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迈克尔·舒德森（Michael Schudson）是当今美国新闻传播学领域具有重要影响力的学者之一。他任教于纽约的哥伦比亚大学（Columbia University），是享有盛誉的哥大新闻学院的四位博士生导师之一，兼任哥大社会学系教授。在全职任教于哥大之前，他曾在哈佛大学（Harvard University）获得硕士及博士学位，并先后任教于芝加哥大学（The University of Chicago）（1976—1980）与加州大学圣迭戈分校（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San Diego）（1980—2009）。舒德森被视为媒介社会学（media sociology）研究范式的重要代表人物，他的学术著作和大量学术论文在主题上涵盖了媒介与社会关系的方方面面，并以此为切入口，深入探讨美国当代公共生活。
在同辈学者中，舒德森以理论著述丰富著称。迄今为止，他出版过多部学术著作，其中7部有中译本，这是舒德森的理论观点在中国新闻传播学界产生较大影响力的关键原因。其中，尤以4部与新闻业关系密切的著作最为重要，分别是：《发掘新闻：美国报业的社会史》（Discovering the News：A Social History of American News-papers）、《新闻的力量》（The Power of News）、《新闻社会学》（The Sociology of News），以及《为什么民主需要不可爱的新闻界》（Why Democracies Need an Unlovable Press）。除此之外，《好公民：美国公共生活史》（The Good Citizen：A History of American Civic Life）虽不直接考察新闻业，却也对新闻传播学领域的研究产生了影响。此外，舒德森还发表了大量有影响力的学术论文，广泛讨论新闻与民主、社会变迁、文化体系之间的关系。
舒德森的著述虽探讨内容不尽相同、表面关联性也并不强的议题，却有一个共通之处，那就是始终坚持“新闻业的非中心化”和“新闻学的非学科化”，即在新闻业与其他社会因素的互动关系中讨论其存在方式与价值，进行新闻理论的建构。舒德森是全球新闻学研究版图中社会学范式和文化路径的代表人物，其新闻理论以新闻业和社会文化的互动机制为骨架，独树一帜，对新闻学学科体系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通过对舒德森的基本学术思想做出归纳，我们不难发现其关注的议题较为庞杂，不同议题之间似乎也缺乏明显的关联性。我们大致可以将其学术脉络归纳为“新闻业在民主社会与公共生活中正在扮演和理应扮演的角色”，但这又使我们的考察和讨论远远超过了新闻传播的范畴。事实上，“杂而不乱”恰恰是舒德森学术思想的一个重要的特色；如何透过这些看似充满差异性的题目，深入探究其背后的逻辑地图，对于我们理解舒德森的学术思想而言十分重要。
舒德森的绝大多数成果都可归入历史研究范畴。或者说，在某种程度上，是社会史研究取向而非具体的研究议题，构成了舒德森学术思想的特色。对舒德森来说，选择历史研究方法的目的在于将概念置于其形成的历史语境之中，从而实现对这些概念的祛魅。此外，在给《发掘新闻》
中文第一版写作的序言中，舒德森对自己的研究视角做出过不同维度的反思，他尤其强调自己的研究思路的“美国性”，并对《发掘新闻》所采用的社会史方法是否同样适用于非西方国家提出了质疑。但时隔十年，再次谈论这一问题时，舒德森也有了不尽相同的观点。
常江：表面上看，您研究的议题似乎非常庞杂，而且并不完全聚焦于新闻研究。请问是否有一套逻辑或线索，组织起您的研究工作？
舒德森： 组织或联结我所从事的各项学术议题的，是一套“松散的逻辑”，或一种“学科感知”（disciplinary sensibility）。我的全部成果都来源于我的社会学和经典社会理论（包括马克思、韦伯、涂尔干、托克维尔的理论）背景，以及我通过历史研究来分析问题的强烈倾向。尽管研究的议题时有不同，但显然我还是有一个独特的聚焦点，那就是：在历史的视野中，新闻媒体，尤其是美国媒体，与美国的政治文化之间存在怎样的关系。《好公民》和《知情权的兴起：美国政治与透明文化（1945—1975）》（The Rise of the Right to Know：Politics and the Culture of Transparency，1945—1975）是其中的代表。所以，我更倾向于认为自己是一个政治历史学家，而不是一个社会学家。我考察过的很多概念，包括“新闻”，在我看来都是政治范畴的概念，而且是在民主社会中人们会不假思索地接受的概念。
常江：是否有其他因素影响了您对研究议题的选择？
舒德森： 一些著作的确在某种程度上偏离了我的一般性的学术兴趣。对有些问题的研究，其实是出于特定的目的。比如，有些著作就基于我在教学中遇到的问题，是对于流行问题的一种回应，如《广告，艰难的说服：广告对美国社会的影响扑朔迷离》（Advertising, the Uneasy Persuasion：Its Dubious Impact on American Soci-ety）一书。写这本书其实是对我在教学中遇到的一个问题的回应，那就是学生们十分怀疑当时的主流社会研究所提出的大众传媒在改变社会方面所起的十分有限的作用，他们似乎天然地认为广告在引诱大众的兴趣、刺激大众的购买行为上有非常强大的力量，这引发了我对广告加以辨析的欲望。再如《新闻社会学》一书，在我看来也是一本“教学衍生”（teaching-derived）的著作。出版这部论文集的主要目的，其实有“新闻社会学科普”的意味，即希望本科生也能理解我的基本观点。我认为在教学中发现问题并对其做出回应是很重要的，但这些著作并不是我的代表作。
常江：您认为哪一部或者哪些著作算是您的代表作？
舒德森： 我投入最多，自己也最重视的代表作是如下4部：《美国人记忆中的水门事件：我们如何记忆、遗忘和重构过去》（Watergate in American Memory：How We Remember, Forget, and Recon-struct the Past）、《好公民》《知情权的兴起》以及《发掘新闻》。《美国人记忆中的水门事件》一书尝试探讨的是：在对社会行为的塑造中，历史与社会的因素之间究竟有着怎样的关系。《好公民》从历史的角度解构理想化的“公民权”为何物及其是如何发展演进的。《发掘新闻》对客观性的考察，以及《知情权的兴起》对信息透明度的考察，其实是殊途同归的，它们共同指向一种对于美国政治及政治文化而言至关重要的历史观念——美国人往往意识不到很多概念其实都是在历史中形成的，它们并非民主或新闻的同义词。在我看来，即使对于那些我们最珍视也最习以为常的价值观，也应该做出严肃的历史的审视。
常江：您曾经提到，您对美国新闻业的历史与规律的研究，也许未必适合其他社会形态，比如中国。请问您认为自己的研究在总体上是“西方式”的吗？
舒德森： 我并不认为我的研究思路是西方式的。我更愿意说它是“现代性”的，即努力挖掘那些对我们的视野产生影响的各种观念背后的东西。对于西方知识分子来说，将自己置身于社会之外（或一脚在内、一脚在外）对这些概念加以审视的行为，构成了他们的知识分子身份。正是上述行为对知识分子进行了分类。在美国，这种分类尤其重要，这是因为在功能主义影响深厚的美国社会科学学界，对既存制度和观念不假思索地接受，并致力解决具体问题而非“揭示真相”的学者通常被称为“政策知识分子”（policy intellec-tuals），他们其实不能代表美国知识界的主流文化。这种类型的知识分子在美国学界正在面临越来越多的质疑，原因在于他们所致力解决的问题通常都是由国家、公司或其他既存权力结构所界定的。而我所追求的，是一种更加“纯粹”的知识分子身份。
常江：在您看来，什么样的知识分子才是“纯粹”的知识分子？
舒德森： “纯粹”的知识分子应该独立于权力结构，去研究社会问题。我甚至认为，真正的社会问题恰恰处在那些被权力结构所遮蔽的地方。这些问题往往位于观察的盲区，而且表面上看总是显得无关紧要，但这正是权力集团对“社会问题”加以界定的方式。找到权力集团所处的位置，并且运用历史的方法弄清楚权力集团对不同概念加以界定的方式，就是纯粹的知识分子应当做的事。
经访谈不难发现，在舒德森本人看来，其学术思想的主旨大致可以概括为对美国新闻传播领域的所谓“不言自明的”（taken for granted）概念的祛魅；而其采用的方法与视角，则是对这些概念得以形成的社会历史的（socio-historical）追踪。对舒德森来说，深入历史语境是把握一切观念的形成与流变规律的关键所在，即使如“客观性”“知情权”和“公民权”这样对于美国政治生活而言不可或缺的价值内核，也应当以历史的眼光去看待，准确地在语境中对其加以理解和把握。与此同时，舒德森认为，真正的知识分子应当独立于权力结构，并始终对后者保持批判性和疏离感。而这种姿态和身份，是“西方学术传统”的一个重要的标签。这也正是舒德森看似散乱的研究议题往往指向相同的价值旨归，并且能够以一种稳定的逻辑而非某一个具体的领域得到同行认可的原因。
舒德森表示，近年来，自己持续关注日新月异的传播技术和全球经济体系对传统新闻业的冲击；但作为一位来自历史与社会学传统的学者，他认为我们应当始终对新闻业的种种变化及其在公共生活中扮演的角色保持冷静的态度，避免因沉迷于技术而掉入任何形式的决定论的窠臼。如很多西方社会科学学者一样，舒德森坦言自己对中国（尤其是中国的历史）并没有深刻的了解，但他对于中国形成了一个带有强烈本土特色的“新闻学”的学术体系有着浓厚的兴趣。他甚至认为，在这一点上，中国是走在美国前面的——尽管这未必是一个值得鼓励的现象。
常江：有一种观点认为，新媒体技术对传统新闻业，尤其是传统的新闻生产程式产生了颠覆性的影响。您是否认同这样的观点？
舒德森： 互联网的确是自印刷术以降对知识的生产和流通影响最大的一种技术。新闻业的变化是显而易见的：社交媒体如日中天；美国总统沉迷于推特（Twitter）；记者不再仅仅“报道”新闻而是在社交媒体上“推送”自己为随便什么媒体制造的故事；人们越来越不关心新闻的品质而沉浸于新闻带给自己的震惊；等等。新闻正在变成一套更加随意、私人化、尖酸刻薄、粗鄙、毫无品味、无事生非、耸人听闻的话语，这与“老派”的、相对更中心主义的、建制化的、温和的、非私人化的、有特定语言标准的传统新闻话语有本质的区别。这一过程尽管引发了人们的兴趣、希望乃至恐惧，但我还是要说：所有这一切，都与新闻报道、调查和采访等行为的生产动机无关。新闻——真正意义上的新闻，仍然要通过这些最“古老”的采集与制作方式生产出来。被互联网所改变的，远远不是新闻生产最核心、最有价值的部分。
常江：可是各类新媒体平台，无论是否被视为新闻机构，的确正在生产着各类新闻。
舒德森： 当然，谷歌（Google）这样的搜索引擎和维基百科这样的信息源对新闻记者工作的方式产生了实实在在的影响，但新闻生产的根本原则其实并没有什么本质的变化。人们往往理解不了这一点。我估计，在社交媒体上流通的全国及国际新闻中，有90%或95%根本不是以社交媒体为源头的。生产这些新闻的，仍然是报纸和通讯社，以及一小部分由出身于报刊社、接受过传统新闻训练的记者所主导的网络媒体。除此之外的其他媒介平台（甚至包括大部分广播电视媒体），都是寄生在这个由为数不多的传统新闻机构主导的生产体系之上的。真正的逻辑应当是反过来的：正是因为政府和大企业借助对技术的控制而在信息流通领域掌握了越来越大的权力，所以始终坚持独立性的传统媒体的地位反而更加牢固。新媒体根本不会用尖锐的问题去挑战政府官员的权威，心怀不满的政府官员也不会把重要的内幕消息透露给新媒体。这些真正的新闻业应当履行的责任，仍然是由“老派”的传统媒体在承担。无论这些老派机构原创的新闻报道最后变成了什么样子，它们都是新闻最初的来源，也是新闻的民主责任的直接承担者。
常江：所以您眼中的传统新闻业仍然与公共生活息息相关？
舒德森： 传统新闻业仍然有不可替代的话语优势，而技术只是对新闻内容的形态产生了（几乎是消极的）影响而已。新技术并未改变新闻生产的根本性逻辑，却对新闻的内容或形式产生了侵蚀性的影响。或者说，很多在新技术的催动下出现的信息形式根本不能算是新闻。
常江：您是一位新闻研究者，但您似乎并不认为自己是一位“新闻学”学者。您如何看待“新闻学”这个学科？
舒德森： 在我刚刚进入学术圈的时候，美国根本不存在“新闻研究”这样一个领域。大学里的确有新闻学院，但这些学院主要是提供技术和实务培训的，通常被称为“trade school”，且并不从事关于新闻业的学术研究。如今，这一局面已经有了根本性的改变，越来越多的学者认同“新闻学”是自己的专业。但是，或许正是出于这个原因，我才能够站在外在于新闻业的角度，做出有深度的研究。我认为，正是因为我从未将新闻业视为一个独立自洽的领域，所以才能提出一些有新意的观点。对我来说，新闻业应当是社会学研究的对象、政治学研究的对象，以及历史学研究的对象，但实际情况是，这些领域的学者很少关注新闻业。但于我而言，正是由于研究了新闻，我才得以大量阅读社会学、政治学、政治理论、历史研究的文献，同时有机会接触了一点经济学、法律和人类学的东西。这种综合性的学术路径，为我观察新闻业提供的帮助是无价的。新闻业应当是所有相关社会科学共同研究的一个对象，因为新闻的生产和流通与社会的各个领域都有十分紧密的联系。
常江：所以，您并不赞成将新闻学理解为一个学科？
舒德森： 我不了解中国的情况，但我反对美国学界目前呈现出来的将新闻学视为传播学的一个分支学科的趋势，这一趋势将为新闻研究带来某种“危险”。这是因为，一旦“新闻学”变成了一个独立的学科，学者们将会满足于仅阅读所谓新闻学或数字新闻学领域的研究成果，甚至只阅读某些小型研究团体或几本新闻学期刊上发表的成果，而忽视了其他学科提供的视角。研究新闻的人应当让自身超脱于狭窄的“新闻学”领域，而从整个“大学”的科系设置中汲取养料。新闻记者对外部世界总是充满了广泛的兴趣，我认为研究新闻记者和新闻业的人也该如此。正如纯粹的知识分子应当置身于社会之外去研究社会问题一样，真正的新闻研究者也应当让自己跳出新闻业，从一个更高的地方去做观察。
常江：您对新闻业的研究路径，似乎经历了一个从社会学视角到政治史视角的转变，是吗？
舒德森： 我在大学学习的第一个专业是政治学，后来又转向社会学、人类学，但我从未放弃过自己对政治的兴趣。与此同时，我始终是一个历史爱好者。说实话，《发掘新闻》作为我最为人所知的著作，对我来说是一件喜忧参半的事，因为该书中提出的很多观点，今天看来是需要修正的。比如我将普利策的《纽约世界报》（The New York World）视为“故事模式”的代表，其实是受到彼时美国新闻史研究将该报视为“黄色新闻”代表的思路的干扰。如果我们认真去翻阅一下当时的《纽约世界报》，会发现它刊登的新闻比我们想象中要严肃得多，却又比《纽约时报》（The New York Times）更加亲切易读。我认为《好公民》才是我最满意的作品。至少在美国的语境下，对政治文化的充分了解将为我们理解新闻业的历史提供无价的帮助。一个最有说服力的例子就是，在进步主义时代，公共话语对于政党政治腐败现象的批评为非党派或党派性较弱的报纸提供了丰沃的土壤，因而也就重塑了后来的新闻业的形态，而这种变化与主流政治文化对公民的塑造和期待有密不可分的关系。
舒德森坚持认为并不是所有有着“新闻”标签的内容都可以被视为真正的新闻，对社会和公共生活具有真正影响力的新闻始终是传统意义上对“全国及国际事件”的严肃报道，而这些报道只有传统印刷媒体（连广播电视都不包括在内）才有能力生产出来。新闻生产是一种高度稳定的社会结构，技术并未改变这一点——但这一判断有一个前提，那就是“真正的新闻”需要被清晰和审慎地界定。总体而言，舒德森对于“新闻学”作为一个“学科”存在的合理性提出质疑，因为此举会导致学者视野的狭窄化，以及阻断其他相关社会科学对新闻研究的有益支持。新闻研究的价值，恰恰体现在其与多个学科的关联性之中。而在美国语境下，政治史是舒德森看来最具解释力的研究视角。
舒德森的学术成就在新闻传播学领域得到广泛的认可和赞誉，但在更加宽泛的社会学领域，始终存在一些质疑的声音。2014年，格罗宁根大学（University of Groningen）举办过一个关于舒德森学术思想的小型研讨会，与会学者提出的一个最重要的质疑，就是舒德森的研究路径是不是一种“文化中心主义”，从而忽略了其他社会因素，尤其是经济因素在社会变迁中发挥的作用。舒德森在访谈中对此做出了回应。
常江：您如何看待有人针对您的学术思想提出的“文化中心主义”的批评？
舒德森： 我认为这一批评是公允的，但我也认为自己上述思路的形成有其历史的原因。在20世纪70年代，美国的左派学者使用马克思主义的话语去理解社会，这就导致将一切问题归结于经济（有时是技术）因素的倾向。这种僵化的思路的确从一个方面解释了真相，但也带来了很多的误解。我并非对资本主义和市场经济的运作方式视而不见，但我从不认为经济因素是我们理解复杂的人类行为的唯一甚至首要的考量。如果我们将过去半个世纪美国新闻业的发展仅仅视为一种“市场的失败”，那我们就错了。
常江：我们应当如何去理解和甄别影响新闻业发展进程的各种社会因素呢？
舒德森： 在诸种社会因素中选择一种并不假思索地将其视为“唯一”或“首要”的因素，会让研究者陷入最基本的事实错误。一个最显著的例子就是，在资本主义和市场经济狂飙突进的20世纪60—70年代，带有批判性色彩的新闻报道，尤其是调查性报道的质量反而有了突破性的提高；而一些秉承经济决定论的研究者则得出了相反的结论，指出新闻的批判性被削弱了，这是因为他们仅仅关注了这类报道的数量而非质量和文化影响力。美国新闻业的发展在很多方面与经济系统之间保持着密切的关系，但我们不能认为这个行业是靠经济或技术的刺激才发展起来的。
常江：不过，您的研究的确较少关注技术的维度，这在技术的影响力日趋强大的今天，是否有些不合时宜？
舒德森： 近年来，有不少同行批评我的研究没有对技术的重要性给予足够的重视。我必须强调一点：我是明确反对技术决定论的。从《发掘新闻》开始，我就坚持这一立场。而且，尽管在今天看来这样做有些不合时宜，但我仍然决定继续做一个技术决定论的反对者。我之所以这样做，并不是因为技术不重要，而是在我看来，无论在社会科学研究领域中，还是在流行的观念中，技术的重要性都被严重高估了。眼下，技术不但正在改变新闻机构，而且在改变人们的公共生活。在我看来，老派的新闻机构尽管在新闻的分发（dis-tribution）机制中正变得越来越疲弱，但它们始终在原创新闻报道的采集（gathering）和生产（producing）活动中占据着不可替代的地位。在过往的一个世纪里，这些机构是公共生活得以形成的重要原因。至于未来如何，我无法妄断。
常江：还有一些批评指出，您对传统新闻业的未来持有一种过度乐观的态度。您对此认同吗？
舒德森： 对于新闻业（当然主要是指“传统新闻业”）在社会生活中的重要性，我始终持有乐观积极的态度。如果“多数决”就是民主的本意，那么我根本就不是一个民主主义者。我所向往和珍视的民主是在法律和规范框架之下运转的，这种民主小心翼翼地在宪法框架下保护少数群体，而决策集团做出决策的过程也更加严肃、持重。也正因如此，我时刻担心学术界和新闻业究竟会在民主中扮演什么样的角色。我们不能奢求新闻业去解决这个世界上的所有问题，但我也认为，无论新闻记者还是知识分子都应当对未来抱有信心。我们不能沉浸于“情况正在越来越糟糕”这样的论调中。我期望自己始终在精神上保持乐观，但这样做的前提是我了解现实并对其做出准确的评估。
对于中国本土的新闻传播学研究者而言，舒德森的学术思想中最具启发性的部分，莫过于历史方法对政治常识的祛魅效能，以及对新闻学“非学科化”的理性呼吁。中国的传统新闻学（以及新闻史）研究倾向于将新闻业视为有独特规律和自洽属性的社会领域，这种思路或许有中国语境下的合理性，但在学科交融与对话的背景下，学科中心化的倾向完全有可能导致视野狭窄、理论僵化、观念停滞的结果。在舒德森看来，过分强调技术对新闻业的影响，甚至将技术视为“改造”新闻业的决定性力量的思路，既是新闻学学科中心化的一个结果，也是新闻研究难以实现理论突破的一个原因。一如舒德森本人所言：“我们不应当尝试寻找历史中的某个决定性的因素。历史始终是在变动的，随之变动的还有我们熟悉的概念和价值。”只有在历史、变化和跨学科的背景下对新闻业加以考察，才能获得真正意义上的“规律”。
（资料整理及翻译：何仁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