种方法既是实证主义的，又是后实证主义的——在我看来，对这两者的区分其实已没有什么意义。对“现代”和“后现代”的区分亦同理。在这个意义上，我可能会拒绝一些含混暧昧的、非政治性的后现代表述方式，自然也会拒绝对于语言和话语进行的非政治性的实证研究。对于批判话语研究而言，重要的是理论和方法如何真正地指导研究过程，从而解决重要的社会问题，例如对种族主义话语中的代词使用的专业而细致的分析，以及对于全球大众传媒在性别歧视或军国主义意识形态的生产中扮演的角色的考察。
很多人对批判话语研究提出批评通常不是因为他们突然担心这种方法不够科学，而是因为他们畏惧批判性的科学本身。无论在话语研究中还是人文社会科学其他领域的研究中，批判话语分析都使用同样的方法，这种方法虽远谈不上完美，但显然十分直接。然而，一些批评者却难以接受如下事实，那就是学者也是社会的一部分，因此也应该是负责任的公民。由于学者通常拥有普通人所没有的象征性权力（symbolic power），因此他们理应为我们对权力精英滥用权力的行为，以及大学和科学研究领域内部权力滥用现象的批判性分析做出贡献。对于批判话语研究富有建设性的批评是必要且有用的。但有些人对批判话语研究在“方法论”上的批评，倒更像是一种隐藏了真实目的的策略：并不仅仅是单纯的方法批评，更是一种政治立场——一种保守的政治立场；而持有这一立场的人并不认为自己提出的批评本身，以及自己所从事的学术研究其实都是有政治色彩的。
常江：在过去的30年中，您在新闻话语和种族主义问题研究上做出了巨大的贡献。现在看来，媒体已不似20世纪80年代和90年代那样强大，种族主义也有了新的内涵和表现形式。你认为在塑造种族主义话语方面，传统的新闻媒体仍然具有强大的影响力吗？
范戴克： 的确，种族主义的内涵在今天有了很大的变化。如今最常见的话语是“文化种族主义”，也被称作新种族主义。这种种族主义已不再基于肤色等“种族”外观，而主要基于语言、宗教、习俗等群体文化特性。正因如此，“反伊斯兰”与“反阿拉伯”通常被混为一谈。因为“人种”种族主义已经被联合国宣布为政治不正确，所以许多人开始诉诸一种看起来更“体面”的种族主义。这种种族主义主要强调文化间的差异性。当然，他们通常会拥护“我们自己的”文化。在我看来，媒体在现代信息社会的强大力量是毋庸置疑的。在很多情况下，媒体与政治家、企业家、专业人士和知识分子等其他强大的精英团体与机构一道，间接地影响了社会中大部分人的生活。在社会中，企业主的影响力主要集中于经济、市场、生产和就业等方面，对于社会公共话语和意见的影响较小；而媒体的力量则主要体现在话语权和象征层面。媒体话语是其他精英阶层和普通公民的知识、态度和意识形态的主要来源。当然，媒体是在与其他精英集团，尤其是政治家、专业人士和知识分子联合中生产出这些内容的。然而，由于有新闻自由作为前提，媒体所生产出来的主导性话语由传媒精英控制，并承担终极责任。
常江：您能否谈谈新闻是如何制造并传播种族主义话语的？
范戴克： 在主要使用文字的媒体领域，新闻生产是一系列复杂的社会与话语互动的集合体，其过程由编辑控制，具体机制则包括：编辑业务会议及协商、报道分配、记者与少数组织机构的互动（如议会、警察、法院、大学和企业等）、与“信息”和“意见”的必要或可能的来源进行的高强度的互动、记者撰写新闻报道的过程，以及编辑对新闻稿进行审校的过程等。目前，对于新闻生产的流程和策略，微观社会学、社会心理学、话语分析等领域均有深入研究，但仍未实现对所有机制的穷尽考察。例如，新闻媒体内部的编辑部会议就很少被学者研究，这如同其他类型的精英集团的内部交流机制很少被关注一样。对于持有批判立场的学者，获准进入这样的“现场”的机会更少。至于研究种族主义的学者，则根本没有获准的可能。
我一直致力于分析新闻话语和种族主义之间的关系。我在《精英话语与种族歧视》（Elite Discourse and Racism）一书中提出，核心问题在于精英。精英是拥有最多权力因而掌握最多公共话语的群体，因此对于偏见的形成和种族主义的再现往往能够施加比一般人更大的影响力。精英种族主义在很大程度上是“象征种族主义”（symbolic racism），是在议会辩论、法律、新闻报道、社论、评论文章、电视节目、电影和教科书等由主流精英话语控制的文化场域内表达的种族主义。它可能是非常隐晦和微妙的，很难被发现和抵制。它可能表现得十分“符合逻辑”，十分“自然化”或十分“常识化”。我们需要掌握详尽的、批判性的话语分析手段，还要对日常生活中的种族主义有深刻的认识，才能理解和抵制这种种族主义。
常江：难道种族主义不是自古就有的吗？而您所说的精英话语和新闻话语其实都是现代社会的产物。
范戴克： 种族主义当然早就存在于流行观念之中，但种族主义的体制化，在很大程度上是由诸如政治家、记者、教授和作家等文化精英所设定和煽动的。看看是谁激化了原南斯拉夫地区的种族战争？是政治家、记者等精英群体，而非普罗大众。无线广播在卢旺达大屠杀中起到的煽动作用是如此，纳粹德国及其政治宣传也是如此。今天的情况并没有什么根本性的变化。精英集团否认自己是种族主义的，因为这和他们自设的进步、积极的大都会市民的形象不符。精英是谁？精英就是那些可以雇用和解雇他人的人，是决定谁能够合法进入一个国家的人，是能够接触到政治和大众媒体的人，是能够出书和上电视的人。他们控制着传播、互动、组织的所有决策渠道。如果我们发现少数群体作为一个整体被排斥和被边缘化，一般来说，这几乎总是拜占据统治地位的精英所赐——即使他们的命令可能由低级官僚、警察或教师等普通民众执行。因此，要打击种族主义，必须同精英作斗争。
常江：在您看来，应当如何抵制这种由新闻话语传播的精英种族主义？正在蓬勃发展的社交媒体是否具有这方面的潜能？
范戴克： 近年来，在传统媒体之外，社交媒体也已成为人们以积极的、消极的或批判的方式了解社会的途径。但实际情况是，社交媒体在许多方面正在被侵犯人权和社会权益的团体、机构或组织所操纵。我并不确定传统媒体是否已不再强大，毕竟现在所有的媒体在互联网上都有自己的呈现方式，而社交媒体上的大量报道也来自报纸。但我们可以看出，在过去的20年中，尤其在“阿拉伯之春”和经济危机中，社交媒体已经大大扩展了自身的影响力和权力。不幸的是，正如我们在欧洲和美国看到的那样，社交媒体如今也成了极端主义、右翼思想和种族主义话语的温床。不过现在已经出现了一些官方的应对措施，如德国等几个国家禁止使用“仇恨言论”的法令等。但我认为，除法律措施之外，限制权力滥用的唯一途径仍然是话语研究，也就是对于网站、信息、图像等进行系统的批判分析。批判话语分析就是在话语和传播研究领域实现这一目标的途径。我们掌握了批判话语分析的理论和方法，就能去分析和揭示偏见、刻板印象、种族主义、性别主义以及其他侵犯人权的行径在表达和传播中所使用的话语策略。
不难发现，范戴克始终未曾尝试将批判话语研究建构为一套科学、中立的研究方法，而是将其与一种鲜明的价值旨归——对民主和平等主义的追求联系在一起。在某种程度上，批判话语分析成为一种被学界广泛接受的、左翼学术思想在经验研究领域的方法策略，这对近30年的国际主流学术生态产生了不可忽视的影响。尽管范戴克并未接受过传播或媒介研究方面的学术训练，但他从种族主义在当代欧美国家的生成和流变的传播机制出发，为新闻研究提供了一种有别于主流传播学的语言学传统。在他看来，新闻的本质其实是一种承载公共话语的文本，新闻话语的形成和接受与精英阶层的操纵有密切的关系。
范戴克的另一项重要的理论贡献，体现在他对意识形态理论在当代的推进上。总体而言，范戴克倡导一种跨学科的意识形态分析视角，这一视角的本质是将意识形态视为符号和政治性的话语实践的集合，并为其赋予可被科学分析的认知基础。尽管范戴克认为自己受马克思主义的影响不大，但其意识形态理论与路易·皮埃尔·阿尔都塞（Louis Pierre Althusser）、格奥尔格·卢卡奇（Georg Lukács）、斯图亚特·霍尔（Stuart Hall）等人的观点有颇多相近之处。在某种程度上，我们可以认为范戴克的意识形态分析就是批判话语分析，一如霍尔的文化研究在很多时候其实就是意识形态研究一样。
常江：在您的著作中，我个人最欣赏的是《意识形态：跨学科的方法》一书。作为话语意识形态理论在当代的重要倡导者，您能简要归纳一下话语和意识形态之间到底是什么关系吗？
范戴克： “意识形态”这个概念在媒介研究和社会科学领域十分常用，但它的内涵始终是模糊的。在大多数情况下，人们将其看作一个消极的东西，通常指向由他人灌输的、僵化的、误导性的、党派的观念。于是，一种僵化的思维方式出现了：我们掌握真相，他们拥有的只是意识形态。对于意识形态的消极看法可以追溯到马克思和恩格斯，他们认为意识形态是一种“虚假意识”的形式。在资本主义社会，控制生产资料的群体会将自己的观念向其他群体进行灌输，工人阶级则无法看清这些观念得以存在的前提条件。在整个20世纪相当长的时期里，无论是在现实政治领域还是在社会科学研究中，意识形态的概念始终带有负面意味，并经常被视为“客观”知识的对立面。
话语、意识形态和政治之间存在着密切的关系。从这种意义上来说，政治通常都是“话语的”和“意识形态的”，而意识形态在很大程度上也是依托文本和语言存在的。从一个现代的、跨学科的视角来看，意识形态其实是一种为群体所共享的社会再现（social representation）的观念基础。在一般性的意识形态中形成了更加具体化的群体意识，这种群体意识又进一步影响群体成员的个人观点、思想结构、对具体事件的理解，及其所参与的社会实践与话语。在政治中，意识形态专门发挥着界定政治制度、组织、运动、政治实践和政治认知的作用，而这一作用主要是由政治话语制定或复制的。政治意识形态表现在政治话语中，通常强调我们的“好”和他们的“坏”，同时弱化我们的“坏”和他们的“好”。这种普遍性策略可以在话语的各个层面上被贯彻。意识形态的表达方式有很多种，例如表演式的陈述、悖论、发表声明、隐喻、比拟、婉辞、夸张等。
常江：所以在您看来，意识形态其实是一个中性的概念，是伴随语言、文本和话语存在的一种必然的实践？
范戴克： 是的。意识形态并不囿于左派或右派，也不囿于共产主义或资本主义。只要有社会团体和组织联合起来，伸张并合法化自身的权力，意识形态就会存在。同时，意识形态也存在于反抗滥用权力的辩论与斗争之中。因此，有种族主义意识形态，也有反种族主义意识形态；有军国主义意识形态，也有和平主义意识形态；有性别歧视的意识形态，也有女权主义的意识形态；等等。有些意识形态对于大多数人是不利的，有些意识形态对于大多数人是有利的或比现状更好的。意识形态控制着思想，是社会群体成员共同观念的社会再现。意识形态塑造着社会群体的态度，影响着个人的观念，因此也控制着社会实践和话语；意识形态使压迫合法化，却也鼓励革命。总之，意识形态操纵着我们作为宗教、国族、性别、政党、行业等群体的成员的思想。
意识形态在媒介话语实践中得到最鲜明的体现，如政府和政党的计划书、教科书、大众媒体、学术作品等。此外，意识形态还暗含在商业公司的人员聘任机制中、对女性施加的性别暴力中、对第三世界移民的种种限制中、军火和武器交易中，以及选择性的投资和付薪行为中，等等。当意识形态需要在政府计划、经济理论、报纸社论、新闻报道以及一般性精英话语中实现合法化时，它往往会以更加直接的方式被表现出来。正是通过精英话语，新自由主义、性别歧视、种族主义和军国主义意识形态才在社会中得到体现。
常江：您的意识形态理论和其他主流意识形态理论[如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理论、斯拉沃热·齐泽克（Slavoj Žižek）的意识形态理论等]的不同之处体现在哪里？
范戴克： 我曾读过齐泽克（的作品），但我并不认为他为意识形态基础理论提出了新的观点，他实际上延续了哲学思辨的古老传统。而我提倡一种多学科的理论视角，包括详尽的话语分析理论、详尽的认知和社会心理学观念，以及在一个连贯的框架内进行详尽的社会行为和互动分析的方法。我尚不知道是否还有其他方式能够让我们获取关于意识形态的如此综合的观点。而且，我并不自认为是一个马克思主义者或新马克思主义者，因此我受到强大的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理论的影响比其他人小得多。我努力小心翼翼地与上述传统的当代视角保持距离，无论这种视角是否受到了卢卡奇、安东尼奥·葛兰西（Antonio Gramsci）、阿尔都塞甚至斯图亚特·霍尔的启发，无论其观点是否实用或适用。一个显而易见的例子就是，尽管我和斯图亚特·霍尔都关注种族主义意识形态，但我们的方法和角度是截然不同的。
常江：作为一位欧洲学者，您如何看待目前欧美国家日益显著的民粹主义意识形态，尤其是在移民政策、反欧盟主义、贸易保护主义等方面？
范戴克： 这是一个不幸的事实。其实不只欧洲和美国，就连巴西（我曾在那儿居住过）和其他拉丁美洲国家也一样——各种形式的保守民粹主义的流行其实是一个全球性的问题。这是因为在失业率及生活必需品价格上涨时，传统的政党无法为此类基础性问题提供有效解决方案，所以保守民粹主义才吸引了大量民众。类似的事情在历史上屡见不鲜：当权者试图通过谴责少数群体（如德国和东欧的犹太人）和移民的方式来巩固权力，如美国的特朗普，以及匈牙利、波兰，乃至一些更加自由的西欧国家的领导人所做的那样。而民族主义始终是右翼势力和极端民粹主义的一种话语策略，发生在英国的脱欧运动就是例子。因此，“反对欧盟”就成了欧洲许多国家和地区解决问题的“最佳方式”。
欧洲的历史的确有着十分积极的方面，例如，现代民主国家和人权的发展就与法国大革命的观念遗产息息相关。但是，欧洲也应当对一些糟糕的事情负责，如许多地方性战争与世界大战、（自从有宗教裁判所以来的）宗教迫害、殖民主义、种族主义、大屠杀、南斯拉夫战争，以及今天广泛传播的种族主义和排外情绪，等等。欧洲历史往往会在社会出现危机尤其是经济危机的时候，露出它狰狞的面孔。而批判话语分析的重点对象，就是各种侵犯人权、危害民主的行为。换言之，极端右翼势力和保守民粹主义在当下的流行并不是什么新鲜事，它既是欧洲历史和文化固有的组成部分，也是欧洲在美洲、非洲和亚洲的帝国主义及殖民主义遗产的一部分。
对于范戴克来说，基于话语分析的意识形态研究是一种有着鲜明的现实价值指涉的学术活动；而研究者自身也要保持与社会精英集团之间的距离以避免学术研究实践被纳入宰制性意识形态的范畴。对于在全球范围内“死灰复燃”的极端民粹主义，范戴克持既客观又批判的态度——这一思潮既是欧洲历史和文化基因不可分割的一部分，又是精英集团巩固其统治、化解社会危机的一种话语操纵策略。
在话语理论奠基人、意识形态理论在当代的拓展者以及将话语理论引入新闻研究的先驱等角色之外，范戴克还有一个为学界熟知的身份，那就是“批判话语研究学术建制”的积极推动者。他先后创办的6本话语分析期刊，均成为这一领域的主流学术平台和前沿思想重镇。
常江：您的书《作为话语的新闻》已有中译本，并在中国的新闻传播研究者中颇有影响力。您创立的6本话语研究期刊之一《话语与传播》是对我本人有重要影响的传播研究学术期刊。您能否为中国读者详细阐述传播研究与话语研究之间的关系？
范戴克： 我创办《话语与传播》的初衷是为了弥合话语研究和传播研究之间存在的令人遗憾的断裂。前者最初来源于语言学、人类学以及与之相关的其他学科，后者则在社会科学领域拥有一席之地。这两个领域显然有重叠的部分——两者都关注文本和谈话的不同形式，以及互动和交流的过程。至20世纪80年代，在我写《作为话语的新闻》一书时，学界已经出现大量传播研究的新成果，尤其是关于新闻的研究。但在我的书出版之前，几乎没有研究者将新闻作为一种话语形式加以系统考察。今天，越来越多的话语研究学者开始重视对媒体话语的分析，越来越多的传播学研究者也开始将话语分析作为自己的理论和方法。甚至在社会组织的研究中，学者们也开始意识到，组织内发生的大部分事务都是以文本和谈话的形式出现的，因而话语分析也成了对企业流程、领导力、知识获取等议题进行研究的最有趣的质化方法之一。
其实，话语研究的生命力并不仅仅体现在它和传播学的交融上。从我在里约热内卢和巴塞罗那的教学实践中，我日渐发现一个新的议题非常适合被纳入批判话语研究的视野，那就是社会运动。目前从事社会运动研究的学者大多是社会学家，但遗憾的是，很少有社会学家意识到（或有意忽略了）大多数社会运动实践都是话语性的这一事实。因此在我看来，对于社会运动的研究需要详尽而明确的话语分析路径，而非仅仅在流行术语“框架”下进行暧昧浅显（乃至近乎空洞无物）的描述。与此同时，对社会运动的社会认知，如人们关于社会运动的知识、态度和意识形态等方面，也需要我们进行深入的话语考察。目前，社会科学领域内的大多数研究者从未阅读过语言学、话语研究、心理学甚至人类学的东西。我希望这个问题可以在未来的跨学科交叉研究中得以解决。
常江：您认为批判话语研究和意识形态分析在价值上的终极目的是什么？
范戴克： 我唯一的希望就是建立一个完全民主的社会。在这个社会里，少数民族不会被边缘化和压迫，多元性成为常态，性别和种族差异一概变得无关紧要。这是一项艰巨的任务，也是一个长期的进程。如果对比几个世纪之前的情况，我们就会看到，虽然一切都还远谈不上完美，但从公开的殖民主义、奴隶制、种族灭绝、性别歧视和种族主义时代至今，人类社会已经行进了很长的一段路。总而言之，尽管有许多人怀疑，我仍很高兴地看到我们大多数人都能够为建设一个更加美好的社会而奋斗，无论作为个体，还是群体的一员。
如同大多数左派知识分子一样，范戴克始终认为学术研究必须有进步性的价值指向，并为建立一个更加平等、更加多元、更加宽容的理想社会而努力。他反对任何宣称“价值中立”和“科学客观”的方法论主义，始终对掌控着媒体话语权的精英阶层及其意识形态保持鲜明的批判态度。他的学术研究实践虽以欧洲为立足点，却在批评的维度上展现了一种全球视野，那就是对于人类社会向他心目中的“完全民主的社会”不断转变的推动。正是在这样的价值框架内，批判话语研究得以超越单一学术理论或方法的范畴，成为一种追求社会进步的、具有普遍意义的思想武器。
（资料整理及翻译：田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