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约翰·杜伦·彼得斯（John Durham Peters）是美国著名的媒介史学家与传播理论家，目前任教于耶鲁大学（Yale University）。他于1986年在斯坦福大学（Stanford University）获得传播理论与研究博士学位，毕业后在艾奥瓦大学（The University of Iowa）任教长达30年（1986—2016）。与同时代的其他传播理论家相比，彼得斯的传播研究以鲜明的人文取向著称，并始终立足于对传播思想而不仅仅是具体的传播实践的关注。他坚持传播学的非学科化，长于透过历史与哲学的透镜阐释传播现象，并将传播观念视为一种一般性哲学理念而非特定专业领域加以考察。总的来说，他是美国传播学学界为数不多致力于深入挖掘传播理念中的哲学基因，并尝试建立基于西方哲学和人文思想的传播观念体系的学者。他的观念体系更加接近欧洲的思辨传统，而较少与美国本土的实证主义研究对话。
彼得斯出版过多本学术专著，包括《了不起的云：基本媒介的哲学》（The Marvelous Clouds：Toward a Philosophy of Elemental Media）、《对空言说：传播的观念史》（Speaking into the Air：A History of the Idea of Communication），以及《如临深渊：言论自由与自由的传统》（Courting the Abyss：Free Speech and the Liberal Tradition）等。他的著作探讨的议题广泛，但始终围绕着传播与媒介的基本概念及其哲学内涵展开，理论视野十分宽广，在欧美主流传播理论界独树一帜。
《对空言说》是彼得斯的成名作，奠定了彼得斯学术思想的基础，目前不但是美国传播学专业研究生的必读书目，而且被翻译为多种语言在美国之外出版。书中指出，尽管传播学作为一个独立学科存在的时间很短，但传播的观念或传播的哲学有着悠久的历史。自古希腊以降，哲学家们其实一直在思考传播的核心话题：人与人之间究竟能否实现真正意义上的交流。彼得斯从《斐德罗篇》《会饮篇》入手，梳理并评析了基督教、黑格尔、马克思主义等哲学流派的传播思想，致力于构建人文主义的传播观念体系，这体现了其广博的历史视野。此外，彼得斯亦十分关注前沿信息技术之于传播与交流观念的意涵，这在《了不起的云》中得到了体现。
与同时代的其他传播理论家和媒介史学家相比，彼得斯的学术思想体现出了鲜明的本质主义特征。他认为对“传播”“媒介”“交流”“对话”这些基本概念不能持有一种“约定俗成”的、基于个体经验的理解，而要深入历史和哲学的纹理，正确界定其内涵。因此，对于彼得斯来说，一切传播研究实践都应当建立在一套逻辑自洽的、可为学术共同体普遍认同的基本观念体系上。
常江：在对于“媒介”（media）这一概念的理解上，您与其他人的区别是什么？您认为自己的理解更加准确吗？
彼得斯： 与很多概念一样，“媒介”其实是一个非常不准确的术语。我的学术偏好是使用复数来表述类似的概念，如此来突出媒体形式和类型的多样性。然而，大多数人更乐于将媒介视为一个不可数名词，并用这个词来涵盖从记者到宣传、从过滤器到硬盘驱动等一切与媒介有关的事物。在媒介研究领域，“media”通常被定义为机构、观众和项目[例如迪士尼、英国广播公司（BBC）或谷歌]的集合。我本人持有一种少数派观点，这种观点将“media”视为必需品、环境和各种数据处理器，是一种处于其他要素中间的元素。一些批评者认为我的这种观点将媒介的概念盲目放大，但我相信无处不在的计算和数据已经远远超出了我们原有的认知程度——媒介在环境中无所不在，以至于我们需要一个更加全面的定义来进行匹配。理论通常处在追赶现实的位置上。
常江：您曾表示，人类是由技术（technologies）和技巧（tech-niques）构成的，从骨肉到外表，从现在到史前，概莫能外。您能对这一观点做出一些阐释吗？
彼得斯： 技术哲学常常受到浪漫主义的影响。人们倾向于认为，当我们谈论技术的时候，我们其实已经失掉了和宇宙之间原有的那种本质的关系。如今还有很多人认为，技术意味着优雅的陨落。威廉·华兹华斯（William Wordsworth）在一首诗中抱怨说，带有插图的书籍和报纸正在取代说话的能力，使我们退回到洞穴绘画的时代。如今，很多人仍在讲述千篇一律的故事，表达对于新生事物的恐惧（当然我们今天都不会拒斥插画书）。我们的确需要警惕生命被失控的力量劫持的危险。我们迫切需要平衡硅谷和其他地方出现的有关技术协议的承诺。媒介史学家的工作就是拆穿这种天花乱坠的炒作。
但我更害怕把孩子和洗澡水一起泼掉。技术不是对人性的限制，而是人性存在的条件。我们可以揭发硅谷的救赎，而不诉诸“原始纯洁”（original purity）这一迷惑性的概念。新媒体生产华丽的选择性幻想，这是一种奇怪的副作用——你可以花几个小时在YouTube（优兔）上观看优美的视频，了解与我们隔离的生活。拔掉电源的冲动是真实存在的，但通常治疗和疾病是相互冲突的。如果你让技术自身告诉我们如何摆脱它，结果只会被束缚得更紧，这种企图依靠技术的冲动就像一个骗子控制住你后又对你说要相信他。免于被技术控制的承诺通常只是另一种尚未被认可的技术而已。选择另一种迷惑人的技术总是比完全抛弃技术本身困难得多。
常江：您的著作《对空言说》描述了两种截然不同交流理念：一种看法认为交流可以弥合差距、实现心灵沟通，另一种观点则认为完美的沟通并不存在。这是否意味着“孤独”是人类存在的本质？
彼得斯： 对我而言，诸如“孤独”一类的争论就像乘热气球看风景——你需要升到足够的高度才能看到乡村的完整图景，同时需要足够的压舱物以防气球因失控而飘走。难就难在如何在空中操纵它。当然，有人可能会从社会学角度出发，认为今天许多人都很孤独[可以参见罗伯特·帕特南（Robert Putnam）的《独自打保龄：美国社区的衰落与复兴》（Bowling Alone：The Collapse and Revival of American Community）]。这会给我的论证施加一些有用的“压力”。但另一方面，很显然，评论家们通过“孤独”这个概念建立了一种想象，其隐含着一种假设，那就是：孤独是有问题的。然而事实上，孤独不一定是错误的或消极的，它是人类的一部分。孤独是每一个独特自我的一部分，也是每一个成长于具备灵性的、后新教改革和书本文化世界的人的一部分。
常江：在书中，您还比较了对话和传播这两种交流形式，认为尽管对话往往被看作是更好的沟通方式，但它同时是残酷的、具有破坏性的。这是一个看起来十分反传统的观点，因为传统观念十分看重对话并将其视为民主的基础。您是否仍然认为传播是让人们摆脱强迫性意义（forced meaning）的更好方式？
彼得斯： 书中有关对话和传播的对比其实是从技术的角度做出的。矫枉需要过正。为了抵消对对话的过度赞美，我不得不过度赞美传播。当然这不是一个非黑即白的问题。对话可以是美好的，传播可以是压迫性的，反过来也如此。我想要打破人们偏爱对话的成见，让人们意识到不需要回应的交流形式同样是高贵的，诸如阅读、祈祷、聆听、跳舞和存在。
常江：书写和铭文在您的传播史叙事中扮演着重要角色。相比之下，您似乎没有那么重视图形、图像文本在传播中扮演的角色。能谈谈您对视觉形式的传播观念的理解吗？
彼得斯： 我认为“会意文字”（semasiography）是最早的具有意义的图像，它并不表示词或声音。组字画（rebus）能够表示声音，从而克服了声音与图像的分离，使得表示声音的文字书写成为可能。因此，图像是写作的开端。在技术史中，为什么人类记录图形比记录声音要早几千年？这是我在我的作品中试图解决的核心难题之一，我的回答是诉诸时间的本质。图片可以或多或少代表稳定不变的东西，但声音本质上只存在于时间之内且仅仅存在于发声的时刻，所以要记录声音就必须等待后来出现采录设备。我相信，声音对于媒介理论家来说比图像更神秘。尽管绘画和文学十分相似，但我个人认为音乐才是最伟大的艺术媒介。因此，你的观察是正确的，我在书中没有给予图像充分的重视，但我会在后续研究中补充。
常江：在《了不起的云》中，您提出了一个非常迷人又难以理解的想法：媒介是环境，环境也是媒介。由于这本书尚无中译版，能否请您简要地向中国读者阐述一下这一观点？
彼得斯： 如今，“媒介”（medium）这个词往往约定俗成地意味着新闻传播机构和娱乐组织，然而在此之前它其实可以表示“环境”或“元素”。“medium”这个词来源于拉丁文“medius”，本意是“中间”。拉丁语是法语的祖先，所以这个词后来也就变成了法语的“环境”（milieu）。在数字世界中，媒体扮演着越来越基础的角色，其在农业、生物学、文化、数据控制、经济、林业、地质和历史等方面起着重要作用。鉴于中国悠久的历史，从根本上对自然元素进行思考并将媒介视为环境应该是一个很容易理解的想法。
不难发现，在彼得斯的传播观念中，技术及其构成的中介环境扮演了至关重要的角色。他并不赞同对技术及其介入人类思维方式的机制进行先验性的理解，也反对在一系列不言自明的观念前提下进行似是而非的逻辑推演。承认技术对于空间、文明和观念形成所起的重要作用，在某种程度上印证了彼得斯与哈罗德·英尼斯（Harold Innis）、刘易斯·芒福德（Lewis Mumford）等北美技术史研究先驱之间的思想关联。
“跨学科”是彼得斯的传播观念史研究的一个鲜明的特色。他广泛地从各种人文、社会乃至自然和工程科学中汲取理论资源，从而打破了“媒介”作为机构以及实践形式的概念界定。
常江：您的书深入研究了许多主题，跨越了人类学、动物学、神学、天文学、科技史、文化史、哲学和文学等十几个学科。但如果用一个词来统领这些内容，那就是“媒介理论”（media theory）。这样来看，“媒介理论”可能是一个过于保守的标签。那么根据您的理解，到底什么是“媒介理论”？
彼得斯： 我在书中并没有详细说明我预设的研究观念。试想一下，如果我们认真对待人类认知者的逝去以及我们与非同龄人沟通的责任，那么大学会是什么样子？我相信大学将是一个不那么光鲜，甚至更低声下气、更跨学科的地方，大学将不再那么专注于最新的东西，而会转而关注更长时间线上的事物。我之所以选择媒介研究这个不那么自命不凡的领域，正是要借此表达自己对于学术部落主义（academic tribalism）的不同看法。媒介理论几乎没有准入门槛，你会惊讶于有些人在不具备任何传统和专业知识的前提下，就可以肆无忌惮地发表对媒体的看法，而且几乎任何人都可以称自己为媒介理论家。作为生活在媒介环境中的人，我认为每个人都是这样的生物。在最理想的状态下，媒介理论能帮助我们更好地了解我们生活于其中的基本环境。
常江：您在著作中曾向许多社会和文化理论的先驱致敬。但是在这些先驱中，您似乎对美国本土的超验主义者和实用主义者持有特别的好感，如拉尔夫·沃尔多·爱默生（Ralph Waldo Emerson）、查尔斯·桑德斯·皮尔斯（Charles Sanders Peirce）、威廉·詹姆斯（William James）等。您觉得自己的思想更倾向于他们的观点吗？您是否认为自己是一个典型的美国理论家？
彼得斯： 我在欧洲游历的时间可能要比在美国的时间更长，这其实是我美国性的一个标志——对欧洲思想的向往可能是美国知识分子的一个普遍特征。同样地，欧洲人认为自己是希腊的继承人，而这恰恰表明他们是罗马的继承者，是罗马人发明了这种想象的血统。美国文化是复杂的，但我深感这种复杂有着全球化、多元化的愿景。成为美国人便意味着成为世界人，意味着新的社区和新的生活是完全可能的。显然，这种设想可能也会伴随着军事与风险，但美国的世界主义不一定只有特权和压迫。民主的愿景是批判性的，而不是确定性的。我在马萨诸塞州的剑桥（Cambridge）和康科德（Concord）附近长大，并且承认这里与19世纪的新英格兰前辈包括那些向西迁徙的前辈关系密切。
常江：您在书中表示，希望能够拓宽美国主流媒介的研究视野，打破学界对内容、信息、行动者、机构和政策的成见。如果这个愿望能够实现，我们可以在美国传播学研究中看到什么样的创新？
彼得斯： 为什么要局限于美国呢？我一直认为传播学作为一个研究领域，其概念本身就是一个矛盾：这是一个宣称拥抱所有生活中的基础事物的领域，然而在实际操作中往往十分狭隘，充满断裂并不断边缘化。随着传播研究的发展，大学也变得如此。尽管前景依然相当渺茫，但我仍会坚持我的乌托邦主义：传播研究应当成为人类思想跨学科重组的先驱。传播学应当更具综合性、扩张性和历史性，更加适应我们周围的紧急情况，并且更愿意与人沟通。具体来说，扩大媒介研究领域将进一步丰富范围日益广泛的文化形式和格式，使媒介能够更好地反映我们所处的环境和存在，并将拓宽业已十分宽广的跨学科视野。研究者将不再强调人文与科学领域的边界，并采用任何有益的形式探寻知识。媒介并非世界，但我们只有通过媒介才能进入这个世界，因此媒介研究应当努力承担本体论中的基本角色。
其实，西方哲学传统和东方哲学传统在某些方面十分相近。例如，庄子的思想与犬儒主义的冷嘲热讽十分接近；而孔子与亚里士多德一样强调伦理关系的重要性，认为国家和家庭在伦理关系方面是相互关联的。对于亚里士多德来说，人是政治动物（zoon poli-tikon），这很容易与孔子的思想联系到一起。孔子认为有天命存在，人间的政治与天地运行的法则相关。显然，两者并不完全一样，但有相似之处。我认为强行在二者之间划界的努力往往带有政治目的，并非在处理一个真正的哲学问题。中国文明必须面对的问题是城市生活、差异化、性别、家庭、权力和欲望等，这些同样是每个文明都必须面对的问题。每个文明提供的解决方案可能会有所不同，但遇到的问题都是相同的。
常江：除了广为人知的《对空言说》，您也参与了《媒介研究经典文本解读》（Canonic Texts in Media Research）的编写——我很荣幸成为中译本译者。这本书在中国传播学界广受好评，有助于传播领域的学生掌握媒体研究的“大局”。我的问题是：在研究的初始阶段，学生是否应当选择某一特定的研究范式或流派？为什么？
彼得斯： 我从来不喜欢“范式”这个词，因为它很晦涩。我认为我们在《媒介研究经典文本解读》中划分流派是一个冒险的行为。媒介研究的传统是一以贯之的，我就受到了许多学派的影响。在书中，我的两篇文章也采用了不同的研究路径。在关于雷蒙·威廉斯（Raymond Williams）的那一章中，我想要表明许多传统比它们彼此之间看起来更接近。尽管了解至少一种传统并深入其中至关重要，但学者们应当持有更加开放的态度。如果你对自身有很好的定位，那么你实际上能更好地进行对话。
总体而言，彼得斯反对传播学或媒介研究的过度建制化。他十分谨慎地使用“领域”“学科”和“范式”这样的概念，并主张在打通各学科、各文明体系的边界的基础上，探索一种全人类共同的传播观念体系。他认为传播学边界模糊且“不那么自命不凡”的属性，其实昭示了其成为人类思想“跨学科重组”的先驱的潜力。真正的传播思想和传播理论，实际上就是关于人类观念变迁和文明塑造的一般思想和一般理论。
作为为数不多的着眼于传播研究和媒介研究“总体图景”的学者，彼得斯对于当下主流传播学的理论和方法论取向也有自己鲜明的观点。
常江：您对今天新出现的事物有什么看法？您觉得有真正的新东西吗？或者说“太阳底下无新鲜事”，今天我们认为新鲜的事物只是过去的重复？
彼得斯： 谢谢，这对我来说是非常重要的问题。我想用两种方式来回答。我在《了不起的云》中采取的策略是尝试找出人们关于数字媒体所相信的新事物，并进一步展示它们并不新鲜。我用这个策略来削弱有关新颖性的看法。火灾、导航、日历、书籍或天象占卜，这些都是旧事物，但在智能手机与谷歌中有非常多类似的功能。而数字世界显然也有一些新的东西。我认为发现新事物是一个非常有趣的历史和哲学问题。自然与艺术的融合是一个非常古老的想法，但我相信我们正在以不同的方式探讨旧问题。地球全景照是如此美丽的超然形象，我们可以说，地球一直是蓝色和美丽的，但只有借助军事化太空项目的技术，我们才能看到地球的这种景象。自相矛盾的是，这张不受技术影响的图片的确是技术的结果，换言之，它将技术隐匿起来。媒介清除了现象背后的历史轨迹。造成这一现象的不仅仅是媒体本身，还有营销人员。硅谷的精英们总是喜欢假装自己正在做的事情是如此新颖、如此令人兴奋，然而很多所谓“前所未有的事情”其实都是在重复过去的担忧。互联网上关于权力、性、关系、数据、天气的内容是有关人类环境的核心要素。这些问题已经融入我们的文明。在某种程度上，我们生活于其中的数字世界可能是新的，但我们很难细致地弄清楚新的方式是什么。
常江：作为一位受到多种不同研究传统影响的美国学者，您能否阐释一下自己的研究实践和研究方法？
彼得斯： 我不会直接写任何我最着迷的议题。相反，我会通过研究与之相关的问题来讨论我最着迷的话题，让它们流畅地自我言说。我也努力长期工作。我想我有一辈子来孵化我的想法，所以我总是将可能的研究题目储备起来。我喜欢积累想法和事实、引用轻便的小东西。我还爱列表，这也是事实。我喜欢长列表中那些打断或破坏了一系列相似项的奇怪项目，这些项目往往能带来戏剧性效果。我喜欢去不相关的议题中冒险，然后带回来意料之外的相似处。
常江：实证主义和定量分析日趋成为当下传播研究的主流。您对这种情况有什么看法？您认为这对传播学学科的发展有帮助吗？这种现象正常吗？
彼得斯： 这不正常，而且是很糟糕的现象。对我而言，追求大问题一直是最重要的事情。生命太短暂了，我们必须要摆脱各种无关痛痒的研究议题的羁绊。我拥护社会科学研究，但我在斯坦福大学接受的社会科学训练告诉我：社会科学研究的质量取决于提出问题的质量。人文科学也是如此，在人文科学领域有许多枯燥乏味的工作。学术界有关论文出版的竞争机制会鼓励短期的实证研究，然而这些研究没有为更大的问题做出贡献。换言之，创作不违背常识的论文也许在政治上更安全。在美国传播学协会（National Commu-nication Association）成立100周年的演讲中，我提出，知识是人之为人的必需。作为一个人，我们需要知识；而作为一名学者，我们有特权和责任去发现知识并分享它们。如果学者没有做到这一点，那便是失职。
常江：您能介绍一些自己的研究技巧吗？比如，您最喜欢的工具和研究方式是什么？
彼得斯： 要详细描述我的研究技巧比较困难，但包括以下要点：清晨写作，培养记忆，反复阅读核心书籍，详细书写阅读笔记，一次处理多个项目，勤于存档，劳逸结合，享受每周一次的安息日，按时上床睡觉，努力工作，少做天马行空的幻想，多与不同的人交流（包括非常年轻和年纪非常大的人），认真对待各种言辞和历史（比如阅读字典），定期阅读外语读物，学习来自其他领域的术语，热爱基础科学，始终开启接收信息的天线，快速找出背景知识。至于工具，作者的身体是必备的工具，我还没有完全解决如何在同一时间大量书写、阅读并保持好的身体状态这一难题。我有一把已经用了很多年的椅子，我常坐在一个视线很好的窗子前，还在使用人体工程学键盘，但我仍旧觉得不断写作和阅读是一项繁重的劳动。虽然我是右撇子，却习惯左手用鼠标。我在没有联网的电脑上写作，在另外一台电脑上使用互联网，并且一般不会在中午上网。我依然坚持通过纸质书籍进行严肃阅读。我没有智能手机，并拥有一台只能播放最少的节目的古老电视机。由于背部和颈部疼痛，我很难长时间坐在桌前阅读或写作。
当然，与弗里德里希·威廉·尼采（Friedrich Wilhelm Nietzsche）所面临的巨大困难相比，我的困难是微不足道的，尼采的巨大困难也让他对媒介有着异于常人的洞察力。摩擦产生灵感。如果媒体总是平稳地隐藏在背景中，你就不会去思考它。最简单的工具往往最具挑战性。如果我们能更认真地思考如何在工作、玩耍时运用我们的身体，那么世界将会变得更好。许多数字媒体大力推销身体与思维的分离，这让我非常反感。我的一位教唱歌的同事指出：他的学生的身体姿态因过度使用智能手机而被破坏，这也给他的教学带来了新的挑战。媒介研究应该阐明与我们的生活相关的最基本的事实，比如我们的脊椎和脚，而不是使它们更加模糊。
常江：毫无疑问，在有影响力的传播理论家中，您的作品较难阅读和理解。现在，社会科学专业的学生通常缺乏适当的哲学和批判性思维训练。作为一名从教三十多年的传播学教授，您能否就如何让传播学学生/学者更好地理解这门学科提出一些建议？
彼得斯： 我认为，我的作品之所以难以阅读，可能是由于语言的问题。我希望邓建国副教授的新译本能够让《对空言说》读起来更容易（我非常感谢他付出的努力）。许多英文读者都说他们很欣赏我的写作能力。据我了解，主要问题在于中国的传播研究是作为一门社会科学发展起来的。我在所有书中都坚持如下观点：传播与媒介研究有着杰出的人文传统，而我预期的读者是那些读过诗歌和哲学著作的人，是普遍受过教育的人。在某种程度上，我认为所有人都需要阅读诗歌和哲学作品，可以用奖学金来奖励这些人。在社会学理论的杰出作品中，最好的研究都具有哲学思辨性和诗意，而非平淡无味。我的主要建议是，传播学学者应阅读更多的文学、历史和哲学著作，这些著作中其实包含了许多有关沟通和交流的基本问题。
不妨说，正是在人文传统和人文精神这个维度上，彼得斯的传播思想获得了自己的特性和高度。他立足于西方哲学和人文科学深厚的土壤，将传播的观念定位于人类精神交流和文明构成的一般形式，超越了针对形形色色的具体媒介现象展开的“无关痛痒”的具体研究。当然，要真正在主流传播研究体系内形成一种“超越经验”的观念研究“范式”（尽管彼得斯本人并不喜欢这个字眼）仍有很长的路要走，但彼得斯通过3本厚重的学术著作，为我们展示了这个业已习惯被贴上“实用”标签的学科所拥有的广阔的理论想象力。这种想象力，有可能在未来的某个时候，裂变为一种对整个人类文明有解释力的思想路径。
（资料整理及翻译：何仁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