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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衷祝贺常江教授和邓树明总编编著的《从经典到前沿：欧美传播学大师访谈录》出版！作为一名学者、教师，笔者之前已经在《新闻界》逐期拜读并从中国知网下载了其中的多篇文章，分享给博士生和硕士生网络学堂上的同学们。如今它们结集出版，极大地便利了我们这些教研工作者以及莘莘学子，也令之前仅窥一斑的我们得见“全豹”，从而帮助我们构建了一幅当今新闻学、传播学与媒体研究领域的大图景，其中既有国家和学派的体系形貌，又贯串着历史的逻辑隐线和隔空的隐性对话——看起来，这是一对一、一对多的访谈结集，其实还收到了多对多的同台研讨之良效。
新闻学与传播学的学习者过去主要依赖传播学经典著作，来学习、理解相关领域的理论和思想。近年，一些大学的博士生课程都加大了文献阅读课程的比重，比如中国人民大学、复旦大学、清华大学等均开设了新闻学与传播学的文献阅读课程。文献阅读课程加强了学生的专业基础，加深了其对这个领域的历史、理论和方法的理解。不过，随着社会生态和新闻传播实践的大变革，新闻学和传播学的理论建树、学术范式和研究内容均在不断深入和拓展，一些经典理论甚至被其创始人自行修订、改写；对一些重要的理论，无论经典还是前沿，学习者只见树木，不见森林；对理论形成的语境以及提出者的思想走向、思维特点，学习者和研究者常常缺乏深入的了解；学者的思想是发展的，文献中的理论或范式却常常是静止的；等等。这些困境，如今通过对一位位学者大师的深入访谈，可以很好地化解了。从一些著名的学者那里，我们甚至可以感受到一个时代过去了，或者说又一个时代开启了！因此，这部访谈录寓含历史性的总结、昭示着一个时代的开启。
第一，这部视野广阔的访谈录，是新闻学与传播学发展到一个重要历史节点的成果，对走到新路口的“学科”的反思有重要的启发意义。
新闻学、传播学到底是否应该独立成学科？身在其中的学者通常是避讳它们的非学科化的，因为那样似乎就意味着新闻无学、传播无学，其正当性将会受到质疑。但是在本书中，这些大师有自己的思考，他们在更宏大的学术视野下开拓“学科”、不囿于狭小的一隅，通过“非学科化”给予新闻学、传播学更广阔的发展空间和前景。
新闻学的学科化问题，一直受到学界关注。哥伦比亚大学教授、媒介社会学研究范式的重要代表人物迈克尔·舒德森坚持新闻学的非学科化，反对美国学界目前呈现出来的将新闻学视为传播学的一个分支学科的趋势；他担心一旦“新闻学”变成一个独立的学科，学者们就会陷入自己狭小的领域，而忽视其他学科提供的视角，不能从各个学科中汲取养料。舒德森强调“新闻学的非学科化”，即在新闻业与其他社会因素的互动关系中讨论其存在方式与价值，建构新闻理论；真正的新闻研究者也应当让自己跳出新闻业，从更高的层面去观察和研究。宾夕法尼亚大学教授芭比·泽利泽则认为新闻是众多学科的研究对象，新闻研究在不同学科产生了一系列分散的学术影响，但我们至今无法对新闻至关重要的共享知识进行归纳。新闻正被学者们装进不同的“口袋”，每一个口袋都将新闻的一个方面与其他方面分割开来，其结果是新闻研究内部互相攻讦，进而导致新闻教育者与新闻研究者分离，人文主义取向与社会科学取向分离。新闻学应当是一门解释性的学科，而历史学和社会学是最有效的解释性学科，会比其他学科更加有助于界定新闻的内涵及其存在方式，决定什么类型的研究可以进行。我们需要不断思考如何在保持新闻学学科想象力的基础上，努力使其成为一个整体、一个真正的学科。
《对空言说：传播的观念史》的作者耶鲁大学教授约翰·彼得斯是著名的媒介史与传播理论家，他坚持传播学的非学科化，建议学者持更加开放的态度，主张在打通各学科、各文明体系的边界的基础上，探索出一种全人类共同的传播观念体系。彼得斯给了我们一些警示：我们习以为常的一些学术观念，比如大而化之地区分流派与范式，或许需要进一步审辨。他不认同“范式”、不认同划分传播学流派的行为，他将传播观念视为一种一般性的哲学理念而非特定的专业领域加以考察，认为传播学昭示了其作为人类思想“跨学科重组”先驱的潜力，传播思想和传播理论实际上是关于人类观念变迁和文明塑造的一般思想和一般理论。他的研究跨越人类学、动物学、神学、天文学、科技史、文化史、哲学和文学等十几个学科。
第二，这部访谈录在学术大图景中寻求逻辑和学术脉络，努力还原情境化的学术思想，建构起一条历史的逻辑隐线。
理论和思想都有其产生的语境，历史潮流尤其会对理论和思想产生影响。但是，在学习和借鉴中时常出现去语境化（decontextualized）的情形，从而造成对理论理解的偏差。这一系列访谈通过还原情境，为学习者提供了非常有益的帮助。当访谈者常江追问舒德森外界对其学术思想的“文化中心主义”的批评时，舒德森坦承这一批评的公允性，并阐释了其出现的历史原因——20世纪70年代，他是为了纠正当时美国左派学者将一切归结于经济因素（有时是技术）的倾向，才用文化因素与之相颉颃的。亨利·詹金斯则以文化决定论与技术决定论相颉颃——因为当今时代似乎处于将一切归结于技术因素的倾向中，哪怕单纯是为了追求一种平衡。他在技术决定论和文化决定论二者之中，也更倾向于选择文化决定论。在历史的脉络中思考，我们是不是可以提出这样的问题：如果将时间向前溯至第二次世界大战到20世纪70年代，是什么样的武器在对抗当时的何种传播研究时潮（如政治或意识形态）？在近50年里，传播研究的时潮从以经济（市场）为中心转向以技术为中心，而一些学者在努力对抗时潮，为什么文化中心论成为他们最终选择的武器？文化中心论又何以成为不同时代的对抗者最后的利器或者避风港？
尽管研究风格、话语、“学派”大相径庭，但文森特·莫斯可的思想也与舒德森、詹金斯相呼应，他也相信很多人认为资本主义能够借由新媒体变得万能，能够终结历史、突破地域限制、改变政治，即秉持技术决定论。但是，他认为人们的政治和信仰体系反对将一切都归结为单一性的思考和行为方式，人们会寻求多样性、寻求复杂性。
托伊恩·范戴克在研究新闻话语和种族主义问题上做出了巨大的贡献，但是常江在新的语境中审视其成果，认为媒体已不似20世纪80年代和90年代那样强大，种族主义也有了新的内涵和表现形式，因此他想了解传统的新闻媒体在塑造种族主义话语方面是否仍然具有强大的影响力。范戴克在回应中深入探讨了理论的旧语境和新发展，认为如今最常见的话语是“文化种族主义”或新种族主义。丹尼尔·哈林研究比较媒介制度，与其高中时代所感知的正在发生的越南战争对他的影响有关，因此他重视用语境化的思维方式去研究媒介与战争、媒介制度。
第三，这部访谈录中有关技术与传播的内容，特别具有内在的张力。访谈中，技术的话题贯串于新闻与传播、媒介文化和批判传播学全部三编之中，每位学者都论述了其关于技术的观点，内容相当丰富、有衍生力，彼此之间甚至可以形成一种隔空的对话和想象。对理查德·约翰、弗雷德·特纳、劳拉·穆尔维、大卫·莫利、亨利·詹金斯、格雷厄姆·默多克、文森特·莫斯可、克里斯蒂安·福克斯、珍妮特·瓦斯科等的访谈，或者可以被设想为这些学者隔空进行的一次学术交流，他们以不同的思路对技术与传播进行了深入的思考，虽然路径不一，但是指向非常明确。
新媒体研究的泰斗伊莱休·卡茨反思了自己的乐观论述，而舒德森在回应一些批评者说他对传统新闻业的未来持有一种过度乐观的态度时，却强调他对新闻业在社会生活中的重要性始终持乐观积极的态度。克利福德·克里斯琴斯建议学者们努力超越对当下历史时期的一些特定技术导致的某些问题的纠结，而去关注人类行为在整个技术历史发展的总体过程中所发挥的作用。
舒德森在回应不少同行批评他的研究没有足够重视技术的重要性时，认可技术正在改变新闻机构和人们的公共生活，但是认为传统的新闻采集报道仍有不可替代的地位；卡茨始终认为法国社会学家塔尔德的“过程”理论是奠基性的、具有长远的意义；大卫·莫利则坚持无论媒介技术如何变化，总是有常识存在，新的媒介环境并不必然意味着新的媒介知识；克里斯蒂安·福克斯用马克思主义研究数字劳工，研究用户生产内容的价值、社交媒体上的剥削；彼得斯没有智能手机，使用老式的只有少数频道的电视机，却一直在做传播哲学的研究；莫斯可将由自己完善的研究范式应用于分析最新的技术与传播实践……这些看似固守既有传统的“保守者”，为何取得的成果却是前沿而深刻的？是不是有一种社会科学的理论具有恒定的价值？新闻传播领域有哪些知识堪称常识？能不能脱离具体的技术形态而探求传播哲学？为什么？这些问题发人深省。
第四，作为传播实践的跨文化对话，其蕴含的普适性学术话语和本土化的学术框架，本身就显示了智慧的研究“范式”，是人类文明的对话。
在整部访谈录中，时时可见学者们对于人类、对于世界的认识格局和思考。比如：令詹金斯特别兴奋的是，数字技术帮助人类获得了更多文化生产和流通的手段；令莫斯可特别高兴的是，传播政治经济学研究领域正逐渐走向全球化，一个全球性的传播政治经济学共同体在逐渐成形，传播政治经济学走入了欧洲、拉丁美洲以及亚洲和非洲的大学，这些大学纷纷开设了“批判媒介研究”或“公共媒体研究”一类的课程；令克利福德·克里斯琴斯特别投入的是，将“团结全人类”作为伦理学的原型，超越“信息”和“媒介”等具体框架的限制，在更广阔的认知空间内实现与人类的行为基础伦理的对话，他志在世界范围内建构传播（媒介）伦理学学术体系，热心于推动学术交流与对话，希望学者们具有一种全球视野。
本书的访谈对象均为欧美传播学大师，涵盖面相当广阔，涉及不同国籍、不同学派、不同研究面向等多元化、宽视域的学术成就。这些学者是在传播、新闻、媒介等领域有重要理论建树的大学问家，访谈者提出的问题既从各位学者的研究领域出发，又紧密联系前沿实践、学术争鸣和最新发展，通过巧妙而不乏批判性的追问，将学术拓展到更深层面，甚至引发访谈对象的自我反思。在这些专业造诣深厚的、有思想和建树的访谈对象中，不乏有个性的、偏好独处的资深学者，常江作为一位“80后”访谈者，始终以平等的同行身份、以探求真理的坦诚风格，精心设计问题、层层展开追问。学术无国界，但观念有地域。中国学者与欧美学者对话，本身就有一种特殊的地域敏锐感。正是这种敏锐感帮助访谈者获得了更多的交流成果。例如：
您曾经提到，您对美国新闻业的历史与规律的研究，也许未必适合其他社会形态，比如中国。请问您认为自己的研究在总体上是“西方式”的吗？（对舒德森的访谈）
您在著作中曾向许多社会和文化理论的先驱致敬。但是在这些先驱中，您似乎对美国本土的超验主义者和实用主义者持有特别的好感……您觉得自己的思想更倾向于他们的观点吗？您是否认为自己是一个典型的美国理论家？（对彼得斯的访谈）
还是有不少学者对您提出的分析框架的适用性问题提出了批评。您所考察的18个国家均为欧美国家，这些国家在经济发展水平、政治制度和文化习俗上，有着较强的同质性。您如何看待这种批评？（对哈林的访谈）
一些追问环环相扣，目的是更深入地探寻未竟的研究，使得访谈对象有机会补充多层面的论述，并且在无禁忌的学术探讨中体现了大师们的虚怀若谷。例如：
不过，您的研究的确较少关注技术的维度，这在技术的影响力日趋强大的今天，是否有些不合时宜？（对舒德森的访谈）
还有一些批评指出，您对传统新闻业的未来持有一种过度乐观的态度。您对此认同吗？（对舒德森的访谈）
从这本书出版的时间来看，数字技术和互联网在媒介制度的形成中已经扮演了很重要的角色，但是新媒体机构并未被纳入您的分析框架。原因何在？（对哈林的访谈）
这些锐利的、挑战性的问题，恰恰带来了大师们对访谈者常江的敬意。笔者多次从相识的访谈对象那里听到他们亲切而怀着敬意地谈及“Dr.Chang”或者“Jiang”，于是，常江在我心目中也从2001年以吉林省文科“状元”考进北京大学、在我课堂上的少年才子，俨然成长为能与国际大师平等对话的新锐学者、青出于蓝而胜于蓝的杰出同行。这些提问既体现了常江对新闻学与传播学的广泛涉猎和深入理解，又展示了他对理论与业务的洞察力及在此基础上生出的学术关切。庄重和平等的对话彰显了学术交流的意义；情境化的追问闪烁着思想的光辉。能找到这些著名的学术大师、能令大师们产生对话的兴趣和对访谈者的信任，本身就彰显了常江探寻真理的精神、担当和能力。
访谈中还特别提及了各位学者给予中国同行的研究建议，内容多元，颇具启发性。另有一些不经意间获得的借鉴意义，如对舒德森的访谈彰显了教研相长的逻辑：他有几本著作是“教学衍生”成果，是在教学中与学生互动时发现的问题或做出的回应。这样的研究不仅能够紧密联系现实，而且体现了研究范式、学术逻辑。
在此也特别向邓树明总编致敬。他有着卓越的学术话题的策划能力！他在未与常江谋面之时，就以文识才，邀请常江逐期开设或主持专栏，他也最早为新闻传播学界博士生的成果开辟专版，为学界做出了重要贡献！
相信这部内容丰富、思想深邃、表述精练的访谈录，不仅能令学者同人获益，而且会成为新闻学与传播学研究的历史性篇章。
2020年7月7日于南太平洋岛
